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言的題目是《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為什么要講這個題目呢?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我們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中國文學也形成了一種新格局，我們需要以新的視野去重新看待中國與中國文學，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講述出與以往不同的新的中國故事;另一個是對于青年作家來說，他們在經驗、視野、美學等各方面，與前幾代作家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他們處在一個新時代，處在最有創造力的年齡，也有著遠大的抱負與追求，如果他們有這樣的愿望與能力，必定可以講述出新的中國故事。

　　近代以來中國遭遇了嚴重的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才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是我們在社會經濟與生產方面仍處于落后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始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在短短30年的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可以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中國自近代以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國人不再是“弱者”，也不再是“落后者”，而正走在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上，我們不僅在探索中國的未來，也在探索著整個世界的出路。這可以說是中國人在世界上位置的轉折點，也是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精神歷程上的轉折點。“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伴隨中國走過了最為艱難險阻的道路，從“啟蒙”到“救亡”，從“為藝術而藝術”到“為工農兵服務”，中間經歷了那么多波折與苦難，可以說“新文學”記錄了中華民族的“心靈史”，開拓了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空間，也為我們奉獻出了最為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在當前這個歷史時期，中國與中國文學都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上，我們期待青年作家可以講出新的中國故事。

　　當前青年作家創作較為活躍，他們可以說是當代文學創作的主要力量之一，不少青年作家已經出現了大氣象。但在這個青年作家會議上，我更想談的是局限，以期在相互砥礪中共同提高。在我看來，青年作家的局限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他們的視野與格局較小，大多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現實，很難有一種更宏大的把握歷史的能力，在思想上也缺乏創造力，而只注重個人感受，個人感受當然很重要，但僅有個人感受是不夠的，還需要思想的穿透力，我認為這是當前青年作家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二是他們受前輩作家美學上的影響過于強烈，尚未從他們的影響中擺脫出來，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藝術世界與藝術風格。一個真正成熟的作家當然會汲取前輩作家的營養，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真正藝術上的創造，這樣的創造不是寫得像前輩作家那樣，而是像前輩作家那樣寫——即為自己豐富、復雜而微妙的個人體驗尋找到一種恰當的藝術形式，而不是以一種固定的美學規范去制約自己豐富的體驗。

　　“文學是國民精神前進的燈火”，我們講述“中國故事”，并非簡單地為講故事而講故事，我們是在以文學的形式凝聚中國人豐富而獨特的經驗與情感，描述出中華民族在一個新時代最深刻的記憶，并想象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與未來。所謂中國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國人共同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命運與希望。在這個意義上，《紅樓夢》講述的是“中國故事”，魯迅講述的是“中國故事”，我們今天則需要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對于今天的青年作家來說，我們可以講述一個“個人”的故事，可以講述一個家族的故事，也可以講述一個階層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將個人、家族或階層的故事講述為“中國故事”?——這需要作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開闊的視野，以及創造中國新文化的自覺意識。

　　首先，青年作家要有“歷史感”。現在的青年作家所經歷的時代是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置身其中的每個人也都經歷了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青年作家對這些變化更加敏感，這些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表現，如果能夠真正寫出這一巨變，寫出我們這個民族的“心靈史”，將會是重要的經典作品，我想這也是不少作家追求的目標。但是要寫出這一劇烈的變化，我們不能沉浸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將當下的現實視為“自然而然”的存在，我們需要具備一種“歷史感”，我們要充分意識到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是怎么來的，要到哪里去，我們需要在歷史的變遷中考察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衣食住行的變化，這里面既有激烈的沖突，也有細微的差異，但只有在歷史的視野中，我們才能看到很多事情并非自然而然的，也并非從來如此的，我們才能夠更深刻地認識我們的時代。我們具有了“歷史感”，也就具有了“現實感”，這可以讓我們對現實生活更加敏感，也可以在現實的變化中去把握未來。

　　其次，青年作家要有新的“世界視野”。由于中國的迅速發展，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位置也越來越重要，我們可以在世界文學的范圍內來考察當代青年作家的創作。在今天，青年作家不必再以追趕的心態去面對世界，我們擁有對我們自己文化、我們所走的道路以及未來的自信，可以用一種更加平和的心態去觀察與思考，這可以說是一個新視野。我們的青年作家與其他國家的青年作家共同面對著這個世界，他們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寫作”，我想這對于中國作家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種新坐標。五四以來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有一種強烈的“影響的焦慮”，我們在西方文學的參照下寫作，但是現在，我們的青年作家可以說與其他國家的青年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某些方面或許我們還占有優勢——比如作為生活資源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劇烈變革的時代，以及作為思想資源的傳統中國文化等，這些都是別國青年作家所難以深刻體驗的。我們不僅在創造中國文學的歷史，而且有可能改變世界文學的格局，這是時代為我們的青年作家提供的機遇，當然他們尚需要通過作品去充分證明自己，但我想這對于有追求的青年作家來說，無疑是值得去努力的。

　　再次，青年作家要有一顆“中國心”。最近在文藝界有所謂“中國風”，這可以說是巨大歷史變化的一部分，我們的作家藝術家不再以西方文化為圭臬，而開始以中國文化的眼光打量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風”是值得肯定的，但又是不夠的。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怎么讓“中國風”轉變成真正表達中國人的經驗、情感與精神的藝術，怎么從“中國風”變成“中國心”。我們可以說“中國心”是當代中國人正在蓬勃發育中的民族精神，是千千萬萬中國人在創造生活實踐中體現出來的時代精神。只有有了“中國心”，我們才能從內在的角度更深刻地把握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才能呈現出中國人的精神與靈魂。但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所說的“中國心”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它不同于傳統中國文化，也不同于現代西方文化，而是既“現代”又“中國”的新文化，是在當代中國現實中熔鑄而成的新的中國文化。可以說這樣的新文化尚在形成之中，而我們青年作家講述的新的中國故事，或許可以為新的民族精神融入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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