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特質。當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殖民主義幾近瘋狂，一再掀起搶奪瓜分殖民地的戰爭，生靈涂炭，人民遭殃。二戰后，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傳統的直接剝削、掠奪的殖民方式無以為繼，帝國主義轉向以不平等貿易與投 資方式實施間接剝削與掠奪，舊殖民主義被新殖民主義所取代。20世紀80年代后，以工業資本主義為內核的帝國主義上升到金融資本主義為內核的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有了新的發展，經濟金融化成為新殖民主義的新形式、新手段。

　　一、自由主義是殖民主義的工具

　　人類社會不同于其它自然群體，主要在于人類社會以階級劃分、以國家標識以及以相應的階級與國家意志加以體現。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意志，統治階級的意志就是國家意志，強權、霸權國家的意志往往就是國際主流思想，體現于國際現存秩序。

　　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志。14-17世紀，隨著資產階級(當時集中為商業資本)誕生與壯大，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在歐洲萌發。英國最早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當然也是自由主義的重要發源地。但是，直到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后，自由主義思想才得以體系性確立。自由主 義理論與資產階級實踐(包括制度與體制的建立、內外經濟社會政策等)相互促進。自由主義對英國的經濟思想、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等都產生過很大影響，當英國確立世界霸權后，以自由主義為內核的英國經濟思想、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便逐漸成為國際主流思想。

　　在自由主義理論中，最具體系性、最富實踐性、最有影響力的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的早期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是配第的自然法、洛克的自然權利、諾思的自由貿易、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和自然秩序等經濟自由觀念以及英國早期經濟政策 的總結和發展。斯密主張讓“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讓資本主義經濟自行調節，自由競爭，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經濟規律向前發展。斯密經濟自由主義影響英國社會精英，凝聚英國統治階級共識，清除英國封建思想殘余，最終確立英 國資產階級統治，促進英國資本主義發展。

　　自由主義與對外擴張有著內在聯系。英國是在一系列嚴密、嚴厲以及長期的保護中實現國家的強大。1815年強制實施進口關稅的《谷物法》(或稱《玉米法案》)于1846年廢除;自1381年開始頒布而后不斷完善的《航海條例》，直到1854年才完全廢除;為了保護促進紡 織業發展，政府直接規定，嚴禁羊毛出口，違者坐牢甚至殺頭。但是，為充分發揮自己的競爭優勢，英國一直積極鼓吹與相對落后國家開展自由貿易，如英國用公開游說與私下賄賂的手法，與葡萄牙簽訂《梅休因條約》(1703年)，該條約給葡萄牙封建貴族帶來了好處 (葡萄酒可以行銷英國)，但是摧毀了葡萄牙正在成長的工業。

　　工業革命后英國生產力得到了極大地提高，對海外銷售市場、原材料的需求越來越大。在這種情形下，英國把斯密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以及自由貿易政策當作“好政策”和“好制度”積極向新老大陸、新興國家、殖民地宣傳推廣，為英國殖民擴張服務。1860年同樣通過游 說與賄賂的兩手，英國與法國簽訂了《科布登條約》，該條約一度重創了法國的民族工業。英國輸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新大陸影響深重，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1801-1809)托馬斯?杰斐遜(1743-1826)就是一位斯密的擁躉，杰斐遜堅決主張美國應當成為一個奉行自由貿 易的農業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57-1804)的國家主義思想在第二次英美戰爭(1812-1815)后，逐漸被美國資產階級普遍接受，這是美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思想前提，是美國走向強大的思想起點。

　　漢密爾頓的國家主義思想及其實踐，被寄居在美國的德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所深刻領悟、接受與發展，這位被尊崇為“德國工業化之父”經濟學家在1841年完成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書中深刻揭露亞當斯密經濟學的荒謬以及英國推行經 濟自由主義的偽善。

　　在李斯特看來，經濟有私人經濟、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分而且各自明顯不同，斯密的理論對私人經濟學做出了較好的論述，然而，在國家經濟學方面卻明顯不足，因此用私人經濟學來代替國家經濟學必然是錯誤的。斯密等人的經濟理論抽象掉了“國家”這一實體來談 人類致富，因而是一種“世界主義的經濟學”，它完全沒有顧及到各個國家的不同利益。

　　對于英國向世界兜售所謂“好政策”和“好制度”的偽善，李斯特的揭露形象而深刻：“這本來是一個極尋常的巧妙手法，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上來”。“然后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 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及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

　　很顯然，美國、德國這些新興市場沒有依照英國鼓吹的自由貿易——國際分工的自由主義說教來發展本國經濟，而是選擇了以發展生產力為核心，以推進工業化目標，以保護制度為手段，以科技和教育發展為條件，以社會制度改革為保障的經濟發展戰略。美國強大了， 緊接著德國強大了，拋棄自由主義的法國強大了，而后日本也強大了，這些“學英國所做的而不是所說的”新興國家相繼走上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發展道路。而那些信奉英國的說教、執迷于自由主義的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在持續落后中不斷沉淪。

　　美國強大后接過(實際是搶奪了)英國的權杖，同時沿用、發展、完善自由主義思想，來治理與統治世界。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未變，因此強盛后推行殖民主義的本質不變。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特質。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就有殖民主義土壤，殖民主義是資本 主義的固有產物，新殖民主義則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著名革命家、思想家羅莎?盧森堡認為，資本主義是以非資本主義存在為條件，非資本主義的組織為資本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列寧指出，“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并不是資本主義的一種病態的可以糾正的偏差”， “而是資本主義基礎發展的必然桔果”。 “帝國主義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殖民政策，它們除了繼續殘酷地壓榨余下的殖民地外，更重要的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殖民主義。它們用各種軍事、政治手段來把殖民地國家和已經宣告獨立的國家置于它們的控制和奴役之下， 同時，它們利用經濟‘援助’等方式，繼續把這些國家作為它們的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基地和資本輸出的場所，以掠奪這些國家的財富，壓榨這些國家的人民。”

　　美國雖然沒有冠以帝國之名但是一直在行帝國之實。但是，美帝國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不同于英帝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同英帝國，美帝國與英帝國處于帝國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因此二戰后美帝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秩序不同于英帝國，采取不 同的殖民方式，即新殖民主義。殖民主義新實踐需要更新殖民主義理論，用以解釋殖民主義實踐以及指導殖民主義政策的制定，如此，自由主義便為新自由主義所代替。

　　二、新自由主義是新殖民主義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一開始，西方殖民宗主國紛紛采取武力干涉以阻止越南、馬來亞、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民族獨立。但是，殖民戰爭與討伐遠征根本無法阻擋民族覺醒與獨立的進程。1962年3月23日，美國總統肯尼 迪在加里福尼亞大學發表演講，不得不承認“民族獨立革命是阻檔不了的”。于是，西方殖民宗主國主動變換花招，妄圖在喪失殖民統治的名義之下，取得或保留昔日殖民統治的實際利益。

　　大致是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西方殖民宗主國從舊殖民主義轉變為新殖民主義，主要方式有：在政治上，在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培養代理人，支持統治階級的上層，以及當地的資本主義勢力，保證穩定的政治局面，把發展中國家繼續保留在世界資本主義范圍內;在 經濟上，采取了新的經濟策略，繼續使發展中國家充當原料產地、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以便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即“法律上的政治殖民化”被“事實上的經濟殖民化”所代替;名義上，政治獲得獨立;實際上，經濟處于依附。在舊殖民主義時期，殖民地對宗主國是政 治從屬關系。在新殖民主義時期，發展中國家對原西方宗主國保持一種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實質就是依附關系。美國學者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寫道：“如果說殖民主義是一種憑借強權來直接進行統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 義就是一種以讓予政治獨立來換取經濟上的依附和剝削的間接統治制度。”

　　新殖民主義方式的一個重大調整是西方殖民宗主國進行力量整合，形成集體宗主國同盟，共同維護殖民體系。面對發展中國家崛起的國際新形勢，西方殖民宗主國意識到，單打獨斗以及窩里斗的不必要的力量消耗必須得到糾正，因此在英美權杖移交之際，帝國主義國家 之間進行了新的力量整合，即在共同利益、目標和戰略的基礎上實現國際社會階級聯合。1968年成立了羅馬俱樂部，在為了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口號下，以推進全球問題治理為導向，確保美歐新老殖民宗主國，作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中心，對整個國際體系實施有效控制。 1973年成立了三邊委員會，加強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內部團結，消除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制定共同的全球戰略，建立一個以北美、西歐、日本為核心的“世界秩序”。1975年由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最有影響的國家參加的、體現壟斷資本和國家官僚利益的“七國集團 ”開始運作，由此帝國主義的全球治理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新殖民主義戰略逐漸成為西方強國的集體戰略，“七國集團”成為集體宗主國。

　　20世紀60年代初，“新殖民主義”一詞開始在學術界流行。加納前總理恩克魯瑪60年代撰寫出版的《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后階段》對新殖民主義作了深刻透視：“新殖民主義已經代替殖民主義而成為帝國主義的主要工具”，“是帝國主義的最后的、也許是最危險 的階段”。“新殖民主義的實質是，在它控制下的國家從理論上說是獨立的，而且具有國際主權的一切外表。實際上，它的經濟制度，從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 “新殖民主義是以大財團控制名義上取得獨立的國家作為基礎的”。

　　新殖民主義一開始用貿易、投資把發展中國家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在該國際分工中，發達國家處于設計、專利、核心制造、營銷的“微笑曲線”高端，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代工制造(組裝貼牌)的“微笑曲線”的低端。實際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在新型國際分工扮演者管理與監督的角色。

　　隨著金融資本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完成國內經濟金融化——后工業經濟(社會)之后，金融壟斷資本操控國家政權以及國際組織，以所謂“華盛頓共識”施壓一個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金融開放，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資本賬戶開放與貨幣自 由兌換。“華盛頓共識”就是依據新自由主義理論而制定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是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思想武器，對于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一個實行和平演變，從根本上瓦解社會主義制 度的一把軟刀子。”

　　如此，繼發達國家之后，經濟金融化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新興市場積極推進，金融資本開始滲透相關發展中國家的每一個領域，國際金融資本邏輯刷新相關發展中國家的理論與政策。列寧指出：“金融資本是一種在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 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夠支配而且實際上已經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 一百年以后的今天，金融資本可以說是法力無邊，近乎支配所有的國家。經濟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鋪就絕對不是通向繁榮富裕的金光大道，而是“通往奴役之路”。

　　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哈耶克(1899-1992)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認為：任何政府計劃、對消費者的保護、對民眾的幫助都是法西斯主義，都會導致奴役。作為新自由主義一大門派——芝加哥學派一直視政府計劃為通往奴役之路的根本原因 。然而，美國著名非主流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則認為，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政策才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是金融業把政府排除在外，把計劃集中到銀行業的手中。正如你所看到的，在華爾街，當經濟計劃集中在貝爾斯登、花旗、大通曼哈頓 和摩根斯坦利的手中時，它們的目的是為它們生產的產品找到盡可能多的顧客。而它們生產的產品是債務。所以真正的奴役之路是以強制的勞役償還債務的道路，這與羅馬強制每一個陷入奴役的國家所走的是相同的道路。”

　　三、美國努力兜售新自由主義，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

　　無帝國之名而行帝國之實——

　　所謂帝國，蓋指領土遼闊、人口眾多、統治或支配多個民族或邦國的、強盛一時的君主制政體國家。美國不是君主制政體，名義上稱不上帝國，但是多年來美國所作所為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帝國。美國學者羅伯特?希格斯認為，現在美國在全球140多個國家中擁有800多個 軍事設施，大量美國軍隊在運營著這些基地，并通過這些基地執行作戰任務，更不要說每天還有12.5萬人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在全球各大洋上巡弋。如果這不是帝國，又能是什么?控制著這個龐大軍事機器的美國領導人當然不愿意用“帝國”這個有些邪惡的詞語來 描述美國的軍事霸權，而總是使用“尋求地區穩定和安全”、“威懾可能的地區沖突”、“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和合作”等美好的詞語來描述美軍在全球的行動，這也使得美國的意愿和行動看起來十分的“崇高”。

　　有關美國的帝國名實的一個重要事實依據是，美國自建國以來一直積極推進殖民擴張政策，從原本13個州、32萬平方公里、200多萬人口的小國，擴張到50個州、本土936萬平方公里、人口3.1億的大國。在舊殖民主義無以為繼之際，美國則積極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事實 上，也毫不隱晦自己的新殖民主義政策。1993年4月8日《紐約時報雜志》刊載保羅?約翰遜的文章《殖民主義卷土重來——并不為時太早》認為，一些國家還不適合統治自己，而文明世界負有到這些危急地方進行統治的使命。已經負擔過重的美國將不得不再次擔負起主要 責任，當然它會得到英法的支持。“唯一令人感到滿意的將是千百萬在管理無方的政府統治下的人民或無人管的人民無聲的感謝，他們將發現這種利他主義的殖民主義卷土重來是擺脫目前難以消除的苦難的唯一途徑”。 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核心就是向世界兜售新自由主義 ，積極推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誘導或迫使發展中國家走依附性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美國努力兜售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在諸多發展中國家一度擁有很好的聲譽與大批擁躉，但是在西方，一些攻讀經濟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視為怪論，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視為怪物。“在1945年或1950年，如果你真誠地提出一些今天標準上的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或政策，你將 會受到嘲笑或被送入瘋人院。” 道理很簡單，因為新自由主義脫離人類的生活常識與認知邏輯，諸如“理性經濟人”這類基本命題是荒誕不經的。

　　在美國，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歷屆總統，除里根在若干領域推行新自由主義之外，包括里根之前的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福特、卡特，以及里根之后的布什、克林頓、喬治?W?布什以及現任奧巴馬，都信奉或基本信奉國家 干預主義，基本上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是，里根之后的幾屆美國政府很明顯都熱衷于搞雙重政策：對內實行或基本實行國家干預主義;對外卻誘導或脅迫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前蘇東國家)徹底實行新自由主義。典型例證之一是美 國的貿易政策：自己以貿易保護主義為基調，卻強壓別國推行貿易自由主義，實行貿易自由化。其目的只有一個：一切都是“為了美國利益”。所謂美國的利益，實質是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

　　兜售新自由主義不是目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之下實施一系列的自由經濟政策，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使相關國家走依附性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西方各發達國家在國內甚至在國際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 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 外圍資本主義”。

　　美國在兜售推廣新自由主義過程中，使用誘騙與脅迫兩手，即一貫的“胡蘿卜加大棒”。美國政府曾公布非洲政策，并非任何一個非洲國家都能享受美國提供經濟“優惠待遇”，只有那些制度民主化、企業私營化，尊重人權，對美國商品開放市場，并最大限度降低關稅 、致力于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國家，才能享受這些待遇。然而，民主與人權、私營化與自由化的標準則由美國說了算。一旦誘騙不成，就用脅迫，不能自愿交易，就會強買強賣，目標國政府倘若不接受新自由主義，那么等待他們的就是“軍事政變”(如智利、阿根廷、菲 律賓等國)，抑或“和平演變”、“顏色革命”(諸多前蘇東國家、伊斯蘭國家)。肯尼迪在《和平戰略》一書中公開叫囂“美援”可以增加“印度和不承擔義務的不發達國家……和平演變的機會”。美國《波士頓環球報》1999年7月5日載文公開叫囂，“各國已被正告 ，如不遵循西方的標準，就會招致干預”。

　　美國積極推行經濟全球化——

　　帝國無疆界，利益遍全球，全球化實質是美國化。“全球化是美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所在”，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認為，冷戰結束之后，美國所取得的“驚人的增長與繁榮并不僅僅是由于美國人工作得比較辛苦和聰明，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從 國外注入的資本、商品和服務。這種注入為美國的借貸提供了資金，保證了美元匯率上揚和通貨膨脹停留在低水平上。外國市場使美國制造商和出口商得以制造和銷售更多的商品，并且由于出口量的增加而降低了成本”。 “至少在金融市場上，迄今為止，具有重大意義 的，與其說是全球化，還不如說是美國化”。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周期性的世界現象。依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即所謂“四大要素流動”來全面衡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輪的全球化，要比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新一輪全球化，更為廣泛更為深刻。上一輪全球化主要由英帝國主導，是人員、商品、資金、信 息的全面自由化，是典型的英國化。新一輪全球化主要由美帝國主導，主要是以資本自由流動為核心的自由化，人員流動被嚴格限制，商品與服務流動被嚴格管理，是典型的美國化。美國主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制定經濟全球化游戲的基本規則——“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最早是美國學者(約翰?威廉森于1990年初)的應景之作，但是很快成為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七國集團”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組織的共識，成為西方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共識。“華盛頓共識”涉及財政、貨幣、稅收、利率、匯率、 國企等一系列政策，但是集中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與國際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集中體現。

　　美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全球化的性質。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國際化，而這種國際化的過程，正是新殖民主義經濟、政治政策促成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家陳其人認為，戰后40多年里，殖民地國家即政治殖民地幾乎完全獲得獨立，成 為主權國家。但政治殖民地消失后，經濟殖民地即新形式的殖民地依然存在。美國經濟實力雄厚，企圖統治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世界，但美國無需將這些國家變成政治殖民地。除了在某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外，美國可通過經濟力量，特別是美元，建立美元帝國。“這 是新的殖民帝國或殖民主義。”“用經濟力量，爭奪和建立經濟殖民地，就成為當代殖民主義的特點。” 全球化，實質是美國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國際化，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就是新殖民主義化。

　　四、促進與保障美元國際環流成為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核心

　　新殖民主義推銷員，“他們手中拿的是計算器而不是槍枝;他們穿的是上班時的服裝，而不是戰斗服裝;他們宣傳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福音，而不是傳教的福音。新殖民主義者是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捐贈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國大使館、商業銀行和 新興的非政府組織人員。他們并不大事聲張，也不使用槍炮，便在發展中國家里擴展了勢力，這種勢力要比任何武力所達到的大得多和陰險得多。”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都是和“財政資本有極為密切的聯系”。 帝國主義改變的只是殖民形式，剝削與掠奪的實質未變。在新殖民主義推銷員推銷的一攬子“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中，經濟金融化是核心內容，是金融資本主義的主導經 濟政策，金融剝削與掠奪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主要積累方式，華爾街及美元霸權是金融資本主義全球統治的階級基礎與主要支柱。“貨幣和金融的這種新體系是稱之為全球化的整個動態系統的互聯機制的中央發動機之一，而且這種新體系絕非是經濟和技術有機活動過程 的自然產物，它完全是某個國家——美國的歷屆政府所作的政治決策的政治結果。” 美國積極推行經濟金融化的主要方略有——

　　一是資本輸出，包括國家資本輸出，以債務來控制發展中國家。通過資本輸出，帶動過剩商品與產能輸出。“資本主義從來都是壟斷的，商品和資本從未中止過齊頭并進，因為資金和信貸從來就是觸及和打開外部市場的最可靠的手段”。 通過資本輸出，建立新型國際分 工體系，把廣大發展中國家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端，即所謂“微笑曲線”的低端。通過資本輸出，給發展中國家套上愈發沉重的債務枷鎖。

　　早在60年代中期，恩克魯瑪就指出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手段就是采用高利率放貸，使發展中國家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據世界銀行發表的1962年的數字，71個亞非拉國家負有外債約計270億美元，而它們為這些外債付出的利息和服務費達50億美元左右。 1980年發展中國家 未清償的中長期外債總額為4233億美元。1986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增加到11200億美元。1990年所有發展中國家債務總額已達13190億美元。 到9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總額已達19000億美元。沉重的債務負擔，使諸多發展中國家陷入經濟危機、社會動蕩乃至 政治更迭，由此一步步淪落為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實際附庸。

　　二是制造金融動蕩，迫使發展中國家不斷積累外匯儲備，由此產生對美國的依賴。金融自由化往往可以帶來短暫的繁榮——實際是金融資本制造的經濟泡沫，在東道國中產階層以上的人群中產生“羊群效應”，紛紛參與相關資產的賭博投機。當泡沫吹得足夠大后，國際 金融資本急速撤離，東道國的相關資產急速滑落，由此爆發金融危機，這是一個以一國為賭場的“龐氏騙局”，而“騙局”不斷在信奉自由主義而實施金融開放的國家中上演。

　　經濟金融化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使得經濟危機越來越集中于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越來越集中匯率危機。為應對匯率危機，防范經濟與社會動蕩，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不得不增加外匯儲備。全球1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60%以上是美元，70%以上由發展中國家持有 ，由此產生日趨嚴重的對美元、美國金融市場、美國金融機構的依賴——實質是依附，故而落入所謂的“美元陷阱”，即新殖民主義。

　　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金實際蛻變為美鈔，純信用貨幣。長期以來，美元利率低，實際不斷貶值，因此持有美元越多，向美國繳納的“鑄幣稅”就越大。為防止貨幣替代——更壞的選擇，很多國家不得不購買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債券，由此導致資金缺乏的 一方(基本上是南方窮國)向資金富裕的一方(北方富國)逆向流動。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年資本倒流(即從南方流到北方)的數額已超過600億美元。 今天僅中國向發達國家流出的資金每年就超過1000億美元。這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每年繳納的不斷增長的貢賦。 而發達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金，除去本國消費與信貸外，再到發展中國家投資，套取5%以上的利差。

　　三是促進美元國際環流。全球化、金融化使得金融資本主義近乎遍及世界每個角落，美元所及實際就是美國影響力所及，抑或金融資本主義影響力所及。美國聯邦儲備局是國際美元資本的心臟，美聯儲(心臟)通過華爾街(動脈)，將廉價美元資金輸送到世界各地，在 各個主權國家的中央銀行(毛細血管)象征性兌換成本幣，再由形形色色的跨國公司(細胞)完成資金與商品或服務的交換，然而通過相對應機制進行環流。美元資本循環猶如人體血液循環，不過與人體血液循環所不同的是，人體心臟——動脈輸送的是氧氣養分，而回 收的是二氧化碳與廢物，美元環流輸出的是廉價美元——廢物，回收的則是實在的商品與服務——養分，供養美國。多年來，美國正是通過美元國際環流，實現金融霸權，攫取巨額利益。因此，美國的統治階級是剝削階級、美利堅民族是壓迫民族的本質沒有改變。

　　美元國際環流的關鍵是各國資本項目自由化，只有讓崎嶇不平的世界更加平坦，消除妨礙資本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如此美元國際環流才能得以順利完成。為此，美國建立與強化一系列經濟與金融機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貿易組織(如《與貿易 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等國際組織，對美元資本流動實施保障與監管。多年來，美國積極用新自由主義理論(集中為貨幣主義)來刷新各國央行的指導思想，或通過各種運作將華爾街的代理人輸送到相關國家中央銀行的關鍵位子，努力鼓勵與促進各國央行趨于并保持 獨立，成為完善美元國際環流機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阿根廷等拉美國家、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希臘等歐洲國家的“成功經驗”顯示，相關國家的央行一旦取得獨立，推進經濟金融化、放松金融監管、加大金融開放等一切有利于美元國際環流、強化美元霸權的政策與措施 便順理成章，這些國家的央行某種意義上實際成為美聯儲海外分支機構，自覺為美元國際環流服務。(本文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5年第3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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