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毛澤東時代文學經典構造的隱密

──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例

王鶴松

[內容提要]：本文擬通過考察后毛澤東時代的經典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的經典化過程，揭示它雖獲得盛名、卻在諸多方面與文革文學之間有著親緣關系的悖反的秘密。從而糾正多年來人們關于所謂“新時期”發端之時、文學及其環境特點的似是而非的認識，并以此為出發點，思考它所代表的“改革文學”獲得成功以及它們在當代文學史上位置變動的深層原因,以窺探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年政治和歷史的走向。

“不研究經典如何形成，對經典是什么的探討就不會圓滿。”[①]同樣，面對像《喬廠長上任記》這樣一部在新時期曾經名噪一時的作品，如果不研究它名噪一時的成因，對于它的理解就不會深入。

1979年《喬廠長上任記》的發表和獲獎給蔣子龍帶來了很高的聲譽，這也奠定了他在新時期文壇不容忽視的地位。從它受到的關注和產生的影響來講，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如果對它受到推許的原因進行探究，就會發現，這其實是得益于它對文革文學的重要質素的承襲。2000年王堯曾經有過這樣的思考： “許多人在‘文革’與‘新時期’的創作判若兩人，他們是怎樣發生變化的？”[②]其實仔細想來，這“許多人”并不包括蔣子龍。較之于他在文革時期的創作，除了主題的悖離之外，在藝術形式和藝術觀念方面，具體地說，在追求作為宣傳政治路線的工具、推崇表現時代的重大題材、著意于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方面與文革文學一脈相承，蔣子龍兩個時期創作的界限實在是極為模糊的。這種“未曾轉型，然而成功”的現象饒有意味。在時代對文革文學作出批判和拋棄的姿態之時，它的重要質素卻潛伏下來，使得被認定為新時期的創作獲得了極大的影響力。[③]

一．依然熱忱的政治參與意識

文革文學展現了文學與政治關系所能達到的最高契合度。作為文革文學的代表性文學樣式，樣板戲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形象化教材”[④]。這種文藝形式的倡導者并不諱言這一點，他們認定文學是一種表意活動，必須作為宣傳政策和教育民眾的工具而存在，其社會動員功能受到了極大的重視。而在“新時期”，這種功能被繼承了下來并以多種方式得到了強化。

文革催生的政治熱情在這時依然留有余熱?！瓣P心國家大事”，以文學的方式參與政治，是文革時期作家的普遍意識。蔣子龍的創作是緊隨政治形勢的。他自己在“文學為政治服務”被“文學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所更新的“新時期”也并不諱言這一點。在他看來： “政治是生活的神經。一個人，一個家庭都不能離開政治?！瓪v史上流傳下來的藝術珍品，還沒有哪一個是脫離政治、脫離時代的純藝術的珍品……寫政治流傳不下來，我不贊成這樣的觀點。”[⑤]這樣的認識在其它一些新時期小說家尤其是改革小說家那里是普遍存在的。如寫過《龍種》《河的子孫》的張賢亮就認為，“當代中國作家首先應該是社會主義改革者”。[⑥]如水運憲也曾說過：“追求作品的較長久的生命力固然是一個作家孜孜以求的，同時，敏銳地反映現實生活，打一打近臺快攻，也未嘗不是一條路子。”[⑦]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積極參與社會變革，這樣的觀念在他們心中已是扎下了根，具有相當的穩定性。

因此蔣子龍自覺地加入了這個時代不容置疑的宏大敘事──宣揚以改革開放為路徑的現代化建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中間不需要任何過渡。在那個時代，這種敘事正迫切需要文學作為重要的宣傳手段，蔣子龍順利地與這個機遇相見成歡。從《機電局長的一天》到《機電局長》再到《紅松堡》、《鐵锨傳》，一直到《喬廠長上任記》，他的創作一而再地緊跟政策?！案仙钋斑M的步伐”是他的自白。這固然表現了他緊跟生活變動的熱情，他所緊跟的不過是變動的政治方向而已。在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他改變著看待生活的眼光。

不僅是作者，就連評論者和文壇領導者面對文學的思維習慣和話語方式也并未發生根本的變化。就像周揚在1978年《關于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中指出的那樣，文學家的任務“要正確表現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生活和斗爭，最要緊的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積極地投身于為實現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總任務，為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去，觀察、體驗和描寫這場火熱的轟轟烈烈的斗爭。”他依舊強調文學必須要服務于新的政治路線，為新的政治路線鳴鑼開道。

我們還要注意作家的創作與刊物組稿的關系。前者往往離不開后者的指導和規約。復刊于文革即將結束之時的《人民文學》在新時期充分表現了它的影響力。它所發表的作品占去了1977－1980年間全國中短篇小說獲獎篇目的大部分名額。蔣子龍與《人民文學》很有淵源?？梢哉f，沒有《人民文學》就沒有蔣子龍的成名。分別發表于文革后期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和新時期的《喬廠長上任記》都是《人民文學》組稿的成果。關于《機電局長的一天》與《人民文學》的密切聯系，吳俊已經作出了細致的鉤沉。[⑧]而據涂光群回憶：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是在《人民文學》引導下的寫作，或者說，是《人民文學》的命題寫作。“最先發表蔣子龍的轟動作品《機電局長的一天》的《人民文學》雜志編輯部“打聽到，蔣子龍已經‘說清楚，沒事了’，就是還沒有一家報刊敢于向他組稿。于是決定先走一步，我立即派一位有經驗的女編輯王扶往訪蔣子龍……一肚子話要說，醞釀了許多的精彩素材憋悶著無從理睬，無處訴說的蔣子龍對自己尊敬的全國權威刊物的編輯之盼望，差不多可以說是大旱之年盼一片云彩，盼及時的雨，對她的到來，自然是欣喜之致。沒過多久他送來新作手稿《老廠長的新事》給《人民文學》。這篇手稿復審時我改題為《喬廠長上任記》，我請《機電局長的一天》原來的責任編輯崔道怡參加對小說稿的文字潤飾。定稿后在《人民文學》1979年7月號以顯著位置刊出?！?A style="mso-footnote-id: ftn9" title="" name=_ftnref9 >[⑨]而據蔣子龍的回憶，王扶指點蔣子龍要“寫實現四化的阻力，要寫出怎樣克服這種阻力，給人以信心和力量”。[⑩]這就是說，《喬廠長上任記》并不是蔣子龍的獨立寫作。

文革文學的突出特征就是作者的不在場。我們從樣板戲、電影、小說等多種形式的創作可以看出，作者的表達都自覺服膺于政策的支配。署名作者其實只是間接作者，原始作者卻是黨的政策。作者表達的觀念也是追隨現實政治方向的變動。從宣揚階級斗爭、歌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到后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歌頌文革、批判走資派，文學無不是作為宣傳黨的基本路線教科書的面目出現，并因此受到鼓勵和重視。新時期肇始之際，文學依然生存在這樣政治化了的時代氛圍之中。作家寫作依然具有集體性。作品不可能是作家的獨立創作，而是他們與政治領袖、文壇領導、刊物編輯、批評家通力合作的結果，或是說這種文學是后者對前者進行過剪裁和過濾的結果。作品和評論的發表，要經過多人推敲才定稿。這一點正如多年之后劉錫誠的坦言，“沒有編輯審稿的慧眼，沒有主編的勇氣，沒有評論家的及時肯定，這些作品也會像其他大量平庸之作一樣，被埋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11]我們可以像?？履菢尤プ穯枴秵虖S長上任記》的作者身份問題：“誰是真正的作者？對他的真實性和創造性我們有證據嗎？在他的語言里，他對自己最深刻的自我揭示了什么？”[12]蔣子龍作者身份的獨立性和《喬廠長上任記》的創造性是經不起這樣追問的。

正像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樣，“藝術家和作家的許多行為和表現（比如他們對‘老百姓’和‘資產者’的矛盾態度）只有參照權力場才能得到解釋，在權力場內部文學場（等等）自身占據了被統治地位?！?A style="mso-footnote-id: ftn13" title="" name=_ftnref13 >[13]我們在新時期文學中一樣可以看到文學場處于權力場的控制和指導之下，文學場受制于權力場不需要任何中介。如果對當時的政策作一基本的了解，我們一樣可以看到政治對文學的駕馭和侵入，直至決定文學的題材和主題的選擇、情節和人物的設置。[14]

蔣子龍這篇小說很好地配合了國家政策的調整。這篇小說之所以被安排在1979年《人民文學》最顯要的位置、標題以最醒目的形式發表，而在1979年的全國短篇小說評獎時排在第一位，并不在于這部小說在藝術方面有壓倒其它作品的優勢，他的藝術表現形式與他后來不愿提起的《機電局長》相比并無進步。重要的是它能傳達出政治轉向的聲音，滿足新的政治路線的需要?！秵虖S長上任記》所得到的一切贊譽與其說是文學的，倒不如說是政治的表態。

《喬廠長上任記》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的轉向迫切需要文學擔當起輿論動員和情感召喚的重任，而它的確很好地遵奉了命令，充當了新的政治路線的形象化教材，重新塑造了主宰現實的主體，指出了誰是引領這個時代潮流的英雄。

有了這樣的政策為基礎，對于《喬廠長上任記》的肯定和贊譽都會理直氣壯。閻綱的說法很有代表性。他說，《喬廠長上任記》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解放運動的果實?！?“他吃了三中全會思想路線的定心丸，有黨和人民給他撐腰，有恃無恐，他怕什么？”[15]

與建國后反映工業化的作品如《沸騰的群山》和《創業》等小說相比，它依然延續了那種為政治服務的基本思路。我們今天來看當時的文學環境，并不能苛責那些作家們對于政治的倚重。如果不這樣來寫，他們就不可能得到更多的關注，甚至沒有面世的機會。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實際上是貼近政策的文學得到了鼓勵，而在宣傳上卻將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神秘化？在“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理論失去了合法性的時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卻是如此緊密，文學受政治的控制如此嚴格呢？重讀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讓我們更為清晰地看到了文學與政治的密不可分，新時期文學與文革文學的血肉聯系，但在當時，理論探討與文學實際狀況之間的明顯悖離卻被人忽視了和掩蓋了。

1982年5月6日，朱光潛先生在中宣部召開的紀念毛主席《講話》發表四十周年座談會上對這種悖離提出了批評：“自從人類社會以來就有了階級，也就有了階級斗爭，有了政治，而且在任何階級統治下，政治標準也都是第一，這是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諄諄教導過我們的歷史事實……我說諱言階級斗爭和政治的現象值得警惕，這是有鑒于斯大林過早地宣布蘇聯在一九三五年已不存在階級，從那時以來蘇聯的政局演變的事實都已證明斯大林的錯誤，我們應當引以為戒。難道階級斗爭就那么不好聽，‘文藝為人民服務’就比‘文藝為政治服務’聽起來較悅耳些嗎？”[16]當然這樣的談話在當時是不可能被允許公開發表的。并不是說文學為政治服務必然導致文學品位的敗壞。而是這種聯系實在是一種無法消弭的存在，是我們理解和思考文學所以如此的一個重要基點。布迪厄對此作出了發人深省的闡述：“理解藝術作品，就是理解某個社會集團特有的世界觀，藝術家可能就是依照或順應這個社會集團構造他的作品，作品無論是隱名的還是公開的，是原因還是結果，或兩者兼而有之，都在某種程度上通過藝術家表現出來?！?A style="mso-footnote-id: ftn17" title="" name=_ftnref17 >[17]一句話，理解文學，就是要理解特定社會集團的政治傾向。

在文學為政治服務失去了話語合法性的年代，文學卻因為為政治服務獲得了強勁的生命力。

二、依然推崇重大題材

在“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從屬于政治”的時代氛圍中，如何理解題材于文學創作的意義是五十年代中期以來屢屢被提起的問題。在批判胡風的“題材無差別論”的時候，重視重大題材的主張成為主流。1955年，周揚在《我們必須戰斗》中指出，反對“文藝作品應當表現有迫切政治意義的主題”是胡風的錯誤之一。在六十年代初，題材問題重被提了出來。1961年在《文藝報》組織的關于題材問題的討論中，主導的看法是“提倡寫重大題材，題材應豐富多彩?！钡@樣的提法并不能消除實踐中關于題材問題中的簡單化傾向。文革期間更是將寫重大題材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上?！皩懯裁础笔亲钪匾??！霸鯓訉憽薄皩懙迷鯓印辈⒉皇翘髥栴}。有人很早就深刻地認識到提倡寫重大題材導向的弊?。骸皯斨赋?，有一些文藝評論文章，也曾散播了或者助長了題材問題上的簡單化傾向……有的時候，一個作品僅僅因為寫的是重大題材，就受到過分地贊譽，盡管作者并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18]這個問題在八十年代之初同樣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

1978年6 月－9月，《文匯報》文藝評論版以批判“反題材決定論”為著眼點進行了題材問題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雖然很多人配合宣傳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文藝創作的題材要多樣化”，但是人們依然能從中領悟到它實際上所指的是重大題材的多樣化。

1978年9 月26日，有人在為這次討論作結時說：“‘題材決定’論的流毒還是不能低估的，在一些創作人員、文藝評論工作者和文藝創作的組織領導部門中，它還不時地表現出來。”。[19]將此種認識僅僅歸結為四人幫的流毒是膚淺的。如果沒有獲得文藝領導權的集團的鼓勵，對寫重大題材的推崇就不會依然有著這么旺盛的生命力。

發表《喬廠長上任記》被認為是走向文學題材多樣化的一個轉折點。劉錫誠回顧說：“《喬廠長上任記》的登場，一下子改變了文壇上只有傷痕文學的錯誤印象和當時文學題材顯得狹窄的局面。”[20]而從當時關于這篇小說的種種發言看，許多人的贊譽還是基于它的重大題材。

給予《喬廠長上任記》以極高評價的批評家就這樣來談他對題材重要意義的看法：“題材決定論當然荒唐，但是，題材小看不得。”[21]他從題材的意義方面來稱許蔣子龍的小說：“僅就工業題材的創作領域而言，我以為：蔣子龍文起當代之衰！”[22]寫了重大題材，這是《喬廠長上任記》受人關注的要點。雖然蔣子龍寫作《喬廠長上任記》時，文革文學的種種原則比如“主題先行”“三突出”正在被批判和清理，但在實際創作時它依然保存了這種思維方式和創作原則的明顯印記。當然，僅僅是內容上的簡單置換就使得它得到了肯定和贊揚。當時對于它的評價實踐著“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人們普遍認為它寫得粗糙，但依然為它叫好。

文革時期創作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在新時期依然被人稱贊，是因為它寫了經濟建設。在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人民文學》和蔣子龍都為此作了檢討。寫抓生產并不是因為蔣子龍有什么超出時代的先見之明，而是他追蹤重大題材的結果。他的這部作品帶有文革時代的鮮明的政治色彩。他寫霍大道這個英雄人物將生產視為戰爭，但他的著眼點仍然在于兩條道路的斗爭，到底是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種主題在連載于《天津文藝》1976年1－6期的中篇小說《機電局長》中作了充分的展開。比較《喬廠長上任記》和《機電局長的一天》，在幾個重要的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方向的轉折對于作家認識的影響。在《機電局長的一天》中的文革時代，是“工業建設面貌日新月異……社會主義建設規模更加宏偉壯麗，我們國家在快馬加鞭，突飛猛進”的時代。在《喬廠長上任記》中的文革時代卻是：“電機廠工人思想混亂，很大部分失去了過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連信仰也失去了，連民族自尊心、社會主義的自豪感也沒有了，還有什么比群眾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呢？這些年，工人受了欺騙、愚弄和呵斥，從肉體到靈魂都退化了?！倍谏a建設的依靠力量上，《機電局長的一天》所強調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最亮的鏡子，領導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認清自己。我看這個廠黨委應該好好端正辦企業路線。同時，也只有讓群眾能向領導說真心話，而領導又聽得到，聽得進，積極性才能調動起來。”《喬廠長上任記》卻是強調要依靠懂技術和管理者的領導。這種變化清晰地反映了時代主題轉折的印跡。這種印跡成為很多人稱贊它的重要原因。

1979年8月22日上午，《新港》召集部分業余作者座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第10期上發表了《一篇深受讀者歡迎的小說──本刊編輯部召集部分業余作者座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紀要》指出：“文學的生命在于真實。這篇作品就是用鮮明的藝術形象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生活。寫出了人民要求實現‘四化’的強烈愿望和迫切心情，揭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以來現實生活中新的矛盾，使人們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睂Α秵虖S長上任記》進行大張旗鼓地宣傳。但是尖銳的批評意見很快從天津傳出來。

1979年9月－10月的《天津日報》發表了四篇文章，對《喬廠長上任記》提出了批評。這四篇文章也都是在小說寫作與現實政策的關系方面立論。他們談到了《喬廠長上任記》在表現政策上的失誤，也對喬光樸主導的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F在看來，這些看法并非沒有可以引人深思之處。比如王昌定就講，“多年來，文藝界存在一股風，要說好，就群起而捧之，捧成好的不能再好，香得不能再香的香花；要說壞，就群起而棍棒之，……某篇文章在有影響的報刊發表了，大報加以贊揚了，或者某一位人士表態了，這就幾乎成了定論，誰唱反調，誰敢提不同意見，雖不致棍棒加交，至少也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在輿論上對你施加壓力，務求輿論一律?！?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3" title="" name=_ftnref23 >[23]雖然《天津日報》在1979年9 月12日發表召珂的《評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這篇文章，意在“引起討論，活躍文壇，更有利于百花齊放”，但是在《工人日報》10月15日發布《文學評論》與《工人日報》編輯部聯合召開的《喬廠長上任記》座談會紀要之后。這樣的反面意見便銷聲匿跡了。這些對《天津日報》的批評意見進行反駁的人，其實并無多少說理式的態度而是更多地訴諸情緒化的聲討，由于他們在中國文藝界的顯赫地位，這樣的意見一出臺，在很長的時間內，人們便無從聽到任何對《喬廠長上任記》的置疑了。馮牧的發言相當激烈，他既肯定了作品，也肯定了作者，并對這場爭論的性質以“又一次不大不小的風波”目之。他說，“《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以后，讀者熱烈歡迎，報刊紛紛贊揚。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墒且灿猩贁低就瑥V大讀者的看法截然相反，認為《喬廠長上任記》是創作傾向有嚴重問題的壞作品，進而對作者和作品進行遠非實事求是的批判，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痹凇秵虖S長上任記》問世之后遭到天津文學批評界一些人的批判之際，蔣子龍得到了當時文藝界領導人的全力支持?！度嗣裎膶W》的主編張光年說，要寫一篇《蔣子龍論》。“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是不是第一個反映重點轉移的？是不是反映了重大現實？這部小說有點浪漫主義……蔣子龍正是我們需要的作家。[24]張光年將作品的題材和主題看作它值得肯定的重要標準?！皯撜f，在蔣子龍事件中，陳荒煤和馮牧的支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25]

據劉錫誠回憶，“粉碎‘四人幫’后，蔣子龍的《鐵锨傳》受到了天津文藝界的批評?！度嗣裎膶W》編輯部收到了天津文化局的老作家楊潤身、王昌定、王樹人三人合寫的一篇批判蔣子龍的文章?！鲇诒Ｗo一個青年作者的考慮，最終我們還是把楊、王、王的批判文章壓下來了。[26]在對蔣子龍的保護方面，《人民文學》的態度是一貫的。在這次《喬廠長上任記》的風波中也不例外。

隨后，〈人民日報〉在1979年10月12日，〈文匯報〉在10月14日，〈中國青年報〉在10月23日，分別發表《四化需要這樣的帶頭人──評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歡迎喬廠長上任》《災難的鏡子和鏡子的災難──評〈天津日報〉對〈喬廠長上任記〉的批評》表達了對于〈喬廠長上任記〉的稱許。這是不是事先有過商議的集體行動不得而知，但是它們的確造成了壓倒一切的輿論態勢。

接下來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及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茅盾表達了對《喬廠長上任記》的贊賞?！岸唐秵虖S長上任記》描寫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斗爭生活，這標志著題材的多樣化，是文學方面反映黨中央提出的工作重點轉移這一劃時代號召的初期的作品。”[27]27這樣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們便很難聽到對《喬廠長上任記》的否定意見了，對他的褒揚一直延續到現在。

當時一些重要的文學評論刊物，對《喬廠長上任記》也進行了大力地褒揚。如《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上發表了榺云的《工人創作的新聲  工業文學的新頁──談蔣子龍的創作》和金梅的《試論蔣子龍的小說藝術》，對蔣子龍的創作給予了熱情地肯定，尤其是在題材的選擇方面，他們贊許了蔣子龍選擇重大題材，讓自己的創作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的創作方向。“他面對的是醞釀著和發生著重大變化的工廠生活、工業戰線的現狀，從中挹取具有普遍的和重要的社會意義的題材”“蔣子龍著意于選擇，并從正面切削那些事關全局的重大題材……從總體上使他的小說富有了高屋建瓴、捭闔縱橫的宏偉氣勢?！?/p>

“從來的工人創作、工業文學，很少把描寫的重點放在領導干部身上……蔣子龍開了新生面。”將描寫的重點放在干部身上，通過他們的行動，可以更好地來闡釋政策。在社會變革中，普通勞動者的聲音和命運的表現被擱置了，這使得作品對社會生活的描繪欠缺了廣度和深度。在《喬廠長上任記》中，我們所能聽到的只是一種聲音，而實際生活中的眾語喧嘩、蕪雜叢生的場景被過濾掉了。

在隨后出版的文學史著作中，所有對《喬廠長上任記》的褒揚都是基于它的重大題材。

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文學研究所編寫的《新時期文學六年》中提出：“一九七九年七月，也就是三中全會閉幕后僅半年時間，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以其震撼人心的思想和藝術力量脫穎而出。作品的主人公喬光樸，作為四公建設的一員闖將，其典型性是十分深刻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8" title="" name=_ftnref28 >[28]它極力地稱許了《喬廠長上任記》在題材方面的開拓意義和符合新的意識形態的典型英雄人物的塑造。

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觀》里這樣講：“蔣子龍創作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總是十分敏銳地把目光集中在社會急劇發展中的矛盾問題。”[29]這就可以看出當時廣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所表達的主流聲音也是對小說極為贊賞的。

對于小說弱點的尖銳指摘在當時是被忽略和被壓制的聲音。“當前創作中的概念化、雷同化傾向應當引起注意……但即使這樣比較好的作品也有雷同的現象，這些作品中的第一把手不是從外面新調來的，就是新調來的，而原來的領導干部都跟不上形勢。”[30]據劉錫誠回憶，在1980年上海作協召開短篇小說座談會上，“陸文夫說，現在的小說有一套的傾向，我把這些小說叫做‘證明文學’[31]。青年作家孫颙說，1978年得獎小說帶頭篇《班主任》和1979年得獎小說帶頭篇《喬廠長上任記》都屬于證明小說，作家缺乏自己獨立的見解和思考。證明畢竟不是文學的根本任務。”[32]

二十年多來的文學史，在談及《喬廠長上任記》時，人們不是眾口一詞重復八十年代初期的話語，就是選擇了少說或不說。對這種選擇重大題材而且以遵命和證明為使命的作品在其所遵之命、所證之理未喪失合法性的時代，人們還能說什么呢？雖然人們普遍認識到它在藝術方面的粗糙，但是依然有興趣對“寫什么”給予更多的關注，甚至把它作為唯一的關注點。其中的道理如劉納所言，“當一個作家進入寫作，他總要‘寫什么’。對“寫什么”的評論，從來是、始終是文學研究重要而合理的內容?！?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3" title="" name=_ftnref33 >[33]文革結束前人們是這樣，文革結束后人們還是這樣。

三．依然突出英雄形象

文革文學將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作為創作的中心任務?！叭怀觥钡膭撟髟瓌t保證了英雄人物在作品中處于中心地位，具有超越常人的美好品性。在他們身上集中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理想色彩。他們是抽象的時代方向的具體體現。喬光樸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雖然被賦予了普通人的稟性，有著一般人的弱點。然而在領導時代的潮流方面，他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確性和先進性。他的這些品性在與反面人物的對立關系中體現出來。

 “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關系，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的生死搏斗的關系。在社會主義舞臺上，反面人物永遠是正面人物的的陪襯：在氣勢上，后者一定要壓倒前者。這是無產階級文藝創作的一條重要原則?！?4[34]樣板戲中塑造英雄人物的這種原則不僅在《機電局長的一天》和《機電局長》中，在《喬廠長上任記》中也有著鮮明的體現。喬光樸和冀申的關系就是整頓企業的英雄人物和反整頓企業的反面人物的關系，二者涇渭分明，前者德才兼備，后者自私無能。這樣的人物關系存在于很多的改革小說中，例如《沉重的翅膀》中鄭子云、陳詠明和田守誠、孫祥的對立。

在許多稱贊者的眼中，喬光樸是一個新人。其實與之相似的形象早就出現過。與草明出版于1959年的長篇小說《乘風破浪》里的那位宋紫峰廠長一樣，喬光樸也是一個“只看重技術，忽視政治工作”，“煉鋼內行，政治上很弱”的形象。與宋紫峰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相通之處：“宋廠長是個能人，有膽量有主意，把鋼廠管理得立立整整，順順當當……只是他呀，他只相信自己，別人的話他根本不聽，另外他的心眼也很死：你別看他這個人很聰明很能干，可是他就是不敢得罪書上寫的事，不敢得罪規程，不敢得罪他那把尺子。”而時代環境的變遷讓宋紫峰身上的弱點成就了喬光樸的優點。在過去年代里需要進行教育的落后分子，在這個時代卻成了“廣大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當代英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5" title="" name=_ftnref35 >[35]過去的宋紫峰就是今天的喬光樸。作為當代英雄形象出現的喬光樸是對過去工業化路線的批判與反思。他的出現表現了他所處的時代對批判“無視自力更生的威力，迷信技術權威，看不見工人群眾的力量智慧的”的舊有理念的努力。但同時，喬光樸這個形象的內核中又有著對文革時期文學中英雄人物品格的繼承，比如《機電局長的一天》和《機電局長》中的霍大道堅定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的闖將精神就構成了喬光樸形象的重要方面。

像喬光樸這樣的企業領導者的形象，被推許他的人認為是“富有社會主義新人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優秀品質和精神面貌。這種形象最為貼近生活。”“社會要前進，中國要拋掉落后帽子，邁入現代化的行列，就必須改變幾十年、乃至幾千年形成的落后思想觀念、革除極左思想所造成的種種時弊?！?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6" title="" name=_ftnref36 >[36]36這是重要的一段話，它對喬光樸面對的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作出了 “一個爛攤子”的判斷，從而為建立改革的合法性而吶喊?！秵獭芬廊皇莻畚膶W。改革文學與傷痕文學并不是兩個概念，二者具有同一性。《喬》之所以歌頌喬光樸這樣的領導者，是因為作者以他在政治轉向的指導下，對于工廠現狀的理解來竭力使人們相信，中國的工業、工廠、工人在往昔的發展道路上存在著重大的缺陷，有著嚴重的創傷。他的參照物便是日本的效率。生產效率遠遠落后的焦慮感是喬光樸自薦的動因。喬光樸作為外來者，不證自明地具有先進的素質。他的思想和業務素養足可以讓他的工廠煥發出活力、獲得光明的前途。即便是在他遭到反對時，他對自己所代表的方向也沒有任何的惶惑或反思，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將他的設想推行開來，他代表著工業、工廠、工人前進發展的方向，而一切不合乎他改革理想的人都存在著道德的缺陷。蔣子龍沒有向讀者交待清楚，喬光樸何以有如此大的神通？他的自信緣于何處呢？小說中只是側面寫出了“從廠長的職責到現代化工廠的管理，喬光樸滔滔不絕，始終沒有被問住。”這一點一開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強烈質疑。

有人講：“盡管作者給喬光樸這個人物堆砌了勇挑重擔，大膽潑辣，敢切敢刺，不記前仇等種種美德。但這些美麗的外衣，卻掩蓋不了他不講民主，獨斷專行，說一不二，把自己凌駕于黨和群眾之上發號施令的霸道作風。這種按照‘幫式文藝’創造的所謂‘第一號英雄人物’，我們并不陌生。”[37]還有人的言辭更為尖刻：“喬光樸是一個被神化了的人物，是一個游離生活，無可效仿的‘圣人’，是一個專橫跋扈，不可一世的‘英雄’，是形而上學，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擬人化”。[38] “小說造神，文章捧神。這哪里是在寫小說，這哪里是在寫文章，這分明又在宣揚迷信。若是人間真有此神，為何不辦“造神大學”，培養幾千個喬光樸，中國的現代化豈不是唾手可得？”[39]有人進一步指出，“這篇小說，從創作方法上來看，病根正在于‘三突出’，在于英雄人物的‘神化’：一到許多具體問題上，他都能迎刃而解，勢不可擋，先知先覺，超凡入圣，成為脫離現實的神乎其神的人物?！磺腥嗽趩虖S長面前都成了可方可圓的木偶泥胎，除了喬廠長而外，都是群氓?！?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0" title="" name=_ftnref40 >[40]這幾個人的思路都是一致的，都表達了對喬光樸能力的審視和懷疑。但是這樣的爭鳴意見沒有進一步的展開。直到1988年，才又有人沿著他們的思路再一次對喬光樸這個人物背后的缺陷進行了思考，對贊頌喬光樸以及其它改革文學的代表作所表現出來的“清官意識”進行了頗有力度的省察。有人就這樣來審察喬光樸，呼應著1979年的質疑：喬光樸“何以能頭戴緊箍而手眼通天，大刀闊斧，所向披靡？莫非真的是他具備了引導生活的特異能力？”[41]在種種贊頌喬光樸的言語中，沒有人去回答這個問題。許多人的思考止步于這個問題之前。似乎喬光樸的能力是一個先驗的存在，不需要有人去對何以如此進行任何解釋。他厭惡政治斗爭，但他是深深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中?！秵獭肺谋镜姆至研栽谟趩坦鈽阒纼H僅抓管理和業務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而他卻又認為這是現代化的充分手段。在如何解決冀申這樣的干部問題時，他只能進行無力的道德譴責。蔣子龍看到了改革的阻力，但他的思想沒有向前再走一步，思考如何去清理這樣的干部？誰來監督喬光樸？誰給了他不受反思和批判的豁免權？

現在看來，喬光樸的右派身份和受難經歷是我們理解這個人物何以成為引領新時代潮流英雄形象的奧秘。喬光樸的特定身份和經歷成為他的光榮。通過這個人物，作者想告訴我們，這個時代的主人公應該是那些在傷痕時代有過創傷的人。他所具有的能夠指引中國現代化方向的種種神奇的力量都是因為他的這種身份而獲得。這個主人公不再是工人群眾，也不可能是文革中被提撥上來的郗望北。他只能是喬光樸這樣的歸來者。在塑造他時，蔣子龍著意突出了他的“覺悟高、干勁大、作風好、懂技術、懂管理、領導有方，能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的特點，而這些恰恰是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所指出的選撥企業領導的標準。

突出喬光樸英雄形象的原因，在二十多年后有人做了有啟發意義的探討，以喬光樸為代表的“重返現實的老干部和知識分子群體，當然的成為現實的主體，他們是中國經濟改革、實現現代化的開拓者和時代英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2" title="" name=_ftnref42 >[42] “喬光樸作為一個理想化了的英雄形象，他是集體想象的結果?！?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3" title="" name=_ftnref43 >[43]，因此可以判斷，“從本質上來說，文學作為一種想象的現實，它經常是現實利益關系的反映。它必須反映占據文化領導地位的集團的利益，反映這一集團所理解的現實?！?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4" title="" name=_ftnref44 >[44] 這種理解觸及了喬光樸這個英雄人物被推崇的背后權力和利益轉移的現實。在喬光樸身上，集中體現了那些通過“撥亂反正”重回中心的人們對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理解。強調喬光樸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確的判斷并不是基于對現實的深入考察，而是他們在自己掌握權力獲取利益之后的承諾，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人在經歷了多年的艱辛和苦難之后寄予他們的美好期待。所以在喬光樸這個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我們可以看到因為宣揚理想而不可避免地展示出的理想化的色彩。

結語

關于現代化觀念在欠發達國家的傳播策略，在世紀之交也有人作出了深入地揭示：“在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政權起著異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現代化的倡導者、計劃者、推動者和實行者。推動現代化的首要條件是有效地動員物質資源和社會資源，其中動員社會各個階層和支持又是首要因素。為此，現代化的推動者必須向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證明現代化的合法性，并且證明現代化終將為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帶來巨大的利益。為了達到動員與支持的目的，通常的做法是描繪現代化的遠景和步驟，即通過提高期望值來獲得支持?！?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5" title="" name=_ftnref45 >[45]這使得我們在理解改革文學所起的歷史作用方面得到了重要的提示。正是借助包括改革文學在內的眾多的宣傳媒介，一種特定意義的現代化觀念在中國傳播開來。因為改革文學與現代化觀念的密切聯系，理解改革文學，就不能不參照人們在現代化理解上的變動。

在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途徑不容許爭議的環境中，《喬廠長上任記》一路順風。直到現在，回首《喬廠長上任記》時，許多人依然在重復著二十多年前的話語。比如：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就這樣講： “蔣子龍的名字是同新時期工業題材小說出色的創作成就緊密相連的。新時期以來，沒有哪一位作家如蔣子龍這樣致力于工業題材小說的創作并獲得如此突出的成就。[46]他的創作是“對三十年來當代工業題材小說的超越。”[47]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人們理解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的分歧和和由此而生的沖突凸現出來。當初的美妙憧憬遲遲未轉化為現實。喬光樸連同它的雄心壯志已成遺跡。這個時候人們認識到，“由于真正的現代化在任何領域都是同創造性（解決現存問題的首創方式，想像，發明等）相聯系的，它排除了模仿或至多給予它一種外圍角色……人們不應只談論一種現代性，一種現代化方式或模式，一個統一的現代性概念”。[48]許多人對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國現代化之路提出了新思考，對于現代化的認識在不同意見的爭論中深化了。

有人對1978年以來的特定的中國現代化思潮的特征作出了梳理，他指出，“中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任務是分析和批判毛的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及其歷史實踐，在中國向資本主義開放的社會主義改革中，它的抽象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念最終轉化為一系列現代性的價值觀；換句話說，它本身就是作為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幾乎不可能對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市場本身所產生的社會危機作出相應的分析和批判?！?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9" title="" name=_ftnref49 >[49]這種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人們重新來審視當今中國最近二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探索。

另外也有人對現代化理論一個重要側面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發展主義在戰后成為現代化理論的一個綱領性內容，也是現代社會的普遍意識形態。它抽象地把當代世界區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時間軸線上暗示前者是后者的明天，從而掩蓋了兩者其實處于一個中心與邊緣、主宰和從屬的不平等關系?！?A style="mso-footnote-id: ftn50" title="" name=_ftnref50 >[50]這樣的聲音未必就是那樣毫無爭議，但它至少可以給我們的思考帶來新的觸動。

蔣子龍的思考止步于現行政策的規定，他與其它的很多人一樣，僅僅看到了問題的表象，將經濟發展僅僅看成了技術和管理的問題。他沒有將中國的落后問題歸結為中國一百年多年來所受的掠奪、封鎖和遏制，因此，在他看來，要取得現代化的成功，須向現代化了的西方學習。他沒有認識到，“當代世界的問題不可能通過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單獨得到解決，需要改革和‘發展’的是支配這個現代化進程的不公正的權力關系?！?A style="mso-footnote-id: ftn51" title="" name=_ftnref51 >[51]

而在創作方面，從九十年代中期被視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一些小說創作開始，也讓人看到了在喬廠長上任之際沒有暴露出來的中國現代化變革的艱難性。從那時起，對于“改革文學”弱點的反思也更為犀利。

有人在1997年就指出：改革文學“整體上存在著‘理念化’的傾向，……并沒有真正切入現實的復雜的部位，對現實與未來作了急功近利的簡單化的處理，以主觀的理性激情對社會改革作了一種政治的道德的想象。”[52]1999年，他對“改革文學”衰落的原因進行了這樣的揭示：“‘改革文學’的那種激情與理性大為衰頹，‘改革文學’也就漸漸衰落，人們從最初的那種理性憧憬中被拋入了更為復雜的的現實矛盾中”。[53]當復雜的現實湮沒了當初的美妙憧憬之時，人們的反思是在情理之中。

2002年出版的《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54]對于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改革文學”進行了更多的反思，指出了它的現代性敘事中內在的缺陷。它以處于今天的優越感比較了《喬廠長上任記》所宣揚的關于現代化前途的堅定信念與困境重重的現實之間的距離，指出了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特征，進而反思了“改革文學”因為與意識形態同構而未對其作出最有力的反抗的弱點?！案母镂膶W”地位的危機已經不可避免。例如出版于2004年的孟繁華和程光煒所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對于“改革文學”就只是用幾句話一筆帶過。這似乎是問題小說難以避免的命運。

200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是對改革文學式微的原因作出了細致地分析：“改革題材的文學創作作為一種文學潮流，其出現并蔚然成風是依據賴于社會生活所提供的契機。然而，當時的歷史語境所能提供給它的思想和和文化資源都相治有限，甚至很大程度上還受到文革和十七年文學文學慣例的影響，因此，其思想意蘊和藝術形式在今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相當大的缺憾?！?A style="mso-footnote-id: ftn55" title="" name=_ftnref55 >[55]論者將改革文學的缺陷歸結于將現實認識的表面化和人物塑造的簡單化?！半S著現實的日趨復雜，其可信度開始降低，亦缺乏豐富的美感基質給人們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的內容，因此，這一文學潮流日漸被時間所淡忘幾乎是一種必然?！?A style="mso-footnote-id: ftn56" title="" name=_ftnref56 >[56]他實際上指出了與變動的現實相比，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改革文學所鼓吹的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單一性。在一些人看來，當改革帶來了中國明顯的社會階層分化，當開放產生了中國發展的依附性時，為此提供了形象化證明的文學就不能不走向式微。

如何對二十多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得失作出總結，這對文學寫作者和研究者來說，的確是一個難以承擔的任務。但是與1979年開始之時的異口同聲相比，二十世紀結束前期我們畢竟可以聽到對此發言的多種聲音。與豐富的生活相對照，《喬廠長上任記》對于現代化的思考與設想日益顯出了它的單調和天真。這也是它所開啟的改革文學創作潮流的共有特點?！案母镂膶W”的潮流終結于1985年。這也是現代派文學開始成為文壇主流的年份。在人們將文學現代化與借鑒學習現代派文學形式聯系起來的時候，為現代化吶喊的“改革文學”就風光不再了。

人們雖然認識到了文學的虛構性，但依然習慣于以丈量文學與變動的生活之間的距離來判斷文學的價值，隨著現實所發生的讓人意料不到的變遷，人們再來回顧“改革文學”，眼光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事實上文學若要獲得生命力，也必須展現變動不居的現實的豐富可能性。它們只有拋卻自已立足點單一的局限，才有希望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穿透復雜的現實。《喬廠長上任記》和那些“改革文學”都沒能表現出這樣的眼量，它們對未來的想象多于對生活的踏實認知，因而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失落就在所難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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