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經過了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而步入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經濟金融化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重構直接推動經濟金融化進程。新自由主義者視經濟金融化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實際并非如此，經濟金融化主要是借助政府權力實現的，而非市場調節的結果。經濟金融化的歷史偶然性遠遠高于新自由主義者所稱的歷史必然性。

　　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的意識形態

　　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經對資本主義發展做了這樣的比喻：“工業資本主義為圣父，商業資本主義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資本主義則是貫穿一切的圣靈，其地位最高。”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指出：“如今，全球化擊敗了地方主義，投機商戰勝了企業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產者。我們正目睹20世紀中期的管理資本主義向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轉變。” 史學大師和時評作家都認定，世界正處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

　　自由主義與資產階級相聯系。14-17世紀，隨著資產階級(集中為商業資本)誕生與壯大，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在歐洲萌發。17世紀中葉，英國開啟資產階級革命，自由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革命相互促進。但是，直到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后，自由主義思想才得以體系性確立，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迄今，從生產方式來看，資本主義經歷了資本主義經過了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而步入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從組織方式來看，資本主義經歷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而進入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涵蓋了晚期商業資本主義與早期工業資本主義。與之相對應，自由主義則經歷了古典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的自由主義、主張回復古典自由主義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簡稱新自由主義)三大思潮。“新自由主義表達了一個階級對于金錢和權力的欲望，這個階級包括資本所有者及其權力機構。我們將之統稱為‘金融’，而他們則以此為平臺獲取階級利益和階級權力”。

　　古典自由主義是一類“個人先于國家存在”的政治哲學，強調個人權利，突出私有財產，主張自由放任。在資本主義成長壯大過程中，古典自由主義要求企業自由經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旨在增強經濟實力、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資本主義制度。1929-1933年“大蕭條”出現后，國家干預的自由主義(即凱恩斯主義)取代古典自由主義，成為壟斷資本主義的主導思想。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方世界“滯漲”的普遍出現，“福利國家”政策的破產，凱恩斯主義式微，自由主義復辟 ，是謂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大雜燴，是一類包括眾多學派的思想和理論體系。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廣義新自由主義，除了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貨幣學派，以歐根等為代表的弗萊堡學派，以盧卡斯、巴羅等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科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敦學派、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新自由主義以否定凱恩斯主義、復辟古典自由主義的名義出現，因此與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國家干預的自由主義(即凱恩斯主義)不同，新自由主義主要是圍繞增加有效供給展開，小政府、重貨幣、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最顯著的特征。

　　首先，全面約束政府的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而這個籠子恰恰是依照金融資本的意志設計的。當今世界，現代國家，在政府、市場(資本)、社會三者關系中，政府始終處于關鍵與核心地位，而資本覬覦政府權力、奴役社會民力的企圖隨著市場的擴張而日趨強烈。在成功奴役社會民力之后，資本的最大努力就是要俘獲企圖要“節制資本”的政府。在俘獲以至操縱政府上，金融資本比任何資本的愿望更為強烈。資本主義國家“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賺到錢”，“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只不過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 金融資本一旦控制了政府，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通過政策直接兌換為金錢，就能實現“以錢生錢”，就能避免去干“倒霉事”。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力量是守恒的，資源是有限的，而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貪欲是無限的。政府的權力相對應的公共資源，一直是金融資本所垂涎的。限制、削弱政府的權力，而金融資本不受約束，那么資本就可以竊取政府的權力，以及相對應的資源。

　　其次，把避免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凱恩斯主義理論在實踐中造成了一套明確而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其中宏觀經濟管理(調控)四大目標具有代表意義：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經濟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與財富創造直接相關;“充分就業”惠及廣大勞工;“物價穩定”有利于整個經濟穩定;“國際收支平衡”涉及匯率穩定，有利于工業生產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忽視經濟規律中價值規律(價值——價格)與供求機制(供給——需求)的調節與影響，忽視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對國民經濟的作用，(貨幣主義)把物價穩定——避免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而且把穩定物價與調整利率掛鉤，而利率工具掌握在金融資本的代理人——中央銀行手中。這樣，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刷新整個國民經濟的背景下，不僅資金價格(利率)由金融資本確定，而且整個社會資產價格由金融資本確定。金融資本掌握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定價權。

　　第三，推行私有化，尤其熱衷將公共權利、公共資產私有化。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尤其是二戰之后，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西方國家建立了一大批國有或公共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歐洲國家的國有企業的比重普遍超過20%，瑞典甚至超過50%，在一些國家一些部門，如法國的能源，比例甚至超過90%。這些企業不僅向社會提供所需要的產品與服務，發揮經濟組織的功能，而且還通過工會組織把勞工聯系與組織起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如此將工業資本的組織化(企業中的勞資合作)推向了極致。公有企業占據廣大的經濟空間以及形成高度的社會組織，對金融資本的擴張構成極大障礙。金融資本希望經濟組織私有化，產權明晰化，如此好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金融資本主義改造;希望社會組織碎片化、原子化，好將社會每個成員吸附在金融資本價值生產的鏈條上，成為各類金融產品的消費者。

　　第四，推行自由化，削弱或解除對勞動、金融等各類市場的管制。金融資本像細菌厭惡真空一樣厭惡政府與社會的制約與監管。現代金融近乎無時無處無欺詐，近乎成為欺詐的代名詞，然而通過數學與工程學的包裝，用所謂“金融創新”來加以掩飾。金融資本越來越遠離實體經濟，獨立運行，以錢生錢，往往利用不同市場之間抑或市場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微小的利差而進行套利，因此在資本高速公路上即便是一些微小障礙，如1%甚至以下的利得稅，就能影響金融資本的“正常流動”。特別是金融大鱷在布局大型“龐氏騙局”——獵獲某個中等以上的國家如阿根廷、前蘇聯這樣的經濟體時——更需要自由化，即資本項目開放與貨幣自由兌換。資本需要自由，工業資本需要有保護的自由，金融資本則需要絕對的自由。

　　金融資本只在乎能否以錢生錢，至于能否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甚至是否合乎道德，毫不在乎。1993年，索羅斯基金賺的錢和麥當勞公司一樣多。麥當勞在世界各地雇傭17萬職工，而索羅斯雇傭的人員屈指可數。在索羅斯風頭最健的90年代，旗下幾支基金在世界各地設立50余家分支機構，雇員也只有一千多人。

　　新自由主義的重構直接推動金融化進程

　　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潮與意識形態，而且代表著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金融資本以及金融資產階級。所謂經濟金融化，就是金融資本通過代理人控制政府，把自己的意志——新自由主義理論——變成了一系列經濟政策，政策影響市場資產價格波動，波動形成利差，套利帶來收益。經濟金融化使資本主義遠離實體經濟，實現了“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賺到錢”的狂想，直接以錢生錢，由此說明，金融資本主義是最腐朽的資本主義。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要義在于經濟金融化。大衛?科茨一語道破玄機，“近幾十年來，推動金融化進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重構”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重構，即是吸取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的自由主義)的部分營養，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基礎上，烙上金融資本的印記，構建新古典自由主義，即新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一個鮮明特征，即在政策上要求貿易自由化，凱恩斯主義要求投資自由化，新自由主義則要求金融自由化。經濟金融化只是金融自由化的一個步驟、一個階段抑或一個表現。

　　為了達到金融自由化、經濟金融化的政策目標。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組織——企業依照金融資本的邏輯實施重新構建，使企業存續的目標由原來“企業利潤最大化”轉變為“股東利益最大化”。實施重新構建——股份制改造的經濟理論就是產權理論。產權理論，在微觀上，扭轉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向，即從原來的服從于資本家的利益，變為名義上服從于所有股東利益，由于股東過于分散，而實際服務于大股東金融資本的利益;宏觀上，則扭轉了資本主義的整個行進航向，即由工業資本主導變為金融資本主導。

　　企業重構(即“股東利益最大化”導向)在20世紀70-80年代在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展開，到90年代改造目標已經基本實現。著名美國學者保羅?斯威齊就此指出，公司真正的權力不在“公司的董事會手上，而在金融市場”，這種“金融與實體之間顛倒的關系”才是“理解全球(經濟)新趨勢的關鍵”。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由于經濟整體增速的放緩和實體經濟增長的停滯，資本主義經濟正越來越多地依賴金融部門的擴張增加貨幣資本量，資本積累的過程逐步被金融化取代。”

　　其次，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各類經濟主權與治權，是資本自由——金融資本自由欺詐與掠奪——的最大障礙，約束政府“看得見的手”，使之成為一個“守夜人”。公共選擇理論肩負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將政府趕下所謂“神壇”，認為政府也是一個“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在“尋租——設租”中，使權力不斷傾向于腐敗。因此，公共選擇理論要求“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里”，依法治國(資本代理人制定的法律)，放松監管，就是把本屬于政府的權力移交給市場，實際是資本。理論上，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都生長在社會機體之上，金融資本約束、管制“看得見的手”，這樣就讓“看不見的手”為所欲為。

　　經濟金融化使權力越來越集中于貨幣，而掌管貨幣發行與定價的中央銀行成為實際統治者，霸權貨幣的發行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為這一強權政策提供理論支撐的，便是新自由主義的貨幣學派，亦稱貨幣主義。貨幣學派認為，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是引起經濟活動和物價水平發生變動的根本原因;在短期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主要影響產量，部分影響物價，但是在長期內，產量完全是由非貨幣因素 (如勞動量、資本量以及技術狀況等)決定的，貨幣供應實際只影響物價水平。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實行一種“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這樣一來，就是把貨幣存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央行公開宣布一個在長期內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如每年增加3-5%)，該增長率應該是在保證物價平穩的條件下、與預計的實際國民收入長期平均增長率相一致。很顯然，貨幣學派是一個赤裸裸的為金融資本服務、為金融寡頭鼓與呼的理論，從中已經看不到一絲早期資產階級的民主進步的色彩。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描繪的世界里，極少數人的“理性”是以絕大多數人的“非理性”為前提，極少數“經濟人”是以絕大多數“不能稱其為人”為前提，金融領域尤其如此。現代金融就是一個精心包裝的巨型“龐氏騙局”，做局者(騙子)通過調動激發大眾(傻子)的情緒，紛紛參與到騙局中來。現代金融抑或就是一個大賭場，莊家們挖空心思，把大眾吸引進來，圍坐在桌旁，成為賭徒。為了吸引(實乃蠱惑)大眾，為金融寡頭所豢養的學者們編制了一套理論，喚曰“理性預期”。理性預期的代表性人物盧卡斯指出，人們在預期即將發生的經濟變動時，總是傾向于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他們根據已獲得的所有信息，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應。理性預期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競爭是完全的、信息是充分的、交易對手的能力是對稱的，如此現有的金融資產價格包含一切有效信息，買賣完全自愿公平，實際就是“愿賭服輸”。“理性預期理論認為，按照定義，市場總是正確的;但我認為，金融市場幾乎總是錯誤的，只不過在一定的限度內它有自我驗證的能力罷了”。

　　新自由主義這些貌似科學(實際也是以“經濟科學”的名義)的理論，最終也未能將現代金融(學)打造成一門真正的科學，而是改造成為一門實在的藝術，即一門賭博的藝術、行騙的藝術。最起碼，現代金融的藝術性要遠大于其科學性。經濟金融化就是金融資本試圖把整個經濟物品(各類商品與服務)變為藝術品，其價值與價格可以嚴重分離，分離到十分不靠譜的狀態。

　　經濟金融化主要是借助政府權力實現的

　　新自由主義者一直鼓吹，經濟金融化是天下大勢，歷史趨勢。所謂大勢，必然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客觀規律不得違背。然而，實際情形是，經濟金融化是壟斷金融資本積極推動的，而且主要是借助政府權力實現的，是華爾街操縱華盛頓實現的，是金融寡頭遙控政治寡頭實現的。摩根士丹利亞洲部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有句名言，“聯邦政府就是個樂此不疲的吹泡人”——先是在股票市場上吹起泡沫，然后是債券泡沫;接下去是房地產泡沫、抵押貸款泡沫。 然而，聯邦政府甚至總統都是代理人、是被牽線的木偶，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掌握貨幣的人也就是最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 金融資本及金融寡頭在美國成為“最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有一個歷史的反復過程，透視這個過程，就可以很好地了解美國的經濟金融化(在全世界最突出也最具代表性)是如何通過聯邦政府而展開的。

　　美國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已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以電力的廣泛應用、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創制、新通訊手段的發明以及化學工業的建立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美國進展得如火如荼，工業資本及其意識形態在國民經濟與國家意志中占據主導地位，強調用關稅保護市場借以保護工業資本成長的國家主義，與英國鼓吹的自由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立。而且，經濟上的保護主義與外交上的孤立主義是一致的。但是，隨著以J.P.摩根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的實力快速提升，在對政府權力操控、國家意志、經濟發展以及對外交往等一系列政策上，與以亨利?福特為代表的工業資本的矛盾日益突出。19世紀后期20世紀初期的產業并購浪潮(形成壟斷資本)，為金融資本拓展勢力提供新契機，金融資本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機(“1907年恐慌”)，成功地把金融資本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最終以1913年美國聯邦儲備局成立為標志，金融資本贏得了與工業資本“平起平坐”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大發橫財，戰爭結束時，美國已經從資本輸入國變為資本輸出國，從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而且還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大蕭條”出現前十年，美國工業生產增長近一倍，美國工業的標志性行業——汽車制造業實際生產量從1919年到1929年增長了255%，汽車數量從1921年的1050萬輛增至1929年的2600多萬輛，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使用的汽車81%是美國制造。 共和黨人柯立芝執政時期(1923-1929年)正值美國經濟處于穩定發展時期，生產率平均年增長達4%，學者稱之為“柯立芝繁榮”。但是，經濟繁榮背后潛藏著日益嚴重的結構失調：金融資本勢力擴張導致虛擬經濟——股票市場的日益膨脹。

　　金融寡頭操縱證券交易，操控輿論，把各社會階層——汽車司機、小業主、店員、主婦甚至學生——都吸進了證券市場，漸趨瘋狂地追逐股票價值上漲，而且越漲越買，導致股價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攀升。股票市場嚴重供不應求，金融寡頭便不斷推出新股應市，賺得盆滿缽溢。從1925年1月到1929年10月，列入紐約證券交易所目錄表上的股票從4.43億股增加到10億股以上。一時間，人們見面話題，只有股票。然而，色彩斑斕的肥皂泡終究要破滅，經濟學家鼓吹“永久繁榮時代”在10月23日迎來了終結，股票市場終于坍塌，猶如攔洪堤壩決口，迅速沖跨了各類金融機構，然后席卷了各個經濟部門，整個美國經濟瀕臨崩潰。

　　在大危機到來之時，時任總統胡佛(1929-1933年)竟然武斷地宣布：“無論對于美國經濟的未來或美國企業缺乏信心，都是愚蠢的行為”。胡佛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擁躉，面對經濟危機，固守傳統的“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相信自愿救濟策略可以渡過難關。很顯然，無為而治，束手無策，無疑加劇了危機的蔓延。

　　金融資本、金融巨頭是“大危機”的主要肇始，“大危機”引致“大蕭條”，產生“大沖擊”，終結了“鍍金時期”(Gilded Age)。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灰頭土臉，古典自由主義身敗名裂。代表工業資本的羅斯福上臺后，終結了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自由經濟政策，代之以凱恩斯主義與干預經濟政策，以霹靂手段打擊金融資本(有諸多專家分析，這正是華爾街支持納粹的政治背景)。1933年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簡稱GS法案)，嚴格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尤其是證券的承銷和自營買賣業務，嚴禁商業銀行和從事證券業務的機構聯營或人員相互兼職。羅斯福政府對金融資本的抑制與打壓，以及對工業資本的鼓勵與支持，為美國經濟社會迎來新的繁榮，由此開啟了一個所謂的“偉大社會”時代。

　　然而，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不甘心他們的失利，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思想等各個相關領域積累能量，等待咸魚翻生的復辟良機。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滯漲”使凱恩斯主義越發式微，以回復古典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即新自由主義，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讓自由主義在重構中復辟。

　　福特主義借助掌控政權，強化工業資本統治。摩根主義同樣借助掌控政權，強化金融資本統治。金融資本的代理人就是羅納德?里根，美國第40任(第49-50屆)總統(1981-1989年)。近代以來，政府(權力)——市場實乃資本(錢力)——社會(民力)相互制衡，構成國家治理的穩定三角。體現金融資本意志的新自由主義，其主旨在于彰顯市場力量，實現金融資本的絕對統治。為彰顯資本錢力，必須削弱政府權力，約束社會民力。按照金融資本的意志重新塑造政府與社會。

　　里根在1981年就職典禮上就急切表白：“政府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里根政府的整個施政理念集中體現在所謂“里根經濟學”，實際是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理論。供給學派極力鼓吹“資本優先”，主張國家的收入分配、稅收財政政策向資本傾斜，并以刺激資本投資、增加供給的名義，主張降低資本所得的邊際稅率。里根在位時期實踐了新自由主義的減稅、去監管、削減政府開支三大標志性政策，削減了食物券、住房補助、教育津貼、醫療救濟等一般社會福利的支出，努力使政府變小，把政府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放松監管，增加金融壟斷資本的自由。“美國真正開始放松行業監管是在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里根執政期間。從那時放松對交通業的管理法規開始，美國政府對銀行、電信、能源和媒體的監管在接下來幾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

　　公會是社會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削弱政府權力的同時，以鐵腕手段鎮壓工人運動，打擊、肢解、改造各種有組織的社會力量。1981年，擁有1.5萬名會員的美國職業航空交通管制工會(PATCO)，為工資待遇問題，與聯邦政府交通部屬下的聯邦航空管理局進行談判，談判在歷時半年(2-7月)后破裂。8月3日，PATCO發起罷工。里根政府通過直接逮捕起訴工會領導人、凍結工會罷工基金、解雇參與罷工工人(參與罷工的1.2萬航空調度員統統解雇，一個不留)等極端方式，嚴厲鎮壓了這次罷工。由此開啟了用“鐵掃帚”——休克方式——積極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先河。

　　積極促成債務經濟，為金融資本賺錢營造良好的經濟與金融環境。歐洲歷史表明，金融寡頭是戰爭的重要策源，戰爭使政府負債，如此既可影響甚至操控政府，同時又能從借貸中增加收益，即很好地實現“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多張皮來”的目標。讓政府背上沉重債務，這是金融寡頭千百年來不曾更改的經營法則，華爾街的金融家們也是如此。里根政府在大規模減稅以及削減一般性政府開支的同時，軍費與國防開支不斷增加，如此使得政府債務迅速攀升，到里根第二屆任期時，“民間”所持有的國債已經從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創1963年以來的最高紀錄。1988年，美國國債總計2.6萬億美元，向國外的借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美國從原本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債券市場尤其是國債市場是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的基礎，也是金融資本推動經濟金融化的基礎。美國國債市場的發展對于美國經濟金融化進而對于美國金融資本的擴張具有深遠意義。(本文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5年第2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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