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為何屢屢出現“漢奸”現象？　　

——從石敬瑭、秦檜到汪精衛說開去　　

漢奸者，依照《辭海》的定義：原指漢族的敗類。現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叛徒。　　

對漢奸，可謂人皆痛恨之。試想：在外族入侵，面對激烈殘酷的民族斗爭，正當萬千同胞為生存而奮戰苦斗之際，而內部居然有人為一己之私利，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認敵為父，甘為敵人鷹犬，殘害自己同胞，這是何等之罪惡行徑？怎能叫人不痛不恨？人們只要想想文藝作品中那些漢奸的嘴臉，如《紅燈記》里的王連舉，《苦菜花》里的王柬之等等，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938年10月，就在抗日戰爭剛進入相持階段，面對日寇已侵占我近半壁山河，前方將士正浴血奮戰之際，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卻或明或暗散布妥協投降謬論，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為抵制這股逆流，　10月28日　，借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重慶召開之機，以華僑參政員身份，向大會提出一則針對性極強的電報提案：“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陳的11字提案獲大多數參政員贊成而順利通過。著名愛國人士鄒韜奮在《抗戰以來》一書中，對陳嘉庚提案的評價是：猶如“霹靂一聲”，提案“內容極簡而意義極大”，“這寥寥11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這一提案，在當時確實給了潛藏的漢奸汪精衛以沉重的打擊，直讓他作為“議長”在會上朗讀提案內容時臉色煞白，深受刺激；但最終卻仍然阻止不了他走上叛國投敵之路。第二年底，汪還是從重慶逃往河內，公開發表“艷”電，做了一個貨真價實、地地道道的大漢奸。　　

翻開中國歷史一看，人們可以發現，每當民族斗爭劇烈之際，總會有一批民族敗類甘愿當敵人走狗，去做不齒于同胞的漢奸。僅國人公認的，遠的如五代的石敬瑭、南宋的秦檜，直到明末的吳三桂等；近的如汪精衛、陳公博之流，即是史證。　　

為什么明知當漢奸可惡、可憎，會遭國人唾罵，是遺臭萬年的之事，卻總是會有人甘心情愿地去干呢？這確實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出賣民族利益實現個人野心　　

漢奸的本質特征是背叛、出賣民族利益。既然是“出賣”，就必然會有收益。有出必有進，否則就不成為其買賣。漢奸賣出去的是民族利益，進賬的是個人私利。特別是一些大漢奸，往往就是一些野心家，他們沒能從正當的途徑中實現自己的所謂“抱負”，常常會通過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以此來實現自己的某種野心。不妨可以來解剖幾個典型的大漢奸，看一看這些巨奸是怎樣通過出賣民族公眾利益，從而來換取他們的個人私利實現其野心的。　　

第一個典型是后晉的開國皇帝石敬瑭，他以出賣幽云十六州之地換得個“兒皇帝”之私利。　　

石敬瑭，人稱石郎，祖上系太原沙陀族人，據傳為漢景帝丞相石奮后裔。父名臬捩雞，是李克用的部將，任洺州刺史。石敬瑭雖有沙陀血統，但由于早就融入華夏，為了表示自己是地道的漢人，遂自改此名。石敬瑭生于軍營，子承父業，長大后進入李嗣源部。其為人沉黙寡言，愛讀兵書，崇拜古代名將，作戰勇敢，多次在戰場上救主，深受主帥李嗣源賞識，被視為心腹，并被招為東床快婿。　　

李嗣源登上帝位，成為后唐的第二帝“唐明宗”。石敬瑭輔佐有功被授“竭忠建策興復功臣”，任六軍諸衛副使，成為當時朝中禁軍的最高副統帥（正職為李嗣源之子李從榮）。他既是皇帝的愛將，又是駙馬與功臣，位高權重，旋即領河東節度使，到太原負責軍政重任。　　

長興四年（933年），李嗣源逝世，其第五子李從厚繼位，是為唐愍帝。可是養子李從珂不服，發動兵變，殺向洛陽；愍帝出逃，投石敬瑭，石忖度形勢，采取自保之策，將小皇帝囚禁起來，殺其全部隨從。李從珂奪得皇位后，是為末帝。末帝對石敬瑭多有猜疑，視其為心腹之患；為與李從珂爭斗，石敬瑭表面順從，暗里卻定下了“聯遼以對”之策。　　

后唐長興七年（936年）四月，為試探后末帝李從珂對自己的真正態度，石敬瑭以身體羸弱為由，乞解兵權，調往他鎮。這正合后唐末帝之意，當即準石敬瑭之請，改為天平節度使。石敬瑭就此認定朝廷不容之意，遂決意謀反。他隨即上表，指責末帝為明宗養子，不應承祀，要求讓位于許王（明宗四子），主動挑起與朝廷的矛盾。末帝李從珂撕裂其表，削其官爵，并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將兵3萬圍攻太原。　　

七月，石敬瑭遣心腹桑維翰，去遼國同契丹主耶律德光談判，求其出兵相援。幾經討價還價，最后成約，其條件是：石敬瑭認耶律德光為父；割讓燕云十六州（相當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土地給遼；歲貢帛30萬匹。協議成立，對此種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的行徑，連其親信部屬劉知遠也表示反對，曾勸石敬瑭慎重考慮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兵，不必許其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然而，石敬瑭此刻一心想的是其個人私利，已利欲薫心，一意孤行，當即回復全盤接受。　　

同年九月，遼主耶律德光，親率主力騎兵5萬騎，號稱30萬長驅南下，擊破張敬達，解了太原之圍，是役僅被殺的后唐軍士1．5萬多人！十一月，契丹主封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改元天福，國號晉（史稱后晉），契丹主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即位于柳林（今山西太原市東南），成了歷史上的第一個“兒皇帝”！　　

石敬瑭稱帝后，立即割燕云十六州給契丹。從此，中原地區失去北部天然屏障，完全暴露在契丹鐵蹄之下，北方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貽害時間長達340多年。緊接著石敬瑭攻入洛陽，末帝兵敗，舉家自焚，后唐亡。后晉天福二年（937年），石遷都汴梁，翌年（938年），升汴梁為東京開封府。石敬瑭雖得了天下，內部地方藩鎮多未服從，戰火不斷，府庫空虛，民間窮困；加上契丹貪求無厭，不斷相逼，兒皇帝的日子也很不好過。　　

盡管如此，石敬瑭為維護其統治，一方面制訂嚴法酷刑，諸如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等，鎮壓一切敢于反對他的人；另一方面重用宦官，以便于為他控制局勢，自己則盡情享樂，窮奢極欲度日。然而，高壓終究不能服眾，自我享樂麻痹也改變不了內心的惶恐。　　

后晉天福六年（942年），就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公開上表指斥石敬瑭父事契丹，困耗中原，并表示與契丹決一死戰。后雖被石所殺害，并將其頭送與契丹，但畢竟給其帶來了更多的不安。“兒皇帝”晚年更是朝綱紊亂，民怨四起。其時游牧在雁門以北的吐谷渾部，因不愿降服契丹，酋長白承福帶人逃到河東，投奔劉知遠。后晉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契丹遣使來問吐谷渾之事，石敬瑭既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劉知遠，更不敢得罪“父皇帝”，由此，憂郁成疾，在屈辱中死去，年僅51歲。　　

第二個典型數南宋的秦檜，他以出賣中原的代價換取其“宰相”之私利。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政和五年（1115年），進士及第，先為密州教授，后為太學學正。靖康二年（1126年）金軍圍攻東京（開封），檜因提出四條建議，堅決主張抗金，反對割地求和而名聲大噪，升為職方員外郎。后曾隨肅王趙樞與金議和，在御前會議上又因反對割地求和再升為御史中丞。金軍攻陷東京后，秦檜及其妻王氏隨徽、欽二帝一起，被金人擄回金國的韓州（今吉林四平北）。期間，他明里做出不屈的模樣，暗里卻力主“和議”，與金人勾結。南宋建立消息傳來，檜即挑動徽宗寫信，并由他潤色轉送給金人，乞求宋金議和。不久，金太宗將秦檜賜給其族弟撻懶。　　

建炎四年（1130年），秦檜夫婦被主張議和的撻懶放回南宋。秦檜到了臨安，會見了高宗，謊稱自己是殺了看守逃回來的。開始，有不少官員對其懷有疑竇，但宰相范宗尹等鑒于他以往的表現，卻向高宗推薦，高宗也覺得他有才干可用。隨后，秦檜的“主和”政見與高宗的想法一拍即合，受到重用。次年，檜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相），暗中主持對金議和。　　

秦檜入主中樞不久，隨即玩弄手腕，一面排斥異己，讓范宗尹罷相，再把右相呂頤浩排擠出朝廷；一面又提拔親信，培植勢力，把大權掌控在自己手中。后雖一度因“議和”進展滯緩，遭高宗罷黜，但從紹興八年（1138年）重新拜相后，就一直獲高宗專寵。在高宗的支持下，秦檜不顧朝野主戰派的強力反對，公然打擊主張抗金的官員，先后貶黜著名的反對議和的大員樞密院編修胡銓、陳剛等，壓制輿論。同年底，宋金達成第一次紹興和約時，秦檜不顧廉恥，竟擅自代表高宗向金使跪接金朝詔書。　　

紹興十年（1140年）金兀朮撕毀前約，親率大軍再次南下。各路宋軍頑強奮戰，紛紛在前線告捷，特別是這年七月，岳飛在郾城（今河南境內）大捷，大破金兵主力鐵騎1．5萬匹拐子馬。其時，岳家軍的先鋒部隊已分別克復鄭州和洛陽；黃河以北太行山東、西的忠義民兵，也積極活動起來，有的截斷金軍補給，有的攻打縣城，配合岳家軍作戰。宋軍已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形勢發生有利南宋的轉化。岳飛力主乘勝反擊，向朝廷奏稱；“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豪杰向風，將士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可是，秦檜害怕主戰派勝利，會危及自己的權位；高宗則根本不想收復失地，只想茍安江南，更怕一旦岳飛抗金勝利，徽、欽二帝返回復位。由此，秦檜就從內部破壞南宋軍民的抗金斗爭，竭力慫恿高宗“見好就收”，重新議和。就在金兵正要撤退之際，朝廷連下12道“金牌”，迫使岳飛“班師”撤兵。　　

紹興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檜與高宗又以“論功行賞”為名，收了韓世忠、岳飛的兵權，改任樞密使和樞密副使，搞名升暗降。八月，在金主的授意與高宗的同意下，為了排除與金妥協的障礙，秦檜與王氏密謀策劃，伙同監察御史萬俟卨、樞密使張俊，誣岳飛“謀反”成案，年底，以“莫須有”罪名將岳飛等冤殺。同年冬，經秦檜再與金人特使談判，完成第二次紹興和議。規定：宋高宗向金稱臣；宋金兩國以淮水、大散關一線為界，以北為金，以南為宋；南宋每年向金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時高宗的年號為“紹興”，史稱“紹興和議”。　　

紹興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為嘉獎秦檜“議和”之功，加封他為“少師”；金主也“感謝”他，為保障其權力不失，特在《紹興和約》中加上一條，不準南宋無故撤換首相。從此，秦檜進一步獨攬朝政，排除異己，壓制抗金輿論，厲行特務統治，其權力達到頂峰。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死。秦檜的罪行生前雖然沒有遭到清算；然而，公理是非自在人心。7年后，孝宗上臺，岳飛獲得平反，被追謚“武穆”，到寧宗時，再追封為“鄂王”；秦檜則被削奪王爵，至明朝以后，秦檜終于被定為民族敗類、千古罪人，他與妻王氏、萬俟卨、張俊，三男一女均被鑄成鐵像，長跪于岳飛像前，供人們詛咒唾罵，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典型。　　

堪稱大漢奸典型的，還有明末的吳三桂、以及近代的汪精衛。這兩個丑類，一個以引清兵入關屠殺同胞為代價，換取到一個“平西王”；一個則以拜倒在日本天王腳下，以建立汪偽傀儡政權，為日寇張目為代價，做了一個汪記“國民政府主席”，日本的兒皇帝。　　

不管是古代的石敬瑭之流，還是近代的汪精衛之輩，盡管其當“漢奸”的背景與處境各異，但其內在的本質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出賣整體民族利益。然而，這些民族敗類，不僅活著的時候日子不太好過，必須要承受來自兩個方面（本民族同胞的懲罰與外民族主子逼迫）的壓力，大多不會有好下場；特別是死了以后，更得遭國人世世代代的唾罵。　　

喪失民族氣節只圖茍且偷安　　

除了出賣民族利益換取私利、以實現自己野心的大漢奸以外，每當外敵入侵時，還會涌現出一大批喪失民族氣節，只圖茍且偷安的敗類，這批人為數眾多，危害極大。比如，抗日戰爭時期中的偽軍，日軍占領區偽政權機關里的大大小小的“維持會”成員，直至那些供日寇驅使的“翻譯官”之類的爪牙。　　

今天，我們在觀看抗日戰爭時期的電影或其它文藝作品時，往往會發現，每當日寇出動時，沖在前面的總會有這么一批走狗，張牙舞爪，為虎作倀，可惡之極。特別是那批偽軍，竟然公然拿起武器去替日軍打頭陣，實打實地去殺害自己的同胞，這確實是一個極其可悲的歷史現象。盡管這些人在人口總數中是“一小撮”，但絕對數卻又不少。

據有關統計顯示，在八年抗戰中，中國軍民共消滅日軍130余萬，可消滅的偽軍卻有118萬！據可靠資料證明，其實這118萬偽軍數，還不包括偽滿洲國的偽軍數。有的學者認為，偽軍的實際人數當在200萬人以上！其主要構成的有三大體系：汪偽政府系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系統；偽滿洲國系統。

東北偽軍，早在1937年全面抗戰以前便已存在，主要是當地招募的土匪，也有一些原東北軍成員等，屬偽滿洲國系統，這支部隊一直與抗聯作戰，日軍通過派駐顧問進行控制與指揮。“七·七”事變后，日軍在華北、華東發動全面作戰，大量俘獲國民黨軍；同時隨著北平等地的陷落，也有些部隊編入華北偽軍序列。1940年，隨汪偽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華東方面偽軍大為擴張。

導致偽軍數量急劇上升，規模不斷擴大是在1938年10月以后，其時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調整對華作戰方針：對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停止大規模的進攻態勢，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手段；以主要兵力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

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提出所謂日中“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日本的誘降政策極大地影響了國民黨，除了親日派汪精衛公開投敵外，蔣介石集團的團結抗日立場亦發生動搖。1939年1月，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主持制訂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八字方針，隨后又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實行反共政策，直至不擇手段。

一個人當兵，最初的動機可能各異，有的是想報效國家，有的是想混口飯吃，有的是土匪收編，還有的干脆是被強拉來的，等等。不管是哪一種動機，但只要進入了部隊，關鍵就在于這支部隊的政治目標。如果一支軍隊沒有正確的政治目標，甚或連自己的作戰目的也不清楚，結果究竟是抗日還是降日反共，無不只能都操在政客的股掌之中。因此，從總體意義上講，抗日戰爭期間所以會出現大批偽軍“助日侵華”的怪現象，它不僅是日本人實施“以華制華”政策的結果，更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反共政策的產物。　　

作為個體，作為偽軍中一個個的中國人，特別是當他們在清楚了自己的偽軍身份以后，他們理該有一個自我認識與覺悟的過程，理該去擺脫這種身份。可是軍隊作為一種特殊的集體，一旦成為其中的一員，確實，個體又是很不容易擺脫的；尤其是對大部分偽軍士兵來講，由于大多來自極端貧困的農村，離開部隊意味著失去生機。這樣，這個群體的民族氣節就在集體的裹脅下被玷污了，最后自覺不自覺地只能選擇茍且偷安之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為他們開脫其漢奸應有的罪責，具體的就得因人而異地加以評述了。　　

偽軍也好，其他在日偽政權機構里“干事”的也好，凡屬甘為日本的侵略行徑張目的，歸根到底都是喪失民族氣節的必然結果。

按理說，中國是一個崇尚民族氣節的國家，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跟隨之義）中華文化中講究的是“忠”“孝”兩字，歷朝歷代都強調“忠君愛國”，統治者均以此來維系其統治。這種忠君思想強調的是一個“正統性”，反對任何外來政權對中華道統的破壞。然而，當居于正統地位的政府自己起來破壞這種道統觀念時，往往具有特別惡劣的影響。這集中反映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反共“曲線救國”謬論的泛濫上，它極大地模糊了敵我大是大非的界限，從而滋長了部分人群中茍且偷安的意識。

最早提出反共“曲線救國”謬論的是在1939年，其創始人當為河北保安司令張蔭梧。

張蔭梧，字桐軒，河北博野人。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后投靠晉軍閻錫山，歷任晉軍山西教導團團長、師長，曾任北平市長、北平警備司令。馮、閻在中原大戰失敗后，張蔭梧脫離閻錫山，回河北在博野等縣搞鄉村自治，后又任“四存小學”校長。抗日戰爭開始后，張蔭梧以“四存中學”的教員和學生為核心，建立了一支“河北民軍”。蔣介石任命張蔭梧為保定民訓處處長及河北民軍總指揮。抗戰初期，張蔭梧打著抗日的旗號，與八路軍有一定的聯系，曾請共產黨員溫健公任河北民軍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

1938年張蔭梧在武漢受到陳誠（張與陳是保定軍校同學）召見，陳即任命他為河北省三青團總干事及民政廳長。從此，張蔭梧配合國民黨的反共政策，積極進行反共反八路軍活動。1938年12月，他發動駐在博野的民軍兵變未成，反被八路軍收編。隨后他又密令在冀中的一支土匪武裝投降日本，在向重慶報告時美其名曰：“曲線救國。”1939年6月，張蔭梧一手制造“深縣慘案”，殘酷地殺害了八路軍后方干部戰士400余人，并惡狠狠地對他的部下說：“捕了共產黨，殺無赦。”（張后來一直被蔣重用，1948年時為傅作義將軍的上將參議，北京和平解放后被捕）

最能體現國民黨推行反共“曲線救國”政策的，是孫殿英的新五軍降敵事件。　　

1943年4月，日軍出動30個旅團的兵力，圍攻太行山第二十四集團軍，企圖一舉殲滅國民黨新五軍孫殿英部。經過整整一天的激烈戰斗，4月21日晚，邢門口失守，軍長孫殿英帶領軍部全體人員向關帝廟方向撤退。形勢危急，孫殿英將隨行的將領幕僚們召集到一間漆黑的小石屋里，商議對策。參與商議的有參謀長馮養田、副軍長楊明卿、作戰處長李伯玉、高參文強、參議李國安、參謀處長何明甫、參謀李鴻慶等。孫殿英覺得部隊已面臨絕境，再沒有保全之策，惟一的辦法只有請蔣介石能派飛機援兵相救。孫殿英親自向重慶軍委會通話，匯報了戰況，請求支援和行動指示。隔了半小時，重慶方面回電，告訴孫“可暫時附敵”，孫殿英深知此乃蔣之“曲線救國”的把戲，又無力扭轉，再問大家如何以對，屋內人皆無人回答。孫殿英又征求高參文強，問他怎么辦，文強答道：“按照蔣委員長指示辦就是了。”（參見斷牙：《軍閥巨梟孫殿英》）　　

孫殿英隨即派人到新鄉與日軍接洽投降事宜，很快新五軍全部投降了日軍。該部仍沿用新五軍番號，增加了湯陰偽軍路厚齋的二十三師，兵力擴充了一個師，各師團長仍為原班人馬。孫殿英降日不久，又按照日軍師團長橫光意旨對龐炳勛勸降。5月，龐炳勛部隊在新鄉被改編為偽軍，龐任偽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孫殿英兼任副總司令。龐、孫部隊均換上偽軍服裝，帽徽為青天白日外套一紅圈，是為汪偽軍的標志，駐扎豫北一帶。待安置完后，龐、孫即按照汪偽南京政府的要求，通電全國，說明自愿參加所謂的“和平運動”。一時間日軍及汪偽報紙均以頭號新聞大肆宣揚，用套紅標題刊出《歡迎龐、孫下山參加和運》等文章。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到處響起一片斥罵之聲。日軍橫光及田中，因收降龐、孫有功，均得到提升。一個反常的情況則是在抗日大本營的重慶，國民黨的報紙對龐、孫降日一事保持沉默，竟然一字不提，耐人尋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1945年日本投降后，孫殿英立即被鄭州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仲連收編為國民黨軍第三縱隊，就地在新鄉駐扎，維持地方治安。次年2月，他又在新鄉受蔣介石接見，并一起合影留念，以示“同心同德”。一張六吋合影，蔣介石在中，孫殿英在其左，陳布雷等在后與右，好像孫殿英根本就沒有率軍降日這回事。這也正是蔣當年推行反共“曲線救國”政策的最有力的佐證。

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駐新五軍的“少將高參”文強，后來在回憶文章《孫殿英投敵經過》中也承認，孫殿英在投敵前確實征求過他和荊憲生（國民黨在新五軍中的黨政工作團團長）的意見，并要求他倆出面去電洛陽、重慶說明情況，表示“有朝一日，將仍能報效重峰”；“荊不但同意了孫的投降，而且還視他為泰山之靠了（因數百名國民黨特務由此受到了庇護）。我既不表示贊同，也沒有表示反對”；此文又從一個角度證實了蔣介石推行“曲線救國”的政策。（詳見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資料精選》第10輯）

一方面是國民黨正統政府出于反共需要，在用“曲線救國”謬論模糊國民的民族氣節；另一方面，則是日本侵略者用各種手法，在盡力摧殘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實行“攻心戰”。

日本人除了大力宣揚“滿蒙非中國論”，破除近代中國形成的“中華民族”觀念，將中國東北變成“滿州國”外，還拼命宣揚“中日合作”的必要性與合理性。說什么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東亞共榮”，更通過“培養”一大批國民政府的高層軍政要員，讓他們一個個成為侵略與“共榮”融合的“榜樣”。這一手確是很兇狠的，其后果是進一步模糊中國人的道統觀念。身處亂世，當一個人缺失了國家、民族的基本意識時，是極容易迷失自我的。于是隨即流行的就是“委員長來了我是過，日本人來了我也是過”的心態，想到的自然只會是自己和家人的利益。　　

結果只能是：沒有了正統與非正統之分，反對和贊成已經不再有明確界線和意義，到了這個時候，即便是對一個曾經慷慨激憤的人，又還能干什么呢？！這大概就是抗日戰爭時期出現漢奸現象的真正原因。　　

沉痛的歷史教訓　　

無論是古代出現石敬瑭、秦檜等的民族敗類，還是近代暴露的汪精衛、周佛海這樣的漢奸，從中國歷史上屢屢出現這種“漢奸”現象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值得深思的、沉痛的歷史之訓。　　

1、必須不斷強化國民的愛國主義觀念。　　

世界歷史一再證明，任何國家的存在，國民的愛國主義觀念是立國之本。只要有國家存在一天，就得有愛國主義觀念的不斷強化；反之，隨著愛國主義觀念的弱化，這個國家必然不斷削弱，直至衰落與消亡。　　

中國雖說是一個比較講究“道統”的國家，但幾千年來，由于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長期統治，講“忠君愛國”，實際上只是指“忠”于某一個皇帝；所謂“愛國”，因為國家僅是皇帝的“私產”，因此無非就是報效皇上的“浩蕩皇恩”。這種“道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它對什么是真正的國家、民族利益的內涵，反倒比較模糊。結果，一旦遇到外族入侵，偏又遇上是個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皇帝，比如北宋王朝宋真忠那樣與遼簽訂《澶淵之盟》；清王朝皇帝那樣與西方列強簽訂許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等等；也就沒有人敢反對了，否則，即使是反對皇帝賣國，也是會成為“叛逆”的。再比如說，正巧遇上皇帝老兒死了，像明末崇禎帝那樣上吊自殺了，奴才們一下失去了效忠的對象了，于是面對清兵入關，面對“新皇上”怎么辦？結果也就必然只能是紛紛出迎稱臣稱民了。　　

近代中國慘遭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其說是因為“落后挨打”，還不如說是因為“愛國主義觀念缺失”而挨打。請設想：假如在鴉片戰爭中道光皇帝不賣國不投降，而是堅持抵抗到底，那又會是怎樣的局面呢？當時中國有1，27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有4億多臣民，與1萬名左右的英國遠征軍打一場持久戰又如何呢？那個時候可還沒有發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呢，就算讓英國人占領幾個像廣州那樣的口岸城市，只要有愛國主義觀念在，就不會有漢奸的配合，侵略者的目的能得逞嗎？顯然不可能。可以斷言，假如我們全國國民都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觀念，不僅鴉片戰爭不會敗，后來的歷次戰爭也決不會敗。　　

愛國主義觀念的培養必須從和平時期開始，必須從國民基礎教育抓起。應該制訂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愛國法》，崇尚愛國精神，表彰民族英雄。明確界定漢奸罪，從嚴制訂量刑標準。應該通過愛國主義觀念教育，使全體國民自覺形成愛國光榮，叛國可恥的意識。　　

2、國家應保障國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又高于個人利益。　　

從歷史上看，大大小小漢奸們所以要當漢奸，不管是出個人野心，還是僅僅只是為了茍且偷安，實質上都是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也就是說，是把個人利益放到了國家利益之上的惡果。怎樣才能讓國民能正確處理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呢？　　

首先，最主要的是，國家（通過政府）要讓全體國民真正體會到國家是自己的國家，國民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的職責就是為了保障國民的利益，讓百姓過上幸福的生活；決不能像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那樣去壓迫他們，這是從感性上培養愛國主義觀念的最好途徑。政府出臺的每項政策法令，都應該慎重考慮到國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決不能像國民黨政府干“自決花園口”那樣危害百姓的蠢事。　　

其次，要加強對全體公民進行國民意識教育。要持之以恒地通過各種途徑、各種方式，幫助國民確立起正確的國家觀念，在社會上樹立起“國家利益至上”的意識。　　

3、國家、民族利益高于剝削階級政黨利益。　　

近代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一個慘痛歷史教訓就是：決不能再搞政黨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那一套；而應該把國家、民族利益永遠放在政黨利益之上。　　

1931年“9·　18”　事變發生時，當時日本在東北僅1萬余人，后不斷増兵才有4萬余兵力，何況其內部意見也不一；可是其時我國僅在東北駐扎的東北軍就不下15萬人，加上駐留關內的還有10余萬人，僅張學良可調動指揮的兵力即達30萬人。假如我們敢于抵抗，絕對不可能斷送東北三省。可是，為什么偏偏會讓日本不經戰斗，不到三個月，竟然迅速占領整個東北200多萬平方公里，讓3，000萬同胞淪為亡國奴的呢？結論是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那么，蔣為什么又要不抵抗呢？答曰：此乃蔣氏“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國策也，是政黨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使然！也正是這種不抵抗政策才縱容了日寇的侵略野心。“9·　18”　以后的不抵抗政策是這樣，即使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所出現的、那個反共的“曲線救國”政策，何嘗不是政黨利益在作祟？歷史的教訓是：政黨之間可以有不同的政見，但在民族危機之時，當外敵入侵之際，必須無條件地停止一切互爭、互斗，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自覺地服從國家、民族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高于政黨利益”，這理該成為從政的公認原則，不然，當以“漢奸”論罪。　　

4、剝削階級利益必須服從民族利益。　　

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都有過這樣的情況：每當剝削階級統治者遇到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發生矛盾時，往往會舍棄民族利益而保存其階級利益。　　

比如，明末清初之變，大批明朝武將、文官所以會紛紛公開降清，讓滿清迅速平定全國，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多爾袞打出了一面旗號：“代雪君父之仇”。就是說滿漢地主階級合流，共同攜手鎮壓李自成農民起義。這一招很厲害，是清王朝能成功取代明王朝的關鍵因素。1931年“9·18”事變后，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不抵抗方針，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其實質就是讓民族利益服從其階級利益。　　

外國史上類似的典型事件，有1871年法國梯也爾政府對外向普魯士投降，簽訂割地、賠款的“和約”；對內則取得普魯士配合，全力鎮壓巴黎公社運動。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以史為鏡，值得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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