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邀我去天津，說有梁啟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說咱哪兒都不去就去這倆地方吧。梁啟超故居有兩棟西式洋樓，最先只有一棟，是辛亥革命后兩三年蓋的，后來又加蓋了一棟讀書寫作的，即所謂的“飲冰室”。梁啟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職業政客，我相信他的懷抱志向也盡在蒼生和學問。但這樣的豪宅還是讓我了一驚，我想它對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會史都是有參考價值的：財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這么快呢？
我們都知道梁啟超是主張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會上包括梁啟超在內的少數人，其財富爆炸式的增長，這可跟磨磨蹭蹭的漸近改良不是一個節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一個節奏。我過去看民國老照片，發現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實的“黎民”，我原來還以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對比同時代照片上的“民國范兒”如林徽因陸小曼徐志摩，一個個都挺白凈的，看著跟絕大多數中國人分屬倆人種似的。社會兩極化成這樣，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從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這場革命有很多內外原因，但一個非常重要的內部原因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記得80年代翻閱丁文江編撰的《梁任公年譜長編》，1927年南方農民運動轟轟烈烈，梁啟超給他孩子的信里說，這是流民(游民)在鬧事。
有一種觀點說：中國沒有地主。對此我有一點不同意見。這種觀點可能是說中國并非階級分化多大的社會。這要看怎么說了。自周秦之變以來，中國的社會流動的確比較快，財主不過三代，窮人窮不到頭。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澤東，都持這種觀點。但階級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階級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環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災大荒之年，豪強大量購進土地，大批自耕農淪為佃農流民游民，這些無地農民小則打家劫舍，大則起義造反。
前幾年我到四川大邑參觀劉文彩的宅子，太奢華太講究了，完全可以成為當今土豪“上層次”的樣板房。院里有些楹聯，把“既富且貴且壽”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寫得十分到位，我用手機拍了下來：“花泉成園，喜燕小鶯嬌，紅杏枝頭春意鬧;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藍橋路指密情深。”最近黨中央提出要大力發展“鄉愁”，任志強他們積極建言獻策說，想要“鄉愁”，那得有鄉紳!我這算是為任老板他們提供點鄉紳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轉到他們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實。
劉文彩家財富積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風雷起家業”(他家楹聯)，一代人之間就兼并了幾十萬畝土地。靠什么，院里還有條楹聯說得明白：“大展經綸，由商而政而軍，扶搖直上”——這簡直是劉漢劉總和谷俊山將軍的人生軌二合一。他一家幾十萬畝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農淪為佃農、流民或游民，一加減乘除，數不就是出來了么。梁啟超先生當年正確地指出了革命的社會基礎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沒接著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而不爆發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類的社會結構，不可能是人類的社會結構。
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窮奢極欲，爭當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對革命的病狀愁眉苦臉，賴這個賴那個，實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們認為革命之所以發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騙子或瘋子。也許那幾位真是騙子瘋子，但問題是那一大群傻子為什么跟瘋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說了，誰比誰傻呀，無論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還是“分田分地真忙”，解決的都是食、色這樣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希望中國能夠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社會政治治理的現代轉型。但革不革命，不取決于你希不希望，而取決于社會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認，人是希望社會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頭地，掙得比別人多、混得比別人好，這的確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別人掙得少，不希望比別人混得差，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幣的另一面。
1980年代大家都覺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會分化中勝出，于是人性的這一面通行無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會分化得幾家歡樂幾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換上面的社會流動渠道越來越不暢通，階級和利益關系出現了壟斷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趨勢。這樣一來，人性的另一面要便大行其道了：憑什么好處都被你們哥幾個得了，憑什么錢都被你們姐幾個撈了呀，而且還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沒玩沒了?!
競爭導致分化，分化走向壟斷，壟斷終結競爭，這是社會興衰循環的常軌。走到第三階段，社會就變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甚至革命了。中國的革命，不妨從社會和階級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一位民國范兒呂思勉老先生說得極其精彩到位：天下有天良發現之個人，絕無天良發現之階級；天下有自覺覺悟之個人，絕無自覺覺悟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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