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　原題：再談蔣介石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答楊天石研究員）

　　4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登載了一篇記者對筆者的訪談錄《歷史虛無主義“重寫歷史”有何訴求？》，談到當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一些觀點。訪談錄只是分析某些觀點，沒有點具體的人。不料，楊天石研究員主動認領，對號入座，在6月23日的《經濟觀察報》上發表了題為《我為何成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以下簡稱“楊文”）的反駁文章。初看這形似自我批評的標題，筆者還為之高興，但及至讀了全文，才知道作者毫無自我批評之意，一味進行自我辯護，對號而不入座，讓筆者深感失望。

　　歷史研究要忠于史實　

　　筆者還是首先要感謝楊天石研究員指出我引用材料的失誤。因為這是一篇訪談錄，不是學術論文，同記者交談時涉及對蔣介石的評價問題，腦子里閃過王柏齡引用蔣介石的那段話，于是把“死后”誤記為“二十年后”，這是可以和應該改正的。我會采取一個學者應有的光明磊落的態度。楊文在這個問題上可謂做足了文章，嘲諷揶揄有加，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勝回朝”了。他恰恰回避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無論是“死后”還是筆者誤為“二十年后”也好，都說明蔣介石的日記還是要給人看的，就是說，不要輕易為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打保票，對蔣介石日記這樣的史料要下考證的功夫。

　　這些年來，楊天石研究員在美國讀到了蔣介石的日記，這對一個研究者來說是一件好事，擴大了研究的史料范圍；但他不是采取全面的、客觀的研究態度，而是對蔣介石“抱持正面的評價”，且要以超過中國臺灣方面的評價為志趣。在中國革命勝利60多年后，一個新中國培養的學者作出這種志趣的選擇，真是匪夷所思！他曾說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前言中說，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不是原則，而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原則應該服從歷史，而不是歷史服從原則。這是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真馬’。讓歷史服從原則，根據主觀意念、主觀需要演繹歷史，曲解歷史，那是‘假馬’。”

　　但遺憾的是，楊天石自己并沒有做到，在評價蔣介石的問題上，采取了事先設定“抱持正面的評價”的態度，這就勢必會讓他的蔣介石研究如他所說，“讓歷史服從原則，根據主觀意念、主觀需要演繹歷史”。這難道會是“真馬”嗎？

　　楊文一再指責我是在“編造事實，虛構一個批判對象”，要求我拿出事實來證明他在蔣介石評價中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討論問題當然要有事實根據。作為當事者，他有權提出這樣的要求，但無權向讀者掩蓋或回避自己說過的話。限于篇幅，這里舉幾個例子說明之。

　　僅憑“日記”豈可“改寫中國近代史”？

　　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記者朱強采訪楊天石研究員，發表了題為《擺脫“土匪史觀” 跳出“內戰思維”》的訪談錄，明確記載了這樣一些觀點：楊天石對蔣介石日記開放的評價是“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認為過去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特征可稱之為“土匪史觀”，“在這種‘土匪史觀’基礎上所產生的一些基本結論怎么能站得住腳呢？比如，我們曾經稱國民黨為‘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這種史觀導致出很多荒唐、謬誤的觀點”，“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寫中國近代史，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的影響”，等等。

　　這個訪談錄當時在媒體擴散很快，影響甚廣，大概就是楊文所說的“還是只能引證我的舊文了”。這就成問題了！究竟是我編造事實，還是他回避事實呢？因為如果說舊文不算數了，那么讀者就應該見到這位研究員對此有過收回自己觀點的聲明，有過通過自我批評來消除社會影響的任何表示。但事實是，這位研究員并沒有這樣做。所以，我們還是有必要來作些分析，來明辨是非，消除今天其也不敢面對的惡劣影響。

　　古人云：“聽其言，觀其行。”這是十分有益的經驗之談，是我們臧否人物、判斷其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僅僅根據蔣介石個人的日記，就武斷地得出“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要求人們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聲明“我的任務，找尋并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蔣介石”，顯然違背了人物評價的這條基本準則，實際上就是在告訴我們：我們史書上的蔣介石，人民群眾所認識的蔣介石，都是不真實的；只有蔣介石日記中的蔣介石，才是真實的。這就自覺地站到了為蔣介石辯護的立場上去了。

　　誠然，在歷史研究中，個人的日記、信件和回憶材料等，都是有價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樣，都要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證。特別是像蔣介石這樣縱橫捭闔于政治舞臺，善于以權術消滅異己的人，怎么能夠把他自己的言論作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據呢？如果不去考察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系的特點，不去考察蔣介石、國民黨的全部政策及其社會后果，以為他楊天石輕輕一筆就可以抹煞中國革命斗爭的性質，就可以為蔣介石“脫帽加冕”，那這樣的研究就未免有點太兒戲了！楊天石研究的主旨正在于推翻中國革命最基本的一個結論，這難道不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歷史虛無主義嗎？！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寫過一篇題為《方法論問題》的文章，有專門一段針對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上刊載的一篇研究性長文。那篇長文堅決反對說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引用一些材料說明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為與武漢政權對抗需要款項，強迫資本家認購國庫券，甚至采取恐怖手段逼迫資本家就范，因此得出結論：“蔣介石國民黨占領統治地位的領導是反資本家的。”

　　劉大年指出：“《中國季刊》該文所述事實不假，然而它的結論卻是完全錯誤的。道理很簡單：此時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強大存在，南京與武漢的斗爭勝負未決。1928年蔣再次上臺，地位也不鞏固。對于蔣介石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極力加強南京政權，把共產黨最后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或者相反，看著人民力量發展，在全國出現一個‘反資產階級’政權。蔣選擇了前者，即犧牲資產階級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換來保護這個階級的長遠利益。這說明蔣確實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最得力的代表人物。該文作者眼光短淺，見不及此，而得出蔣介石‘反資產階級’的結論。根本原因也就在一條：拒絕對中國近代復雜的歷史事變作基本的階級分析，否認階級分析。”這是多么正確、深刻的分析！

　　在這里，深刻與膚淺，嚴肅與淺薄，不是一目了然嗎？我看也特別適合楊天石研究員。多么希望這位研究員能把受到世人尊敬的老所長劉大年當作“一面鏡子”，照一照自己，也能“紅紅臉，出出汗”，那將是莫大的進步。

　　人物評價要遵循歷史主義原則

　　楊文要求筆者在他已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研究的四本書中，舉出能說明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事例。很好！那我就舉其《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的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在書中論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的活動時，根本回避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惡果，卻引證蔣介石日記中罵日本人的一些話，然后大加贊美：“蔣介石愛惜‘民族人格’，準備與倭寇決一死戰，并預留遺囑，其抗戰決心可以說是壯烈的。”僅僅根據日記中的一些空話，不問實際情況，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和贊美，真是活見鬼。

　　實際上，正是蔣介石的錯誤政策造成了東北三省淪喪、寇深日亟的民族危亡的嚴重局面。不僅如此，他還不顧民族大義，繼續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公開表示：“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赤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卻沒有多大關系”；還說：“凡我剿匪將領，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決心剿匪者，當視為貪生怕死之輩，立斬無赦。”恐怕這才是當時真實的蔣介石！但楊天石不但把蔣介石錯誤政策造成的大片國土淪喪，稱之為“蔣介石表現出少見的忍耐力”，更有甚者，這位作者還完全按照蔣介石的日記，把反革命的“剿共”戰爭描述成了為抗日做準備的愛國舉動。按他的說法就是：“蔣氏企圖在追剿紅軍的掩護下大力建設西南，以之作為日后抗戰的根據地。”這就完全顛倒了歷史，否定了人民革命的正義性。

　　楊天石研究員在解讀蔣介石時常提出一個問題：蔣介石“是中國救星還是人民公敵”？據他說：“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國民黨稱蔣介石為‘中國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但恕筆者孤陋寡聞，以筆者在舊中國的經歷和半個多世紀從事中共黨史研究而言，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的說法；也請教過一些比我年長的專家，得到的也都是否定的回答。那這究竟是誰人杜撰出來的？為什么要這樣杜撰？為什么會如此下作？就只好存疑了。問題在于，這位研究員認為，如果按照“人民公敵”這樣的說法寫中國近代史就是錯誤的，要不得的。事實上，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歷史人物，我們都要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但在他的全部歷史活動中又要分清其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而準確把握這一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對于判斷其歷史作用有決定性意義。

　　認為蔣介石作為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正是根據他的對內和對外的全部政策及其實際行動，表明他根本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反動力量；同時又對他在某個歷史時期做了有益的事情，給予了應有的肯定。這難道不是我們應當遵循的唯物史觀原則嗎？如果按照楊天石研究員對歷史的顛倒，蔣介石成了民族大義的維護者，革命根據地成了蔣介石實現抗日的障礙物，那么紅軍戰士不就成為蔣介石所說的“匪”了嗎？這一褒一貶，可以看出其態度是何等鮮明?？梢娝铝τ谡嬖u價蔣介石，也就是為了他心目中的“中國的救星”。

　　寫至此，心潮難平。新中國是由兩千多萬烈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他們絕大多數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楊天石研究員也是在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里，躋身于國家最高研究機構并享受了最高學術榮譽稱號，享有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榮光，卻偏要這樣來描述我們革命的歷史，也可算是“吃肉罵娘”一例了。人孰無情，君心何忍；蒼穹茫茫，先烈何堪！

　　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　　

　　楊文把蔣介石的一生概括為“三功三過”，特別強調他“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但我們同楊天石研究員的分歧，不是對蔣介石能不能、要不要研究和評價，而是如何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評價。楊天石研究員評價蔣介石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來不肯對蔣介石一生作出總體的、基本的評價，相反，他是在否定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代表的前提下，羅列歷史現象，不對蔣介石在這些歷史事件中的實際表現、變化作具體分析，而是以一個“大功”論定，這樣能反映歷史的真實嗎？

　　如果籠統地說蔣介石有領導抗戰并直至勝利這樣顯赫的歷史功績，那怎么解釋三年后就被人民革命戰爭打得落花流水，眾叛親離？怎么解釋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正義性和蔣介石政權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楊天石研究方法的一個特點，就是片面引用材料，凡是有利于他的觀點的材料，特別是蔣介石的日記就加以利用；凡是不利于他設定的原則的材料，便會棄之不用。他把蔣介石描述成領導北伐、抗戰的“神勇統帥”，但據歷史親歷者李宗仁的回憶：“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藉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有多少歷史事實可以為李宗仁的這段話佐證，卻全然不能進入楊天石的視野。這確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只有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如果只是“抱持正面的評價”，為蔣介石評功擺好，以此來編造事實，演繹歷史，就必然離真理越來越遠。衷心希望楊天石研究員少一點浮躁，多一點反思，能夠回到忠于史實、忠于真理的道路上來，則近代史研究幸甚，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幸甚。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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