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號接到李會長的電話，想到25號會議的舉辦，作為解放區(qū)文學研究會的會員，一年一度的活動是不該錯過的。去年因為回老家了，我的發(fā)言由會長代讀的。今年我能參加會議，為紀念毛主席“5、23”講話，也該發(fā)聲，會長要我講講深入生活的話題。那我就想起了這個題目：“走出家門，回歸社會，為勞動者寫真”。

　　說起深入生活，自打我1972年開始從事群眾文學創(chuàng)作輔導工作時，就沒離耳和口。參加會議聽的是這個，傳達時講的也是這個，跟文學愛好者和業(yè)余作者說的也是這個。后來聽我的老同事，被譽為“神童”的詩人胡昭老師說“經(jīng)歷人生”，我覺得有道理。因為咱們都在生活中，而且是底層人，無所謂“深入”的必要，只是脫不脫離的問題。可是，作為生人，能脫離生活嗎?除非不吃不喝不動，那是無論如何也離不開生活的。作為現(xiàn)實的人，就自然離不開現(xiàn)實生活。后來，又有了說法，叫做“貼近生活”，“貼近” 也好，“深入”也好，我總覺得是把自己跟生活分離了。最近兩年，又出來個“走基層”，那是指高高在上的媒體人和高官們說的。作為咱們這樣的普通“寫者”或 “筆者”來說，無所謂“走基層”的意思，因為咱們本就在基層。我以前就說過，我是寫作的“寫者”，說是作者就已經(jīng)滿足了，談不上作家。因為老了，又總呆在家里，還總不停筆，面向社會責任感一發(fā)作，就秉筆直書，算是個寫手，充其量叫個“寫家”。尤其近年來寫些紀實，也就是個記錄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文學創(chuàng)作，不是作家所為的范疇，還屬于記者的行當;但是，自己還沒趕上由新聞出版署給發(fā)證的時候就離開新聞單位了，老舊的記者證也不頂用了，沒有了記者身份。那算個啥?啥都不是!不過，也沒關系，無關緊要，現(xiàn)在的頭銜多了去了，有跟沒有，其實差不了什么?做什么跟管什么，沒關系的。一篇文章沒發(fā)的人可以當中宣部長，跟意識形態(tài)沒關系的人可以主管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咱們不講這些，也不在乎這些。如果太在乎了能把自己氣死，有啥用啊?咱們就是能干啥就干啥，能干點兒啥就干點兒啥。何況已經(jīng)土埋大半了蠟頭不高了，能看點兒寫點兒發(fā)點兒微弱之聲也就不錯了。如果是所有網(wǎng)站都給關閉了，連這點兒微弱的聲音也發(fā)不出了。你還想怎么樣?

　　人有眼睛什么也不看是不可能的。人的腦子還沒癡呆，要什么也不想也是辦不到的。如果不甘心于蹲在家里等死的話，就要關心國家大事，用國家培養(yǎng)的這么點兒能力做點兒事情報效人民，報效祖國。所以，在我們還能行走的時候力爭走出家門，回歸社會，做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是自然人，自然人是要吃飽喝足維持生命的。但我們不能只是自然人，如果是個單純的自然人那跟其他動物沒什么不同，我們還是社會人，所以要比其他動物高級的。既然是社會人，就要置身于社會當中，對社會負點兒責任。我們是社會成員的一分子，就不能離開社會、脫離社會，從社會中來的就要回歸于社會。如果覺得已經(jīng)被社會淘汰了或者游離于社會之外了，那就要盡快融于社會。不要管社會是個什么樣子，我們都沒理由遠離社會。人還是階級的人，因為人是有階級屬性的。我是窮苦勞動人民子弟，我是屬于農(nóng)民階級也是無產(chǎn)階級的。我要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看待社會現(xiàn)象，發(fā)表見解的。

　　正因為我有這樣一個樸素的想法，在老家我是始終置身于社會當中的。盡管在單位工作，也與社會保持聯(lián)系，有機會還要利用一切渠道走向社會。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接觸工農(nóng)群眾，與他們交朋友，接受他們的再教育，努力思想改造，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豐富生活積累，充實頭腦。

　　我本來就是農(nóng)民子弟，1957年初中畢業(yè)又趕上勞動教育，國家鼓勵初、高中畢業(yè)生回鄉(xiāng)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作為毛歲才16的準青年，由于淺薄和蒙昧，拒絕學校保送上四平師范，報考了高中，明知道家里供不起讀高中也要比量比量，考試完了就算完成任務了，第二天就生產(chǎn)隊參加勞動了。毛歲16周歲才15啊，鏟地抱壟我拼命地跟啊，人家到頭我也到頭了，我拒絕別人給我接壟。可是，晚上記工分就是記8分，跟婦女一樣。人家婦女下午歇二氣兒就回家做飯了，我不是的。為了要掙滿分10分，我就要求給牲畜鍘草。鍘草是倆人各抱一頭，一個木拐子套在鍘刀把上，一個老農(nóng)民給鍘刀里捋草。那是個技術活，有危險的。我們只管摁鍘刀，但是倆人必須合把，動作一致力量均衡頻率穩(wěn)定。這樣的活開始不行，但很快就掌握了，鍘草的活我們包了，這樣，我就才跟那個伙伴掙一樣的工分了。半拉勞力的帽子終于摘掉了。

　　1958 年一化凍，水庫工程就上馬了，我就要求上工地修水庫，具體活計就是用獨輪車往壩基上推土。開始不會推獨輪車，一推就倒。后來掌握了要領推起就跑，到地方一揚手車子就扣過去了，很好玩。為了跑得快把鞋都甩了。我的鐵腳板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領工的看我干的歡，還總表揚，這樣勁頭更足了。就在干得起勁的時候，人民公社化了。作業(yè)區(qū)領導讓我去當?shù)匦W當民辦教員。因為我不想當孩子王才放棄被保送上師范的，所以，我說啥也不干。但是，公社化就實行軍事化了，領導的安排就是命令，如果我不服從以后再有什么好事，也沒我的份了。領導這么一嚇唬，我屈從了。毛歲17就教二年級了。年末，因為實行供給制了，吃大食堂，學生住校師生吃飯都不花錢，一年的工分白掙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當農(nóng)民。

　　1968年文化大革命到了深挖階段，就是清理階級隊伍。我父親日偽時期去3年勞工當了分隊長，分隊上邊是小隊，小隊上邊是中隊，中隊上邊是大隊。分隊就是一個班，10來個人，分隊長領這10來個人干活，就是個打頭的。可是，負責清隊的人以為跟解放軍的分隊一樣，是連級。這樣，我父親就夠杠了，可以打成歷史反革命了。我不服氣就寫大字報辯解，不小心“敗壞他人名聲”的“人”字的一捺寫在報頭上毛主席那個放光芒的戴帽子的頭像上了，說我在毛主席臉上打叉，要把紅太陽抹黑。給我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跟五類分子一起掛牌批斗。還抄了家，把我讀函授大學的習作和日記都搜去了，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讓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就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心里話要對您講，有多少動聽的歌兒要對您唱……”因為我明白毛主席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整群眾的，他們這樣干是轉(zhuǎn)移斗爭大方向，保存自己。因為，每個階段就是一兩個月，過了這個時段就轉(zhuǎn)入下個階段了。

　　不久就出來個“侯王”經(jīng)驗，“公辦小學要下放大隊來辦”，貧宣隊進駐管理學校了，讓一些有問題的教師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我們公社有9對夫妻教師，因為其中一個被看成有問題，就都打發(fā)回生產(chǎn)隊參加勞動，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了。為了證實我當社員也能養(yǎng)活老婆孩子，第二天我就到生產(chǎn)隊勞動去了。秋天割地最難的是割大豆，大豆扎手，但不能戴手套，空手抓豆桿不能直接上手，要從下上往上握，鐮刀往后割，豆桿朝前摁，這樣就很清脆的一聲折斷了。不然，可能連根帶出來了。還一項活就是剪高粱頭，也是一般人不大會的活。我也要掌握的。不會的就是用鐮刀頭摟，會的是用掐刀子切。掐刀子戴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其他4指收緊了，掐刀下去，高粱頭就掐斷了。莊稼上場了垛垛是個大活。一般都是老農(nóng)民來干，就是要好的莊稼把式才行，否則就給垛歪了，我也試驗過。豆垛是方的、谷垛是圓的，稻垛也但是圓的，稻垛的稻穗頭比較沉，好垛。垛好的谷垛和稻垛不怕雨澆。這類活我都干過。打場的時候就是揚場，那是絕對的技術活，一般人是不敢操活的，揚出去就是一個團。我也學會了，用木锨把糧食粒撮起來揚出去要把木锨板斜個角度，這樣拋出一條線，落地一大片，非常均勻，風就把雜質(zhì)都飄走了。冬天就是刨糞堆的活，叫倒糞。東北天寒地凍，不會刨的就像雞鉗米似的，會刨的是一震一大塊。怎么能這樣啊?有竅門，就是利用杠桿原理，老百姓不懂，但是他們會做。就是把大鎬(20多斤重)舉起來的時候，增加力臂，往下刨的時候增加重臂。這樣，下鎬的分量就加大了。大鎬下去就震出一條裂縫。再來一稿砸進裂縫里，用鎬把一別，就下來一大塊。這樣特別出活。這些勞動技能，在我2006年寫《皇天后土》時都用上了。是主人公紀英林輔導知識青年的幾個勞動場面里用上的。

　　第二年春天用拖拉機耙稻地，免不了把稻池埂子被豁開了。為了保住水，必須隨后給堵上。東北的早春，剛開化，腳底下都是冰茬，當時沒有水田靴子，就是光腳下水。很少有人干的，而且是早堂。我也去干。就這樣，到9月末歸隊時我就掙了3000工分。跟我一起回生產(chǎn)隊的，有的一天農(nóng)活沒干。我的工分也沒用了，但也有收獲。

　　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我除了學會了農(nóng)活，比較全面地掌握了勞動技能外，就是一個跟我同齡的社員哥們跟我說的一句話“人比人得活著，貨比貨得留著”。就這句話使我打消了悲觀情緒勇敢地面對現(xiàn)實。就這句很普通的話，一個剛剛而立的農(nóng)民的話讓我受用終生，不管遇到多大困難，什么挫折，我都坦然面對，不在乎了。

　　1970年冬，由于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被抄家了，我的日記和文藝習作(有劇本)都被專案組審查了。我的反動思想沒審查出來，卻審查出我的“寫作才能”了。到需要宣傳縣“雙先”會議精神，組建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時候，公社領導就想起我了。我從被審查，到送回生產(chǎn)隊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再到接受黨委的“重要”安排，這不是 “大翻身”有了用武之機了嘛!我白天上班教課，晚上趴在土炕上寫了一部獨幕話劇《挖山鑿井》，宣傳好書記(大隊)劉景山的事跡。因為在這之前，一個在縣委工作的函授大學同學下鄉(xiāng)采寫劉景山的事跡找我?guī)兔ΓY(jié)果我竟然成了“主筆”，所以，我就把我占有的資料用上了，寫得很順，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但是光獨幕話劇不夠一場演出，我就寫小演唱，小歌舞、快板、對口詞、相聲、歌曲等等，各樣形式都用上了。一個半小時的晚會節(jié)目全是我自編的。全公社巡回演出完了，就趕上縣里舉辦文藝匯演，我們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是獨一份，被特約參加了。我就被縣文化館發(fā)現(xiàn)了，于是，1971年春借調(diào)去搞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30周年征文活動。

　　這時，毛主席的《延講》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其中重要語句都熟記于心：

　　“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jié)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nóng)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chuàng)作過程。”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nóng)兵的，為工農(nóng)兵而創(chuàng)作，為工農(nóng)兵所利用的。”

　　“一切共產(chǎn)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我把這些毛主席的話作為我工作的依據(jù)，作為我邀稿的由頭。于是，都成了我的“口頭禪”了。

　　搞征文活動向別人發(fā)邀請函，征集別人的文稿，自己必須帶頭寫稿子，而且要拿出至少是比較上乘的文章來。于是，我就硬充好漢不自量力地“操刀”了。從此，開始了我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的征程。因為是紀念毛主席《延講》的文章，我必須對《延講》有較深的理解，才能跟業(yè)余作者(其實發(fā)表作品的很少，大多是文學愛好者，還未發(fā)表作品，充其量是個文學青年)約談。這就是有水浮船了，隨著“教學相長”就有了后來的“水漲船高”了。等我接觸(他們承認我是“啟蒙老師”)的文學青年發(fā)展成業(yè)余作者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并不比他們高多少了，就把接力棒交給比我有能力、水平高的同事。等他們發(fā)展成省作協(xié)會員的時候，由于我的一篇文藝評論(《評沙葉新的兩部劇作——社會效果要放到社會實踐中檢驗》)遭來無端的批判，我則賭氣改行到總工會搞職工思想教育了。因為我沒有別的能力，只能在“寫” 上有點兒用武之地，雖然棄文卻未擱筆，仍然不忘《延講》精神，下廠礦，跑基層，積累工人方面的素材。因為領導知道我是個“寫手”就把我當秘書用了，凡是舉辦什么活動或召開什么會議，需要請市委領導到場講話的時候，都是我給寫講話稿。我寫講話稿從來不現(xiàn)找材料做參考，我就根據(jù)會議的主題結(jié)合我占有的第一手資料按我的想法來寫。因為我經(jīng)常下基層跑工礦和企業(yè)，對各單位的熟悉比領導還清楚，所以我寫的“報告”真地能報告好多一般人不知道的真實情況。又因為我的認識比較深刻，所以，我歸納的幾點意見都和符合領導意圖。我的講話稿到市委領導手里都不改動，偶爾的頂多是有點兒補充而已。因為我發(fā)現(xiàn)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先進典型，我就寫文章宣傳他們，積累多了就編印小冊子發(fā)到基層。能發(fā)表的上面就采用了。這期間我寫的東西說不上是文學作品了，但是都是寫工人(職工)的，其中不乏轉(zhuǎn)業(yè)到工礦的抗美援朝老戰(zhàn)士。我寫他們都是真實的，并不滿足于事跡材料的程度。所以我寫的“材料”頗有可讀性，屬于報告文學之類的。我在這個崗位一干就是8年，別人都認為我是浪費了、屈才了，為我惋惜;可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自己是大有收獲的。我是農(nóng)村長大的，我熟悉農(nóng)民，但不熟悉工人。毛主席讓我們?yōu)楣まr(nóng)兵寫作，就要寫工農(nóng)兵，不熟悉怎么寫，寫什么?

　　對于農(nóng)民，我是熟悉到骨頭里了。我的祖輩是農(nóng)民，而我自己也當了農(nóng)民。參加工作(當時添表時是“參加革命”)后，被送回生產(chǎn)隊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差倆月就是一年，1975年底到1976年末、1977年初到1978年初又當了兩整年(基本路線教育和落實承包責任制)工作隊。當時是作為提拔對象被選進工作隊的，可我對提拔并無興趣，我是作為“深入生活”的機會和途徑接受的。我白天跟社員一起勞動，晚上跟社員們一起開會、學習(讀報、學習中央文件、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唯生產(chǎn)力論”，學大寨以及后來的落實中央1號文件)，睡覺前就記錄心得和素材。遇到雨休時便就著行李卷寫作了。我寫的都是農(nóng)村題材的稿子。由于，我有個致命的缺點，不能按責任編輯的意圖修改自己的稿子，不善于“答卷”，就寧肯不發(fā)表，也不忍痛割愛，致使一些當時很有發(fā)表價值的稿子變成了廢稿。2010年夏天回老家，由于當?shù)仉娨暸_采訪我，我把那些陳稿翻出來了，看見了那么多的抄得一遍又一遍的稿子(其中《她有顆金子般的心》上萬字竟然有3 份手抄稿，由于我宣傳她的勞動成就，因而她獲得“五一獎章”)，我都不知道都花費了多少精力，哪來的那么多時間?粗略地看看，我寫的東西盡管未能如愿面世，但是，我不后悔，那些東西作為我的文學營養(yǎng)，早晚是要被吸收到我后來的作品里的。

　　我曾接觸的文學青年都陸續(xù)發(fā)展起來了，都入了省作協(xié)了，而我卻進京搞起新聞，當了編輯。雖然這也是青年時期的夢想，但是，已經(jīng)搞了文學的人再去搞新聞當記者或編輯，總是覺得意義不大。由于所在的雜志社是理論性的，編起來覺得枯燥無味，尤其是看了一些所謂的教授、專家、領導的文章把一個很簡單的所謂“思想”論述得“重要”得沒法了，覺得可笑又無聊。我就主張即使是理論刊物也要有人民性，也要反映工農(nóng)兵的意志。我還是用毛主席的《延講》精神指導自己的編審工作。但是，雜志要創(chuàng)收，要把經(jīng)濟效益放在第一位，我無可奈何了。心里暗罵：“如果給錢就干，那成什么東西了?”但是從家鄉(xiāng)漂來北京，總得有個工作干吧，委曲求全也好、適應潮流也好，我寫不了工農(nóng)兵了，就采寫比較好的能代表工農(nóng)兵意志的領導干部。可是，我畢竟已經(jīng)飄到“上邊”來了，與基層脫離了，不甘心又有啥辦法?直到到2002年正式退休時，我可以自己支配時間了，才得以寫出60多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鄭培民》。我以前發(fā)表的所謂“作品”匯集到一起，也比不上這一本的分量重。我為什么要不顧一切、不惜一切寫這部書?原因跟我在搞職工思想教育時是一樣的。自己無權無勢，人微言輕，對于那些貪官污吏沒有懲治的能力，我就樹立正面的典型，給他們提供鏡子。我在老家那面寫了一撥又一撥的先進典型，文字上宣傳了，得到社會的承認，就樹立他們?yōu)?ldquo;職業(yè)道德標兵”(我在本省開了這個頭，全國當時還沒有)。我可是“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我的職工思想教育工作的。我的想法都超出了常人所想，竟然力排眾議把一位我看好的(在處理“雙突”干部時免職的后來又上來了)本市領導給命名為職業(yè)道德標兵由市總工會給表彰了。我把這種辦法叫做“播種榮譽”，一般情況下，人若得到了肯定接受了贊揚后，多是嚴以律己再接再厲好上加好的。這個表彰對象從市到省一直是廉潔自律的好干部，現(xiàn)在這個人已經(jīng)成為國家反貪局領導了。

　　2002 年剛剛轉(zhuǎn)入退休生活，我的老鄉(xiāng)、校友湖南省省委副書記鄭培民的事跡被中央領導肯定之后，我就進行了倆月的采訪，3個月的寫作，完成了60多萬字的書稿。有人稱奇，有人發(fā)問：“鄭培民到各地各單位的講話你在場嗎?你怎么知道的?”有個教授朋友說：“看你寫的書，你就能當省委副書記了!”其實，這里面的“竅門”還是毛主席《延講》里說的，作家必須深入工農(nóng)兵中去，才有創(chuàng)作的源泉。我能那么順利地寫出鄭培民，就因為我對生活的積累有了一定的基礎。農(nóng)民想什么我清楚，工人想什么我也清楚。鄭培民是人民群眾需要的好干部，他自然了解農(nóng)民和工人，心里裝著農(nóng)民和工人。這樣，他在群眾跟前怎么做、怎么說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能把他在場該說的話都從我的心里想出來，落到紙上。這個，如果我不熟悉農(nóng)民和工人，就想不到鄭培民的心事。因為我曾給當?shù)仡I導寫過講話稿，我就能給鄭培民寫“講話稿”。這沒有什么不可能的!鄭培民是“做官先做人”。做官我沒做過，做人總還是做了吧。在做人方面，我跟他有相似之處。年齡，他比我小一歲;家庭，他是城鎮(zhèn)的小市民家庭，我是農(nóng)村的莊稼院。我們的經(jīng)歷都是那個如火如荼的毛澤東年代，我們怎么成長起來的，都一樣。所不同的是他上大學了，我沒上正式大學，但我也享受了高等教育。他所經(jīng)歷的各個時期，我都經(jīng)過了。就是當工作隊，我也是有生活的。所以，在寫他大學期間參加農(nóng)村社教工作隊時，帶隊的老師跟我說，進點當天晚上，大隊召開歡迎會，干宣隊代表講完了，工宣隊代表也講了，帶隊老師臨時叫鄭培民代表大學生講話，他二話沒說，軍宣隊代表講完他就開口了。講話不到10分鐘，掌聲好幾遍，也不知道他反應怎么那么快、講得那么得體、那么恰到好處。我就根據(jù)這位老師的簡單介紹，寫出了鄭培民在當時的講話，從心里淌出來一個字都不用改。若不是我熟悉那段生活，若我不是也當過工作隊，我能這樣隨心所欲嗎?

　　至于2006年寫的80多萬字的長篇紀實報告文學《皇天后土》就更說明問題了。主人公是比我年長9歲的翻身農(nóng)民，是從1957年打井抗旱開始興修水利工程，1959年就當上全國勞模的。他在1958年帶領社員修運河的時候，正是我在當?shù)匦薰舶菜畮斓臅r候。挑雙土籃子運土，往堤壩上登的生活我都有的。他身處的那個場面我都仿佛就在眼前。他對社員的感情，尤其是對“五保戶”的感情我都能想到。他跟妻子晚上去參加夜戰(zhàn)，把4個孩子撂在家里，等他倆收工回家，大兒子躺在房門口睡著了，這樣的場面我是懂得的。不到10歲的哥哥盼著爸爸、媽媽回家，坐在門檻上等，一是為了防止妹妹弟弟們跑出門外，二是防止家畜闖入門里，所以就在門口處堅守，結(jié)果夜太深了，竟然睡著了。如果我沒有1958年大躍進時搞深翻的生活，我就不知道怎么寫了。

　　為了增產(chǎn)，積肥是很重要的。生產(chǎn)隊在掛鋤時耪草皮子割蒿草漚糞，就是搞壓綠肥，起豬圈糞、起大糞往上澆。這樣的活我都干過。冬天的各家的廁所，比較好起，因為都凍成砣了。最好起的是公共廁所，一人多深的糞坑啊，糞便就堆積的像柱子似的立著，用鐵鎬往根底下一刨就倒掉摔成幾段，用鍬撮起來扔上來就裝進車里運回生產(chǎn)隊了。因為，這樣的活我也干過，紀英林跟我說他每年正月初一，他都自己趕著糞車去公社的社直單位，衛(wèi)生院、糧庫、學校、畜牧站、信用社、糧管所等單位去起廁所。這個時候都放假了，廁所很少去人用，方便。我就能寫的很順利很真實。

　　主人公紀英林同志從大隊書記干到第十一屆候補中央委員，他卻始終跟社員兄弟們在一起，不離開紅石嶺，拒絕到公社當一把手，拒絕到縣里當主管農(nóng)業(yè)的副書記，拒絕到省農(nóng)業(yè)處當處長。他就是要守住農(nóng)民的根本。直到1976年后，他還是想把紅石嶺的大隊書記的擔子擔下去。他是陳永貴式的模范人物，他沒“上去”，也就沒有“下來”。他感謝共產(chǎn)黨感謝毛主席，一直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按毛主席的指示，為體現(xiàn)共產(chǎn)黨的宗旨干到現(xiàn)在，仍然受表彰、掛獎章。我特別理解他，贊成他、欣賞他。因為我也是屬于他這樣的只想為國家做貢獻，而不是想拼命往上爬的人。我們也都屬于忠于黨、忠于毛主席、忠于社會主義的共產(chǎn)黨人。我們的心是相通、志是相同的。若不是這樣，我才不寫他哩!

　　我寫了《鄭培民》后，有人請我寫所謂的“企業(yè)家”，說可以先給一半勞務費，出書的費用不用我管，稿子寫完就全部兌現(xiàn)。我謝絕了。我的理由是，現(xiàn)在的企業(yè)家不偷稅漏稅的太少了，多是做假賬應付國家。他們要發(fā)展，要找靠山，要打通關節(jié)，不行賄是不可能的。再就是他們有錢了就什么事情都干了，不說“五毒俱全”也差不多了，能潔身自好的是鳳毛麟角。如果真的是這樣的，也就輪不到我給寫了。

　　現(xiàn)在沒有人代表工農(nóng)兵了，因此我也就自然寫不出工農(nóng)兵了，即使我寫了，也沒有地方發(fā)表，也沒有人看的。你看那電視上，報道的幾乎全是企業(yè)家和種田大戶的發(fā)展和發(fā)達，再不就是個人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成功人士和一夜成名的演藝人才。就是這些“人物”正在把我們的青年學生引導到出校就想掙大錢的邪路上去。我們當初的 “從腳下起步，從手頭做起”的信條已經(jīng)被看成“老掉牙”的處世準則了。現(xiàn)在是發(fā)展資本主義，頌揚資本家的時候了，社會主義文化陣地已經(jīng)失守了。我還寫嗎?有個寫作能力比我強的高水平的作家同事，給我發(fā)來個30集電視劇《太陽從這里升起》的梗概，寫一個有心計的青年農(nóng)民“改開”之后到城里闖蕩掙了點兒錢開了眼界，回村把土地集中到一起合作經(jīng)營，可以機械化耕種，省下勞力搞多項開發(fā)。這也就是時下流行的組建農(nóng)民合作社，是歌頌土地流轉(zhuǎn)的。我說土地連片機械化耕種，那是新鮮事嗎?我在《皇天后土》里寫的紅石嶺大隊早就是(1976年)土地連片機械化耕種了。我告訴他，咱們不給修正主義做注腳!他認為我說的有道理，就偃旗息鼓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就不寫跟現(xiàn)實走的、為修正主義抬轎子的小說和電視劇。我看不起那些違心的或出賣良心的御用理論家和作家。有的宣傳部門和黨校的理論家們，除了給人家做注解，自己還有什么?可是我不贊成人家又能怎么樣?他們就是干那個的，是要靠那個吃飯的。我就是自己做到不被御用而為工農(nóng)所用就算了。前幾年在看到郭明義之后又看見了楊善洲先進事跡的電視報道，我認為這才是應該大肆宣傳的典型人物哩!

　　紅石嶺大隊在紀英林同志的帶動下，全體社員經(jīng)過千辛萬苦改造、平整、連片的9塊“三保”(保墑、保肥、保水，也稱“海綿田”)高產(chǎn)田，農(nóng)村改革分田到戶后被分成了一檔幾壟的單干田，他心里難受極了。我特別理解他的心情，那等于把他們的孩子給支解了一樣的。我在每年回老家時，因為給父母上墳而路過五奎山的宏偉電灌站處，我心里感到無限悲哀。那是我在借調(diào)到縣文化館之前，公社修宏偉灌渠，就是要把大柳河水引到五奎山跟下，用三級揚水站把水調(diào)到到山半腰，通過30 多里的渠道罐入共安水庫里，冬儲春用，以保證我們公社水稻的種植。共安水庫就是1958年上半年我參加興建的中型水庫，它的蓄水量是有限的。修了宏偉電灌站和宏偉灌渠，就把這個水庫跟我們縣最大的磨盤山水庫連接上了，保證了水源。而30里宏偉灌渠也在經(jīng)途當中把那些很不起眼的小水庫也灌滿了，這叫“長藤結(jié)瓜”。公社領導這樣一番規(guī)劃是很受縣委和地委賞識的，所以很快就上馬開工了。當時我剛被“解放”，公社黨委就跟學校領導說好，讓我參加工程指揮部工作，負責戰(zhàn)地宣傳。我跟一位“五七戰(zhàn)士”辦《戰(zhàn)地快報》，他字寫的好，鋼板字尤其地道。我就寫文章，他就搞刻印。我倆得心應手，《戰(zhàn)地快報》辦得很有作用;但是，我并不滿足，還用連環(huán)畫的形式，把好人好事，把火熱的戰(zhàn)地場面，畫成圖片(那時沒有照相機)，一幅一幅地展出，或者像“拉洋片”似地，到各工地段現(xiàn)場展出做宣傳、鼓舞士氣。這樣的工程是造福于后代的，我是盡我所能了，可以說是使出渾身解數(shù)十二分努力了。心想，這樣浩大的工程我能為之做點宣傳鼓動工作，留給后人是多么有意義的呀!可是，誰能想到后來會走回頭路又單干了，那30里長的灌渠廢了，擺在鐵道邊上的電灌站也廢了，那(直徑有2尺)粗大的鐵制管道還趴在山腰，山下的機房就成了遺址。我現(xiàn)在是一個跟農(nóng)村已經(jīng)沒了關系的人，還這樣惋惜，紀英林同志他能不為他30多年前的30年時間的努力而惋惜嗎?我特別理解他當時(從農(nóng)村改革起挺到1984年)被迫接受分田的痛苦，寫下了他癱臥土地發(fā)問蒼天、呼喚毛主席時撕心裂肺的悲愴場面。

　　什么叫感情?什么叫懂得“三農(nóng)”，沒生過孩子的女人，懂得做女人的不容易嗎?為什么說“養(yǎng)兒方知父母恩”?毛主席為什么那么理解農(nóng)民?為什么他要為農(nóng)民的翻身解放不惜一切?就因為他曾經(jīng)是農(nóng)民。而我們黨后來的領導人，有誰是毛主席那樣的出身?有誰跟農(nóng)民有那樣深厚的階級感情?

　　盡管說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但是，領導人也有“一言可興邦”的可能性。既然可以“興邦”，也可“毀邦”的。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是都有過的。

　　因為毛主席《延講》指示我們文藝工作者要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我就不能為資產(chǎn)階級服務。所以，我放棄了文學創(chuàng)作，不寫小說了，也不寫劇本了;我寫正面的紀實文學。因為我不是個目標集中的“寫家”，我是搞文學輔導的基層文化干部。發(fā)表作品是為了增強輔導能力，不是為了自己當作家。我可以說是“樣樣通樣樣松”。散文、小說、故事、報告文學、文藝評論、雜文，甚至歌曲都搞了。如果，我定向了，專攻一種，也許成功得快些。但是，我是不拘一格的，任其自然發(fā)展。

　　到北京后，寫的東西就更雜了，訪談、通訊、簡論、隨筆、漫談，遇到什么寫什么，想到什么寫什么，但還是注意要寫對人民大眾有益的。至于無益也無害的休閑、無聊的所謂“娛樂”性的東西我一概不寫。自從接觸毛澤東旗幟網(wǎng)和烏有之鄉(xiāng)兩個網(wǎng)站之后，自然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導：“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jié)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我很崇尚魯迅，他是新文化的一面旗幟。以前，我寫了不少雜文，但是未能全部發(fā)表;而今天，面對現(xiàn)實，我就覺得又有學習魯迅的必要和機會了。于是，我把寫文章在網(wǎng)上發(fā)表當成匕首和投槍，像當年的魯迅那樣做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小時候，每當我過生日的時候，媽媽就給我煮兩個雞蛋吃。到我走向社會了，開始獨立生活了就不用媽媽給這樣過生日了。有一次，我翻看了《萬年歷》，發(fā)現(xiàn)自己的生日是公元1942年5月22日，就覺得我的出生是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做總結(jié)講話的。于是，對毛主席的《延講》感情更深厚了。現(xiàn)在，不妨用小品節(jié)目里白云的臺詞仿說，“我就是專門為這個《延講》而生的!”這樣一想，更覺得有一種使命感了。在跟敵人短兵相接的時候，忘我奮戰(zhàn)。在戰(zhàn)斗間歇，我還要寫我已經(jīng)排入計劃的志愿軍回國后的生活，以便完成我“為工農(nóng)兵而創(chuàng)作，為工農(nóng)兵所利用的”使命。我佩服丁玲(還有陳企霞)先生在被重視的時候不飄然，在被錯誤批判的時候不記恨;像劉紹棠同志那樣理解黨媽媽的錯打，浩然同志那樣甘于被冷落，一如既往地不變信仰，熱愛毛主席，堅定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堅守社會主義文化陣地;像魏巍老那樣不畏強權打壓仍然追求真理，繼續(xù)革命永不投降!

　　跟烏有之鄉(xiāng)和毛澤東旗幟網(wǎng)接觸后，我禁不住寫了些網(wǎng)絡文章，我寫的東西還是出自于勞動人民的心里，是為他們代言的。我也不忘寫勞動者的典型人物，如在中山公園做衛(wèi)生間保潔員的宋淑敏，我不僅采訪她，還跟蹤她，我寫的《仍然讀毛主席書聽毛主席話的女保潔員》發(fā)表后，跟帖多了，有的說這樣的人物該當人民代表、該當勞模、該進婦聯(lián)當干部。

　　盡管這樣，我還是遠離了勞動群眾。我每年回老家都盡量找機會接觸農(nóng)民，了解他們現(xiàn)在的生活狀況和他們的所思所想。去我當工作隊時蹲點兒的生產(chǎn)隊看看，跟老社員們交談。我還想跟他們“三同”一段時間;但是，都是匆匆忙忙蜻蜓點水似的離開了。我沒那么多時間啊。今年3月15日，我狠了狠心帶上病老婆到武安市淑村鎮(zhèn)白沙村住下來，一住就是50天。給我的感覺是回歸了。我們要走的時候，他們還挽留，我老伴兒說：“不能不走了，就是住娘家也不能呆這么長時間啊!”

　　這次去白沙村是邯鄲市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副會長趙鳳章邀請的。去年11月份他就跟我說白沙村值得我去看看寫寫。我答應了;但是老伴兒有頭暈甚至昏厥癥，離不開人的。拖到今年我覺得該抓緊了，就動員她跟我一起去的。趙鳳章到邯鄲車站接的，5月6日趙鳳章又陪同我們回來的。

　　在白沙村我不僅受到了禮遇，結(jié)交了新的農(nóng)民朋友，采訪了豐富的素材，還跟為我們服務的孩子們(其實也30大多了)相處出感情了，都愿意認我老伴兒為干媽。我不僅覺得白沙村村美，可愛;也覺得白沙人美，可愛。我用《白沙村采訪紀實》為名寫了連載文章在集體經(jīng)濟網(wǎng)發(fā)表了，我還要寫部《美麗的白沙村》正式出版，宣傳宣傳這個后起之秀，走私有化道路走不通了，又恢復集體經(jīng)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村莊。

　　我這輩子就是一條小魚，無論如何也離不開水的。我是1993年6月來北京的，雖然不是居于廟堂的官人，高高在上，但也等于跳到岸邊的小魚幾乎要窒息了。這次有幸回歸水里，又恢復了生機。用流行語說，又接了地氣。用我自己的話說，又落地生根了。我想，我把生命撂在白沙村50天，我所獲得的營養(yǎng)還能滋潤我20 年。我只要大腦不萎縮，不癡呆，我就不能擱筆，我要把勞動人民給我的一切還給勞動人民，為勞動者歌功頌德、樹碑立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201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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