駁《那“萬惡的舊社會”，究竟“惡”在哪里》　　

葉勁松　　

最近，不少網站都貼有一篇名為《那“萬惡的舊社會”，究竟“惡”在哪里？》的貼子（以下簡稱那貼）。那貼不過是美化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攻擊社會主義社會的貼子。那貼的中心意思就是一個，即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似乎應是較好的舊社會。　　

但是，那貼說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卻通篇不能從理論上說明，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的什么社會性質，能使那個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為此它通篇回避舊社會的封建性等） 。如果那貼不能用理論說明舊社會，那么也應該用較全面、宏觀的數據（或事實），來證明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但是那貼也拿不出這樣的數據（或事實）來證明。也就是說，那貼通篇回避對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是否是人剝削人的社會，封建地主階級是否剝削農民等這些社會主要問題的揭露和分析。　　

那么，那貼又是怎么樣來證明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的呢？那貼回避社會主要問題的揭露和分析的同時，糾纏于某個人或事，企圖以他說的某人或某事，來證明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也就是說，那貼混淆樹木（即某人或某事）和樹林（即社會）的關系，企圖以向讀者推出他所說的樹木，來掩蓋樹林。即以樹木來對抗樹林，否定樹林。　　

那貼又推出了哪些人和事呢？這些人和事是否就能決定舊社會的性質呢？那貼曾寫道：“一位博導說，他們學校請的老農講過去的苦的時候，是真的痛哭流涕，不過人家是這樣講的：‘在1958年到1961年，我都快餓死了，唉，舊社會真的能夠餓死人啊；還是我那老東家好，在年終的時候會送給我一些年貨……’”。那貼企圖以此證明舊社會是好的。　　

但是，那貼這兒證明1949年以前的舊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的所謂證據是不成立的。首先，那貼關于“一位博導說” 的是真是假是不能確定的。即那貼所引述的博導所說無法查實。一般別人所說是來自某書，應引出該書書名、以及第幾頁等，以便別人查實。如是采訪某人或某人在某場合的發言（講課等），也應列出是誰人在何時何地所講，以便別人根據這些線索查實。但那貼這些線索全無，這使人無法查實那貼所講是否真有其事，這方便那貼作者造假。　　

另外，即使那位博導所說，某老農講“我那老東家好，在年終的時候會送給我一些年貨”是真的，也不能以此說明舊社會的地主老財是好的。因為任何情況都有特例，但不能以特殊掩蓋廣泛，不能以個別否定一般。菲德爾·卡斯特羅青少年時期就同情他父親農莊里的勞動者，古巴革命勝利后，卡斯特羅宣布將他父親遺留下來的數萬畝土地無償公有。但我們不能由此說所有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將其土地無償公有，不能由此說所有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放棄剝削。　　

同樣，美國南北戰爭前，有極個別奴隸主對個別奴隸較好，我們就能以此為例說美國南方奴隸社會對奴隸好？就可憑此說美國南方奴隸社會不惡？　　

那貼還說：“廣為人知的劇本《白毛女》，其實也是賀敬之等人編排的……于是帶著廣大老百姓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全國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風” 。那貼想由此說明，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剝削是不存在的，廣大農民本來不仇恨地主階級的，“廣大老百姓對地主階級的仇恨” 是被“編排的”戲劇《白毛女》煽動起來的。　　

戲劇《白毛女》雖是“編排的” ，喜兒這個人雖是“編排的” ，但他們都反映了舊社會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壓迫，即它反映了社會真實。我們知道，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文學劇本和戲劇《白毛女》，都是人們社會意識的表現，是對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壓迫這種社會存在的反映。因此，戲劇《白毛女》才能在廣大農民（包括主要來自農民的解放軍官兵）中引起共鳴。而在廣大農民（包括主要來自農民的解放軍官兵）中引起共鳴，證明廣大農民認為該劇真實地表現了舊社會中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剝削壓迫這種社會關系。　　

另外，中國社會中不僅有戲劇《白毛女》，當時還有真實的生活中白毛女。  如在網上查“羅昌秀 百度百科” ，可以查到這樣的內容，“羅昌秀，1923年出生在宜賓縣鳳儀鄉，當地的惡霸地主羅錫聯及其妻陶天珍等人逼死她爸爸，打死她哥哥，16歲的羅昌秀被迫躲進川滇交界地區斷頭山上的深山老林，過了17年野人般的生活。1956年，羅昌秀被救下山，年僅33歲的她重返人間時已是滿頭白發”。 羅昌秀生活的悲慘狀況（被逼的野人般生活的年限、被地主逼死的家人人數），比戲劇《白毛女》中的喜兒更甚。　　

那貼說，“萬惡的舊社會之惡，恐怕當然有因素的，譬如土地分配不均等，我D打著均田地和分配財富的口號，當然能夠激起底層民眾的好奇心” 。那貼在這兒終于擺脫糾纏于某個人或事，企圖從社會宏觀談論舊社會。　　

但是，那貼談論舊社會，卻仍實事求是不足。它首先輕描淡寫，將舊社會極嚴重的土地占有懸殊狀況，說成只是“土地分配不均等” ， 這“土地分配不均等” 是否產生剝削也回避了。然后那貼再將中國的“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 的大規模農村土地革命” ，說成是似乎“底層民眾”無此要求，全是由中共“打著均田地和分配財富的口號” 推動起來的（“激起” 來的）。即那貼要將“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 的大規模農村土地革命” ， 說成是中共違反“底層民眾” 意愿推行起來的。換句話說，那貼企圖用掩蓋封建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剝削，掩蓋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利益對抗性，將舊中國描述成廣大農民本來不仇恨地主階級的“和諧狀況” （以此說明舊社會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并企圖將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間的階級矛盾，說成完全是中國共產黨造成的。　　

在這里，那貼又暴露其無視歷史事實的特點。稍微能正視中國歷史事實，都應承認，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兩千多年，中國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間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就無時無處不在。而兩千多年里史書還是記史性的演義所表現的、無數次的農民起義，其實都是中國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間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表現，根本與中共無關。　　

而推動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或者說中國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間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尖銳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封建地主占有絕大部分土地，使廣大農民深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古書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地” ，“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 ，“男子力耕不足糧馕，女子紡織不足衣服” 等表述，既從社會宏觀方面，形象表現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封建地主占有絕大部分土地，從而使廣大農民深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的悲慘生活狀況，也間接表述了中國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間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尖銳化的狀況。而封建文人尚能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地” 等講述來正視封建社會的罪惡，而那貼的作者卻想掩蓋這罪惡，這說明那貼的作者，連一些封建文人的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的正義、良心都沒有。　　

而唐代王仙芝起義主張社會要“平均” ，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提出“均貧富” ，南宋楊么起義以“等貴賤，均貧富” 相號召，明末李自成也講“均田” ，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確立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則。這些農民起義能吸引廣大農民參加，就在于其“平均” 、 “均貧富” 、“等貴賤，均貧富” 、“均田”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等號召、原則，無不表現廣大農民對封建地主占有絕大部分土地狀況的不滿，無不體現了廣大農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而這，絕不是那貼所說的是“我D打著均田地和分配財富的口號，當然能夠激起底層民眾的好奇心” 的結果。歷史事實證明，沒有中共的存在，廣大農民也會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 。雖然在不能以更新的社會取代封建社會時，“均貧富” 、“均田” 將是空想。　　

另外，國民黨政府時期，國民黨在順應廣大農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方面做了什么工作嗎？沒有，國民黨政府只是以保護“物權” 為借口，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保護土地占有的貧富懸殊。國民黨統治時期，“在中國，大部分的土地為地主及舊式富農所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屬于農民。地主以及舊式富農將土地出租給農民，向他們收取苛重的地租，主要是實物地租。據1934年的統計，全國22個省區的實物地租占農業產值的比重一般為45%左右，有的地區甚至高達5成、6成乃至7成以上。地租剝削不僅侵占了農民的全部剩余勞動，而且侵占了他們相當一部分的必要勞動”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訂版85頁）。我這兒還未列舉高利貸、不等價交換等剝削。僅就“全國22個省區的實物地租占農業產值的比重一般為45%左右” 就可知，農民收成的近一半要交給出租土地的地主及舊式富農（這還不記國民黨的各種稅收，如記上這部分，農民收成還有多少是自己的呢），也可知農民受的剝削有多重。廣泛地域內的農民受到這樣嚴重的剝削，這個舊社會還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可以這樣說，是國民黨政府所要維護的、使廣大農民備受剝削的土地制度，使廣大農民有要消滅這罪惡的土地制度的利益要求。因此，根本不是什么“我D打著均田地和分配財富的口號” ，才使廣大農民有消滅這罪惡的土地制度的要求。　　

還有，即使有中共存在的情況下，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廣大農民推動中國共產黨實施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革命。不存在中共推動廣大農民實行廣大農民所不愿意的土地革命的狀況。　　

現實是，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仍維持抗戰時對地主階級的妥協、統戰政策，因此要求延續抗戰時減租減息的、對剝削進行改善的政策，中共當時不搞“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 的大規模農村土地革命” 。中共力圖以此來實現和平民主建國。因此，中共中央對抗日戰爭勝利后廣大農民的土地改革要求是有所壓抑的，也使解放區的地主階級能繼續對農民剝削。但解放區廣大農民擺脫中共中央政策的制約、自發地奪取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的行動不斷發生，以及國民黨發動的全國性內戰即將爆發，使中共中央明白，只有順應民意，才能獲得中國最廣大的民眾——農民的支持，才能在即將全面爆發的內戰中戰勝國民黨反動派。　　

黨史資料記載，中共中央在1945年底的“11月7日和12月15日發出的黨內指示中，明確規定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仍然是減租減息。1945年底至1946年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解放區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減租減息和發展生產運動……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發動戰爭的軍事部署已基本完成，全國性內戰一觸即發；同時，在減租減斗爭中，廣大農民迫切要求消滅封建剝削，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山西、河北、山東、華東各解放區，已有群眾起來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鑒于形勢，……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發出《關于反奸清算與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示肯定了廣大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 的要求，決定將抗日戰爭時期制定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的政策，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重要轉變”（《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38頁）。　　

因此可見，是解放區的廣大農民走到中共的前面，實施了當時中共政策所不允許的“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的” 行動。“此種情況下，我黨必須有堅定的方針，擁護廣大群眾直接實行土地改革” （馬齊彬等主編《中國共產黨創立30年》，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601頁）。在這兒，“擁護” 這詞用得很特別。平時是講群眾“擁護” 黨的某項政策，但這兒不是講群眾擁護黨的土地政策，而是講黨要“擁護” 廣大群眾直接實行土地改革。而“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發出了劉少奇起草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則是“中共中央認為：必須擁護廣大群眾的這一正義行動” 的正式書面文件（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677頁）。　　

實際上，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的廣大農民對中共當時的減租減息是不滿意的，要求實行土地革命。“在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農民曾經3次要求耕者有其田。……當時大部分農民認識了自己的窮根就是土地制度不合理，因而要求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這種從階級矛盾和實際斗爭中所產生的農民土地要求是很自然的，因而也是正義的。只是由于當時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階級斗爭必須服從于民族斗爭，黨才沒有采取徹底的土地革命政策，并對農民進行了說服工作” （《中國革命史講義》第676、677頁）。因此，廣大農民要求實行土地革命，根子是國民黨統治沿續了封建社會“土地制度” ，不是那貼所說，廣大農民實行土地革命，是因為“我D打著均田地和分配財富的口號” 。　　

解放戰爭以共產黨勝利、國民黨失敗（以及國民黨維護的萬惡舊社會被推翻）而告終。促成這一結果產生的國內外影響因素較多，但最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統治企圖維護萬惡舊社會的“土地制度” ，共產黨則擁護廣大農民推翻這“土地制度” 的正義行為。這使國共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廣大農民知道，如果國民黨獲勝，農民分得的田土又將被地主階級奪回去；農民要保護分得的田土不被地主階級奪回去，就應支持共產黨軍隊打敗國民黨軍隊。而這種利益關系，充分體現在了當時“保田參軍” 的口號中。“在‘保田參軍’ 的口號下，大批青壯年農民踴躍參加人民軍隊。各地農民不僅將糧食、被服等送上前線，而且成立運輸隊、擔架隊、破路隊等隨軍組織、擔負戰爭勤務。他們還廣泛建立和發展民兵組織，配合解放軍作戰。人民解放戰爭獲得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中國近現代史綱要》177頁）。　　

保護分得的田土不被地主階級奪回去的信念下，“華北解放區有近百萬農民參軍；東北解放區農民參軍的達160萬；山東解放區從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組織了民工580余萬人支援前線” （《中國革命史講義》第730頁）。另外還有比參軍人數更多得多的農民參加民兵、游擊隊。因此，雖然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很多數據表示國民黨軍多于解放軍（如即便是1948年秋準備進行3大戰役聚殲國民黨軍之時，國民黨軍人數為365萬，解放軍人數為280萬），但國民黨軍中有很大部分要用于守衛城鎮交通線、后勤補給運輸（因此948年秋國民黨軍的365萬人中可用于第一線的兵力僅174萬人。應該說174萬人中，還有一線的后勤運輸部隊人員）。而共產黨方面，解放軍人數絕大多數用于一線作戰，守衛城鎮交通線、后勤補給運輸這方面的工作，絕大多數就由民兵、民工等就完成了。因此可以說，不少數據表示國民黨軍多于解放軍的戰役中，一線作戰的國民黨軍卻少于解放軍人數。　　

由此也可以說，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國民黨所維護的舊社會之所以被推翻，就在于這舊社會違反了社會中最廣大的部分——農民的利益，農民在共產黨組織領導下，推翻了這損害自己利益的舊社會。這損害社會中最廣大的部分——農民的利益，并由社會中最廣大的部分——農民推翻的舊社會，難道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解放戰爭時共產黨方面的守衛城鎮交通線、后勤補給運輸這方面的工作，大多數能由武裝起來、組織起來的農民完成，而國民黨方面的守衛城鎮交通線、后勤補給運輸這方面的工作，為何不能也由武裝起來、組織起來的農民完成呢？難道這不也說明國民黨所代表主流社會（即國民黨所維護的舊社會）與廣大農民利益敵對而不敢武裝農民嗎？這與廣大農民利益敵對的社會，從社會中最廣大的部分——農民看來，難道不是萬惡的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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