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知有多少個，但起碼有兩個。一個，無論你睜眼閉眼、橫看側看，它都是它，不會因你而改變分毫。另一個，你瞪眼時一樣瞇眼時又一樣，你活膩味了它末日臨近，你想開了它也就前途無量。抗戰屬于第一個世界，而抗戰題材的文藝作品包括影視劇屬于第二個世界。第二個世界是主觀參股甚至控股客觀的世界。

　　電影正式海報 中國大陸（2007）

　　從小時候看過幾遍的《地道戰》，到前些天看了半集便趁早換臺的某電視劇，我所經眼的抗戰影視作品相對于我的歲數不能算多，但也得數一陣了。就主觀入股客觀而言，我所看過的作品中，要數《色戒》最典型。2007年這部片子在大陸上映，引發了新老媒體上的激烈辯論。作為當年的辯手之一，時隔12年“戰地”重游，摩挲這部片子的前因后果、把玩其中大時代的變遷，順便瞧瞧自己又有哪些變化，未必有多少意義，也許還有點意思吧。

　　張愛玲的《色戒》

　　電影《色戒》的前因是小說《色戒》，而小說《色戒》的前因自然是抗戰了。如果沒有抗戰，張愛玲除了是位出色的小說家仍是位出色的小說家。但由于有了抗戰，除了出色的小說家，她還是個“大節有虧”的文人。“大節”這倆字，在外國商品滿神州、中國游客滿世界的今天聽著很迂腐，但在“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1945年，張愛玲后脊梁所感受的道德壓力，可不是論證大不列顛起源于張家界一帶的教授所能比的。張愛玲不是沒有值得憐惜之處：作為一個世家飄零女子，她特別渴望一份愛情；作為文壇新秀奇才，她尤其需要一個知音。這兩樣東西，她在出身草根卻知浪漫、混跡官場猶有文心的胡蘭成那兒都遇到了。張胡故事若擱在月白風清的歲月，不算佳話也算趣聞，但月黑風高的時代不能不對精英提出更高的要求。別的人毀家紓難，別的作家投筆從戎，別的青衣花旦留了胡子不為占領軍出演“今天是個好日子”，她卻“出名要早”，在人丹胡底下一路飄紅不說，還跟日偽負責意識形態安全的省部級高干好到了床上。若都一視同仁，天地間就沒公道了。知堂老人若換了承平之世，何嘗不能沿著“漸近自然”的斜陽古道走到天心月圓、萬籟俱靜？只可惜多事之秋一個急轉彎，就把他甩在“壽多必辱”的溝里。沒辦法，誰讓你生得不早也不晚呢。文天祥在南宋的偏安歲月里也是“聲妓滿前”，跟自稱他N代孫的文懷老（沙）有一拼，但大廈將傾卻挺身而出，江山易手則視死如歸，化入一個共同體不朽的道義力量。

　　張愛玲與胡蘭成

　　《色戒》只是個短篇小說，卻醞釀了幾年、修改了幾十年，其中文學與人生之難解，難解處之難言一望可知。本來，張愛玲要為自己在抗戰中的行為特別是與胡蘭成的關系做個交代，她完全可以對著鏡子講一段俗人失足故事，可她不滿足于客觀的“交代”，還想在道德上辯一辯，于是編了段仁人做賊的童話。但事情擺在那兒，怎么編作用都不大。無論是向各級紀委寫申訴信，還是給報紙文藝副刊寫小說，面對的都是同樣的世道人心。張愛玲雖遠走北美，但仍生活在港澳臺的漢語世界里。讀她與出版人宋淇夫婦的通信，則這個世界直到1970年代末都不肯為有抗戰歷史問題的男女道德減刑。胡蘭成溜回臺灣即被哄回日本，而張愛玲則在致宋淇的信中喟嘆：“近年來覺得monolithic nationalism松動了些，因為電影中竟有主角英美間諜不愛國，于是心一橫，寫了出來，結果我錯了。”（作者注：monolithic nationalism不妨譯作“通體的民族主義”；“寫出來”是指張另一部自傳體小說《小團圓》。）平心說，小說《色戒》從微觀而又微妙的愛情角度解說張胡姻緣，不能說都是文過飾非，胡之附日與張的依胡還不能等量齊觀。抗戰勝利后胡蘭成一路東躲西藏一路采花種愛，又欠了一屁股感情債（好在他從沒欠債還錢的習慣）。張非但不離不棄時時匯款，還暗風凄雨苦苦尋夫。這份癡情，不用“寧做寶馬車里哭”的反襯也令人讀之愀然。但張在國難之際只顧自己合適、在大是大非上有虧欠，也是開脫不了的。她的《色戒》和《小團圓》一改再改，出版一推再推確有道理：只有時間能完成她的心愿。

　　李安的《色戒》

　　到李安拍《色戒》，時代真變了，變成不怎么在乎大是非的“小世界”了。李拍攝《色戒》的動機不同于張。他曾表示：我知道讓王佳芝做的是件絕對錯誤的事情。抗戰的大是非，看來李安是認的。讓一個熱血女青年色誘漢奸，結果反被漢奸按床上改造成了情婦，他知道這事從情理和倫理上都說不過去。但為什么非說不可呢？

　　李安攜《色戒》中三位主演于媒體前正式亮相（2007.1）

　　最不需要探討的原因，大概就是藝術圈解構常規、顛覆常理的流行美學了。但李安似乎還有來自他人生更深處的沖動。李安的父親是中學校長，屬于社會中最正統保守的一群。李安從小對正路功課如語文算數不大適應，獨對表演心有靈犀，屬于“別才”一類。對于別才，社會需要另立標準承認、另起門戶接納，但初、中等教育體系不提供這些。少年李安弱小的肩上承受了多少社會的重壓不難想見。他榮獲威尼斯大獎時父親已經去世，沒法撤回對兒子的失望，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學美國不進機械系不入商學院，而是學起了第一代華人平民子弟都繞著走的舞臺表演，結果畢業即失業，好多年得不到上崗機會。多虧學理工的妻子肩起養家的擔子，李安則在家燒火做飯，過起女耕男織的生活。中美兩國的性文化大同小異，都是男上女下、男外女內，都看得慣小女子靠大男人肩頭噘嘴，都受不了男下屬坐女上司腿上哭鼻子。據說，李安的母親曾給兒媳下跪，說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勸閨女棄暗投明，“天下比他強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著圍裙的李安為丈母娘端上熱騰騰的飯菜，老太太卻冷嗖嗖來了一句：我說李安吶，菜燒得這么好，我投資開個店，你來當大廚好啦。這樣的場面讓人心酸：天生敏感的藝術家潦倒異鄉，在北美大社會和家庭小社會一沉到底，任由內心的痛苦及掙扎化為病灶。這病灶想必就像背街上的小酒館，邊緣的社會地位、顛倒的夫妻關系、可能還有一瘸一拐的浪漫沖動像醉醺醺的酒徒，圍在昏黃的燈影下劃拳罵座，為“茍富貴”的將來賭咒立誓。若干年后，果然時來運轉，李安的導演事業真可謂“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個藝術家，從靠邊站到中心，從被壓迫到翻身，他沒有理由不為這樣的人生體驗找到一種既精準又恣肆的表達。李安找到了。他對《色戒》的床戲非常自負，認為“那才是終極的東西”，他還說過，他就是王佳芝（的陰道），他就是易先生（的陽具）。于是，對既有社會秩序既拒又迎、始恨終愛的辯證過程，搖身化作一張沸騰搖蕩、“疼并快樂著”的床。床上的被動與主動、此身與他身、死去與活來泯滅了彼此、混為了一談。其實到此為止，執導《色戒》的李安都是一位應該同情、可以理解、也值得稱許的導演。但就像當年筆耕上海灘的張愛玲，他也太不管不顧了。李安可能覺著，他所經歷的社會壓迫和社會成功用兩性交媾來比喻不過癮，還要搭上兩國交戰才盡興。于是，中華民族艱苦悲愴的抗戰，被毫無敬畏感地用作被強暴者向強暴者瘋狂叫床的隱喻。可能有人又會說，這是你的野蠻聯想吧。人家手拉著手，這用聯想么？

　　大陸觀眾的《色戒》

　　2007年《色戒》在大陸引起的反響基本一邊倒，我當時的感覺是萬人空巷歡迎皇軍凱旋歸來。可中國人對“小日本”一向沒什么好感——就連精英人群對美國有氣也往往撒日本頭上。顯然《色戒》又被另一種社會情緒參了股，參成一則當代政治寓言，未必還跟那八年有多少聯系。當時有份報紙夸這部電影“用男女歡愛顛覆了家國的最高道德律令”，概括得真到位。

　　“色”與“戒”的對望

　　坦率說，我不反對質疑“家國”，因為打著集體甚至全體的旗號欺負無數個體的事太普遍了。不過凡事過猶不及，一個健康社會的價值觀，不應讓群~己關系變成一頭沉，30年沉完這頭30年再沉那頭，任由極端公權力和極端個人主義輪流坐莊。個人權益應當捍衛，但地動山搖之際一男一女堵樓道里顛鸞倒鳳妨礙別人逃生，也要寬容么？范跑跑把學生扔在腦后獨自狂奔，實屬常人常行無需深責，但事后振振有詞，好像他是為貫徹天理才這么干的，就沒意思了。極端個人主義傷害的恰恰是眾多個體的權益：都只顧自己合適，都只計個人得失，倆人相遇便比誰心眼更壞，湊夠仨人即決出誰最不是東西，那么社會共同體只能淪為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場。更何況，極端個人主義與極端公權力往往互為因果、相依為命：當沒人冒險仗義執言、冒死為民請命，結局只能是一聲令下，萬馬齊喑，喑完了一齊跳忠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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