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觀察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

　　王偉光同志《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本來只是講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卻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受到了質疑和圍攻。這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想了好久，出現這種現象，大概原因是兩個：一是王偉光同志的文章，觸到了敵對勢力的軟肋，他們最害怕講階級斗爭、講人民民主專政了，所以一提起這個問題就進行圍攻，封你的嘴，不讓你講，于是網上出現一片謾罵、討伐之聲，想把你壓下去，造成一種氛圍，以后誰再也不敢講這個問題;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多年不講階級、階級斗爭了，在輿論界，階級、階級斗爭無形中成為一個禁區，誰的文章里提到“階級”兩個字，往往認為是犯忌的，必須刪去。盡管沒有一個文件做這樣的規定，但作為宣傳口徑，大家心照不宣，都是這樣做的。我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所以，猛一下講階級、階級斗爭，很多人就不適應了，就猜想，提出這個問題想干什么了。其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應該經常講的。

　　記得江澤民曾經說過一段話，他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①]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斷，它應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尤其是意識形態工作的指導思想。

　　既然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我們就應該運用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這把“鑰匙”來解開我們社會出現的重大問題的“鎖”，用它來研究復雜政治現象的實質和解決辦法。決不能把階級、階級斗爭作為禁區，不準宣傳，恰恰相反，運用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這應該成為理論工作的常態。

　　二、必須正確估量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

　　我們必須運用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分析重大問題，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階級斗爭。如果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了，也就用不著運用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問題了。所以，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是要正確估量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

　　世界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斗爭?怎樣估量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狀況?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無法回避。但這是一個嶄新的問題，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需要在實踐中通過總結經驗才能回答。回顧一下歷史，可以看到，對這個問題，我們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才逐步得出比較正確的認識。

　　蘇聯的歷史教訓。大家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列寧曾預見到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個歷史時期里長期存在，而且有時會相當激烈。他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他們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力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②]

　　但是，蘇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階級消滅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不再存在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資本主義制度已經不可能再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復辟。社會主義社會是完美無缺的，矛盾(更不用說階級矛盾)也消失了。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不再是矛盾的對立統一的運動，而是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這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違反辯證法的，然而卻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持一種過于樂觀的情緒。一旦社會上出現矛盾、尤其是出現階級矛盾，他們就把它簡單地歸結為外部原因，歸結為是帝國主義派遣來的間諜所為。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使得蘇聯吃了大苦頭。

　　我們看一下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那一段歷史吧。那時，蘇聯的政局猶如萬花筒一般，變化無常，政治性事件層出不窮，今天這里罷工，明天那里罷課，時不時又爆發流血沖突。政治組織不斷產生，宣言滿天飛，不知道他們想干什么。在紛繁復雜的局面面前，人們不知所措。由于蘇聯共產黨長期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從根本上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加上戈爾巴喬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推行什么“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把思想搞亂了，因而根本看不清楚問題的實質，也找不到對付復雜局面的正確方法。

　　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蘇聯演變的實質是敵對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共產黨內的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鼓勵和縱容下，三者相互配合，沆瀣一氣，向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奪取政權的過程。這一過程顯示這樣的“三部曲”：第一步，敵對勢力從意識形態入手，制造反共反社會主義輿論。他們抓住社會主義實踐中某些失誤和弊病做文章，污蔑和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動搖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搞亂了他們的思想，渙散了黨的組織。習近平同志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時指出，否定蘇聯歷史、否定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頭變換大王旗”，一夜之間。這就是說，否定革命斗爭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第二步，敵對勢力利用黨員和人民群眾思想混亂、組織渙散的機會，煽動群眾，不斷組織游行、示威、集會、罷工、罷課等活動，并成立各種各樣的政治組織，制造政治動亂，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和中央政權，直到解散蘇共、肢解蘇聯;第三步，敵對勢力利用奪取到的政權的力量，把公有財產實行私有化，恢復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這樣的“三部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過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的規律性，值得我們深思。

　　從政治斗爭的角度看，蘇聯演變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回合。第一回合，敵對勢力成立各種“非正式組織”，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第二回合，為了在政治舞臺上同共產黨相抗衡，敵對勢力得寸進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黨，實行多黨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敵對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敗之機，解散蘇共，肢解蘇聯。從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資本主義復辟在蘇聯疆域內成為現實。

　　回顧蘇聯演變的過程，不管人們分析演變的原因有多大不同，但誰都不能否認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是多么的猖獗，他們步步進逼，咄咄逼人，而蘇聯共產黨在否定階級斗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卻是不斷妥協，直至讓出政權、自動解散。這一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毛澤東的艱苦探索。毛澤東運用徹底的唯物辯證法，批判了蘇聯一度盛行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他根據矛盾普遍性這個辯證法一般原理，正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質和狀況同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罷了。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沒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怎么估計階級斗爭的狀況?毛澤東化了很大的精力來探討這些問題。尤其是在中蘇十年論戰中，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成為論戰的焦點之一。毛澤東在這個問題的探索過程中，既有重要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也有嚴重的失誤，導致人為的階級斗爭，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帶來災難性后果。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我們應該采取科學的態度冷靜地進行分析，既要對其中錯誤的東西引以為戒，又要從中吸收有益的東西。

　　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③]這一論斷，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遭到堅決的反對。改革開放以來，這一論斷在我國國內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然而我國1989年的政治風波，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險些遭到顛覆，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④]而蘇東劇變則用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多么正確、多么具有預見性。

　　蘇聯政局的劇變表明，毛澤東關于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遠沒有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早在蘇聯演變這一事件發生之前35年，毛澤東就做出這樣的論斷，顯示出他的戰略眼光。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

　　不可否認，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的估計也有過于嚴重的一面，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這樣的帶有全局性的錯誤。他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階級矛盾仍然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甚至把這一論斷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實際工作中，他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集中主要精力抓階級斗爭。他對我國階級斗爭的形勢的估計是，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種估計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同時，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理所當然地應該予以否定。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必須采取措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這一思想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特地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⑤]薄一波同志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回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⑥]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必須正確估量社會主義國家里的階級斗爭。無數事實表明，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的存在。這是因為，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即使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以后，敵對勢力仍然會利用一切機會、盡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動亂，推翻社會主義的政權。1989年的政治風波是一個例子，近年來出現的《零八憲章》這一類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綱領，以及最近有人想把東歐、中亞、北非的“顏色革命”引到我國來制造街頭政治，又是一個證明。意識形態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還相當激烈，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等等各種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潮，輪番登臺。“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最近圍繞王偉光同志《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發生的集體圍攻，再一次說明了這一點。此外，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也有所發展，處理不當，也會尖銳化。第二，由于在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中，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或幾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首先發生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世界上將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的局面，“一球兩制”，而且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科技上、政治上、軍事上乃至意識形態上處于優勢，社會主義國家是在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存在和發展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出于階級本性，總是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處心積慮地要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隨著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潮，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竭力向我國推行西化、分化戰略。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對我國來說，國際階級斗爭就更為激烈。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國內來。老實說，國內敵對勢力顛覆我國政權的活動，背后都有國際力量的支持，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只有到了國際上階級斗爭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擁有了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勢，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才會從根本上消除。

　　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估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⑦]實事求是地說，改革開放前，主要的錯誤傾向是夸大階級斗爭，釀成了嚴重后果;目前主要的錯誤傾向則是縮小、甚至否定階級斗爭，如果不予以糾正，那同樣也會導致嚴重后果的。

　　我們黨總結國際國內歷史的經驗教訓，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方面，階級矛盾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階級斗爭形勢夸大了，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另一方面，“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⑧]因此，“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⑨]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論斷。兩方面一起講，才能全面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狀況。

　　習近平同志也是這樣分析的。他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經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⑩]

　　不能不看到，這個結論，是我們黨經過長期探索才得出來的，來之不易，應該倍加珍惜。在階級徹底消滅之前，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這一論斷，不能動搖。當前，理論界彌漫著一種否定階級、階級斗爭的氛圍，我們更應該重申這一科學的結論，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象。

　　三、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

　　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我們必須堅持。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就重大問題來說，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什么問題也說不清楚了。

　　階級、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自原始社會瓦解以后，人類就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11]不同階級在社會關系中的地位不同，利益也不同，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矛盾和斗爭，所以，《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自有文字記載以來，“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12]

　　在人類歷史上，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不是階級斗爭理論引起階級斗爭(包括使用暴力的階級斗爭)，而是客觀上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才產生揭示階級斗爭規律的理論，即階級斗爭理論。那些反對階級斗爭理論的人，總是攻擊共產黨發明了階級斗爭理論，從而導致暴力革命。他們顛倒了因果關系，頭足倒置：在他們那里，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存在了。

　　其實，階級斗爭理論并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產階級學者就提出了階級斗爭的理論。階級斗爭理論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斗爭中曾經起過重要作用。只是隨著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學者逐漸不再提、甚至反對階級斗爭理論了，因為這時再強調階級斗爭，就會威脅到資產階級的統治。老實說，我國一些學者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否定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無非是跟著當代資產階級學者鸚鵡學舌罷了。但是，階級、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不是人們主觀上不承認或者反對，就會消失的。

　　在目前條件下，我們為什么要堅持階級斗爭理論，堅持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呢?

　　階級斗爭理論是分析階級社會復雜現象的指導性線索。在階級社會里，社會的發展呈現出復雜紛繁而又不斷更換的現象，似乎混沌一片，無法把握。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分析階級社會一切問題的指導性的線索，使得人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撲朔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理論，就是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提示的結論，并且徹底貫徹了這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和動力，因而階級斗爭理論是了解和把握階級社會發展的一把鑰匙。列寧指出：“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13]馬克思主義者在談論階級社會的一切社會問題時，始終不能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因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主要的東西”。不分析階級關系，沒有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14]只要存在階級，列寧的這一論斷就不會過時。

　　毛澤東也是這樣看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他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15]毛澤東是把階級觀點、階級分析作為解決革命首要問題的方法提出來的。

　　在有階級的社會里，階級斗爭理論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指導革命斗爭實踐的銳利武器。

　　正是通過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才能成為現實。許多世紀以來，人類早就幻想過消滅一切剝削和壓迫的大同世界。空想社會主義者曾經詳細描繪過建立在合乎人的理性、真正進步的原則基礎上的未來社會。然而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全世界千百萬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徹底的、堅決的、全面的斗爭，以爭取按照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發展方向來改變這個社會以前，這樣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把改變現狀的渴望同一定階級的斗爭聯系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愿望才變成了千百萬人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離開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就是空話或者幼稚的幻想。”[16]不通過階級斗爭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同樣，不通過階級斗爭，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得到鞏固。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切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是從拋棄階級斗爭理論，侈談什么超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的、抽象的人道主義、民主、自由、公平、正義、人權等等開始的。從根本上說，沒有階級斗爭理論，社會主義就無從談起。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建立共產黨并發揮其領導作用的必要性。任何政黨都是一定階級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爭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只有組織成為獨立政黨(這個政黨是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政黨相對立的)，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無產階級組織政黨是為了“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標——消滅階級”。[17]列寧有過一句名言：“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18]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的工具，否定了階級斗爭，也就否定了組織共產黨的必要性。從根本上講，不進行階級斗爭，要組織共產黨干什么!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之所以還需要有共產黨的組織，還需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國際國內依舊存在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誰勝誰負”的斗爭仍未最終解決。粉碎國內敵對勢力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粉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實現的。一旦階級消滅了，階級斗爭消失了，世界實現了大同，作為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的共產黨也將隨之消亡。但這是未來的事。在目前客觀上存在階級斗爭的條件下，拋棄階級斗爭理論必然導致解散黨組織、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政治論斷。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產階級私有制，必然遭到資產階級殊死的反抗。只有用鐵的手腕，打碎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停止，而是在另一種環境下，采取另一種形式繼續著。在這種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是十分必要的。正是階級斗爭才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從理論上講，否認階級斗爭，必然順理成章地得出拋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什么“全民民主”的結論。而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捍衛，在當今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意識形態上占優勢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制度就很容易遭到顛覆，難以繼續存在。

　　所以，階級斗爭理論是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理論依據，是否堅持階級斗爭理論，直接關系到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和命運。按照理論邏輯推理下去，否定階級斗爭理論，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危險。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我們處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根本原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兩種社會制度，是根本對立的，兩者之間是一種取代關系。因此，自從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以來，帝國主義始終把消滅社會主義作為根本的戰略任務。十月革命勝利后的14國對蘇維埃俄羅斯的武裝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對蘇聯的傾巢侵犯，戰后美國的侵朝侵越戰爭，就是很好的例證。當軍事方法不能達到這一目的時，帝國主義就采用“和平演變”的方法。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正是他們“和平演變”戰略的得手。方法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改變，但消滅社會主義這一目的是不變的。當然，出于現實經濟利益的考慮，帝國主義需要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接觸、打交道、發展關系，但是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表白的，“全面接觸、發展關系”是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產生影響”，“促進各種思想向社會主義國家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帶進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導致他們更多地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一句話，是為了使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和平演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交道時也必須有兩手：一方面要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消滅社會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忘我之心不死，必須抵制和粉碎他們的西化、分化戰略，在原則問題上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另一方面要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而對外開放的目的是壯大社會主義經濟，贏得對資本主義的相對優勢，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以便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看不到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不能清醒地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帝國主義的兩手，勢必墮入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陷阱。

　　資產階級學者也敏銳地覺察到，拋棄階級斗爭理論可以導致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

　　值得注意的是，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以他們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對階級斗爭理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在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過程中的作用，有著十分明確而清醒的認識。美國最后一任駐蘇聯的大使馬特洛克寫的一本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歷記》，就是一個證明。

　　馬特洛克當然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他的這本書中有一個小標題叫做“階級斗爭與歷史‘垃圾箱’”，這就表明了他對階級斗爭理論的厭惡。這是很自然的。承認階級的存在，承認階級斗爭的不可避免性，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來說是可怕的噩夢，因為這會啟發、動員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進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馬特洛克是懂得這一點的。

　　然而馬特洛克的高明之處并不在于他反對階級斗爭理論，而在于他把是否堅持階級斗爭理論看作是判斷蘇聯是否改變政治方向的標志。他提出，考驗戈爾巴喬夫的，最重要的莫如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了。他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也就隨之消失。”[19]他進一步指出：“我注意到了逐漸修正或廢除這一理論的種種跡象。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只要共產黨堅持階級斗爭不放，就很難想象共產黨會輕易放棄政權上的壟斷地位，或者容忍黨內派別羽翼豐滿。因此，改變蘇聯國內政策的風險很大。”[20]正因為這樣，他密切注視著蘇共內部有關階級斗爭理論的爭論，哪怕是從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信息也不放過。而且他通過外交活動，含蓄地表示：“繼續堅持階級斗爭理論會使兩國之間的關系改善變得步履艱難。”[21]他公開支持像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這樣一些主張拋棄階級斗爭理論的人。馬特洛克明確表示：“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22]所以，當爾巴喬夫1988年12月在聯大發表講話，宣布把全人類共同利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馬特洛克放心了，因為他完全確認：戈爾巴喬夫已“明確無誤地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23]

　　馬特洛克的確抓住了一個要害問題：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從根本上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從而必然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他準確地把握了階級斗爭理論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看到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預感到蘇聯很快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社會，即美國可以認可的社會，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再談什么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所謂了，因為那已是別樣的馬克思主義了，這當然已是修正主義了。事實證明，馬特洛克的這一預感的理論邏輯是對的。

　　四、不能把堅持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同以階級斗爭為綱混為一談

　　一談到階級斗爭、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有人就說“階級斗爭為綱”又來了，甚至威脅說，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他們故意把階級斗爭同“以階級斗爭為綱”混為一談，制造混亂。利用我們歷史上犯過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來反對階級斗爭理論，這種手法是卑劣的。

　　首先要搞清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含義。“綱”是指黨的中心工作，通過抓中心工作來帶動其他工作，這就叫“抓綱帶目”、“綱舉目張”。這是一種工作方法。“以階級斗爭為綱”，說的是把抓階級斗爭作為黨的中心工作，通過抓階級斗爭來帶動其他工作。

　　選擇什么作為黨的中心工作，取決對什么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綜合體，黨在任何時候都要善于找出并抓住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之間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黨的中心工作就是抗日，那是“綱”。當社會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的時候，黨的中心工作應該抓住階級斗爭，通過解決階級矛盾來帶動其它矛盾的解決。但是，我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基本消滅，大規模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以后，社會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階級矛盾，而是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了，這時，黨的中心工作就應該轉移，即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集中精力把經濟搞上去，在此基礎上才能解決其他社會矛盾。我們的失誤在于，當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黨的中心工作卻沒有隨之轉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仍然以階級斗爭為綱，甚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就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損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完全正確的。

　　堅持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是另一回事。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盡管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在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矛盾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這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就一個例子。只要還存在階級、階級斗爭，我們就必須堅持用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來研究和處理有關問題。拋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透過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預見未來的走向，提出正確的對策。然而近年來的主要問題恰恰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念淡薄了，理論界幾乎無人提起，好像這一原理過時了，不應該再講了。“階級”兩個字成了犯忌的字眼，更不用說階級斗爭了。有的人明明知道階級斗爭理論的重要性，但不敢觸及，仿佛一提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因而超階級的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泛濫起來，甚至把“和合哲學”、“普世價值”作為分析問題的指導思想，抹殺客觀存在的矛盾和斗爭。例如，只講發展生產力，不問姓“社”姓“資”;只講國內多種經濟成分的合作，不講它們之間利益的矛盾和沖突;只講科學技術進步、知識經濟等等生產力發展的因素，而不講生產關系(尤其是所有制)的作用;只講各種資源的流動和配置，不講它們背后的階級利益的驅動;只講各國之間的對話、接觸、經貿往來，不講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對立和斗爭;如此等等。更為可怕的是，有人炮制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概念來取代清晰的階級分析，例如籠統地講階層，回避階級這個概念;籠統地講財產性收入、按要素貢獻分配，回避剝削這個概念;籠統地講勞動關系，回避勞資關系這個概念。結果模糊了階級意識，階級界限、階級關系看不清楚了，人們的思想也就搞亂了，長此以往，是會誤大事的。這種理論動向，應該引起我們重視。

　　必須把階級斗爭同“以階級斗爭為綱”區分開來。這是不同的兩回事。前者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后者是主觀確定的工作方針。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只是否定這種工作方針，并不能否定一定范圍內存在階級斗爭這種客觀現象，也不能否定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

　　五、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與階級斗爭相聯系的，還有一個問題，即如何看待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叫人民民主專政)。現在有一種傾向，都愿意講民主，而不愿意提專政。仿佛講民主，表明自己“開明”;一講專政就是“專制”、“獨裁”，就輸了理。盡管憲法規定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國的國體，但在輿論界誰也不提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不正常的。

　　應該明確指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

　　馬克思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同舊政權相對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他說：“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他把這一點看作是他對階級斗爭理論添加的新內容。[24]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并不是出于人們主觀的想象，而是由階級斗爭客觀地決定的。無產階級要獲得解放，消滅階級、消滅壓迫和剝削，必須剝奪資產階級占有的生產資料，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就涉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強烈反抗。沒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社會主義制度是建立不起來的，建立了也無法得到鞏固。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向無階級社會過渡所必不可少的。

　　列寧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進行斗爭時，針對考茨基關于工人階級的政權應該實行“純粹民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把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當作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也就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25]

　　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國的國體。我們黨在全國解放前夕，面臨著一個重大問題：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國體是什么?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總結中國人民幾十年革命斗爭積累起來的經驗，明確指出，我國必須實行以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人民內部，實行廣泛的民主，而對反動派則實行專政，兩者密切結合在一起。他強調，對敵對勢力，我們決不施仁政。有人說，這是“極權政府”，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指出，對反動派來說，千真萬確是這樣的，這一點應該寫進《憲法》。他說，人民民主專政“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26] 1956年，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人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列寧主義的情況，毛澤東特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決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已經過時’。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制性。”[27]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鄧小平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把它規定為立國之本。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項。他覺察到黨內有人為了顯示自己的“民主形象”、“開明形象”而不愿意講專政，有意無意地貶低無產階級專政，因而特地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的地位“不低于其他三條”。他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但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歷史上的階級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于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專政是國內斗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斗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28]

　　鄧小平總結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教訓，明確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為什么要有一條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只有人民內部的民主，而沒有對破壞分子的專政，社會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現代化建設搞成功。”[29]這是因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依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30]“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31]

　　江澤民也指出：“對國際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對敵對分子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分裂活動，對暴力恐怖活動，對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嚴重刑事犯罪，對殘害生命和危害國家政權的邪教，對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腐敗現象等，我們必須依法堅決予以防范和打擊，用人民民主專政來維護人民政權，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這個問題上，要理直氣壯。我們社會主義政權的專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還要加強。在這個問題上，切不可書生氣十足。”[32]

　　人民民主專政是“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事實證明，在當前條件下，人民民主專政確實是我們的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法寶。我國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是為實踐一再證明的客觀真理。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對于人民“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我國理論界不斷出現雜音。要求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實行所謂的“憲政”的種種言論屢見報端。記得2004年就有一場“民間修憲”的鬧劇，一幫子自由化分子十分活躍，又是召開研討會，又是上書中央，又是發表文章，中心意思就是要求把“人民民主專政”從《憲法》中刪去，改變我國國體，即改變我國政權的根本性質。這種輿論，一時間還頗為熱鬧。2008年年底，一批境內外自由化分子相互勾結，又炮制了一份所謂《零八憲章》，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等稱之為“普世價值”，要求我國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這類事情時隱時現，從來沒有停息過。最近，圍繞王偉光同志《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境內外勢力相互勾結，掀起了一場攻擊人民民主專政的風波，勢頭還不小。可以說，在我國改革過程中，尤其是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要不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始終是我們同敵對勢力進行斗爭的一個焦點。捍衛人民民主專政是一項迫切而現實的任務。

　　不可否認，在要不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上，在人民內部也有一些模糊認識，需要澄清。

　　有人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仿佛人民民主專政是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相矛盾的。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三個代表’意味著共產黨執政基礎的擴大，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出現的社會階層，都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現行憲法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等規定，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另一位“著名法學家”則認為，“現在已經不是階級斗爭為中心的時代，也不是一個階級專另一個階級政的時代，”再提人民民主專政就不妥了。“專政是階級對階級的專政，顯然它與‘三個代表’的精神不一致。”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其實是不值得一駁的。人民民主專政本身就包含兩個含義：對廣大人民實行最廣泛的民主，而對敵對勢力實行專政。當年毛澤東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33]經過50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級斗爭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人民的范圍和敵對勢力的范圍與1949年那個時候相比，都有很大變化，顯然人民的范圍在擴大，專政對象的范圍在縮小。但是毛澤東這段話的基本精神，仍然是適用的。共產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總不能代表那些一心想要推翻人民民主專政、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勢力的利益吧!現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情況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的確是擴大了，但不能把所有的人，不管是不是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都算作自己的執政基礎。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是無論如何不能作為我們黨執政的社會基礎的。既然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人民民主專政就仍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什么“不合時宜”的。

　　有人把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仿佛講專政就妨礙了人民的民主權利。據他們說，“公民權利高于一切”，因此必須把人民民主專政改為“人民民主憲政”。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強調民主與專政是統一的。他針對國內外關于“你們獨裁”的攻擊，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34]在階級社會里，“全民民主”是不會有的，對一個階級講民主，必然要對同它相敵對的階級講專政。在我國，只有絕大多數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夠對極少數敵人實行有效的專政;只有對極少數敵人實行專政，才能夠充分保障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權利。事情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今天，我們要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明確地、同時也是理直氣壯地回答那些企圖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自由化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如果不對反社會主義分子實行專政，聽任、甚至縱容他們起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人民就會喪失民主的權利。

　　看一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政局劇變、制度演變的悲劇吧!那時戈爾巴喬夫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反人道主義的、不民主的專制制度，“導致了專橫和無法無天”，要求“排除任何階級的專政”，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的支持、縱容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非正式組織”如雨后毒蘑菇般冒了出來，他們公開地舉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罷課，并在此基礎上成立反共政黨，逐步奪取政權(先是地方政權、后來是全國政權)，而共產黨則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指導下，不是針鋒相對地進行斗爭，而是一味妥協、步步退讓，最終釀成了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這一切恰恰是在“民主化”的旗號下發生的。然而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丟失了政權，就從根本上喪失了民主的權利。正是由于人民被剝奪了民主權利，社會主義制度遭到顛覆，俄羅斯在相當長時間里陷入了經濟下滑、政局動蕩、社會混亂、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普京明確指出，這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如果中國發生類似的事情，可以預料，其后果將更為嚴重。殷鑒不遠，我們應該認真吸取這個教訓。

　　有人舉出俄羅斯實行了多黨制、議會民主這一套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例，說俄羅斯走上了沒有專政的“民主”道路。那是騙人的，需要的時候拿出來掩人耳目，一到“要命”時刻，一切民主外衣都可以拋開。1993年10月“炮轟白宮”的事件，人們記憶猶新。當議會反對派威脅到葉利欽的統治時，葉利欽就出動部隊包圍議會大廈(“白宮”)，打死150多人，宣布解散最高蘇維埃，中止憲法。這不是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又是什么?

　　在階級社會里，沒有專政的民主，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對統治階級講民主，必然對被統治階級講專政。只有對奴隸實行專政，才能有奴隸主內部的民主;同樣，只有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才會有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客觀的、必然的現象，不過資產階級學者往往故意掩蓋這一點罷了。民主與專政，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誰也離不開誰，既沒有離開專政的民主，也沒有離開民主的專政。

　　有人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仿佛人民民主專政是與構建和諧社會相矛盾的。這是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極大誤解。我們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不僅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愿望，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對抗性的階級矛盾已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因而從性質上說，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的范圍內，通過民主的、協商的、說服教育的方式，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予以解決。在非對抗性矛盾占主導地位、基本上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沖突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有可能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

　　但是，這不等于說，人民民主專政就不需要了。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抗性的階級矛盾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其中少數反社會主義勢力同人民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敵我矛盾。敵我矛盾必須用專政的方法來解決。對敵對勢力實行專政，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和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只是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礎，要把社會和諧變為現實，還需要做艱苦的工作，還需要正確處理各種矛盾。應該看到，和諧狀態是動態的、變化的，而不是靜止的、不變的。一個矛盾解決了，實現了和諧，新的矛盾又出現了，又需要去解決。正是在不斷出現矛盾、而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與和諧才能得到鞏固和發展。和諧，決不是意味著維持現狀，更不是否認矛盾、掩蓋矛盾;恰恰相反，只有承認矛盾，并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才能實現和諧。不敢正視矛盾，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掩蓋矛盾，讓社會矛盾積累下來，就有可能導致矛盾尖銳化，甚至使本來是非對抗性質的矛盾向對抗性矛盾轉化，這樣就不可能建設和諧社會。可以說，承認矛盾并正確加以處理，則和諧關系存;否認矛盾、回避矛盾，則和諧關系亡。

　　我們只有通過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才能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果聽任矛盾積累和發展，尤其是聽任敵對勢力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不加以制止，那么必然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蘇聯那樣，政局動蕩、社會動亂、階級斗爭尖銳化，最終導致人民的政權遭到顛覆，社會制度發生演變，哪里還談得上什么“構建和諧社會”!

　　最后有一個問題需要說一下。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國體與政體的關系。我們在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同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區別時，強調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絕不搞三權分立，明確這一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就政治制度來說，國體是第一位的，政體是第二位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實現形式，相對于人民代表大會制，人民民主專政更是帶有本質性的東西。從當前斗爭的實踐來看，國內外敵對勢力不僅反對人民代表大會制，要求搞三權分立，而且把矛頭指向人民民主專政，并為此炮制了種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搞亂人們的思想。因此，聯系近年來敵對勢力制造的一系列事件，加強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宣傳和教育，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

　　【注釋】

　　[①]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列寧選集》，第3卷，6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⑥]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⑦]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⑨]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⑩] 習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

　　[11] 《列寧選集》，第4卷，第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

　　[13] 《列寧選集》，第4卷，第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

　　[14] 《列寧全集》，第41卷，第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版。

　　[15]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列寧選集》，第1卷，第6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 《列寧選集》，第1卷，5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 [美]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162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20] [美]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164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21] [美]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167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22] [美]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169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23] [美]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第176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4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5] 《列寧選集》，第3卷，第1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6]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02、15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 《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222、2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3]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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