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王磊光博士的返鄉筆記之后，老田也有很多同樣的感慨。老田在王博士文章的基礎上，展望一下三十年來的社會變革及其拉動的人心變遷，也算是對自己從職業農民進城后的經歷，做一點反思。這應該不算對王博士的文章“強作解人”，而是受到王博士的激發，抽時間回望一下自己的“來時路”。

　　在朱镕基任上，企業用工制度改革中間，通過買斷工齡方式逐步地取消了正式工待遇，全國體力勞動者趨于“農民工”待遇;配合大學擴招政策，白領崗位的候補群體人數以十多倍的規模增加了，但是，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而增加的中高端就業機會卻不多，導致中高端勞動力市場上的惡性競爭——數十個候補人群競爭一個崗位，結果當然是細分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水平的急劇下降;在中高端勞動力市場價格下降的同時，遭遇到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的“定向剝奪”，結果，中高端就業市場上，不僅工資水平趨于下降，而且生活成本特別是房價居高不下，一個人想要成為那種經濟上小康水平的白領，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朱镕基改革的綜合后果是：閑不住的社會底層成員，現在愿意付出空前的努力想要爬上社會上層，結果卻發現爬上去的路，越來越走不通了，這種新型的社會流動壁壘，本文命名為“朱氏階級壁壘”。

　　一、藍領工作崗位上“農民工待遇”的普遍化

　　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中國沒有發生全面的無產階級化，而是出現了空前規模的半無產階級化，數量巨大的“農民工”就是這樣一種歷史現象。據2014年統計公報數字：“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253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39310萬人。……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馬克思曾經預言，整個社會越來越分化兩大對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是，這個趨勢僅僅在中心資本主義國家得到驗證：例如美國有著較高的勞動者無產化比例，外圍資本主義國家則不然。

　　與大規模的“農民工”群體數量相對應，中國的“春運”規模也龐大無比，這是空前引人注目的歷史和社會現象——數以億計的人口在春節前后密集地往返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王磊光博士看到了：“過年回家那種路途的遙遠，時間的漫長，激烈的競爭，擁塞，以及不安全感，讓我對‘男兒有志在四方’的觀念產生了極大厭倦。”“對比動車高鐵與普通火車，很容易就能發現這里面的階層差別，生活方式的差別。而且你還能夠感覺到，底層人的心理，比我們想象的要樂觀得多，健康得多。底層的狀況雖然普遍很糟糕，但是大家還是很聽話地活著，這里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的時候，還有家園可以退守。”

　　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指出：在外圍國家維持較高的“半無產化”比例，則是一個普遍現象。他在《歷史資本主義》一書中間指出：“幾乎每一個被納入世界經濟的新地區所建立的實際報酬水平，都處于世界體系工資水平等級的最低一級。完全的無產者家庭在這些地區幾乎不存在，它們的發展也得不到鼓勵。相反，殖民地國家(以及那些處于被納入地區的經過改組但未正式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國家)的政策都是為推動半無產者家庭的產生而設計的，如我們已提到的，從而把工資水平維持在盡可能低的起點上。典型的國家政策包括稅收機制，它迫使每個家庭都加入某種工資勞動，與此同時，對家庭成員的流動施加限制或迫使他們分離，這樣，大大減少了完全無產階級化的可能性。”

　　工業化的進步，會把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第二三產業去就業，中國近三十多年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業已把中國大多數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了。但是，這一大批生于農村并在城市勞動的勞動力，卻發現自己既進不了城、又回不了鄉，身在城市卻心在家鄉。

　　除了農村勞動力之外，自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進行國企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不是把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報酬水平提高到城市單位的“正式工”標準，而是反過來，把正式工的報酬水平壓低到臨時工的標準。這其實就是朱镕基的企業改革“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目標，由國企對正式工給予保護的各種體制性因素，在短短幾年之內就拆除干凈了，城鄉戶口差異就不再成為就業和社會分化的因子。至少從國企員工雇傭化目標實現之后，戶籍對于個人社會地位的影響就逐步地接近于零了。

　　在朱镕基改革之后，一個體力勞動者崗位上的收入和福利下降了，這固然是一個普遍趨勢，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體力勞動者還面臨著政治和社會價值維度上的雙重剝奪，其尊嚴和最低限度的面子得不到尊重。結果，掙脫底層、不再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努力，不僅有著經濟上的理由，還有著充分的政治和社會理由，為掙脫底層所愿意支付的代價反而空前提升了，這導致社會底層的父母為子女教育付出了更高額的無效投資，這最終引發一個“合成謬誤”——大家共同支付了巨額的學習成本卻改變不了自身的階層地位。不過，掙脫底層的愿望和努力，并沒有因此而降低，反而成為大學擴招的持久動力，正是在這個普遍的“掙脫底層”的強烈愿望之下，底層成員父母所支付的大學教育費用平均水平和總數量都急劇提升了。

　　二、白領崗位的報酬狀況及其影響因子

　　對于“朱氏階級壁壘”形成過程及其主要后果的認識不足，導致很多自由派學者長期把眼光錯誤地盯在所謂的“戶籍壁壘”“城鄉二元結構”上，不能夠及時地識別出新的時代變化的內在原因，由此作出極端錯誤的判斷和政策建議。

　　作為朱镕基改革系列政策的“非預期后果”，一個中國公民要爬上中產階級地位，更難了。雖然前前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試圖在中國推行“全民國家全民黨”轉型，重構執政的階級基礎，把底層之外的階層塑造為新的執政政治基礎;而朱镕基也表示要“壯大中產階級”來培育中國的橄欖型社會，但是，與這些大人物的善良愿望相反，中國的階級壁壘已經空前強大和頑固，一個底層成員想要爬上中產地位，其壁壘到了難以逾越的地步。

　　朱镕基任上系列政策，對于階級流動壁壘形成作出貢獻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個方面：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來扶持、過剩的大學擴招、加入WTO之后的產業分工和就業結構。

　　加入WTO之后，中國以更高的速度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并固定在加工裝配的末端，產業鏈和相關的價值鏈分配中間，中國獲得補充水平下降。加以國家市場以空前的速度對外開放，同時搭配對本土資本的歧視性政策，較快地造就了外資在本土市場上的優越地位。前者使得中國中高端就業市場崗位需求不振，后者意味著中高端管理和技術崗位不對本土就業開放的企業份額增加，合計的后果是與工業化進程相比較，缺乏真正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

　　房地產三頭同盟的形成，肇源于朱镕基的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須要在炒高地價之后，才能夠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土地財政是高房價三頭同盟的起點。也是在朱镕基任上，出臺相關政策要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來扶持，結果是出臺政策禁止單位福利分房和自建住房。在大革命年代曾經有過“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在朱镕基任上，出現了“一切級差地租都必須經過地產商之手”的系列配套改革;其中的兩大要點是：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財政需要追逐炒高級差地租的目標，同時禁絕單位自建房和福利分房。

　　而大學擴招之后，一方面帶來整個社會的教育成本極高地拉升，同時，等待在中高端就業市場上競爭就業機會的候補人群數量空前增加，結果，極大地惡化了供求關系，得益于中高端就業市場上的惡性競爭，非常迅速地把白領職位的工資成本壓低到農民工水平。

　　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巨大不同在于：大學生在城市就業和生活，往往傾向于斬斷自身與農村的聯系，也就是說，大學生與農民工的區別在于“無產化”和“半無產化”的區別。一個大學生通常想要通過個人奮斗，去抹平“無產化”和“半無產化”之間的高成本，這不說不可能，至少成功率不太高。

　　對于那些農村大學生而言，不僅大學教育費用成為一種難于收回的過度投資，而且還要完成自身賦予自己的“無產化”任務，王博士看到農村“有兩類家庭，他們處于最困難的境地，卻往往被忽視。一類是孤寡老人。一類是舉全家之力，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庭。”“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這些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都在經受著教育收費的最高峰，沒有哪一坎能夠躲過。并且二十多年來，農村稅費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夠交稅。大人內外應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為滿載家庭希望的大學生，畢業之后勉強找到一份餓不死的工作時，又面臨著結婚、買房等種種壓力?？梢哉f，幾乎每一個農村的80后大學生，都是以犧牲整個家庭的幸福為代價來讀大學的。但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畢業后沒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讓年邁的父母繼續陷入困頓之中。”

　　三、詭異的農村婚姻市場和人情往來

　　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把經濟學的規則用于分析一切人類活動，連婚姻和家庭也納入其中，這種趨勢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不過，某種程度上，供求關系確實有著重要作用。

　　在1970年代末期開始，掌權的鄧小平實施極端的“一胎化”政策，導致更多持有“養兒防老”“傳宗接代”思想的農村居民的對策性變化：想盡一切辦法生養一個兒子而不是女兒。雖然醫療衛生部門嚴厲禁止胎兒性別鑒定業務，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份殷切需求總能夠找到其供應商，綜合后果是清楚的：許多農村縣份嬰幼兒性別比高達120以上，這意味著每一百個女嬰對應著120個以上的男嬰。

　　男女比例的失衡，肯定要影響到婚姻機會和談判條件，女方家庭可以借此索要更多的彩禮，或者直接地為女兒找一個更為富裕的對象，這些“理性的算計”現在比以前有了更為切實的可能性。相應地，一個男青年想要獲得結婚機會，也就需要準備更多的財富基礎。早兩年老田回家，閑談中間叔父感嘆“人情趕不起”“負擔重”，他舉例說村里某家兒子結婚，其女婿家送“份子錢”高達兩萬元，這個越來越重的“人情債”，也內在地與男女比例失調的婚姻市場狀況，勾連在一起。

　　賀雪峰教授有著多年的農村調查經驗，他發現在鄉村“人情往來”中間，那些處于政治和經濟上層的家庭，較為熱衷于興辦各種“夸富”性質的面子競爭事務，這些有關面子競爭的“夸富”現象，能夠實現一個功能性的作用：把鄉村居民劃分為“有面子”和“無面子”的兩個不同群體。換言之，鄉村的“人情債”越來越超過多數人的收入水平，目的是為了維持一個隱形的社會分層功能，把少數上等人從大多數人中間區分出來，并接受相應的輿論和聲譽好評，那些獲得中差評的家庭就相應地處于較低的社會階層上。在面子競爭中間，其對于社會分層的功能性作用，決定了多數人的努力永遠低于期望水平，這是一種其持久作用的內部推力，讓那些鄉村勞動者不得不一年又一年地往返鄉村和城市中間，即便是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質條件已經達到，也停不下來，永遠也望不到出頭之日。

　　王博士指出：“農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婦越來越難。一來，中國男多女少的現狀決定的，而且，農村稍微長得好看點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市里去了，愿意嫁在農村的女孩子越來越少。二來，農村青年討媳婦需要具備的物質條件很高，現在普遍的一個情況是：彩禮六到八萬，房子兩套：在老家一棟樓，在縣城一套房。這個壓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討老婆的壓力要小。”“只要是哪一家有適齡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謂絡繹不絕。這在鄉村已經成了一門生意，農村說親，幾乎到了‘搶’的地步。如果初步說定一個的話，男方至少要給媒人五百塊，最終結婚的時候，還要給上千的報酬，有的甚至要給到兩三千。”

　　當然，與體力勞動者崗位遭遇到經濟和政治社會三個方面的剝奪一樣，掙脫底層的愿望一樣會在婚姻市場上起作用，在畸形的男女性別比基礎上的畸形婚姻市場上，底層的婚姻機會和穩定性都將要接受得嚴酷的挑戰，這對于男性而言是一種“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與普通民眾傾家蕩產送子女上大學的愿望一樣，希冀通過婚姻來改變階層身份的努力會空前強烈，由此，社會上層男性成員的婚姻機會(或者更直接地說“性資源”)，則處于求大于供的“買方市場”狀況。

　　對于底層社會男性成員而言，爭取一個結婚機會，就如同爬上社會上層目標一樣艱難，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并犧牲自己所珍視的各種社會價值，就是絕對必須的了。必須拋棄家庭、離開家鄉去城市掙更多的錢，這已經成為廉價勞動力再生產鏈條上不可或缺的環節。

　　四、費孝通“蘇南模式”預言的破產

　　鄉鎮企業的繁榮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這激發了費孝通老先生的學術想象力，他看到了超越西方工業化道路的新途徑，高度點贊那種“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進程，希冀有可能走出“早年西方的工業化那樣形成工農矛盾和城鄉對立”，他說“鄉鎮工業始終是以繁榮農村經濟為目標，充分利用最基層的集體經濟力量和豐富的勞力資源，從農村的‘草根’上興辦起來的。這種‘草根工業’，不僅沒有損害農業和剝奪農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農相輔和城鄉協作。” (P299)

　　費孝通原來指望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隨著鄉鎮企業私有化過程的完成，結果煙消云散了。而殘留的華西村這樣的另類實踐，則是抵制了這個鄉鎮企業私有化改制過程的結果，因而依然能夠為本村村民提供就業、福利和可觀收入。在華西村之外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去外地打工成為社會底層，而農村的土地被大量拋荒，城鄉對立和工農對立還有必不可少的階級對立，就這樣更大規模地回來了。

　　相對價格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市場中間引導人力、物力和資本和流向，這三種生產要素都在市場中間追逐更高的收益而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就是一個農村的土地、資本和勞動力不斷地轉向“非農部門”利用的過程。溫鐵軍教授長期提醒學界注意：由于農業比較利益低下，人財物的一般流向是從鄉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商業。

　　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村，既有外部高收入的吸引，也有內部高支出的壓迫，這兩者共同決定了一個農村勞動力的擇業方向。追逐城市和工商業中間更高的勞動報酬而離開農村，這可以稱之為“外部拉力”起作用的機制;而因為日益高增的最低支出的壓力，而不得不離開農村和農業，則可以稱之為“內部推力”機制。

　　第一代農民工主要是出于對“拉力”的響應，而離開農村和農業;而第二代農民工則更多地是出于對“推力”的響應而離開農村的。相比較而言，第二代農民工與鄉土的聯系更為松弛，也較少響應農村的傳統。

　　第一代農民工從農村長大，在農村和農業中間完成自己從生物個體成長為社會人的“社會化”過程，鄉土傳統和價值是內在于其心靈深處的。而第二代農民工身上，則更少受這些“鄉土傳統”的羈襻。

　　“我覺得當前農村的親情關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輩建立的關系在維系著。在老一輩那里，這種關系處在一種相對穩定的時空里，但對于年輕一代來說，大家的關系早已被現實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眾多表哥，小時候一起上山捉鳥，下河摸魚，關系好得不得了，但這一二十年年來，他們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讀書和工作，一年最多在過年的時候見一次，平均下來還沒有一次，因為他們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要在親戚家吃飯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現在大家都騎著摩托車拜年，去親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東西，客套幾句，就要離開了。平時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沒有來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為了親戚間互相走動，饋贈禮物，交流感情，而只是為了完成傳統和長輩交代的一項任務。”“如果老一輩都不在世了，新一輩的聯系也就慢慢斷了。”

　　馬克思看到了資本改造社會的力量和后果，他在《共產黨宣言》中間說：“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卡爾·波蘭尼在那本著名的《大轉型》中間說，資本主義把土地、貨幣和勞動者都改造成為商品，讓這些范疇按照其價值形態在市場上得到評估和使用，但從根本上損害了這三者的“使用價值”，預言(或者說期待)將會有“對沖運動”來反抗這種有害的商品化趨勢，保衛社會或者人本身。

　　對于“對沖運動”的期待，恐怕不容樂觀。人為了生存需要一些資源，這個方面有其上限，農村地區一個月一兩千塊的工資，確實就能夠滿足;但是，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間，如面子競爭那樣的社會性需要也是經常存在的，這個“非必需品”的獲取則是永遠高出大多數人奮斗上限的，王博士的同學們說愿意回家鄉并接受低工資的工作，這只能是說說而已：“如果能在家鄉找一個兩千塊錢的工作，就回去算了。還有一個說：能找個一千塊的工作，我這邊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有一個打工者說：我真希望鄧小平沒有搞改革開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人們珍視親情，想要和親人團聚的愿望，始終被無節制的競爭壓制著，無法成為行動的動機，這才是更為真實的現實，是廉價勞動力再生產的關鍵社會鏈條。應該說，在人均收入上升、基本生存需要普遍滿足之后的階段，勞動力再生產鏈條中間，“非必需品”競爭需要對于勞動力再生產體制的維持作用，更為顯著。

　　資本社會要求人們成為合格的雇傭勞動者，要永遠地追逐實現不了的高收入目標，無限制把自己保留在勞動力市場上任憑挑選，為此不得不付出內心很珍視的親情和其他一切無法轉換為貨幣收入的東西，王博士感嘆：“如果一個人為了生存，連愛父母愛子女的機會都被剝奪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愛別人，愛社會，愛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錢的標準來衡量別人的價值?所以我想說：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

　　實質性的情感需要和人際交往，反而少了，而形式上的“人情債”往還，反而多起來，這很接近于那種沒有收益的投入，很有可能，將來某一天，我們所珍視的鄉土傳統就是這樣絕滅的。

　　一種實質性的情感交流反而是在例外場合出現的，王博士文章說“社會學者經常用‘原子化’來形容今天農村的現狀，說白了就是農村原有的那種共同體已經消失了，人與人之間不再像原來那樣有著密切的關系和交往，不再像過去那樣每到過年的時候相互串門，集體上街玩等等。而為死者守喪和送葬，在農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團聚和交流的一個契機。這也是我在家鄉看到的唯一能夠讓大家團聚的方式。”

　　春節過完了，那些“半無產化”或者“無產化”的鄉村勞動力，不管是白領還是藍領，又該上路了。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引文均見王磊光新浪博客：《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究竟看什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802c20102vg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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