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6日，「黨政分開」被正式提出。

　　至當年11月7日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最高層面已數次提出以「黨政分開」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到了一定時候，就必須要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黨政分開要放在第一位。

　　尤其是這場“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是那年研討小組七次會議中，涉及面最廣、內容最豐富、影響也最大的一次。

　　不僅原則上確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目標和重點，而且也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幾項重點內容的基本方向，可以說，對下一步開展的“專題研討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年后的1987年10月14日，在十二屆七中全會預備會上，繼續深入闡述了「黨政分開」的內涵：

　　這次全會審議的文件中，《十三大報告》有這個內容，《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也有這個內容。

　　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領導體制改革。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政治體制改革都無從展開。

　　現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講政治體制改革，所有搞政治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又無例外地都提出要克服黨政不分的弊端，要充分發揮政權機關的作用。

　　看來，在社會主義各國，黨政分開是個大的潮流。這項改革，非搞不可，或遲或早，總得進行。

　　1

　　在當時，這個所謂“潮流”的引領者就是蘇聯的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特別是其在遭受經濟體制改革失敗之后而轉頭進行的蘇共政治體制改革。

　　將「黨政分開」寫入報告的我國十三大召開一年后，1988年6月28日，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在莫斯科揭幕，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確立為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和理想。

　　第二年春天，全蘇人民代表選舉在萬眾矚目、尤其在西方等國的注視下開始。

　　這是戈爾巴喬夫效仿資本主義議會制在蘇聯國內舉行的第一次所謂“全民選舉”。

　　恩格斯曾經說過：

　　我們黨內可以有來自任何階級的個別人物，但是我們絕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集團。

　　然而，1989年蘇聯的選舉過程卻是一片混亂，許多不稱職甚至連殺人坐牢、投機倒把的惡性罪犯也油頭粉面地出現在人民代表的候選人中。

　　至于那些反蘇反共的蠱惑人心者，包括大批資本家寡頭更是數不勝數。

　　此前，由于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推廣，雅科夫列夫在輿論領域已經為政治層面戈氏的“逆反”鋪平了社會基礎。

　　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在當時紛紛組織起來，于街頭、校園、工廠頻頻發表競選演說，帶領各種群眾集會聲援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

　　從1986年開始，蘇聯國內就出現了各種“非正式組織”，以辯論會、俱樂部、知識分子小組和青年小組等面目出，1987年蔓延到全蘇很多大中城市，當年底就發展到三萬余個，1989年增至九萬多個。

　　這些“非正式組織”中有的打著維護所謂本民族利益旗號謀求脫離蘇聯，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張全盤西化，有的甚至還要求復辟沙皇專制統治等等…而打著資產階級“民主”和“人道主義”旗號的組織尤為活躍。

　　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下，作為最高領導的戈爾巴喬夫本人卻要求蘇共與選舉保持距離。

　　他公開命令蘇共的各級黨組織“不得干預候選人的活動”，從而完全放棄了黨對選舉這一重大政治活動的領導權，把干預候選人的權力交給了國內外的各路資本勢力。

　　在這個過程中，包括波羅的海三國分裂勢力人物在內的“反共積極分子”陸續當選為人民代表，蘇共內部的頭號反對派葉利欽也在莫斯科高票當選。

　　最讓人作嘔和憤怒的，是深受美國欣賞的蘇聯異見分子薩哈羅夫在蘇聯科學院落選后，戈爾巴喬夫竟然又特地增加了一個名額，強行使其當選……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160名蘇共的黨委第一書記之中有32名落選——這個比例當時把戈爾巴喬夫本人都驚到了，他后來曾回憶說：

　　我那時都無法召開政治局會議了。

　　在列寧格勒，市州兩級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以及州黨委委員沒有一名當選；而全蘇16個軍區有14個軍區司令員更是全部鎩羽而歸。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校長瓦·伊·茹科夫就有嘆息：

　　召開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時候，無論是在首都還是在外地，選舉中共產黨在都失敗了。在后來參加選舉包括選舉取勝的那些人，都是放棄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的人。

　　1989年5月25日，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選舉了最高蘇維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蘇維埃成員等——其中有近15%的所謂“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進入了最高蘇維埃。

　　這個結果受到了老布什的贊許：

　　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正在從最高緯度走向文明化，我期待著美蘇兩國的友誼繼續深化。

　　葉利欽、波波夫、薩哈羅夫、阿法納西耶夫等一些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當選輪值主席，戈爾巴喬夫則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

　　在那場大會上，陰謀隨即開始：薩哈羅夫率先提議取消著名的「蘇聯憲法第六條」，該條文明確規定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葉利欽當即附議贊成，但還是因大多數代表堅決反對而作罷。

　　會后，蘇聯國內各“自由派”媒體與學者紛紛開腔控訴，西方世界的媒體也加足馬力，倒逼戈爾巴喬夫必須“深入改革”、“取消憲法第六條”……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憶：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就是讓國家的局勢變壞，給中央政權臉上抹黑，以此來證明，他們代表的才是新的、進步的思想。

　　2

　　回想1917年，列寧領導布黨恢復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是因為在俄境內各地奪取和建立屬于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國家政權的條件業已成熟。

　　然而，七十多年后戈爾巴喬夫等人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卻是要全盤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引入多黨制，從根本上取消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半年之后，戈爾巴喬夫又撰文贊賞西方議會民主，宣揚效仿西方式的三權分立：

　　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

　　當年度的12月，第二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薩哈羅夫代表跨地區議員團再次提議取消憲法第六條：

　　根據權力分立的原則，人民代表大會應作出以下決議：一、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二、改變蘇聯法律制度。蘇聯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國境內產生法律效力，就必須經加盟共和國最高立法機構批準才能生效……

　　1990年1月，戈爾巴喬夫發表講話：

　　我認為實行多黨制不會是悲劇……我們不應該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

　　一個月后，蘇共中央全會召開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動員了二十萬人集會游行，喊出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審判蘇共”、“實行多黨制”等反動口號。

　　2月5日，戈爾巴喬夫在中央全會上對上述猖獗行為不僅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反而說：

　　蘇共的領導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強行合法化。

　　這已經表明：戈爾巴喬夫已經徹底默認默許了蘇聯國內外各反對派對布爾什維克政治合法性的撅根，他已經完全放棄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在戈爾巴喬夫的推動下，3月11日，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修改憲法第六條等建議。

　　三天后，第三次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修改憲法的法律，將其中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 修改為“蘇聯共產黨、其他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他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痛心疾首：

　　這是個大錯誤，這是毀滅性的開始。取消黨的領導就是否定黨的領導。

　　原《真理報》主編、前國家杜馬主席根·尼·謝列茲尼奧夫也哀嘆：

　　憲法第六條取消了，這就像一座大廈的頂梁柱一樣，把頂梁柱抽掉了，國家這座大廈也就倒塌了。

　　取消憲法第六條和實行多黨制后僅一年，聯盟一級的政黨就出現了22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多達50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成為最終推動蘇聯亡黨亡國的政治力量。

　　緊隨多黨制的就是西方式的總統制。

　　在1990年的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以“多黨制條件下國家不能出現權力真空”為名，建議設立總統職位，以確保其繼續掌控蘇聯的最高領導權。

　　但實質上，這從根本上削弱了蘇共在國家權力中樞的領導地位。

　　在此之后，原來作為社會政治生活核心的蘇共中央政治局都很少開會了………

　　3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領導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發動了秋收起義。

　　由于敵我力量懸殊，攻打長沙的計劃受挫，原有5000多人的起義部隊只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戰馬。

　　其時，一股濃濃的失敗主義情緒籠罩著整個部隊。

　　賴毅將軍在回憶到當時的情況時說：

　　部隊中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

　　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并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

　　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上哪兒去？’這真是—次嚴重的考驗。

　　種種跡象表明，即使沒有敵人來襲，這支雜亂無章、毫無凝聚力的隊伍隨時會一哄而散，絕無擔起中國工農革命重任的可能。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毛主席不斷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時軍隊中黨組織很少，共產黨員人數也很少，這樣難以抓住士兵、難以抓住部隊——最重要的是黨對隊伍的領導權問題。

　　之后，毛主席與何挺穎、宛希先、張子清、陳浩等交流了意見，當他了解到北伐軍只在團一級建立了黨組織，而營、連一級并沒有建立黨組織時，更加堅定了「把黨組織建在連上」的決心。

　　這也是三灣改編其歷史地位與歷史意義之所在。

　　1927年9月29日下午，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當晚，在三灣村泰和祥雜貨鋪，毛主席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

　　會上，毛主席認為缺乏革命中心力量、缺乏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導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并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一，是組織縮編；二，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最重要的措施是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三，在部隊中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

　　顯然，三灣改編的核心是將支部建立在連上，確立了黨組織和軍隊的關系，將一支成分復雜的舊軍隊改造成了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

　　支部建在連隊上，基層就有了核心，同時各連通過組建黨支部，積極培養發展新黨員，使黨在部隊里迅速扎根。

　　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有總結：

　　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后至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9月，在《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其調整組織間關系的決定》中，毛主席又提出“實行黨委一元化領導”。

　　自此，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成為繼軍事領域的古田會議確立的新型人民軍隊制度之后，又一個中共立黨強軍、安身立命的信條，從此擎立在歷史舞臺。

　　和國民黨國軍中的政工干部幾乎全部出身文職學校截然不同，我軍的政工干部幾乎全部發于卒伍、于血腥的槍林彈雨里成長起來。

　　作為部隊中政治基因的代表——政委，不僅要參與作戰部署和帶兵指揮，還要負責部隊中復雜的政治教育、收編擴編、俘虜教化、黨群建設、百姓生活管理。

　　如國軍的萬毅、孔從周等倒戈時可以成建制地率部逃離的事端，在我軍幾無發生——我軍的龔楚、邢仁甫等叛徒在倒戈時，他們連哪怕一兵一卒也帶不走。

　　至新世紀之后，貪腐淫禍無度的郭徐房張等人，看似在軍中權傾一時、為王一方，然而他們同樣挾持自擁不了哪怕一兵一卒。

　　這一切，均歸功于「黨的領導」。

　　1954年9月15日，毛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再次滿懷激情又嚴肅認真得表達：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這在會上引發了長久的掌聲。

　　過去很多年，很多臀腦分離的精神資本家、圣母小清新，跟在資本寡頭所控制的媒體后面，鼓吹“權力下放”、“皿煮萬歲”、“市場至上”……

　　然而放棄黨的領導，真的可以就保障“自由”了的人民的權益嗎？

　　1993年5月1日，蘇聯解體后的第二個五一勞動節，數萬名莫斯科群眾在十月廣場集會，他們打著“不要勉強活著，要有尊嚴的活著”、“蘇維埃社會主義俄羅斯萬歲”、“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等斯大林時期的標語，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

　　當追求“皿煮滋油”的人民起來、通過憲法及相關法律要求總統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時候，遭到是什么呢？

　　百度“俄羅斯十月事件”吧，這里不多說了。

　　從堅持黨的領導到放棄黨的領導，最直觀的結果就是：激昂的十月革命，變成了悲慘的十月事件。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后來對十月事件曾有評論：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議會第一次遭炮轟。就連拿破侖當時也沒有用武力解散議會，最多也只是把議員們從議會趕出來。葉利欽竟然下令炮轟議會，可謂開了人類歷史之先河。

　　‘改革’，本應是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社會主義。從戈爾巴喬夫上臺，我們研究所就進行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年度調查，我們的調研報告連續出了18本——通過我們的調研，我們認定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所執行的‘改革’路線都是反人民的。

　　4

　　1980年7月，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發生了戰后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罷工浪潮，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蓋萊克于該年9月被迫下臺。

　　同月，來自波蘭全國各地三十六個獨立自治工會的代表在格但斯克舉行第二次會晤，決定擺脫官辦工會，成立全國性的獨立自治工會，即團結工會。瓦文薩當選為該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

　　團結工會成立后，反政府勢力逐漸占了上風，以罷工和游行示威為手段向政府施加壓力，向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提出了挑戰，波蘭執政黨的地位開始動搖……

　　這種狀況，直接影響了波蘭后來的發展道路，并對東歐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并且，這股風也吹進了我們的家中……

　　一個月后，1980年8月18日，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中，系統論述了所謂“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指出：

　　要真正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今后凡屬政府職權范圍內的工作，都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討論、決定和發布文件，不再由黨中央和地方黨委發指示、作決定。

　　這篇講話，后來被十三大尊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

　　再兩個月后，黨內以所謂“思想解放”著稱的老資格黨史專家、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在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做了一個報告，該報告傳到海外后，被西方媒體炒作為“‘庚申改革’方案”。

　　這個所謂的“方案”主張：在全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設兩院（區域院和社會院），兩院共同立法，互相制約；實行黨政分開，一切政府職責范圍內的工作都由各級政府獨立議決和處理，群眾團體要代表群眾利益，工會領導要由工人選出，建立獨立的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司法獨立以及新聞獨立；企業、事業管理體制改革；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分權制衡制，取消政治局。

　　今天回望，真乃觸目驚心…

　　同年12月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又有指出：

　　從原則上說，各級黨組織應該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業務工作，盡可能交給政府、業務部門承擔，黨的領導機關除了掌握方針政策和決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騰出主要的時間和精力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眾的工作。

　　由此，「黨政分開」的社會性討論大幕徐徐拉開。

　　至1987年的4、5月間，短短數年，“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已經比較深入，中央研討小組也已經召開了多次會議，改革的目標、重點和許多具體措施大體明朗化了…

　　這就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提供了基本條件。

　　1987年4月11日，中央政改研討小組的一位成員在中央黨校研討小組發的簡報上看到，有好幾個省的副省長在座談會上提出：

　　政治體制改革應該下點毛毛雨。

　　他隨即打電話給時任中央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 ，建議：

　　在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形式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該下點毛毛雨了，不然弄不好，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在十三大上可能通不過。

　　此后，包括軍隊經商、軍工下馬、價格雙gui制、基層黨建被消解、黃賭毒黑卷土重來、邪教興起、國有企業被私有化……都可以視作「黨政分開」的各路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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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過頭來看，黨政分開的要求雖然看似依據充分，也有其特定歷史背景（包括80年代中后期的國內小氣候與國際大氣候），但必須注意到：

　　第一，從理論上講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議會體制內以選舉為目的的少數精英組成的“party”，而是應當時刻緊緊地和廣大人民群眾聯系在一起的“整體”——硬性黨政分開，不符合執政基礎與政黨倫理；

　　第二，從實踐來看黨政分開不宜操作，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是緊密連接的，特別是“領導”的內涵要比“執政”更為寬泛。黨的領導首先是對國家政權的領導，但還包括黨對國家和社會一切事務的領導，它涉及的對象包括全體黨員和黨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

　　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領導體制和工作制度，使黨的工作充滿活力。

　　這在黨史上首次明確區分了黨的領導方式和黨的執政方式的概念，在對黨政關系的處理上有著重大意義。

　　兩年后，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指出：

　　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

　　三年后的黨的十七大提出：

　　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強調：

　　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代表大會的報告在談及黨政關系的時候都沒有沿用“黨政分開”的概念，而是提出了“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改革和完善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機制”等。

　　2013年3月12日，黨步入新時期前夕的關鍵節點，人民日報當時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要寬容改革失敗者》。

　　“改革”，是一面金光閃閃的免死金牌，一切在“改革”名義下進行的操作，其失敗似乎都是可以被寬容的。

　　歷經近三十年的“改革”，那一階段的中國輿論場早已不談鞏固公有制、不談高舉馬恩列斯毛、不談堅持黨的領導，那是一個堪稱各級黨委淪為加里寧、淪為晁蓋的時日。

　　如孔慶東教授所說，那時候在中國的高校，哪個教授要是在講臺上宣揚毛主席、宣揚黨，那簡直看起來是“有毛病”。

　　那么“沒毛病”的是什么呢？是學術組織的官僚主義化和學術行政的宗族門閥化。

　　四年前成都大學的毛書記還記得嗎？

　　從1992年未名湖畔經濟學院資料室主任兼院黨支部書記的解萬英教授，到2013年重慶大學機械傳動國家重點實驗室創始人梁錫昌教授，多少縱身一躍的學術生命逝去，在控訴著中國黨政分離之下高校領域的污黑生態。

　　校長成了地頭蛇，博導成了資本家，黃四郎們不再拿槍，而是紛紛戴上了博士帽——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學閥，重新拔地而起，地方山頭主義與官僚主義崛起的結果，就是“黨委領導”的滅亡。

　　由高校領域延伸的，是教育市場化、醫療私有化、企業自主化，乃至到了十年前南方系新聞集團最為猖獗的頂流巔峰時，“軍隊國家化”都被喊上了主流媒體的臺面。

　　這一幕，何其熟似：1990年3月，蘇聯第三次人代會上通過《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其規定蘇聯總統是蘇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有權任命和撤銷軍隊高級指揮員——這就從法律上剝奪了蘇共領導、指揮蘇聯軍隊的最高權力。

　　當歷史來到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

　　跋

　　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召開。

　　會議議題是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這是全面加強黨對政權領導的標志性會議。

　　會議明確了黨中央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之間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指出：

　　要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最“根本的政治規矩”就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組是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在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設立的組織機構，是實現黨對非黨組織領導的重要組織形式和制度保證。

　　山雄有脊，房固因梁。

　　2021年深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鮮明提出：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緊密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句話會越來越深入人心、令人信服的。

　　只有黨中央，才能夠發動起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戰爭」。

　　而只有「人民戰爭」，才能打贏華夏文明同西方財閥之間的關于人類未來生存權的爭奪。

　　文末，我摘錄一段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官告，請同志們認真品味：

　　黨中央權威，是危難時刻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的根本依靠。

　　在重大歷史關頭，重大考驗面前，黨中央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具有決定性作用。

　　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確抉擇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終裝著人民，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夠作出正確決策，確定最優路徑，并依靠人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

　　制度優勢，是形成共克時艱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只要堅定‘四個自信’，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就一定能夠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發揮出攻堅克難、推動事業發展的強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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