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派在去年年底的亞布力經濟學家年會、南方周末的蛇年新年賀辭和今年“炎黃春秋”的4月座談會提出了憲政的主張，要求新一屆中共領導人學習80年代的蔣經國，開放黨禁，舉行多黨競選。求是雜志、烏有日刊等中國道路派對普世價值派的憲政主張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批判。這就把兩派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分歧展現在世人面前。

　　中國向何處去是一個近代以來國人思考過的一個重要問題，普世價值派提出的憲政主張，就把中國現何處去的問題再次提了出來。

　　普世價值派在以往的爭論中自稱改革派或深化改革派，或者自稱黨內民主派。但是隨著憲政主張的提出，他們就鮮明地亮出了底牌。以往，普世價值派對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給予了肯定，試圖通過自己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的理解影響執政者，致力于推動所謂的深化改革。在胡錦濤提出不瞎折騰的主張和習近平發動群眾路線大力懲治腐敗的主張提出以后。那些以改掉國有企業為短期目標的深化改革派公開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議題。

　　在十八大召開前夕直到于今，憲政派的出現似乎和蘇聯解體前的政治局勢大體相似，和阿拉伯國家的社會動蕩遙相呼應。但是，仔細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憲政派的理論資源十分貧乏缺乏說服力，其社會資源和能夠動員的經濟力量也不足以改變現有的政治格局。憲政派和近代以來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一樣，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抵制，而不可能改變中國政治發展的走向。

　　一、憲政派的組成和社會動員力量

　　憲政派的組織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是憲政派政治訴求的現實基礎。

　　憲政派思潮的組成可以劃分為三個群體，即體制外自由知識分子群體、體制內推動建立市場經濟的主流經濟學家群體以及主張政治改革的黨內民主派。最早提出憲政訴求是自由知識分子，他們的代表人物是上海的朱學勤、北京的徐友漁等人。他們在80年代自由化思潮中形成了基本觀點，在90年代后期學術自由化的過程中最早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主流經濟學家在90年代初執政黨提出市場經濟的理論以后形成，成為推動改革的體制內知識分子群體。這些人在21世紀的頭一個十年里積極推動所謂的深化改革，目的是為了憲政改革建立一個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基礎。隨著執政黨明確主張和諧社會建設，堅持自己的政治領導，這些體制內知識分子才與決策者結束了蜜月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吳敬璉、張維迎等經濟學家、江平、賀衛方為代表的主流法學家，提出向執政黨施加壓力促使其實現憲政改革。黨內民主派雖然早就在78年后就有集結，但是受黨的組織紀律的約束和維護自己在黨內利益的影響，早期只是要求擴大自己在執政黨中的權利。在擴大黨內民主的過程中，黨對他們的約束力日漸減弱，他們也因此在9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財富，成為既得利益者。但是在黨中央兩代領導逐漸形成中國道路自覺認識的十八大前后，黨內民主派試圖改變執政黨的性質從而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認為不進行政治制度改革，就會出現執政黨和工人農民群眾的聯合，從而危及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說，不搞政治改革就會重現文革悲劇。這些人利用黨內民主的便利，公開出版自己的刊物《炎黃春秋》與黨中央的機關刊物《求是》展開了憲政的大辯論。

　　這幾派政治群體也不能夠形成團結的組織力量，他們盡管在反對執政黨的領導地位上可以形成共識，但彼此也存在著種種分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視清高，以普世價值為高尚，不屑與人為伍。體制內的經濟自由主義雖然也在私有化進程中獲利甚豐，但對黨內民主派利用職權貪污腐敗也相譏諷，吳敬璉稱黨內民主派為權貴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持個人主義立場，反對一元化，其組成陣營有多種聲音也不足為怪。

　　和蘇東政治巨變前夕的情況近似，他們在執政黨批評政權的締造者錯誤的輿論聲中不斷糾集起來。

　　以群眾對執政黨的反腐敗舉措普遍不滿為掩護，借助中共與國際接軌而倡導的學術自由，憲政派丑化中共黨史，提出多黨議會制取代共產黨的領導的憲政主張。“腐敗”“專制”是90年代末以來所謂“新黨史”塑造的中共新“形象”。關于井岡山時期AB團和延安整風的一些材料的解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把中共歷史渲染成痞子造反。毛澤東革命斗爭的正確路線和高超藝術，在這些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派的眼里，沒有任何高尚動機和價值內涵，純粹是出于玩弄權術。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革命斗爭中形成正確路線，這和他賴以汲取人民大眾智慧凝聚人民大眾共識的群眾路線分不開。自由知識分子精英從來都把人民看作阿斗，自然也不可能從億萬人民大眾那里學到“真正的知識”。有了這種真知識就能夠洞曉人民群眾的心愿，就能獲得他們的擁護和支持，就能夠無往而不勝。

　　憲政派的主張主要有兩點，除了議會多黨制的主張外，還提出了徹底私有化的主張。蘇聯政變沒有經濟改革前行，蘇聯人民對私有化的危害沒有產生警惕。和蘇聯的政治變動前不同，9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導致了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使工人農民深受其害，人民群眾對打著市場化旗號的私有化深惡痛絕。因此，徹底私有化主張在人民群眾中同樣得不到同情和支持。盡管憲政派可以借助抨擊執政黨的腐敗，贏得一些群眾的注意，但是他們通過徹底私有化來克服政治腐敗的主張是不得人心的。在一般大眾中，普遍認為私有化的市場經濟才是官員大面積腐敗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們遭遇不公正剝奪的真正原因。這樣，憲政派的社會影響力就受到了大大地局限。

　　《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刊文《調查“中國人眼中的民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張明澍，出了一本新書叫做《中國人想要什么樣的民主》，　　這本書由中國社科院的一個重點科研項目“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研”擴展而來。張明澍2011年進行了這一調查，希望勾勒出中國公民對民主的主觀愿望。2012年，他通過數據分析、比對，得出一些讓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結論：“如果以左、中、右劃分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間化立場的51.5%，右的8%”。“中國人想要的民主，德治優先于法治;解決反腐敗和群眾監督政府問題優先于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重視實質和內容優先于重視形式和程序;協商優于表決。中國人想要中國自己的而不是外國的民主。”這個調查表明，中國絕大多數民眾擁護黨的領導和中國道路派主張，他們反對憲政主張。

　　二、憲政派的普世價值觀的理論錯誤

　　憲政派的普世價值觀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他們的普世價值觀既與中國歷史文化相背反，也和西方歷史文化所體現的人類歷史“普世”價值大不相同。既存在著邏輯上的錯誤，也存在歷史認識上的錯誤。

　　普世價值觀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預設了一種邏輯前提，即認為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發展是脫離開人類歷史發展正確道路的專制主義。他們把中國古代政治中存在的民本主義和現代政治中的人民民主的支配價值一筆抹殺，而把中國政治只看作政治精英的權力追逐。受到西方普世價值觀影響，秦暉教授就認為中國古代政治傳統只是韓非子人性惡的權術思想的表現，儒家思想從來得不到落實。以儒家思想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本主義君主官僚制，因此也變身為普遍奴隸制。這種思想也體現在普世價值觀的近代歷史的研究中，例如高華的延安整風研究就把毛澤東思想看作毛澤東實現個人權力欲望的工具。其他的所謂“新黨史”研究者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學術界的中國觀，把中國共產黨人看作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格、步調一致的黑幫。他們的眼里沒有人民群眾，在他們眼里人民群眾只是愚昧無知(秦暉甚至說無恥)，因而他們也不知道中共的正確路線和強大力量的源泉是來自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當然在他們眼里，中共獲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的土改只是中共對“愚昧無恥”的農民的脅迫和誘騙。

　　人類歷史有普遍性的特征，表現在中西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中。普世價值派的理論錯誤就在于把西方歷史發展路徑依賴的特殊性誤看作其普遍性。這就是一個歷史認識上的雙重錯誤，既不能正確對待中國歷史與文化，也不能正確認識西方歷史和文化。由于把西方歷史發展的特殊性當作人類歷史的普遍性，就導致了對非西方的歷史文化的否定。

　　西方現代憲政是西方歷史發展到現代的產物，它體現了人類現代歷史的普遍性。這個普遍性主要是由規定國家性質的人民主權體現出來的，和中世紀歷史上的神權、王權國家根本不同。如果這種普遍的價值只能體現在西方作為世界一隅的政治現代化中，就使其不成其為普遍性的。換句話說，這種人民主權的政治現代化也發生在中國近代歷史中。

　　盡管中西現代變革都體現了共同的普遍性，但是實現政治現代變革的途徑是不同的。現代政治變革顯然要受到前現代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條件的限制。西方實現人民主權的現代化是沿著中世紀形成的憲政道路實現的。中世紀早期世俗王權受制于教會和貴族，不得不與后者分權，教會和世俗的兩派貴族通過貴族會議來約束王權，這就是西方憲政制度的立法權行政權分離制衡特點的由來。中世紀后期城市市民階級興起，他們也被接納為會議成員，從而封建主會議變成了三級會議。在英國政治現代化就是沿著這條路徑不斷發展的，在市民階級從議會的請愿者變為立法者以后現代憲政就算出現了。在英國人民主權的現代民主政治，并沒有經歷打碎國際機器的暴力革命，而是通過套用這個機器的形式而改變其內容實現的。十九世紀30年代的憲章運動就是這個舊瓶裝新酒的過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大部分成年人都獲得了選舉和被選舉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英國和其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公民普選權的壓力下實現了向民主福利國家的轉變。西方民主政治是沿著憲政的路徑實現的，而這種憲政的傳統路徑是西方走向政治現代化的起點。通過西方憲政的路徑來實現的人民主權，也就受到這個實現路徑和表現手段的限制。憲政條件下的人民主權只是形式的和有限的主權。憲政與其說是實現人民主權的工具不如說是對它的限制。主要表現在：1)憲政民主繼承了貴族政治立法和行政分離的原則，也就始終受到貴族(現代社會的壟斷資本)的支配。2)作為憲政民主基本原則的天賦人權是形式和內容自我分裂的。憲政標榜權力分立以限制國王的權力，同時也限制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權力。憲政認為天賦的個人權力才是一切權力的來源，而個人權力是由私有制的法權體系所保障的。但是個人自由的權力，其實際上實現的程度和財產的占有量成正比。憲政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實際上是資本尤其是壟斷資本所有者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

　　以人民主權取代專制王權的現代化，也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內容。受到歷史文化條件的影響和約束，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也有自己的路徑依賴的特點。西方歷史上的憲政是中世紀貴族會議奠定的基礎，現代西方資產階級首先在經濟上獲得壟斷地位，然后獲得了立法權和其他政治權利，但是基本制度都是中世紀留下來的。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大一統，沒有形成憲政制度的基礎。近代以來，在強勢的外國資本侵略和腐敗的官僚資本的夾縫中，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起強大的經濟力量，對現代政治進程也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和當代民間資本一樣，近代資產階級發展起步太晚，發展空間有限。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資本就在通商口岸控制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導致中國包括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在內的現代經濟得不到發展。和當代民間資本主要依附于國家資本發展，既受后者限制也受后者保護不同，近代民間資本主要依附于國際資本，而要獲得國際資本的保護而健康發展是不可能的。

　　中國復興道路的政治現代化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由強大的資產階級建立憲政制度來實現的，而是通過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組成的政黨領導的武裝革命的方式實現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建立了一個議會制度的共和國。但是這個建立在北京的議會，由于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作為支撐，沒有能夠建立全國的有效的治理，只能成為北洋軍閥政府的橡皮圖章。相反，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干預下，在這個時期，整個中國陷入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孫中山從議會制度實驗的失敗中總結出了教訓，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思路，這就是軍政、訓政、憲政的思想。首先由國民黨領導革命軍掃除割據軍閥建立統一的國家政權，然后由國民黨代表共和國人民實行以黨代政的訓政，在人民有能力組成議會行駛民權的時候最后還政于民實現憲政。雖然還是以資產階級憲政為最后目標，但是孫中山的這個策略歷史證明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發動了北伐戰爭，建立了南京政府。由于蔣介石屠殺中國共產黨和鎮壓工農革命力量，他所建立的南京政府就喪失了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工農群眾的支持，也就沒有能力在占領南京之后清除全國各地的割據軍閥，實現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統一。就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南京政府喪師失地。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的重任就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堅持群眾路線獲得了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廣泛支持和擁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敗了帝國主義侵略，推翻了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了整個大陸上統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工人、農民當家做了主人。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共領導人民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從無到有建立了一個工業化的工業部門齊全的經濟體系，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族復興道路。

　　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也體現了人類現代歷史的普遍性，那就是從傳統的君主主權轉變為人民主權。相對比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不像西方議會憲政那樣只是形式上實現了人民主權的原則，而是實質上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重要特點，使其與西方議會民主顯著不同。第一，由于中國秦漢以來大一統政治傳統，以民本主義儒學為國家意識形態，消滅了貴族政治。這就使得作為貴族特權繼承人的壟斷資產階級也不能出現。作為人民意志體現的國家權威可以不受貴族資產階級的限制，這就為中國政治現代化準備了實現實質民主的歷史條件。第二，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人民民主擺脫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同時，也避免了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人格異化，從而為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條件。比如，我們可以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相近的印度相比較，在印度的種姓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束縛下，占印度人口大多數的勞動者就沒有中國的勞動者那樣的經濟活力和政治熱情。

　　中國共產黨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建立了獨立的國家現代經濟體系，并在這個國家資本的保護下，民間資本再度繁榮起來。這種不依賴于私人資本主義壟斷的經濟發展道路，也存在著種種困難需要克服，尤其是時常出現的人民公仆(官員)的腐敗以及由此產生的官僚資本的惡性膨脹帶來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對立。

　　憲政派試圖改變中國已有的發展道路，妄想依靠私人資本的力量來發展經濟。這種可能性不能在邏輯上排除，西方的經驗可以證明其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要獲得壟斷地位是不可能的。當代的自由主義者朱學勤、秦暉說，不能這樣看問題，認為憲政不需要這樣強大的資產階級的存在作為前提條件。但是，西方憲政的存在是有歷史和現實的種種條件的，人們不能把它從腦袋里空想出來。中國近代以來有多起憲政思潮，只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學習西方和救國救民的熱情，不可能落實為現實的政治實踐。中國了解西方最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嚴復在辛亥革命后的議會制實驗失敗后放棄了自由主義復歸了儒學。五四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則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挑起科玄論戰的丁文江在抗日戰爭初期就放棄了自由主義政治主張，提倡國家主義動員。

　　為什么憲政只停留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腦里，不能在現實的土壤里生根發芽?實際上在這里并沒有什么難解的困惑。原因只是由于憲政派知識分子對自己關于普世價值的自負，只是建立在淺薄無知的基礎上的。他們既不愿意深入地認識中國歷史，也對西方的歷史一知半解。他們自然不知道人民主權才是人類現代普遍的價值，而不是憲政。西方的憲政只是實現這個人類共同歷史價值的一種路徑，相當不成功，相反中國的歷史文明發展為人民民主準備了更好的條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才實質上實現了人民主權。

　　三、中國現實經濟社會力量對比的分析

　　自由主義憲政運動的思潮之所以在今天成為一種政治力量，是和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在經濟市場化和融入以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秩序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也因此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和經濟力量。這些在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社會階層和經濟力量，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就對現有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挑戰性的要求。他們包括在市場化過程中快速成長起來的私人資本、國有企業改制和依靠行政資源暴富起來的官僚資本，以及在中國獲取了巨大利益的國際跨國資本。這些經濟成分相互之間存在著利益上的矛盾和沖突，但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能聯合起來挑戰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憲政制度的建立主要依賴強大的私人資本的力量才實現的。英國憲政就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獲得巨大經濟力量的資產階級利用中世紀土地貴族階級建立的議會實現了自己對國家政治權力的控制，并為自己獲得資本主義更大發展空間的。但是，中國當代的私人資本沒有獲得英美資產階級對經濟的主導地位，他們的經濟力量也不足以支持他們獲得主導資本主義憲政的政治地位。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過程所決定的。

　　在當代中國國家資本占據主導地位，是私人資本發展的前提條件和有力支持。因而私人資本也必須受制于國家資本的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的60多年間，國家資本主導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維護了自己的主導地位。國家資本的主導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它有國家政權的維護和支撐。

　　90年代末以來國家大力扶持私人資本，私人資本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是，除了它要受制于它可以從中獲得保護和支持的國家資本以外，私人資本也遠不是國際資本的對手。迄今為止，國際跨國資本的數量和質量都是國內私人資本所無法比擬的。他們不僅資本力量大，擁有先進的技術，而且壟斷了大部分中國出口和國內市場。我國的私人資本是90年代才出現的，在它們出現的時候，國際資本就已經壟斷了廣大的市場。外資是80年代初就開始進入中國市場的，但是國家提倡興辦私人企業卻是在90年代初。只是在90年代末中國政府在面臨著加入WTO的壓力下才開始大力扶持私人企業的發展，它們的成長空間受到國際資本的極大壓制。

　　“近十幾年，各地方將招商引資作為促進本地經濟增長的主要抓手，中國已成為對跨國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外商投資勢頭有增無減。1979—2008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05萬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共8500億美元。1992年，FDI首次達到100億美元水平。2002年為500億美元，2008年為924億美元。我國成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國家(FDI占GDP比重最高年份為6%，‘十一五’期間為 2.3%)。我國工業產值的 3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值的 60%由外資企業完成，加工貿易占出口額50%以上。至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共28.6萬家。當年外商投資總額中;制造業60%、房地產占13%。在工業中，三資企業約占全國企業數的22%;從業人員的30%，產值的32%，出口總額的57%。工業中外資成分的增速遠高于國有經濟。一般認為，外資在國家產業中的份額超過20%即為安全警戒線，即使扣除港澳臺資本，外資在工業中的份額也達到了這一水平。”[2]

　　民間私人資本不能自由發展，也和官僚資本的出現和惡性擴張有關。《時代周報》一篇名為《中國91%億元戶為高干子弟社會貧富懸殊受關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調查報告稱，“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雖然，有人對此組數據的嚴謹性和準確性提出了質疑，但這無法抹殺一個事實是，官家子弟對國家政經資源的把控。時至今日，“社會主義”的中國，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壟斷企業、業界龍頭和上市公司，特別是房地產巨頭，無不流淌著權貴資本的血液和血統?但更諷刺的是，頭號資本主義的美國10%富人為國家貢獻80%稅收;而“社會主義”中國，掌握主要社會財富的富人，納稅額僅占稅收總額的30%。

　　對現有政治秩序國家資本主導地位提出挑戰要求的主要是和政治腐敗密切關聯的官僚資本以及和美國遏制中國策略相配合的國際壟斷資本。由于官員通過腐敗獲得的巨額的官僚資本在中國沒有合法性，又加上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地依靠群眾路線反對腐敗，更促使他們鋌而走險，期望通過政治變革獲得合法地位。以美國主導的國際資本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獲得巨大的利益，和美國政府強迫急于加入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國政府接受的不平等條件密切相關。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進步，特別是在美國遭遇2009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經濟已經在總量上躍居世界第二位。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的霸權，在奧巴馬政府執政以后開始實行“重返亞太”的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布局。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憲政派的憲政要求，也是腐敗官員與美國遏制中國的共同陰謀。

　　寄生的腐朽的官僚資本和國際資本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官僚資本形成的整個過程中，往往可以看到國際資本的影子。官僚資本的產生往往通過和國際資本的利益交換的方式。官僚資本都是侵吞國有財產的結果，但是受制于國家法律，他們只能曲線侵吞，只能與國家資本勾結在一起以國家利益為交換實現侵吞。國際資本在中國開拓市場、以低成本兼并國有企業、廉價獲得國有銀行的大量股份，都是在賄賂腐敗官員的時候進行的。這樣大量國民財富就被腐敗官員通過國際資本輸出到海外，出現了官員的老婆孩子和票子寄居海外的裸官現象。由于國內經濟繁榮發展有世界上最好的投資市場，大量官僚資本也是通過國際資本到國外洗錢然后以外資的形式返回國內投資。國際資本掌握了這些腐敗官員的罪證，從而進一步要挾腐敗官員向國際資本出賣更多的國家利益。

　　四、憲政派與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聯系

　　憲政派提出的改變現行政治制度的主張，客觀上是與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一致的。更進一步而言，憲政派思潮的出現顯然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一部分，是美國反華勢力在中國內部制造的意識形態分化的結果，也是其實施進一步瓦解中國企圖的中國內部的配合力量。

　　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向西方學習，開放實際上是對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開放。在這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致力于發展壯大自己，而不是放棄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沒有根本改變冷戰期間的對華政策，只是更加務實和靈活機動而已。一方面，中國在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后，獲得了經濟上的發展空間，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一下子變成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也在進入了這個秩序以后陷入了這個秩序準備好的陷阱之中。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美國對華政策是接觸和遏制軟硬兩種策略交替使用的。在80年代美國一方面利用中國制衡蘇聯，并最終瓦解了蘇聯，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堅信其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現代化必然產生中產階級力量，長大起來的中產階級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美國政府沒有靜待中國內部的民主化，而是用一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審議和人權大棒來威脅利誘中國。為了集中精力啟動經濟發展，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策略，就是對美國人權大棒的退讓策略。這就使得人道主義思潮等“普世價值”思潮在中國獲得機會傳播和滋長。宣揚西方式民主現代化的魏京生等人為美國大使館送到了美國，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普世價值派的有力支持。到1989年美國為六四骨干分子提供政治庇護，也鼓舞了中國政治反對派。

　　進入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前南斯拉夫分裂和陷入戰爭的泥坑。美國通過接觸輸出意識形態培植政治反對派從內部進行分裂，通過經濟軍事手段從外部遏制其發展，這種兩面手的策略屢試不爽。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變色，使得社會主義只在東亞的中國、越南、朝鮮和南美的古巴存留下來。從轟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到小布什上臺開始醞釀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戰略轉移，美國正在收緊口袋，展開全面攻勢。

　　蘇聯解體以后，中國政府一方面檢討蘇聯的教訓，另一方面提出了市場化改革的口號。為了配合實質上是私有化的國企改制，中國政府努力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除了在經濟上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和農業以及銷售服務業這些能夠為美國企業帶來豐厚利潤的領域外，也在人權和言論自由方面對中國提出了無理要求。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了實現自己與世界接軌的目標，在經濟政治文化多方面都對美國讓步。這些讓步，就把中國廣闊的市場和豐厚的利潤送給了美國的跨國企業。整個中國變成了西方產業鏈中利潤最少的一個環節。有人計算，中國工人的勞動果實十分之九被控制著資金技術和設計銷售環節的跨國公司拿走了。中國的三農問題的出現，也和美國農業利用WTO獲得的不平等待遇摧毀了中國農業密切相關。這樣美國因素強化了中國政府市場改制的右傾方向，造成了至今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貧富分化。這些讓步也在意識形態方面產生了影響，成為壓垮那些意志不堅定的黨內民主派的稻草。眾多中共高級官員失去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投入了拜金主義的大潮，造成了中國黨政官員大面積的腐敗。

　　2001年的撞機事件說明，在搞垮蘇聯以后，美國的下一個目標已經對準了中國。911恐怖襲擊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美國從此陷入了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陷阱中，中國也因此意外地獲得了十年和平發展的機遇。到2008年爆發了金融危機后，美國人才發現自己一直看作世界經濟跟班的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經濟的大塊頭。于是驚呼失去了十年機會的鷹派，立刻著手制定“重返東亞”的戰略轉移，從此接觸策略讓位給了遏制策略。

　　美國的“重返東亞”是一個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布局。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和軍事的內容。在國際政治上，要求中國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各種雙邊和多邊機制，一方面利用中國發展的機會，并從中獲得最大份額的利益，另一方面遏制中國的發展，使其屈服于美國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最終要實現瓦解中國的目標。美國農業上的跨國公司對中國大豆、花生、煙草市場的控制已經到了中國政府無力調控的局面。美國孟山都等轉基因企業在中國兒童身上進行的轉基因食品實驗和轉基因食品市場的擴張，已經引起人們對種族滅絕圖謀的恐慌。美國人強迫中國開放金融并且作為中國官方所說的“戰略投資者”(只不過這些“戰略投資者”的“戰略”不可能是中國政府的戰略，而是美國政府的戰略)從中國國有銀行的改制中獲得了驚人的投機利益。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制官方提出靚女先嫁，美國跨國公司獲得了超低成本兼并中國企業的機會，并在中國市場上形成了多種行業的壟斷地位。美國和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20多個行業的經濟壟斷，就為西方在中國培養普世價值觀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從與國際資本的相互勾結的黨政高層的腐敗分子，到一些打工白領和依附于國際資本企業的中國民間資本，再到為國際資本收買的體制內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體制外鼓吹多黨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個不斷糾集的普世價值派形成了，在中國唱響了普世價值的進行曲。他們正在待機利用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和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在中國發動東歐和阿拉伯世界都屢試不爽的顏色革命。美國政府為法輪功吶喊助威，為達賴喇嘛等藏獨分子提供外交和財政支持，在新疆支持東突分裂勢力的恐怖活動，就是多次的演示。

　　美國的對華新戰略是美國獨霸世界夢想的一步，不僅要在經濟上遏制中國發展，在意識形態上通過普世價值的傳播分化瓦解中國，也準備了歷史上空前的軍事力量圍堵中國。

　　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也為最終征服中國掃清外圍，侵占伊拉克使美國控制了世界石油資源，侵占阿富汗就在軍事上把中國和俄國分割包圍起來。美國在東亞加強了和日本的軍事同盟，又和日本一道利用中國與周邊鄰國存在的領土糾紛在中國周圍挑起爭端，使中國陷入左絀右支的窘境，以消耗中國的力量。美國支持日本右傾化和對中國釣魚島的占領，在南海挑動了紛爭，使菲律賓、越南等國家與中國爭端不斷。美國在軍事上構筑了“海天一體戰”的戰略為最后軍事上摧毀中國量身定做。美國宣布60%的海軍要在2020年以前部署在亞太地區，建立東亞到澳大利亞的導彈防御體系。為了鼓勵其盟國與中國挑釁，近些年來美國在太平洋西部頻繁地組織兩國和多國軍事演習。

　　中國普世價值派在中國提出憲政要求，實際上是美國在中國多年培養的普世價值派勢力的表現，也是美國遏制中國軍事部署的有力配合。在貧富分化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沒有消除以前，我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普世價值派利用群眾性事件，走向街頭發動顏色革命。

　　五、提高對中國道路的自信，正確認識憲政派思潮的錯誤

　　我們必須要對近代以來中國幾代仁人志士用鮮血和生命鋪就的中國復興道路有自覺認識和自覺承擔。只有提高對中國道路的自覺自信，才能夠使那些受到迷惑的黨政干部和群眾擺脫普世價值觀的影響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6月25日下午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第七次集體學習。習近平指出，“我們說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來源于真理”。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習近平的講話極為凝練地概括了中國道路的歷史來源和內容實質。中國道路在三十年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經濟發展成就，是170年來中國從民族危亡走向復興的長久努力地結果，也是中國5000年歷史積累的結果。普世價值派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歷史和文化，完全是脫離實踐脫離人民的立場錯誤。既表現了他們的無知，也表現了他們在美國政府面前搖尾乞憐，出賣民族利益，有奶便是娘的投機意識。

　　認識中國道路必須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必須批判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普世價值”。認識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是中西方優秀文化的繼承人，是19世紀西歐誕生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繼承人，也是孔子儒學傳統的正統繼承人。馬克思主義和儒學雖然存在著歷史文化上的種種具體區別，卻都是人類文明智慧之樹上的花朵。所謂東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北海、南海有圣人，“其心同，其理同”。中西文明發展的具體路徑不同，因此，這個同一的“理”在不同的歷史文化環境中有不同的表現。

　　中國歷史連續型發展，使得中國文化把人類源初的本性保留了下來，因此要實現人的自由發展，儒家強調修齊治平的連續型路徑。西方破裂式路徑否定了源初的本性，使人類陷入了異化的困境，必須經歷再度的否定才能恢復自由本性。在去古未遠的孔子的時代，人類還借助宗法制度保留了原始民主的傳統，通過培養禮的根據即仁，就可以復歸和諧的大同世界。現代中國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入侵，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采取武裝革命掃除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腐朽的反動統治，才能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和諧社會。儒家思想傳統雖然存在種種糟粕，但其民本主義卻是人類古代史上最優秀最有人民性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對儒家思想的批判繼承和發揚光大。以梁漱溟為第一個代表的現代新儒家由于脫離人民和實踐，就沒有能夠繼承儒家思想帶有根本規定性的人民性和實踐性(1949年以后和中國共產黨走向一條道路的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如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致力于把儒家優秀傳統與馬克思主義會和融通)，以至于到第二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徐復觀等人那里就成為一種舉著孔子旗幟的自由主義，陷入了西化的泥淖。臺灣出現的分裂國家的臺獨勢力，實際上和新儒家學人把儒家大一統思想看作專制思想的主張有關。臺獨分子不過是把這種思想推向了極端而已。

　　正確認識中國道路，就必須正確認識中國5000年歷史。中國秦漢之交是中國古代歷史經歷的最大變動之一，大一統國家和中華民族出現在歷史上。對于這個大變動的認識自古以來就有爭議。一些人只看到秦法創制，說漢承秦制是儒表法里，但是絕大多數認為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才是這個變動的完成，從而肯定大一統國家的儒本法用。新儒家試圖把儒家與法家完全割裂開來，其結果使得新儒家的道統沒有歷史上的存在，只落得“花果飄零”，成為飄忽不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歷史在新儒家眼里只是帝王將相專制弄權循環停滯的歷史。這是一種虛無主義歷史觀，把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事實視而不見。他們不會明白，中國為什么會有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即使是古代君主的集權專制，也是由于他們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農民大眾的支持。廣大小農為什么要擁護皇上，因為皇上的權威意味著社會安定。秦暉教授大罵人民的愚昧無恥，大罵帝王的專制弄權，實際上是離開了人民，離開了實踐，也離開了真理。

　　曾經一度熱衷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劉小楓，最近稱許毛澤東是國父，他說“今天憲政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問題就在于，誰是中國現代的國父呢?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中考慮，蔣介石已經被開出去了，那我們說是孫中山接著毛澤東，孫中山比起毛澤東差十萬八千里”。“我們其實有所謂的人民民主，而不是西方的那樣一種自由民主而已。”這引起了憲政派的一片聲討，因為憲政派認為徹底否定毛澤東才是他們最核心的任務。只要徹底否定了毛澤東，也就可以否定他所奠基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憲政派就可以盡售其奸與美國遏制中國內外呼應了。憲政派忘記了人民，才只看到毛澤東一人的權術。毛澤東是不世出的大政治家，但是他的一呼百應卻不是什么巫術和奧秘，只不過是人民擁護和支持的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來自人民，來自實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教條主義也是我們正確認識中國道路的阻礙。在某種意義上教條主義也是普世價值觀的表現。教條主義也不懂得真理來自人民來自實踐的道理，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對立起來，和扛著儒家招牌的自由主義犯相同的錯誤。毛澤東、李大釗那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是儒家思想傳統的真正繼承人。是他們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儒家傳統思想馬克思主義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發展，也實現了孔子儒學的現代革新。

　　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對中國道路自覺自信和擔當。就必須把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看為一個連續過程，就必須把近代中國歷史的變遷看作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續和發展。換句話說，就必須把孔子和馬克思看作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繼承5000年的歷史和思想資源，才能在毛澤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復興道路上勇敢前進。

　　結語

　　我們站在13億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尊重歷史和現實實踐的立場上，也就是站在中國道路的立場上，就可以認識憲政派的真實面孔，而不為其迷惑。簡而言之，憲政派是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在中國長期灌輸普世價值的結果，他們利用群眾對共產黨一些干部出現的嚴重腐敗的不滿為機會，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待機發動顏色革命。憲政派公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一種呼應和配合。

　　必須堅定地反對憲政派，把對憲政派的批判辦成廣大干部和群眾自覺認識和擔當中國道路的教育運動。

　　[1]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頁。

　　[2] 高梁：《外資在華并購與國家經濟安全形勢》 《環球視野》2010年3月9日，第2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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