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網友在一個網站上提出了,為什么我們大陸的網友對上海、甕安事件和3.14事件的態度截然不同。我覺得很有必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澄清一下是非。
民族矛盾,歸根結底就是階級矛盾,是一個民族統治者對另外一個民族的壓迫,壓迫的主要對象就是普通民眾。晚清時代的中國,西方列強對中國實施民族壓迫,割地賠款,但是慈禧和李鴻章之流的統治階級,并未受到多少切身利益的損害,老佛爺的頤和園照建、還能增加了到照相、電影和火輪車等洋玩意兒,李鴻章是合肥系官僚照用、國難財照發,倒霉的老百姓,他們的稅收更重了,吸他們血的人又多了一堆。相反,日本呢?日本當時在東北多牛啊?但是,歷史的證據告訴我們,日本的普通女人一樣在那里做妓女,嫖客一樣有中國人。再談西藏問題,為什么西藏在抗美援朝的關鍵時刻,沒有發生叛亂,而在1959年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全國都已經穩固的情況下發生了叛亂?為什么達賴在以前稱毛主席是大梵天,后來反目相向?雖然官方沒有公布全部史料,但是,我們翻翻歷史就可以推導出來。1959年平叛以前,農奴制在西藏并沒有被動搖,百萬農奴還在受著農奴主的壓迫,農奴主的根本利益根本沒有受的傷害。當時大陸的大環境是1956年在經濟基礎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以反右的形式鞏固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1958年開始大規模工業化進程,這樣的一個政權,怎么能夠容忍那么反動的農奴制的存在呢?從后來的民主改革地順利進行來看,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民主改革,早就有了詳細的計劃和充分的準備,相信在西藏也做了大量的群眾工作。達賴集團正式看到他們的天堂要因此徹底失去,挖人眼睛,剝人皮恐怕實現不得了,只值一根草繩的農奴也要和他們平起平坐,甚至領導他們了,如何能夠容忍?這是一場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對僧侶階級、農奴主階級的階級斗爭,這場階級斗爭是必然的,采用的形式是最高形式——也就是戰爭。農奴主階級是現代社會上最反動的階級之一,是必須被徹底打倒的。達賴集團的垂死掙扎是必然的,所以他們必然要叛亂。解放軍的平叛,是為了解除達賴集團對百萬農奴的壓迫,是具有反壓迫的正義性的,如果說解放軍當年壓迫了誰,就是壓迫了那些試圖繼續對農奴實施壓迫的農奴主,沒有這種壓迫,談何解放?3.14事件,喇嘛們打得什么旗?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目標是什么?達賴提出的目標是大藏區,也就是把藏人以外的人都清除出去。歸根到底是要干什么?搞復辟,僧侶階級的復辟。3.14事件的本質,并不是什么反壓迫,而是為了重新實施壓迫。我個人的意見是,對達賴集團根本不必理會,對于敢于鬧事的僧侶,有一個抓一個,必要的時候,有一個殺一個,這就是階級斗爭的殘酷性,對待階級敵人,只要條件允許,就要堅決鎮壓。歷史上反動勢力對待進步力量的鎮壓從來都是血淋淋的,進步力量對反革命力量的消滅同樣是血淋淋的。
再讓我們看看上海事件和黔地事件,也是階級斗爭,是普通群眾反對官僚階級壓迫的斗爭。毛主席曾經說過,他這輩子就干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了,二是搞了文化上的革命。個人評價,毛主席確實是天才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農村包圍城市的斗爭形式,二是不斷革命理論,把官僚階級作為階級斗爭對象。這里所說的官僚階級,不等于官員本身,官僚本身不等于官僚階級。官僚階級的定義,應該是盜用公共權力,實施壓迫的特殊利益集團。這里面有兩個要素,一是在盜用公共權力,二是要實施壓迫。具體表現行為有人事腐敗、司法腐敗、經濟腐敗。人事腐敗表現為官僚集團的變相世襲,形成政治家族,是實施壓迫的政治保證;司法腐敗體現為官官相護,形成上層社會,是實施壓迫的具體表現;經濟腐敗表現為官僚資本主義,形成貴族集團,是實施壓迫的經濟基礎。官僚階級,是從階級社會一產生開始就客觀存在的,是剝削階級的最高形式,在社會主義國家,階級斗爭的主要對象就是對官僚階級的斗爭。對官僚階級的階級斗爭,有三種形式:一種是體系內的斗爭,官僚階級具有天生的反政權性,官僚階級是最反動的階級,即便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需要反對官僚階級,就是在官僚階級內部也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只是因為在其他社會里,對官僚階級與其他階級的斗爭往往并不是主要矛盾;二是政治運動形式的斗爭,主要表現為大規模地對官僚階級進行清洗,基本上也是在政權框架內的;三是徹底推翻官僚集團,重建社會公共關系架構。
上海事件和黔地事件,歸根結底,就是對官僚階級的階級斗爭,是受壓迫者反抗壓迫的斗爭。楊佳是對壓迫的本能反彈,黔地的人民追求的是最起碼的司法公平。所以兩者具有天然的正義性和合理性。這與試圖復辟僧侶階級和舊農奴主階級壓迫秩序的3.14事件具有著本質的不同,一是反壓迫的,一是準備復辟壓迫的,兩者是根本對立的。我們采取不同態度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們始終要站到反壓迫一邊,而不是壓迫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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