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真誠革命者的列寧與毛澤東——謹以此文紀念偉大革命導師列寧誕辰150周年

　　老田

　　任何一個真誠的革命者，都不會滿足于獲得革命勝利，只有依據革命精神去處理好革命第二天必然會出現的那些問題，才能夠避免革命得以發生的根源，這才是一個真誠革命者必須思考的問題，而列寧恰好沒有止步于勝利之時。但是，今天我們在回顧列寧的時候，恰好那些滿足于革命勝利同時拒絕把革命精神代入革命后社會的那些人做的那些事，才成為主流世界評價列寧的依據，而認真追問這兩者之間的差距何在，才是我們紀念列寧的應有之義。

　　馬克思區別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要推翻一個具體的統治階級必須進行暴力革命那樣的武器批判過程。但是，目前為止的革命，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革命者：具體革命者和抽象革命者。任何真誠的革命者，一定是抽象革命者——他會對一切統治階級和統治方式本身都懷有批判意識，而具體革命者僅僅對一個具體的統治階級懷有真誠的批判性。

　　而列寧就是那樣一位真誠的革命者，他具有對一切統治方式或者壓迫剝削制度都具有革命性，等到毛澤東主席臨終之前，他還引述列寧對革命后社會的關鍵判斷——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保護資產階級法權，而我們也建設了一個這樣的國家。這是一切真誠革命者需要面對的門檻問題——如何在革命之后避免舊統治方式的復辟，真誠地展示出對一切統治方式的抽象批判性。

　　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純粹的破壞力量，但是革命主觀力量的不成熟，在反面容許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容許了其向十九世紀原始積累方向的倒退。如何站在革命導師的肩膀上，展望和推進抽象的批判性，才是制約資本主義進一步劣化的關鍵。

　　一、真誠的革命者會對一切變相的統治方式復辟都不寬容

　　我們今天談論革命或者紀念列寧，已經是在革命的灰燼早已經冷卻的時候，去回顧那一段歷史和領袖人物的，除了可以有不同的視角之外，還可以有點“放馬后炮”的優勢——在整個兒的革命成果被顛覆之后，去對照回顧這段歷史和各種人物的選擇。

　　在列寧和十月革命的故鄉出了個赫魯曉夫，他在1959年訪美之后，我們今天談論的各種狀況，就已經預先呈現出來了。毛澤東主席曾經為此賦詩一首，講述此種“革命將會從內部被人為告別”的種種狀況和力量，這肯定會聯系到對列寧的評價，那首詩說：

　　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

　　舉世勞民同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今入大同。

　　依據中國文革的經驗，在公有制社會中間，普通民眾對于政治異化會產生一些朦朧的批判性，但對于如何捍衛有利于多數人的政治經濟制度，把這個新的制度推向前進，最低限度要避免其復辟倒退，要解決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需要新的政治力量順利成長且確立起對于多數人的領導權，然后與民眾緊密結合在一起，去批判和避免官場尤其是上層的復辟倒退偏好的裹挾。因為這個關鍵問題沒有找到答案，歷史就進入了一輪循環，我們今天也就只能夠站在革命的灰燼堆上，去回顧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和相關領袖人物的思考了。

　　二、具體革命者與“民主革命同路人”問題

　　1949年國民黨徹底失敗之后，有些人很不服氣，說共產黨聲稱自己要完成革命和建設新社會，不過是說說而已，真正的追求無非是：打倒老地主是為了自己當地主，打倒舊官僚是為了自己當官僚。言下之意，是說新政權的利益兼容性及其政治公共性，絲毫都不會提升。

　　國民黨這個說法滿含著失敗者的怨氣，也有點阿Q精神勝利法在內，不過，倒是很適合用以描述具體革命者——他們僅僅對具體的統治階級具有批判性——因為那波人不垮臺他們自己就沒有出路，但很缺乏抽象的革命批判性——針對一切統治階級及其統治手段的批判性。而對一切統治階級都具有批判性，這就必然意味著繼續革命——其任務是避免任何統治階級和統治手段的再形成，而到了抽象革命階段，很多具體革命者——尤其是革命勝利之后又位高權重——他們的批判目標早已經消失了，繼續談論革命問題，一些人往往會本能地反感和反對的。以后來文革期間的高官表現而論，除了毛主席周總理，還有謝富治等少數幾個人之外，很少見到自覺的抽象革命支持者。

　　上一場革命領導者群體中間，其中大多數是具體革命者——自己沒有出路才革命的，等到自己有特權了就最討厭革命。而毛主席就很不一樣，他一開始就是抽象革命者——直接針對一切剝削和壓迫展開批判，而抽象革命者很右——他的統戰策略中間所有人都會有出路。有些人說最初階段殺過地主，革命殺人從來不是問題，問題是否需要殺——對不必要的殺人能否避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到了革命后期，地主及其子弟都是極其乖巧的，不僅極端擁護共產黨還削減了腦殼想要鉆進組織，至少彼時他們對于具體革命目標而言，早已經不構成阻力了。

　　毛爺爺也不是一開始就達到了應有的認識高度的，但這無損于他抽象革命家的定位。革命越是接近成功，作為革命對象的群體不再選擇成為阻力了，此時，新問題倒是革命隊伍內部的具體革命者，很多人開始不愿意前進了。所謂“民主革命同路人”就是這樣一批具體革命者，他們僅僅對具體的統治階級具有批判性，甚至還不恰當地長期保留著這個過時的批判性，文革初期太子黨打壓“黑五類”就體現了此種過時的批判性，舍此之外，他們就看不到革命精神還有什么必要和針對性了。

　　三、革命第二天必然會有的問題以及新的批判性

　　在革命后社會中間，也會出現革命立場徹底者，依據文革的經驗，多數是體制內的失意者，因為他們老是在官場主流手上吃虧，近乎成為官場投入產出比最差的“弱勢群體”——在他們眼里，主流不垮臺他們就感覺到自己畢生無法出頭，為了自己出頭，最好體制跟著主流官場陪葬。

　　楊小凱、高華和張戎的父親輩，就是體制內的失意者，他們與主流的矛盾，需要主流徹底垮臺才得以解決，他們才會有機會成為官場內投入產出比最好的一波，他們就是這樣的徹底革命者。楊小凱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表達的是他父親在官場主流那里的處境，在造反派內部也基本上沒有人同意，他在長沙一中內部也是極少數——七個人的小組織“奪軍權小組”中間，也只有三個人同意他，此種革命者雖然喜歡純左大詞，真正的訴求卻是個體出路——把自己的投入產出比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

　　對于這些新一波的具體革命者而言，其極左的徹底性，隨時可以轉換為徹底的極右立場，一點點障礙都不存在，端視外在環境條件的許可。所以，他們的徹底批判性，僅限于個人的具體條件和境遇，但在反共冷戰的大背景下，楊小凱那篇文章在西方還受到極度追捧——在共產黨內部還具有徹底搞垮的聲音，西方的死硬反共反華分子，不由得大起知己之感。

　　文革期間，一些“亮相干部”參與革委會，其中多數是前文革官場主流，這些人與造反派一起工作過一段時間。到批林批孔的時候，造反派依據接觸和經驗，就對這些人做出了判斷，認為這些當大官的，政治上格外靠不住，動搖性很大，是典型的“投降派”，一事當前，不問是非和政策，而是先權衡完利害關系才說話。日常所思，總想要跟宋江一樣“博一個封妻蔭子”，為此目標，隨時預備改變立場和批判方向。

　　四、革命后社會的制度建設以及舊統治方式的隱含復辟趨勢

　　在毛時代，討厭抽象革命措施的人，越到高層越多，相關爭論是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框架里展開的。倒是基層干部中間很多人自覺地接受這個方向，甚至還有所創造和發明，早期有一大批農村勞模例如陳永貴等，在這些方面做出很好的示范，他們才是新社會中間，最接近于盧梭所說的“大立法者”地位——真的對于新制度的運作與革新有著強大的感悟和創見。象陳永貴、耿長鎖等基層農村的勞模，確實具有很樸素的階級立場，還一直站得很穩，經得起一些歷史和政治的重大轉折的檢驗，真能夠有所擔當，能夠做到“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

　　在毛時代，高層主導的系列政策調整過程中間，例如在農業制度調整方面，投機性極強且轉彎超級急迫的變革均出自高層設計，一是1956-1958年的農業集體規模的快速擴大，一是1979-1982年的集體農業解體，都是高層介入農業集體的政策選擇，不是源于基層。除了投機性高層遠大于基層之外，還經常出現了一種大官反對小官的抽象革命措施的各種“改革或者整頓”，往往累禁不止，結果就支持了那個著名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判斷。此種高官與小官的巨大差異，在一切方面都存在，1980年代高層策劃清算文革和毛澤東的時候，小官還是跟大官不一條心，結果才有了鄧小平那段話——擔心過度非毛，會導致與工人農民相聯系的一大批基層干部通不過。

　　大官高居于社會大眾之上，在一切方面都遠離和脫離群眾的狀況不同，小干部與基本群眾的關系更為密切，受熟人社會輿論的隱性制約，他們的思想或者思考條件，更接近于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狀態。他們中間優秀的群體，在長期與群眾的密切互動中間，與群眾形成穩定的雙向認同，靠這個支持，許多農村集體村莊抵制住了各種來自上層的“私有化”政治壓力，還抵制住了透過私有化個人成為大資本家的各種誘惑，正是透過這雙重考驗之后，才會有些集體村莊殘留下來。基層干部群體中間，很多人都對于社會分化有點不自覺的拒絕——對反修防修和反對資產階級法權有點發自內心的自覺，愿意為父老鄉親創造一個大家都好的出路。城市的國企改制時段，也有很多工廠小干部，直接拒絕執行買斷工齡，還保留著對手下工人或本廠同事的強大認同，許多工廠不得不透過調離原主管干部才落實這個“朱氏新政”，而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在內部講話中間，也竭力敦促小干部對工人要做到“三鐵”——鐵面孔、鐵心腸、鐵手腕。

　　毛時代的小干部，缺乏追求個體先富先貴的制度條件，他自己怎么想其實不重要，他能夠做到些什么才重要。實際上直到1990年代，武漢很多單位的小金庫都還不是干部能夠為私利而支配的，而是服務于單位福利事業和近乎平均分配——八九十年代一大批工廠和機關分房都是源于這部分“賬外”資金，我的同學在某局工作分到房子就是靠這個。毛時代的制度殘留，以成員資格下的平等機會而依然有所體現。再后來，單位的非法收入，往往直接進官員個體口袋，這是腐敗的一次質變和升級。

　　與大干部對剝奪底層有明確改革方向不同，小干部還曾經竭力支持各種有利于多數人的制度安排，這方面沒有任何別的原因——毛時代小干部收入跟群眾差不多，群眾的困難也是他們的困難，各種生活服務方面的互助性生產與供應——從單位食堂到子女教育，就是透過這樣的“缺乏階級分化機會”的具體機制去實踐的——“工廠辦社會”的真正制度支撐點就在于此。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說，毛時代是把傳統的宗族互助提高到國家制度水平，這個說法有點像，也不完全。

　　例如當時的公社(鄉)干部，要是沒有普及小學和中學教育，他自己的小孩也沒有地方上學，拿三十幾塊錢工資送孩子去縣城上學是不現實的;因此，文革晚期普及小學和初中教育，公社干部都還是很積極的。沒有赤腳醫生和衛生所，他的“半邊戶”家人，也找不到地方看病，所以機會一到就很積極。但這些問題，在縣以上干部那兒，就不存在了，鄧小平1974年說合作醫療網絡是社會主義辦了共產主義的事情，這個話公社干部就肯定不會說，他們自己和家人就很需要。

　　五、在革命第二天如何推進革命前進而非后退，誰是新的進步力量

　　在毛時代的日常管理中間，除了具體的利害關系方面的干群一致，在抽象革命的方向上，政治上的官兵平等，會作為擺脫舊統治方式的首選制度建設方向，毛時代相關爭論是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和“反對等級制”、“批判管卡壓罰”等話語下展開的，這個努力方向鄧小平就很反對，但基層干部還比較支持，往往還能夠自覺實踐。

　　抽象革命目標的向前推進，同樣具有推力和阻力的相互作用，推力需要克服阻力才得以前進。而擺脫具體革命者的障礙，就被毛主席反復強調過，而繼續革命理論又被稱為“大過渡理論”，這個理論格外招惹仇恨，這個理論實際上說：社會主義社會中間，居于領導地位和高層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多數，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負面障礙力量，充其量是團結和教育對象，真正的依靠力量是那些還懷有深刻批判意識(尤其是抽象批判性)的底層民眾和小干部——那些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的人群。但文革的經驗證明，后面這個依靠力量或者群體，他們在政治上不夠成熟，也缺乏組織化條件，其正面的推進作用不太凸顯，最后證明未能擺脫源自上層的“資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法權”的裹挾，切實捍衛新社會和新制度。推力不足同時阻力過大，這是一個事實，但文革后對造反派的徹底妖魔化則是徹底顛倒了推力和阻力的方向性，當然，這個妖魔化的歷史書寫方式，也算是“非正式”地跟毛爺爺辯論——你指望和依靠的那些人完全不行。

　　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黨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個就是他本人對于“大過渡理論”的表述，在這個相對隱晦的表述中間，新社會的上流階層因其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和權力資本存量，反而最靠近各種先富先貴機會，就具有各種拒絕抽象批判性的依據，結果被視為“復辟危險性”的載體;而不成熟的底層所具有的朦朧批判性，反而被寄予全部期待和希望。毛澤東主席說上流階層不愿意干社會主義還成為阻力的各種判斷和說法，后來被概括為“階級斗爭擴大化”，進行公開而長期的批判。

　　中國后來確實復辟了資本主義，而且因為居于全球分工的底層，沒有西方國家戰后那種“好資本主義”的絲毫特點，呈現出各種殘酷的掠奪性積累體制特點。從這個后文革演變出發，有人指責文革期間和文革后的普通民眾，特別是保守派，完全沒有階級覺悟，一定程度上附和了走資派的選擇，未能及早識破走資派的陰謀，拒絕物質刺激的腐蝕，盡早表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能量。應該說，這個指責是不公正的，在分散的個人狀態下，生存所需是第一追求，進行政治性的反抗或者重建，那個需要組織起來的革命隊伍時期，才會成為合理選擇。所以，普通民眾之參與和成為推力的一部分，需要先在的政治條件。

　　推力之未能克服阻力，是因其缺乏組織和領導群眾前進的先鋒隊力量。文革的失敗和被鎮壓，是從造反派未能形成一個真正的先鋒隊去領導民眾時，就已經埋下了失敗的種子。而造反派要完成向先鋒隊的轉化，文革政治實踐的深度和時間的厚度，都遠遠不夠，不存在真正的天生領導核心，核心需要在斗爭成長和得到檢驗并為民眾所信任。說到底，文革后的狀況，有一種歷史必然性在內，分散為個人的民眾，肯定是非政治的，而把民眾集結和組織起來需要真正的先鋒隊，而先鋒隊的成長需要條件——而這個條件當時并不具備，甚至，一定程度上，老一代走資派當時沒有走極端而是采取各種欺騙手段，還沒有徹底喪盡人心也是民眾不能夠覺悟的重要條件之一。

　　阻力的組織狀況和條件，勝過推力的組織狀況，很多普通民眾選擇跟隨阻力而非推力，這種狀況即便是經歷過一場文化大革命，雖有進步，但未能徹底改變，此種狀況下，就只能夠如實地承認：歷史的曲折和循環具有內在必然性。

　　六、小資產階級的崛起及其過度批判問題

　　今天，一些所謂的純左，老是關心中國處于什么階段，統治階級什么性質，似乎，從這些出發就能夠看到大方向了，就成了有資格發號施令的左翼領袖了。關鍵是，人民呢，如果民眾不覺悟，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統治足夠有效，民眾追隨推力還是阻力方向就不確定了。而除了有覺悟的組織化的人民，這些教師爺論定的主要矛盾和目標任務，由誰去承擔和完成呢?那些教師爺左翼領袖，似乎僅僅滿足于指出對象和任務，誰去承擔任務似乎就跟他無關了，那都是別人的事情了，剩下的事情教師爺最愛干的就是就是尋找各種“非純左”了。

　　也就是說，把群眾組織成為推力——有覺悟且有組織——去克服阻力，這個過去沒有解決的問題，今天也依然存在，甚至還被一些人拒絕關注，而批判性的無力就惡化了現實的力量對比，使得腐朽力量有了更大的力量和墮落空間——掠奪性積累體制得以生存和壯大。

　　毛主席說，人民立場和深入群眾與群眾集合在一起，才是最優先的標準：“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我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澤東《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載《毛澤東選集》】

　　拒絕與勞動群眾一起尋求解放道路，總還是夢想著先富先貴地位，這成為小資產階級附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關鍵機制，即便是進行批判事業，也往往拒絕選擇有機知識分子路徑和方向——不自覺地呈現出各種高高在上的導師姿態——把自己掌握的文化資本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突出出來。也因為拒絕內在于群眾的批判路徑，也就不再關注群眾覺悟和組織狀況，也不再關注階級力量對比的積累和演變實際，而是一開始就就會把“理論純粹性”視為唯一標準。這個路徑，在某種程度上，連具體革命者的批判性都達不到，不過是變相重復了第二國際的看問題方式——第二國際就把特定的“管理人力資本存量”視為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

　　如同1959年毛主席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做的評論那樣，資產階級領導權的牢固，在一定程度上，是與這個自居有文化的新小資階層和工人的不覺悟狀況有關的：“革命前的俄國，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我國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這兩個國家都搞成了革命。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文盲很少，甚至沒有文盲，一直到現在革命還搞不起來。這個事實的對比，證明了第二國際所說的，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夠數量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是完全錯誤的。”“在西方各國進行革命和建設，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毒很厲害，已經滲透到各個角落里去了。我國的資產階級還只有三代，而英國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十幾代了。他們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來年，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影響到各個方面、各個階層。這就可以說明，英國的工人階級為什么不跟共產黨走，而跟著工黨走。”當然，這也不意味著知識越多越反動，而僅僅意味著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足夠穩固和有效的情況下，要組織新的批判力量，確實需要如葛蘭西所言先打贏一場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陣地戰，構建民眾覺悟的穩固起點，為此需要克服這一重新的隱蔽阻力或者障礙。

　　在列寧和毛澤東之后，新的批判性力量障礙，源自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起作用的實踐機制，而各種小資產階級與勞動群眾再結合的巨大障礙，無法組織為新的批判性力量和推力，為此，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新學習列寧和毛澤東。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開創性革命——十月革命，以及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中國革命，在其勝利后都未能避免具體革命者的主導，逐步喪失了抽象批判性和鋒芒，階級分化的規律確鑿無疑地在那兩撥具體革命者身上起作用了，一切反革命派別都為此歡欣鼓舞并慶賀革命未免走入了歷史循環，并以此非難乃至于抹黑革命。但是，革命勝利對歷史和政治的推進作用早已經深入人心，而列寧和毛澤東這樣的革命導師，對于具體革命者的無情剖析，對于抽象革命批判性的實踐，將繼續指導人類在尋求解放的道路上前進，前人的局限終究會被超越。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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