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機構是如何豢養傷痕文學的

　　王鶴松：《記憶如何呈現?──重讀傷痕文學》

　　(2008-11-2009:48:18)

　　http://blog.sina.com.cn/dongbei1993

　　試圖對于1980年代進行重新探討成為最近幾年來的一個學術增長點。2005年初，程光煒、王一川、李楊和曠新年四位先生從不同的側面重新考察傷痕文學[1]，探討二十多年來人們對以傷痕文學為起點的新時期文學理解的局限性，以新的思考“動搖或挑戰”人們面對文學史的既定思路，從而呈現出歷史的復雜性，豐富人們的認識。他們都曾對“50-70年代”當代文學史的重新發掘用力甚勤，這樣的思考便是他們近些年來研究思路的自然延伸，也是他們呼應時代變動的必然結果。對于傷痕文學的再探討并不始于他們，1990年代已經有了一些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成果，[2]提醒人們去破除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關于新時期文學歷史敘述的神話。

　　這次幾個人的集體行動是此前已經涌動的“重返1980年代文學”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追究這次重返的動因正如張旭東所言：是“利益和立場的分化為重讀‘八十年代’提供了絕佳的背景。”[3]進入新世紀以來，早就暴露的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并沒有被消除，反而更清晰地凸現出來。中國何以如此?又將走向何處?知識界的種種爭論使得人們重新檢視資本和市場的德性及左翼、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價值，選擇確立新的立場。最近幾年來，就有更多的文化與文學研究者重返八十年代，回到“新時期”文學及其發生增長的歷史環境，去檢視歷史在樂觀和激情背后的偏狹、盲目與一廂情愿。

　　這種重返并不意味著僅僅是對歷史作出簡單化的譴責并宣告斷裂，而是站在今天的制高點上，審視當時人們在面對他們的歷史時可能表現出來的限制，以進入被有意掩蓋和無意忽略的歷史的豐富情境，呈現出新的視野和問題意識。在重新審視中，我們能像曾推動了1980年代文學史重構的錢理群、王曉明、李陀等人一樣有所反思和調整。雖然由于種種困難，我們不可能完全洞燭歷史全部真實，但我們依然能期待著從現在可以找到的材料中去清理人們關于新時期文學的歷史敘述的種種夸張的成分，并探討其基本的成因。

　　一.傷痕文學的非自主性

　　在傷痕文學興盛之初，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討論也正在大規模地展開。從那時起，文學要從“為政治服務”的宿命中解放出來、獲得自主性成為時至今日的主流聲音。二十多年過去了，文學史的書寫者中依然有人將獲得自主性當作了傷痕文學的特征和功績。比如，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這樣寫道：“很顯然，以‘傷痕文學’為發端的文革后文學，在開始階段里從時間上極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對凡是派的斗爭”，在這種敘述中，傷痕文學是自主的，它服務于政治斗爭只是出于巧合而已。張法在《傷痕文學：興起、演進、解構及其意義》一文中也說：“傷痕文藝的產生，源自于革命文學以來的政治-文化與文學-藝術的密切關聯。而傷痕文藝的歷史使命，又正是要改變這種政治-文藝的狹隘關聯。”[4]在他看來，正是傷痕文學改變了文學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將文學作為文學來對待，文學由此才獲得了新生命。這種純文學的夢想在1980年代以來占據了支配一切的位置。但是文學與政治的這種密切關系在程光煒、李楊、韓毓海和曠新年等人討論傷痕文學時都不程度地現身而出，讓人想到伊格爾頓的理論立場：“文學理論不應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譴責。應該譴責的是它對自己的政治性的掩蓋或無知，是它們在將自己的學說作為據說是‘技術的’‘自明的’‘科學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來之時的那種盲目性，而這些學說我們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發現其實是聯系于并且加強著特定時代中特寫集團的特殊利益的。”[5]

　　在現在所能看到的材料看，傷痕文學在其產生之時就與政治密不可分。從傷痕表現的合法性確立中就可以得到確證。任何一個時代都會給人們留下難以抹去的傷痛。它是復仇斗爭的合法依據，但并不是所有的個人和集團都能平等地擁有言說傷痕、討還公道、獲得補償的權利。擁有這種權利必須依靠政治的力量。

　　傷痕文學是應當時的政治氣候而生，同時又不斷地調整自己以適應并參與營造新的政治氣候。同時，它又是權力斗爭與利益爭奪的重要武器，在它身上，不可能不刻寫下復雜政治變動的投影。

　　回到當時的文學現場，人們可以獲得這樣一種明確的印象：傷痕文學從來就不是文學回歸本體的努力，而是從一種政治控制下掙脫轉向另一種政治的表演。從揭批“四人幫”到徹底否定文革、揭批毛澤東的錯誤的進程中，文學在不斷調整自己追隨政治。像李楊所揭示的那樣，梳理傷痕文學寫作-接受的過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權力的支配、監督、引導、鼓勵、規訓和懲戒時時在發揮著作用。一方面，權力話語將“文學為政治服務”修整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看起來是要將文學從政治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文學卻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為調整后的政治作著輿論和情感上的動員。此時斬斷的是文學與被定義為是錯誤政治的關系，文學與新的政治的關系得以確立并日漸加強。這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得到印證。

　　其一、高層領導的密切關注和深度參與。他們以至省市的黨政領導都曾利用會議、題詞、講話等形式密切關注并嚴格控制著文學的方向。文藝界多種機構的恢復設立、領導的人事安排、刊物選題和組稿的傾向等等，從宏觀掌控到具體操作，無不體現著政治的要求。

　　其二、文壇領導實踐“文學不能脫離政冶”的自覺性。那時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和副書記、重要刊物《人民文學》和《文藝報》的主編，“無論是張光年和馮牧，他們所堅持的或重申的，仍然是過去他們辦《文藝報》時的指導思想：黨的哨兵和喉舌”。[6]這就表明，在當時文學界當家者的眼里，文學依然是政治宣傳和監控的工具，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時常能見到在很多文學問題的決策方面，要請示省市領導的記載。

　　其三、作家寫作的類集體性。傷痕文學不是作家的獨立創作，而是他們與政治領袖、文壇領導、刊物編輯、批評家通力合作的結果，或是說這種文學是后者對前者進行過剪裁和過濾的結果。作品和評論的發表，要經過多人推敲才定稿。“沒有編輯審稿的慧眼，沒有主編的勇氣，沒有評論家的及時肯定，這些作品也會像其他大量平庸之作一樣，被埋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7]。作家們常在自述中交待他們的創作與政治的關系。劉心武自述，他所寫的《班主任》源自他所參加的一系列批判四人幫反動理論的座談會。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發展，加深了它對過去幾年的生活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加強了他與四人幫那一套文藝創作“幫規”斗爭的決心。[8]

　　其四、權力控制機制的嚴密性。一方面，在“揭批查”的運動中，對文學界的一些人進行撤職和審查處理，如袁水拍、施燕平、浩然等人;對一些作品進行批判，如《嚴峻的日子》《西沙兒女》等，從而震懾和規約著作家的創作。另一方面，文學界設立的評獎制使符合政策要求的作品受到表彰。文藝的領導者利用召開文代會、座談會，設立評獎制度引導和鼓勵創作，運用批判手段過濾掉異質的創作，篩選出合乎權力心志的話語。何言宏統計了《人民文學》1978、1979年發表的傷痕和反思小說篇數在總篇數中的比例，1977-1980年間的全國短篇和中篇小說評獎傷痕和反思小說評獎的比例，第一屆茅盾文學獎在總篇數中的比例[9]，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文學領導者鼓勵和選擇何種文學作為主潮的導向。不少作家因為獲獎而得到提拔任用，大大改善了生活境遇。這樣的政治控制和選擇力量使得文學作品和評論要想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就必須緊緊追隨政策的要求。經過這樣的篩選，文學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它與當時政治方向的協調一致。

　　其五，解決文學爭議的權力手段。在傷痕文學旁側，不是沒有質疑和批判，甚至是態度極為激烈。但是因為權力資源的支持不足，這一聲音不斷地遭到遏抑。劉錫誠披露了很多歷史的內情，讓我們能對傷痕文學地位確立的艱難和歷史的復雜性有了更多的認識。他說：關于《傷痕》，“在當時北京的文藝界，對這篇小說就出現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甚至持否定態度。”“對于《傷痕》這篇小說，北京文藝界的領導人士之間，是存在著分歧看法的。換言之，真正的分歧，即贊賞《傷痕》的意見和責難《傷痕》的意見或把它說成是傷痕文學的意見和爭論，主要還不在普通讀者中間，而在領導們中間”[10]領導們的不同意見其實也反映了歷史變動時期的多種認識的沖突。因而在作品評獎的過程中，爭論也是在所難免：“如果說讀書會初選階段還相對順利的話，那么后半段，則一直伴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斗爭。一種是認識和思想上的，一種是人事上的和關系上的。”[11]

　　《廣州日報》1979年4月15日，發表了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黃安思的《向前看啊!文藝》，“傷痕文學受到了起來越尖銳的批評和否定。”[12]但是最終這些聲音未能被寫入文學史。這些異質聲音最終銷聲匿跡源自于領導人的表態。這不僅是因為“在那個時候，人們仍然很少能夠獨立思考”，更重要的是領導手中的權力使得人們“無論干什么事情，都是習慣于等待上級重要領導人說話。[13]一個人們熟悉的例子是1979年6月的《河北文藝》發表的李劍的文章：《歌德與“缺德”》。文章對“傷痕文學”作了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批判，驚動了作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召開了連續三天的座談會，讓李劍作出了檢討。

　　在傷痕文學被確定為歷史合法記憶的過程中，許多重大的問題并沒有進行廣泛而深入地討論，許多疑問和爭議被擱置和制止了。傷痕記憶被確定為新時期文學的元話語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但在其后的文學史書寫中，我們看不到記憶定型過程中復雜的政治斗爭。歷史書寫被簡化成了應者云集的單調場面。

　　其六，評價以政治傾向性為標準。1979年，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辭中對于三年以來的文學成就給予了肯定，這就確立了如何評價傷痕文學的基本前提。周揚所做的、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審定的報告對傷痕文學作品及思潮更是明確地進行了肯定，公開的爭論才告一段落。[14]傷痕文學因為政治力量的支持而具有了不可爭議、不可懷疑的地位。自此，評論家也將如何評價傷痕文學同政治態度聯系起來，認為非難和指責傷痕文學，“無非是諱言那可悲的和可詛咒的歷史，目的也只是為了維護那種可怕的‘左’的思潮。”[15]對于傷痕文學的不同態度最終被上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與極左思潮斗爭的高度來評價。所以在其后二十年的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中，對傷痕文學的正面評價一路延伸過來，也就很好理解了?？梢哉f，傷痕文學因政治轉向而生，配合著政治調整的方向，受到政治的規約，以政治傾向作為評價的標準。評論家們對傷痕文學作出的頌揚性總結無不是以其政治傾向性作為評判的尺度。這種總結被確定為新時期文學史的基本結論沿用至今。現在看來，與其說這是對文學的頌揚，倒不如說它是政治態度的表決，是對撥亂反正和徹底否定文革的新時期政治路線的頌揚。

　　文學對于政治的這種從屬和依附也是得到了很多利益的文學活動參與者的積極選擇的結果。從1978年開始的一二年間，一系列為文藝工作者平反、改正作品評判結論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學與政治所表現出的緊密聯系的背后利益的蹤跡。這種政策的調整，使得包括文藝工作者在內的知識分子群體體會到了“從鬼變成了人”的喜悅。所以他們能夠堅定而又熱情地回報新政治，控訴舊政治的罪惡。傷痕文學的非自主性是完整的，在各個方面它都得到了政治的推動。非自主性成為它傳播的動因，使它獲得了廣泛的影響和茁壯的生命力。

　　傷痕文學無意于藝術性的創新。從藝術性方面考察，傷痕文學帶有明顯的舊時代工農兵文學的印跡，它是政治革命中沖鋒陷陣的猛士，而并不是什么文學革命的先鋒。它在文學性方面并沒有更多的開拓。如果我們將政治性從傷痕文學中抽掉，它的文學性貧瘠將會一覽無余。與50-70年代相比顯得新穎的悲劇意識也只是政治性追求的副產品。早在九十年代前期，有人在將工農兵文學和否定它的異質力量──傷痕文學作了細致考察后下了這樣的結論：滿含作家真摯的淚水和苦痛書寫出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從文學意義上說，給新時期文學所增加的真正的新東西少得可憐。[16]這一點即使是讓那些作家們重新審視自己的作品他們也難以否認這一點。比如因為傷痕文學而成名的劉心武就坦陳：現在重提《班主任》，他表示毫無興趣，懶得再說。時隔28年，現在的劉心武重新審視《班主任》：“現在看來，在當時的背景下，《班主任》的要害在于寫了個謝慧敏，……但以今天的文學標準來看，她的文學形象卻極為蒼白。”[17]這種蒼白就在于她形象的概念化特征太過明顯，作者并沒有對當時的現實有自主性的思考，他只是跟從政治潮流而已。整個傷痕文學都具有因為應和政治而呈現出眾口一詞的特征。它所面對的并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政治對歷史的表意活動。正像伊格爾頓所說：“歷史是以雙重缺失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文本的對象不是真實，而是真實得以存在的表意活動，而表意活動本身就是真實被部分地消除的產物。因此在文本之內，意識形態成了一個支配結構，決定某些“偽真實”構成物的特點和特性”。[18]這段話用來描述傷痕文學的特征恰如其分。它是在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對歷史展開了反思和批判，或是說，它是在非自主狀態下對歷史展開了對歷史的審判和控訴。

　　二.傷痕文學的非批判性

　　馬克思說，“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19]而福柯說，“批判是深思熟慮的不聽話”，是“在界外思想”[20]但是傷痕文學的批判者并沒有將自己置身于歷史之外作為研究者出現，而是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出現，因而他們為自己的利益所羈絆，不能以理性的態度來分析整個中國所走過的挫折，而是情緒化地對之前的方略全盤拋棄。新時期的命名可以看出這種急于自證的心態。

　　傷痕文學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法庭景觀──“原告和法官”對于被告的控訴和審判。只不過在這里，原告與法官──知識與權力──合二為一。在這場控訴中和審判中，就像程光煒在清理“文藝黑線專政”這個詞語時所指出的那樣，“被‘審判者’不是被判刑，去了應該去的地方，就是保持了封閉內心活動的‘沉默’。”這使人“不能不為被‘批判對象’的‘缺席’而遺憾”[21]。雖然有人說，“新時期文學的強烈的社會批判力量是有目共睹的”[22]。但是仔細推敲，這種控訴和審判的成果因為種種限制而在罪責指認和深入力度方面都讓人感到有很大的欠缺。它的非批判性特征顯而易見：一是它的批判并不指向自身;二是它的批判繼承了它的批判對象的“打倒一切”的缺陷而將批判方向誤置或淺嘗輒止。

　　記憶言說具有選擇性和再造性，正像卡西爾所言，“在人那里，我們不能把記憶說成是一個事件的簡單再現，說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象或摹本。它與其說只是在重復，不如說是往事的新生;它包含著一個創造性和構造性的過程。僅僅收集我們以往經驗的零碎材料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真正地回憶亦即重新組合它們，必須把它們加以組織和綜合，并把它們匯總到一個焦點之中。”[23]傷痕文學家的書寫實踐了這段話。他們在作品中呈現出他們想呈現的而非真正的復雜的歷史。

　　為了突出這場審判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傷痕文學首先著重書寫了受難者形象的無辜。在關于傷痕文學的描述中人們多對小說和戲劇進行了剖析，從中發掘出傷痕表現的意義和得失。但實際上，在散文、報告文學這類紀實性的作品中，傷痕袒露時的悲憤和感恩色彩更為強烈。在一系列的記人感懷的作品中，作為干部、知識分子和知青受難者高大的形象足以讓人從情感上獲得同情和尊敬。而其中，知識分子是迫害的最大承受者。他們政治上受壓制，肉體遭受摧殘，精神上遭折磨。知識分子在展現自己落難的凄愴時將自身形象塑造為屈原和大禹一樣的圣者。他們被塑造成堅定地愛著祖國和人民，有著崇高的理想、堅強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是思想解放的先驅者，是追求和捍衛真理的勇士。除了寫入散文和報告文學中的張志新、遇羅克、陳景潤、竺可楨、黃健，還有小說中的張俊石、范漢儒、許靈均、陸文婷等人。通過刻畫這樣的形象，文學來為知識分子正名，呼吁樹立尊重知識分子的社會風尚，充分地信任和使用知識分子。他們將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視為一個社會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標志。他們指出，“一個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識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個愚昧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的批判似乎并不指向自身。即便在反思自身弱點時，它也僅僅找出了怯懦和輕信，以此來揭露自己所受專制摧殘之烈之深，最終還是將鋒芒指向了他人。由此，文學有了充分的自信提起了對一個歷史時代的控訴。被告由四人幫、林彪的極左路線直至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因為從反右派反右傾直至文革二十年的探索都被權力話語定性為極“左”，傷痕文學家們的書寫便有了政治上的合法依據。

　　吊詭的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形象刻畫與他們在書寫歷史創傷記憶時所表現出的形象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高尚與卑俗，開闊與偏狹，深刻與淺陋同時在文本內外登場。在傷痕文學中，有這樣一個預設：受難的群體應當受到尊重、保護和歌頌。而在他們控訴的時代，卻受到了貶損、壓制和摧殘。在他們的敘述中，新時期與之前的時代相比涇渭分明，是非判然。他們著力突出的是正義和真理擁有者的無辜，對使自己遭受磨難的元兇的有限追查，對拯救自已的力量的無限感激。為使自己的無辜獲得更廣泛的同情，傷痕被描述成極少數人罪惡的肆虐，絕大多數人乃至整個中國痛苦的承受史。[24]他們要使人確信，在他們遭受迫害之時，中國也陷入了停滯和倒退。在他們復出之后，中國便迎來了前進和希望。這樣的書寫，潛藏著以自身地位的沉浮作為評價時代標準的意識。比如，人民在他們的筆下屢屢被提及，在抽象的意義上，他們是是非曲直的裁判，但在具體的書寫中，人民中的普通成員便與愚昧偏狹聯系在一起，只能等待著權力與文化的精英啟蒙。這種矛盾恐怕是產生于他們塑造自我形象、謀求自身利益的需要。當他們表現冤屈時，人民可以給他們提供表達忠誠的對象、洗脫自已罪責的機會。當他們欲展現喚醒大眾的價值時，貶抑人民的無知、粗魯便順理成章。他們要考慮的首先是自己的精英地位、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而不是其它。很多的知識分子缺乏遠大的抱負、深刻的識見和無私的品格。這一點在傷痕文學方面暴露無疑。他們斤斤計較的不過是自我地位的沉浮而不是中國整體的和長遠的利益。“知識分子總要有所抉擇，不是站在較弱勢、代表不足、被遺忘或忽視的一邊，就是站在較強勢的一邊。”[25]傷痕文學的作家選擇了站在強勢的一邊，展開自己的傷痕記憶。

　　在表達自己的歷史思考方面，傷痕文學并沒有表現出高人一籌的智慧。傷痕文學因為滿足于印證解釋權力話語，對于歷史的豐富性沒有呈現。它要做的只是不加掩飾地講出自己的創痛，為向歷史告別作著理性的和情感的鋪墊，驅除歷史的魅惑。它并不想來探討和總結歷史的經驗，歷史在它們那兒只是映襯現實清醒和潔凈的物件。憶歷史之苦思現實之甜是傷痕文學普遍的心理。在反思災難原因時，傷痕文學家們未能說出比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更多的內容。立場的限制使它表達出的僅僅是這樣的識見：它將因為失誤而帶來災難的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綁在了一起，而并不打算對資本主義進行追查和聲討，這種識見與當時的徹底否定文革的強勢話語是一致的。文革的復雜并沒有得到體現，因此，建立在對歷史做出簡單判斷和處理的傷痕文學的限制也是明顯的。

　　傷痕文學對于未來的暢想，暴露出它對現實趨向合理性的過度樂觀。它將歷史歸結為少數壞人對多數好人的迫害，而現實的政策選擇是對歷史荒謬性的終結與剔除。這樣我們就將永遠告別歷史的黑暗與污穢。傷痕文學中到處彌漫著這種歷史線性前進的觀念。這樣寫，政治話語中創作要給人信心和勇氣的要求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恐怕還是因為知識分子所處立場的問題。

　　比如，被視為“拒絕遺忘歷史”楷模的巴金，在他晚年復出后的一系列的散文中，開始了持續不斷地“獨立思考”，但他的五卷本《隨想錄》最終只是止于破除領袖崇拜，保證作家個人的自由而已。對于歷史，我們并沒有看到他的更為深入的思考。

　　從自身的傷痛注視中挪開眼光看沉默的多數人的命運時，傷痕文學家們也常常是淺嘗輒止甚至是言不及義。像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等一系列刻畫農民在解放后三十年悲慘遭遇和靈魂傷痛的小說，實際上是知識分子道義形象塑造的手段。對于農民的憐憫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思考如何使農民擺脫悲慘和傷痛。與高曉聲一同書寫農民傷痕的周克芹、張一弓、張弦、何士光等人無一例外地將農民的悲慘命運歸咎為極左路線的迫害和農民缺乏反抗意識的蒙昧軟弱。他們未能對農民命運的復雜原因進行探討，對前人為使農民擺脫痛苦和爭取做人權利的奮斗探索及其成效置之不理。他們未曾觸及農民在遭受剝奪之時依然選擇做一個“跟跟派”背后的復雜場域。

　　當傷痕文學將控訴的吶喊由文革向大躍進、反右、整個社會主義探索及革命合法性延伸的時候，它就承繼了它所批判的對象的一切偏頗和缺憾。它沒有認真地去清理它所面對的歷史遺產，也不打算去解答這份豐富的歷史遺產向它提示的任何問題，它只是以自己的傷痕作為拋棄歷史遺產的自足而又充分的證據。這樣的拋棄事實上卻是繼承了它所批判和控訴的歷史的荒謬，在試圖驅魅的時候不經意間召回了它所宣判應當死亡的歷史魂靈。正如下面一段話所言：“《新歷史主義文集》的編者韋塞爾概括了五條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假說，其中一條為：任何揭露、批判和對立的行為都使用了該行為所譴責的工具手段，因而就有一種使之成為他所揭露的實踐的犧牲品”。[26]傷痕文學的控訴和批判因此滑入了非批判性的泥淖。

　　由于這種思維模式的繼承，傷痕文學如同它批判的罪惡一樣，它對中國這個地域廣大、歷史悠長、現實困境重重的國度走向現代化之路過于自信，而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反省放棄了警惕。它在控訴時熱情而堅定地宣布春天的到來，這種自信是否如前人一樣攜帶著危機，自己對前人的思索、奮斗及其代價是否有過全面的深刻理解，是不是僅僅因為它遺留了傷痕就可以將其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拋棄，與前人相比，自己對中國問題的洞察是否更深刻、胸懷是否更寬廣、心底是否更無私，這些方面的問題他們似乎并沒有想過。他們對于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艱辛和漫長一樣缺乏心理準備。因而對前人探索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將其中的失誤、挫折和必要的代價當成了歷史的整體荒謬，很多人意欲將其全部扔掉而后快。很多人對邁納斯的提醒不以為意：“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痔峒昂笳弑銜灰暈閷η罢叩霓q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27]那種“吹毛求疵”恰恰成為傷痕文學的思想營養，更為豐富和深切的傷痕卻被排除在文學記憶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傷痕文學并沒有在尋根文學興起之際走向解體，而是在一種政治合法性依據的庇佑下，作為一種現實中繼續書寫著的記憶。從七十年代末至今，三十年即將過去，但傷痕的言說至今綿延不絕。

　　這種書寫，九十年代以來與商業需求相結合，運用著多種形式將作家們能想到的任何罪惡和苦難都涂寫在了這一時期，創傷記憶就這樣定型并將沿著這樣的路向不斷地延伸。從1985年開始的以莫言、殘雪、余華、徐曉鶴等人的先鋒小說，到新世紀以來的種種紀實與虛構的文學形式，一直在重復書寫著知識分子關于歷史創傷的記憶。賀桂梅在其《世紀末的自我救贖之路──對1998年“反右”書籍出版的文化分析》一文中，對傷痕文學的這種延伸形態作了剖析。她指出：“歷史當事人非常明確地將這段歷史表述為一段‘施虐者/受虐者’的歷史，表述為一段‘清白者’受難的歷史”，“關于‘反右’記憶是相當一致的，那就是對苦難的控訴和面對造成這種苦難的當權者時的冤屈感無辜感”[28]。也就是說，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在重復著這樣的呼喚，這是多年宏大敘事的一個聲部而不是充分個人化的表達。訴諸這樣的表達，與其說這是他們在向歷史討還物質賠償和精神賠償，倒不如說他們是在向現實訴求永無滿足的現實權益和精神安撫。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傷痕文學的精英意識形態特征。它是受難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回顧文革和前文革歷史時的文學想像。在將這種特定人群的想像當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的全部時，它掩飾不住文化精英和權力精英對回歸優越地位的訴求和失去這種地位的情感體驗。

　　對于文學的優劣做出甄別和判斷，必須對它所賴以產生和運行的生活的總體性環境作出清理。指出傷痕文學的非自主性和非批判性，是希望我們能夠以詹姆遜倡導的辯證性思維去清理那種強調個別事實和事件的“反思辯偏見”，因為這種偏見“繼續鼓勵對現存秩序的屈從，阻撓其追隨者在政治上進行聯想，特別阻撓他們得出本來是不可避免的結論。”[29]如果我們將文學與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總體化世界相隔裂，我們就不可能把握它的全部內涵，從而陷入一系列的錯覺當中。我們今天回到八十年代重訪傷痕文學其實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仍有必要重新檢點傷痕文學所控訴的時代、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中國崛起的時代，重新檢點毛澤東的得失，聯系中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如此，“才能夠將我們從自己僵化的觀念當中解脫出來，使我們進入對于現實自身的一種新的、更生動的領悟中去”[30]，展開我們的有效的批判和重建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我所考察的傷痕文學，也將反思文學包括在內。在這方面，我與程光煒先生的看法相同。詳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程光煒：《傷痕文學的歷史局限性》。另外，臺灣吳豐興的寬泛的界定也給了我很大啟發。他說，“所謂傷痕文學，系指在中國大陸，以反映中國大陸社會生活中人民自身心創傷的嚴重性，并且指出療治創傷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一切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而言。”詳見吳豐興：《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第6頁。

　　[2]例如：1994年的王利芬的《變化中的恒定――中國當代文學的結構主義透視》和孟繁華的《1978：激情歲月》，他們對于傷痕文學光環背后的弱點就有過揭示。分別出版于2000年和2002年的兩篇博士論文：許子東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和何言宏的《中國書寫――當代知識分子寫作與現代性問題》分別對傷痕文學的文本和傷痕文學的外部構型機制作了細致而深入的分析。

　　[3]張旭東：《重訪八十年代：理論與神話》，《讀書》，1998年第2期

　　[4]張法：《文藝與中國現代性》，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2頁。

　　[5](英)特雷·伊格爾頓著，伍曉明譯：《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7頁。

　　[6]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00頁。

　　[7]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0頁。

　　[8]劉心武：《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光明日報》，1978年10月3日第4版。

　　[9]何言宏說，《人民文學》1978、1979年發表的傷痕和反思小說篇數在總篇數中的比例為74.47%和80.28%。1977-1980年間的全國短篇和中篇小說評獎傷痕和反思小說評獎分別占到了72%和80%。第一屆茅盾文學獎，其獲獎比例為66.67%。見何言宏：《中國書寫——當代知識分子寫作與現代性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5月，第44、48頁。

　　[10]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07頁。

　　[11]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70頁。

　　[12]類似的爭議還有很多，劉錫誠作了很多描述，比如：“1979年初，《人民文學》主辦的1978年短篇小說評選中以及在評委會上，評委們也有爭論，也有人說過《傷痕》這類作品吹得太高了。”1979年7月4日在現代文學編輯室的一次編輯業務學習會上，對于《大墻下的紅玉蘭》《鋪花的歧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崔坪以北京語言學院13樓一讀者的名義提出了批評：“希望我們的作家不要學步蘇聯50年代所謂解凍文學的后塵，希望我們的作家不要學集中營文學作者索爾仁尼琴，不要學帕斯捷爾納克”;“建國以來是否一切都錯誤了?有無對的?過去批判的是否都錯了?……還有對文革的看法的問題，文學作品如何反映?”這些爭議詳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第245頁。

　　[13]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0頁。

　　[14]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08頁

　　[15]潔泯：《文學七年的隨想》，《上海文學》，1984年10月，第69頁。

　　[16]王利芬：《變化中的恒定──中國當代文學的結構主義透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4頁。

　　[17]《劉氏獨白──“要提劉心武，還真不能繞過<班主任>》，http://www.hangzhou.com.cn2005.04.01

　　[18]伊格爾頓：《批評與意識形態》，轉引自英拉曼•塞爾登編，劉象愚、陳永國等譯：《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7

　　[19]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頁。

　　[20]轉引自韓毓海：《知識的戰術研究――當代社會關鍵詞》，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294頁。

　　[21]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第138頁、137頁。

　　[22]周憲：《現代性的張力》，北京：首都師大出版社，2001年，第224頁。

　　[23]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65頁。

　　[24]比如，程光煒對此追問，“以上悲劇在當時到底是全民族的、涉及所有家庭的，還是某一方面的?”詳見程光煒《經典的顛覆與重建――重返八十年代之二》，《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3期。這樣的詰問一直存在，同時又一直被壓抑。

　　[25]愛華德·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三聯書店，2002年4月，第28頁。

　　[26]周憲：《超越文學──文學的文化哲學思考》，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第255頁。

　　[27]莫里斯·邁納斯：《旁觀毛澤東時代》，《中國報道周刊》，http://www.mlcool.com

　　[28]賀桂梅：《人文學的想象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第215頁。

　　[29]詹姆遜：《語言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2頁。

　　[30]詹姆遜：《語言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315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