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已矣，他的“門下走狗”卻該長進長進了

黃紀蘇

王小波的小說我真沒讀過什么，讀的基本上是上世紀90年代登在《南方周末》或《讀書》上的文章。應該說，他的文字有一般學者所沒有的聰明，我年輕時很愛看羅素的文章，王顯然受過他的影響。另外，他能把身段放低，自己不過是人生道邊的一名看客，坐著觀望，蹲著指點，比那幫老在高音區不下來的精英要可愛不少。其實還不僅僅風格，他的一些觀點，我也有所同情。比如他諷刺海外左翼留學生，說他們放暑假回國探親，順路主張一通“社會主義”，然后打飛機回美國繼續“資本主義”。讀了令人莞爾一笑，這樣說固然不全面，但也沒瞎說。海外的左翼學人，由于利害關系不在這兒，他們所持立場、所提主張便往往透著一些輕巧和便宜，而且那洋腔洋調本身，坦率地說，也夠“右翼”的了。上世紀80年代有位臺灣來的歌手叫侯德健的，記者請他說臺灣（其實就是聲討臺灣），他回答說，我要批評臺灣就回去批評，既然在大陸就批評大陸。當然沒必要那么拘泥，但這股敢豁的勁兒挺讓人佩服。王小波對中國的現實不滿，橫挑鼻子豎挑眼，這本來沒錯，讀書人就應該不滿，有不滿才可能有社會的改進。但王的不滿又真的有點病態了——跟愛之深責之切還不是一碼事。對病態的東西，我能理解甚至諒解，但我不會喜歡。他筆下的中國從古到今好像一無是處。他既然以理性自居，怎么就不能理性地想想，中國真差成那樣，能混到今天么？讀他字里行間的情緒，感覺就像貧苦家庭的子弟，由于扒富人家窗戶見過點世面，便成天摔門摔碗，罵罵咧咧，怨他爹多此一舉，伙同他媽把自己綁架到這么個破地方。他有句詩，“走在寂靜里，走在天上，而陰莖倒掛下來”，我的感覺是他太不把中國這塊天地當回事了，純粹是破罐破摔，在祖國的語言文字上隨意小便。當然，不同人會有不同的解讀——小波的未亡人李銀河女士就覺得這句詩美不勝收，想必有她特別的理由。記得還看過他的一篇文章《百姓•洋人•官》，以小時候都玩的游戲“石頭•剪子•布”做比——說的是“政府”“百姓”“西方”之間一物降一物的羅圈關系，寫得挺漂亮，但對同胞百姓的那種刻毒令人反感。中國一直是國際關系中的弱者，對西方發點不滿的聲音，怎么就招來他們這樣的挖苦呢？

沒過多久他就病逝了，大家覺得非常惋惜。小波活著的時候他的名字一年也聽不到兩次，等他死了之后，一天到晚老聽人說起他。臧克家那兩句詩稍微改改，放他身上倒挺合適：活著的時候約等于死了，死之后超過了活著。我對王小波多了些了解也是近兩年的事，因為認識了一位朋友，她從前是王小波迷，現在是王小波專家。據她的調查，小波在美國陪讀，過得相當狼狽，好像在大學的漢語部混了個學位文憑。這位朋友對王有深入的了解、激烈的批評。她覺得小波十分可憎，慘成那樣還美化美國、忽悠中國。我倒覺得小波挺可憐，不妨多些同情。我是這么想，在中國這樣的性別文化里，一個男的娶了個李銀河那樣冒尖的老婆，就相當于娶了一把尺子和一根鞭子，合一塊就是一位“女版馬俊仁”——日夜提醒自己的不足，日夜驅趕自己馬不停蹄。有一天那尺子/鞭子——也就是女千里馬——一個大躍進躍到了美國,你說小波跟進還是不跟進呢？不跟進吧，“留守男士”的苦果不好下咽；跟進吧，那可就是進高壓鍋——他們夫婦是社會、家庭、兩性方面的專家，對此應該比誰都清楚。別看王小波外表五大黑粗，里邊想必也是“玻璃易碎”的傳統文人心性——據說插隊云南邊陲的日子里曾在月光下、鏡子上用藍鋼筆打過不少詩稿。80年代中國還沒崛起，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可遠不如他們當年上山下鄉的地方。但男女還有很大的差別，美國的性別文化跟中國差別不大，基本上也是男的往下娶，女的往上嫁——我也用數學形式表達一回：M≥F；F≤M。這種性別文化，對于處在北美社會底層的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影響，雖沒到家家著火、對對冒煙的地步，但變化是切膚的，痛苦是銘心的。女的，只要確實是女的，沒聽說有嫁不出去的；稍有點模樣的，嫁不到中產白人總可以嫁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男的則往下再沒女人了，有也凈是橡膠的。他們只能靠死啃硬拼數理化，一點一點改變命運了。陪讀的小波，他的壓力只會更大，不會更小。小波那些年從這家中餐館到那家中餐館，終日在廚房里與雞腿雞翅、菜刀菜板為伍，這樣的生涯對于他這樣家庭出身精英、本人成分精英、不但讀書還打算寫書的人，究竟算是怎么回事呢？這個問題我不知他開瓜切菜的時候想沒想過，如果想過，但愿他沒有切著自己的手指。

我過去讀過以色列小說家寫的一部移民史詩，講一群知識分子上個世紀初從俄羅斯來到以色列，船到碼頭，這些靈魂工程師像碎石子一樣被傾卸在社會最底層。他們白天“曳尾于涂”，為牛為馬，夜晚爬上沙丘，靠著棕櫚樹，把自己如歌的心事一件件攤在星月下晾曬。其實今天躺在工棚里、蹲在馬路牙子上的農民工，其中也有這樣情感豐富的鄉村知識分子，我多少年前就碰著過，有個在家具店蹬板車的給我送書柜，他喜好文學，正學英語，我最后送他一本英漢詞典。心與境的強烈反差所造成的緊張，從來都是文藝寫作的原動力。不是說志得意滿的人干不了文藝，但他們干起來確實沒精打采，干出來的東西缺少活色生香，就像莎翁筆下的那個私生子把自己與嫡出兄弟做的比較：播種我的時候，我爹心突突亂跳；播種他的時候，老頭都快睡著了——收獲能一樣嘛！小波不缺生活的刺激，他的文學創作我不了解，但猜想是屬于不寫就瘋的那類。

他死時剛40來歲，正當盛年。一個人在這個年歲上雖然內心世界已大體布置就緒，但也還可能吸收、整合新的社會人生經驗，這對于一個劇變社會的記錄者、思考者和表達者來說尤其重要。你要是跟不上時代和生活的變化，你就不能實事求是，就會被甩在后面。坦率地說，文化思想界很多人認識上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址原地踏步，踩出的坑夠把自己活埋的了。中國社會已經走了那么遠，但很多作家依然沒走出“文革”的陰影，依然祥林嫂似的沒完沒了說“傷痕”，依然在唱80年代的“人性解放”之歌。如今十四五歲的小丫頭一個個早都“解放”得跟風流寡婦似的了，文化人應該睜開眼睛、面對現實、唱點別的了吧？90年代中期之前大勢如此，小波也只能在那個框框里載歌載舞。我不知道，如果他還活著，這十年會不會給他的精神世界帶去新的視野，給他的創作帶去新的機會。我總覺得他人生最后一二十年的經歷，應該能營造出比傷痕文學更廣大、更豐富的世界。小波已矣，我們不必過多要求他什么了，批評也可適可而止，因為時間已經對他夠苛刻的了。倒是王小波眾多的“門下走狗”來日方長，真希望他們揀王小波的長處學學，長進長進，別老沖自己的民族反咬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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