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四期《炎黃春秋》使出了渾身解數，作了一番淋漓盡致的表演，實在使人大開眼界。這一期首篇文章“對歷史、現狀與改革的看法——本刊新春聯誼會發言摘要”是本期諸文的綱。不僅如此，它與今年該刊第一期“新年獻辭”相呼應所傳達的信息，表明它也是全年辦刊的綱。欲想探求、窺知《炎黃春秋》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后全國全黨面臨的新形勢下，它究竟在想些什么，對中國過去、當下和未來怎么看，它又想干什么，讀了這些文章，就可知道得八九不離十了。把這一期連同“新年獻辭”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細細作一番琢磨，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應該說，這個“發言摘要”對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十八大以后發表的一些主張和采取的一些措施，說了一些場面話。場面話是必須說的，因為這是必要的偽裝。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偽裝必須剝去。剝去這些偽裝，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偽裝背后，掩蓋不住的仍是《炎黃春秋》一、二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內心的邪惡和陰毒。

　　讓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一些簡約的剖析。

　　一是被該刊無時無刻不在熱推熱銷的西方憲政民主那一套是諸多在《炎黃春秋》上經常亮相的頭面人物所作發言的突出內容。被該刊不時熱捧的所謂著名法學家江平先生說：“《炎黃春秋》新年獻辭講憲法，實際上涉及憲政的問題。憲政應該是依法治國的表現。但是，在我們黨的文件里面，黨的政治報告里面，沒有提到憲政，只提憲法”，“我們提到憲政，或者憲政社會主義，意味著我們向世界各國的憲政理念靠近，……我覺得憲政社會主義，比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能更好一點……特色的內容往往是以領導人的講話為依據來確定的，這很可能使法治走向人治”。這段話是江平先生多年來的一貫主張，人們不知聽過多少遍。他宣稱的“憲政社會主義”就是“向世界各國的憲政理念靠近”。對這句話其實無須作過多解讀。它自然是指的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憲政理念靠近，以至保持零距離。以該刊社委會主任、編委會主任杜導正先生的發言看：當今“改革共識”，是“八二憲法”。杜先生一定認為，只要一提“八二憲法”，就可以牢牢地“拿住”別人了，別人就乖乖地和他取得“共識”了。這真是自作多情。誰都知道，“八二憲法”是我們黨領導下制定的，憲法的每條每款都體現著黨的主張、黨的思想。黨章還專文規定我黨的一切活動都在憲法范圍內進行，這是我們黨自己提出來的主張。你們不是一直同黨站在對立面嗎?怎么能同黨取得“共識”呢?還是江平先生說得直白，他從不看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高看的是憲政社會主義。這里必須戳穿江平等先生們散布的所謂“憲政”的觀點究竟是什么東西?“憲政”這個詞有著特定含義。它特指西方資本主義憲法的實施。它包含著全部西方自由主義及其政治體制、框架和政治制度設計，包含三權鼎立、多黨執政、軍隊國家化、總統制、普世價值、新聞自由等等。江平等先生常常說中國只要憲法，沒要憲政。當然了，根本大法是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自己制定的，當然要。而“憲政”是西方那一套，怎么能要?我們黨領導下的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黨領導下的多黨長期合作和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民經過艱苦摸索、奮斗，被實踐證明，完全符合中國國情、行之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框架設計，我們怎么能棄之不顧，而去求索什么毫不適合中國國情，對中國人民只能造成災難的西方“憲政”呢?這不是緣木求魚、自挖陷阱嗎?中國黨和中國人民一心一意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著高度的堅定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是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和唯一選擇。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穿著才最清楚。什么憲政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來說都是穿不上的小鞋，你們使勁慫恿中國人民去穿你們的設計、推崇的小鞋，中國人民能削自己的“足”去適你們的“履”嗎?

　　在有關“憲政”問題的發言中，還有一個別有用心的發言就是高放先生攻擊的蘇聯實行的黨替人民做主的體制，所謂黨主立憲制。高先生說：“黨主立憲是君主立憲的變種”。高先生攻擊斯大林任蘇共總書記，又任政府總理兼國家主席，大權獨攬，“這種體制如果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必然變化，蘇共變化就是典型的例子”。高先生的這段話，讓人們立馬意識到它影射的是什么。我國的現行體制是黨的總書記兼國家主席和黨、政的軍委主席，豈不也是三大權獨攬，同黨主和封建王國的君主依稀一般。在高先生看來，這種社會主義就必然要變化，當然，也就是垮臺了。因此，名里是指著蘇聯，實里是指著我們黨，難道不是這樣嗎?

　　二是竭力渲染黨和人民的對立，離間和割裂黨和人民的魚水關系。資中筠先生是十分關注歷史觀的。她看來很反感“以史為鑒”、“滅其國必先滅其史”這樣一些經過歷史檢驗的誡律。她斷定：“以史為鑒”，“就是站在王朝的立場來總結歷史”。這句話含意是什么，人們完全讀得懂。為我們黨認同的“以史為鑒”，“滅其國必先滅其史”這些誡律，并以此教育全黨、全國人民要學習歷史、敬畏歷史，拜歷史為師，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場”，“目的是維持千秋萬代的統治”?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誣辱我們黨代表億萬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黨和人民之間有著血肉不可分的聯系嗎?資先生從歷史觀講到了執政，明白無誤地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正是生生地挑唆和離間黨和人民的關系。黨的目的正是為了和億萬人民站在一起，領導億萬人民，把江山千秋萬代坐下去，舍此，還有什么別的目的嗎?資先生甚至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這也是蓄意從實質上歪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同億萬人民之間的血肉關系。資中筠先生還說：“人民到底是手段還是目的?從根本上講，這決定了兩種不同的歷史觀什”資先生，你說呢，人民到底是什么呢?剝削階級把人民當作愚氓，甚至當作玩物;我們黨代表人民利益執政，把人民當作親生父母一般，這是代表什么歷史觀呢?這和封建王朝妄圖“千秋萬代”維持自己對人民的寡頭統治，說得上一起去嗎?看來，資先生對我們黨的執政，并且如億萬人民之至愿，不斷鞏固黨領導下的政權，永遠執政下去，是不是感到十分難受呢?資先生侈歷史觀，裝出一副歷史學家的架勢，你是哪一門子的歷史學家呢?

　　三是把全部矛頭全部指向毛澤東。至為露骨的是鐘沛璋先生的發言。他說：“我們不要忘記毛澤東給我們的教訓。他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事實上，他造成了一個人可以凌駕全國人民至上的黨國體制。一個人站起來了，億萬人民卻跪下去了……改革這種毛澤東自稱是無法無天的黨國體制，中國才有偉大的前途”。在鐘先生看來，當下中國，舉國上下正在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由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是沒有什么“偉大前途”的了。鐘先生就是這樣把自己和黨以及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的偉大事業分割開來，鐘先生真是右得不能再右了。他還是一個中共黨員呢，但他已經完全自外于黨了。

　　應該說，反毛批毛丑化毛，這是《炎黃春秋》餐桌上多年來的“當家菜”。幾乎所有在該刊刊登的文章里，都隨處可見攻毛的筆墨，簡直是浩如煙海，而專文攻毛的文章也比比皆是。翻遍各期，堪稱從無脫漏。第四期上，作為對“發言摘要”中攻毛內容相互呼應的，即有“毛澤東寫給江青的那首詩”、“毛澤東與胡風事件”、“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的蘇聯背景”、“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命運”等多篇。其內容極盡反毛、丑化毛之能事，使人感覺到十八大以后，《炎黃春秋》的先生們，窺測了形勢發展變化將近半年以來，似乎“成竹在胸”，躊躇滿志起來。于是，再次把毛反濁浪掀上一個新的高度。如“毛澤東寫給江青的那首詩”中，說什么毛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晚期、六十年代初期“面臨相當孤立的政治危局，幾乎不能相信任何人，除了自己的親人”。毛“唯一可用的親人，只有自己的老婆了……關鍵時刻放出去，會收到出奇制勝之奇功”，恣意攻毛辱毛，并別有用心地解析毛和江青的關系。“毛澤東與胡風事件”一文中，先是攻擊毛提出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輿論一律”等等是“毛澤東的中國……實行文字獄，就成為合法與常態”，繼而攻擊鎮反以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就是視知識分子為敵對力量，不僅思想上是異端，而且總是懷疑他們在組織上是異己，這樣的骨子里的敵意，正是《講話》的基本精神”，等等。“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命運”一文先是大肆渲染普世價值，說什么“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前27年，我們不從普世價值出發建設國家的民主制度，結果全黨、全國在專制主義的‘一言堂’的壓迫下，遭受了太大太多的災難。”這里，攻建國后的前三十年遭受“災難”，矛頭自然也是指向毛的。但讀了作者孫旭培的全文，幾乎全部攻擊點都是指向毛的。作者不顧建國前后時空條件的迥異，攻擊毛在民主、自由問題，尤其是新聞自由問題上如何前后矛盾，互不一致，說什么新中國成立后，他與前相比，“判若兩人”，說什么“(列寧和毛澤東)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人在掌執政權前都與普世價值接軌，極力稱贊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自由民主，掌握政權后，只想搞專政，就猛批新聞自由”。說什么“毛澤東時代，全國報紙每天都以毛澤東的言論作為最高指示反復宣傳。所謂多數人的自由最終卻成了極少數精英的自由”。孫先生是研究新聞學的，但他站在資產階級新聞觀的立場上，完全不顧事實，不顧解放前后形勢的不同，他竭力攻擊毛澤東的新聞思想，是毫不作怪的。“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的蘇聯背景”一文以及“《魯迅嘉言錄》獻詞”一文，其主攻目標也是針對毛澤東的，一是攻擊毛澤東個人崇拜，一是既歪曲魯迅形象，又把攻擊所向對準了毛澤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炎黃春秋》作為海內久負“盛名”的反毛丑化毛的專業戶，在這一期里，端的是反毛發飚，著著實實地表演了一番。與此相應的，令人印象至為強烈的是這一期一是對趙紫陽贊譽備至，一是對李慎之吹捧到了云端。與趙相關的文章連發了兩篇。“我在廣東省當秘書”一文肉麻吹捧趙“講話很有條理，層次分明，論據充分，使人一聽就懂”，“他非常善于發現正面的好經驗、好苗頭和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他的記憶力極好”，說趙“眼界寬廣，見解高深”，“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豐富了”。只要看看此文的幾個小標題，諸如：“一個從不發脾氣的領導人”，“從來不用秘書代勞的省委書記”，“他走遍了廣東的每一個縣”，“他沒有星期天”，“農村基層干部的知心朋友”，等等，就可以看出《炎黃春秋》是何等鐘情于趙紫陽了。再是對于李慎之吹捧之高，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文章贈給李慎之的一頂桂冠是一個“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在思想文化啟蒙上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在他的同輩人中首屈一指”。文章說：“雖然他已經去世十年之久，但他在十年之前所追求、所呼喚的那些啟蒙思想文化價值，為全球化、現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現代自由民主思想，人權、憲政與法治……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非但沒有過時，反而顯得越加迫切了。”作者如此熱烈鼓吹的李慎之所啟蒙的思想，其全部內容正是西方普世價值那一套對中國人民說來可稱為毒藥的貨色。與此同時，作者不遺余力地攻擊列寧的社會革命理論是“反現代，根本沒有現代性……試圖把人拉回到奴隸狀態。在上是專制主義，在下是奴隸主義。”作者超高吹捧李慎之提出的著名的全球化、現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的觀點，說李“強調全球化還應包括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價值全球化等問題，而政治與文化的全球化實際上就是民主化”。李慎之還得意非常地跟作者說：“實際上，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如此露骨、狂熱地吹捧，直是把美國封為全球太上皇和全球霸王了。這種無恥，這種洋奴相，真是令人作嘔。作者還吹捧“李慎之的最大思想成就是將世界性的文化啟蒙的價值放在共產主義政治實踐失敗的經驗教訓總結之中，來進行提煉，產生出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準確看法”。這一句作者對李慎之的恭維話恰恰暴露出李慎之對國際共運的曲折坎坷看成是共產主義的“失敗”，并且看得出來，無論是作者還是李慎之，對于這種“失敗”，他們是幸災樂禍的。李慎之曾經是一名中共黨員，由上述所證明，他真正是共產黨的叛徒。這里，不克引述作者在文章中的全部吹捧詞。總之，今年第四期《炎黃春秋》在掀起一陣新的反毛濁浪同時，對趙紫陽、李慎之兩人卻又如此劃出大幅版面予以熱捧，兩人對應之“契合”，反襯之強烈，真是讓人印象至為深刻。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對毛澤東恨之如此切，對趙紫陽、李慎之受之如此深，真真是使我們大家的“悟性”都提了一大截。

　　《炎黃春秋》是十分、十分珍視自己的羽毛的。《炎黃春秋》主管主辦單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一位負責人在發言中吹捧《炎黃春秋》“越辦越好”，“17萬的發行量，說明這份期刊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自己生的“兒女”，當然自己得親自出場吹捧了。而杜導正在座談會上率先自我表揚的是“對于建國后六十多年的歷史，不管是前三十年還是后三十年，我們一直是恪守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力求真實的反映歷史原貌”。杜先生這里是侈談“實事求是”了。其實，他完全不配談論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真理意義上的“實事求是”。這是因為，正是《炎黃春秋》，其惟一最大特色是不講實事求是，離“實事求是”何止是千里萬里。這是有據可查，有事實為證，是鐵的。它以歪曲歷史真相為己任，以給推動歷史前進的著名的歷史人物潑污水為能事，它用盡心機，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毒素，妄圖洗遍中國人的腦子。《炎黃春秋》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邪氣。而座談會上另一位發言者李洪林的眼里竟然把明明是這樣一股邪氣封為一種“正氣”。這種欺騙其實是十分拙劣的。它騙不了任何一位有理想、有良知、正直的中國人。周有光老人自詡自己是與世無爭、淡泊人生，但是對于《炎黃春秋》，通過他兒子在座談會上代作的發言，卻傾注了至大的熱情，說“(《炎黃春秋》)這個東西最好了”，就是因為他“尊重歷史”。這幾位先生的講話，都講到了“尊重歷史”。李洪林還用“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那種秉筆直書歷史的史德來涂抹《炎黃春秋》，其顛倒是非黑白的水準，真是讓一切真正的史家哂笑不己。

　　也許這一期《炎黃春秋》堪稱具有相當典型的一期。以刊登“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主”自命的這家刊物，這一期上在歷史人物上褒誰貶誰，在重大歷史事件上抹黑什么，涂紅什么，在重大思想觀點上崇尚什么，鞭撻什么，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同時，又沒有忘記，要顯示一下在十八大以后“本刊”的存在，并為此所做出一番偽裝，拋出幾句場面話。真是諸般解數，應有盡有，一個也沒落下。煞費了一番苦心呵!但是陽光下的氣泡，無論如何七色絢麗，終究是要破滅的。且看周有光先生讓“《炎黃春秋》永遠辦下去”的殷切“希望”，能持續多少?!(2013年4月10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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