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澤東思想成為黨領導人民團結戰斗的旗幟
上面，我們簡要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關于中國人民革命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不過，在這里，我們還有必要指出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并不是一經形成，就為全黨所接受的。如果說，毛澤東思想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開始形成，那么，恰恰是在這個時期，“左”的錯誤指導方針曾經多次在黨中央占據支配地位，而堅持正確意見的毛澤東卻一再受到壓制、批判乃至不公正的處理(包括受黨內處分，被調離重要的領導崗位等)。這說明，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要全部走上正軌，僅僅有少數人的覺悟并不夠，還需要有多數人的覺悟。因為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個人或少數人提出的正確思想只有被多數人尤其是黨的領導層中的多數人所承認所接受，才能成為黨的意志，成為黨領導人民團結戰斗的旗幟。
當正確意見一時不能為多數人接受的時候該怎么辦呢?周恩來指出，“要想把領導者的覺悟、領導者的智慧變成群眾的力量，需要經過教育的過程，說服的過程，有時需要經過等待的過程，等待群眾的覺悟”。“當然這個等待過程是痛苦的”。他講到，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的許多正確意見，如關于在我們的力量小的時候，不應該打大城市，而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的意見，中央和黨內許多同志就不贊成。他只好等待，并且在等待的過程中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工作，直到這些意見被多數人所接受。
為什么毛澤東的正確理論最終能夠為多數所接受，并且被黨確定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呢?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至少是由于具備了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靠實踐的教育。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黨內不存在一個自覺維護某種錯誤思潮的特殊利益集團。所以，凡是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意見，終歸是會被全黨所接受的;而凡是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意見，也終歸會被全黨所拋棄。這正是黨具有偉大的生命力的一種表現。陳獨秀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和五屆中央領導機構的主要負責人，曾經在黨內享有很高的權威，他的投降主義路線一度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但大革命一經失敗，他的錯誤就受到黨的八七會議的清算，而他本人也離開了黨的領導崗位。王明由于搬弄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嚇唬人，由于有共產國際作為靠山，在黨內的政治聲勢一度也是很盛的。但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遭到的嚴重失敗這個事實教育了黨，這樣，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也就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正是因為全黨在實踐中受到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教育，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才得以確立，而以他為代表所提出的正確理論才被全黨所承認和接受。
第二，靠深入的理論工作和黨內教育。
毛澤東認為，黨內的“左”右傾錯誤主要是由認識上的偏差引起的。為了肅清“左”右傾錯誤尤其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的影響，提高廣大干部和黨員群眾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的自覺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強黨內教育。
基于這種認識，在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集中精力去研究黨在前兩個歷史時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加強黨的理論建設。1935年12月，他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對黨的政治策略方面的諸問題作了最完整的分析，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從而系統地解決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問題。1936年12月，他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通過總結紅軍歷次反“圍剿”戰爭的正反面經驗，系統地說明了黨的軍事戰略方面的問題。這部著作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1937年7月和8月，他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從哲學的高度總結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深刻地闡明并進一步發展了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從理論上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統的發揮。這些著作的發表，幫助廣大黨員尤其黨的干部提高了對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認識，增強了識別政治上、思想上的重大是非和抵制“左”右傾錯誤傾向的能力，對保證中國革命沿著黨的正確路線前進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還創造了整風運動這種形式，使全黨同志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以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為主要內容，目的是幫助黨員尤其是黨的干部自覺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個唯物主義的思想原則、思想方向、思想路線。1943年冬季，黨的高級干部開始了對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線斗爭的學習，通過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進一步統一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認識，并在這個基礎上，由1945年召開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形成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說過，在黨的歷史上，有過反對陳獨秀路線和李立三路線的斗爭，這些斗爭是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是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二是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與以往采取過的那種懲辦主義、過火斗爭的錯誤做法相對立，毛澤東強調：“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在這個方針指導下開展的這次整風運動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功，就是使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干部統一了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對毛澤東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認識，并在這個基礎上達到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高度的團結一致。這樣，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所通過的黨章就正式規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據考證，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是王稼祥。他在1943年7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國民族解放的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同年8月，周恩來在延安歡迎會上的演說中指出：“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共產主義不但適用于中國，而且它經過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運用和發展，已經和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中國人民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而成為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共產主義了”。1945年5月，劉少奇在《論黨》這部著作中對毛澤東思想作出了系統的闡明。他指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它是站在無產階級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體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概括中國歷史、社會及全部革命斗爭經驗而創造出來，用以解放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理論與政策。”正因為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已經在斗爭實踐中得到證明，它被黨的七大確認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也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了。
中國革命的基礎是很深厚的，人民的革命要求是極其強烈的。一旦有了正確理論的指導，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潛力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和有效的運用，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就成為不可阻擋的了。如果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由于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所有的斗爭都以失敗而告結束的話，那么，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人民革命的結局就根本不同了。我們用八年時間就打敗了東方頭號帝國主義強國日本，贏得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完全勝利;接著用四年的時間又推翻了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奪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全國性勝利。歷史的事實有力地證明，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確實是中國人民斗爭的偉大的、勝利的旗幟。
五、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勝利的旗幟。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如同毛澤東思想那樣，起過如此巨大的動員群眾、改造社會的革命作用。
1981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理論之所以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是因為毛澤東對它的形成和發展起了主要的作用，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于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第一，實事求是，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實事求是是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是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的思想基礎。毛澤東歷來認為，中國革命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是不能勝利的，但是不能離開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注重對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對革命實行正確的指導，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里去。
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的頭腦里固有的，它只能是來自革命的實踐。毛澤東在他的哲學著作和其他許多包含著豐富哲學思想的著作中，通過總結中國革命的豐富的經驗教訓，著重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特別強調充分發揚根據和符合客觀實際的自覺的能動性。他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全面地系統地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認識的源泉、認識的發展過程、認識的目的、真理的標準的理論;指出正確認識的形成和發展，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的多次反復;指出真理是同謬誤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真理是不可窮盡的，認識的是非即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最終只能通過社會實踐來解決。毛澤東及其戰友正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長期的中國革命的實踐過程中，在黨和人民集體奮斗的基礎上，概括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獨特的經驗，形成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即毛澤東思想的。
毛澤東深入地闡述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統一，而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人們為了獲得科學的認識，不僅要研究客觀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對于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因此，不能把辯證法看成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須把它同實踐、同調查研究密切結合，加以靈活運用。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正是巧妙地運用了唯物辯證法，注意揭示事物發展的特殊規律，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并由此使這個理論在中國獲得了創造性的發展。
毛澤東思想既然是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并得到了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表現形式、運用形式和發展形式，那么，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它的一個根本點。如果離開這個根本點，那就沒有毛澤東思想，更談不上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理解和科學闡釋了。
第二，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為人民群眾謀利益，這是黨的全部活動的基本出發點。離開了人民，黨的一切斗爭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為了辦好人民的事業，黨必須制定并實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認識來源于實踐，而實踐的主體是群眾。黨對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正確認識離不開實踐經驗的積累，離不開向群眾的學習。毛澤東一再講述過“只有先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這個道理，講述過自己在從事社會調查時，是如何恭敬勤勞地把那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等等當做自己敬愛的先生，虛心地向他們學習經驗的。他認為，要真正調查了解中國的情況，“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歷史是群眾創造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民群眾的創造者這一原理系統地運用于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路線，這是黨得以在艱苦的環境中堅持戰斗，使自己逐步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關鍵。毛澤東反復地強調，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我們依靠人民群眾，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群眾，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任何敵人最終都壓不倒我們，而只能被我們所壓倒。
為了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澤東認為，黨必須將群眾中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到群眾中作宣傳，使之堅持下去，再到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只有如此循環往復，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才能一次比一次更正確，黨的事業才能一天比一天更發展。
把群眾路線當做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根本點。
第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依靠人民群眾，其必然的結論，就是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是毛澤東在處理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出，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中國人在民族立場上有過兩種錯誤觀念：在義和團事變前，排外的觀念占上風，其后，懼外的觀念占上風。有鑒于此，“我們應一方面加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決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學習人家長處，并善于與人家合作，但決不是懼外媚外。這就是正確的民族立場”。
毛澤東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忠誠的、徹底的愛國主義者。在維護中國人民和中國民族利益的問題上，他從來都明確、執著、堅決，不曾有過半點含糊。為了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爭取民族獨立，他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他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個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出發，揭示了站在人民對立面的帝國主義的外強中干的本質，教導人們必須樹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思想，必須在戰略中藐視它們、同時又在戰術上重視它們。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必須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盲目的排外主義。中國革命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們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爭取外援，特別需要學習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益的先進事物。
無產階級的事業在本質上是國際性的事業，它需要學習外國革命的經驗。但是，既然只有從中國實際出發來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別國革命的經驗時，中國革命才能勝利，那么，中國共產黨也就必須獨立地對中國革命負責，必須自主地制定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而作為這種結合的產物的毛澤東思想，不僅以新的理論、新的觀點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而且使我們民族的優秀的文化、思想、道德也由于充實了新的時代內容而得到了升華。正因為如此，對于中國人民來說，馬克思主義就不是一種從外部強加給他們的思想，它由于扎根于中國的大地而成了他們所需要的、同時又是他們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和可以掌握的精神武器;而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能夠充分代表中國人民意志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成了中國“最民族化的政黨”。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同其他國家的革命事業是相互支援的。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地必須依靠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奮斗。毛澤東歷來強調，必須實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而自力更生的根本含義，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即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中外反動派。在反動派的嚴密包圍與封鎖下，在同國際革命力量在物質方面的聯系基本被切斷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正是依靠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才得以生存、發展并逐步贏得勝利的。
由此可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根本點。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內涵、歷史特點、歷史地位的論述，是完全符合實際的，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
有的論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持有特殊的見解，認為：實用主義因素、民粹主義因素和道德主義因素的滲入，似乎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在中國傳播發展中最值得重視的幾個特征。它在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選擇、判斷、接受、運用中，亦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反射出了在象中國這樣的農民國家和傳統文化心理結構中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和命運。按照這種說法，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由此在中國獲得了創造性發展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特點或者最重要的幾個特點，正是馬克思主義與農民意識、與傳統的封建文化思想的結合，與實用主義、民粹主義、道德主義這些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反馬克思主義思想因素的結合，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作為這種結合的產物，就不能不是、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背離或者扭藍。
論者說明，提出上述論點，是為了使人們“能更自覺地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這個意思誠然不錯。但是，有必要指出，由于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際過程，經不住歷史的檢驗，這些論點在理論上既不能成立，在實踐上更無助于人們正確地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毛澤東思想。
下面我們就來分別地對這些論點進行一些分析。
(一)毛澤東思想是否具有“實用主義因素”?
的確，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一開始就是被當做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而被接受的。問題在于，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種實踐的品格，是不是就意味著走向實用主義呢?馬克思說過，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強調自己的實踐性，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難道為了同實用主義劃清界限，人們必需把馬克思主義當做與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革命實踐不發生關系的“純粹”的、抽象的學理來研究嗎?
事實上，在構成馬克思主義與實用主義相區別的基本點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與實用主義相對立的。
實用主義者把主觀臆想的所謂“純粹經驗”當做世界上最根本的東西，否認有獨立于經驗、感覺之外的客觀存在。毛澤東反對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他認為，人的認識對象是客觀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他把那種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或將局部經驗絕對化的人稱作主觀主義者，因為“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他指出，這種主觀主義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共產黨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
實用主義者認為“有效的”、“能滿足我的需要的”就是真理，否認真理是觀念對于客觀世界及其規律性的反映。毛澤東反對這種真理觀。他認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理論”。我們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由此可見，不注意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上述基本論點，僅僅因為他們重視實踐、重視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就認定他們具有實用主義傾向，這是沒有說服力的。
論者提出的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有實用主義因素滲入的主要論據，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時，把重點放在了唯物史觀尤其是其中的階級斗爭學說方面。
我認為，這種說法仍然不能證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滲入了實用主義因素這個命題。因為：
第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一開始所接受的就是完整的馬克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而不只是它的個別部分即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5月)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他的歷史論、經濟論、政策論，即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統一。楊匏安在《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1919年11月-12月)一文中指出：“馬氏以唯物史觀為經，以革命思想為緯，加之在英美觀察經濟狀況之所得，遂構成一種以經濟為主的世界觀，此其所以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也。”蔡和森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1921年2月)一文中也指出：“馬克思的學理由三點出發：在歷史上發明他的唯物史觀，在經濟上發明他的資本論，在政治上發明他的階級戰爭說。三者一以貫之，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這說明，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中，馬克思主義已經具備相當完整的形態，并且獲得了基本正確的闡明，雖然其中的一些論述還不深入，某些方面甚至還有錯誤。毛澤東也是如此。后來他更明確地講過：“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階級斗爭理論，這也是很明白的。
第二，在實際斗爭中，“我們有時把社會生活中某個最復雜最重要的問題提到首位，有時又把另一個最復雜最重要的問題提到首位”。與此相適應，在不同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部分也就分別地被人們所強調。在當時，中國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和著重地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這是十分自然的。如前所述，毛澤東確曾說過他讀了《共產黨宣言》等書后“只取了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這樣的話。對此，有的論者已經指出，“這段話里，只取‘階級斗爭’四個字的說法，不能認為是很準確的概括”，因為馬克思自己就講過，“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馬克思之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論述過這個問題了。“盡管如此，毛澤東這段話想要表達的意思還是明白的和正確的，那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中國社會具體的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進行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而在實際上，毛澤東也并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只取階級斗爭四個字”。在中國革命經歷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反復之后，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了幫助人們掌握正確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曾經用很大的精力來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并且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著作。而在中國進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以后，他又曾經用很大精力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并且寫了讀書筆記，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見解。很明顯，毛澤東是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并且與這種實際相結合，來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決不是實用主義地，用階級斗爭理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
第三，恩格斯曾經說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個最大的發現。正因為有了這兩個發現，社會主義才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列寧在講到怎樣認識錯綜復雜的階級社會的歷史和現狀時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他要求馬克思主義者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來考察階級社會的有關問題。從恩格斯、列寧的上述看法，我們可以看到，唯物史觀與階級斗爭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本來就占有重要的基礎性的位置。這些理論曾經在幫助中國革命者制定正確的革命綱領、路線、方針、政策方面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這更是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由此可見，重視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尤其是在革命時期予以特殊的重視，這決不是把實用主義因素滲入到馬克思主義里面去，從而扭曲馬克思主義，而恰恰是正確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陣地。值得注意的是，當著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澤東就及時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并且提出“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經濟、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的任務。這說明，他是歷史地看待階級斗爭問題的。隨著歷史的發展，他已經不再把階級斗爭問題置于視野的中心位置了。1957年以后，他重新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看作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由于他對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中國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之后的政治形勢作了不恰當的估計，并不是由于什么實用主義因素在起作用。在這以后犯的“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嚴重教訓無疑應當認真總結，但這不是加上實用主義因素的滲入這幾個字可就可以達到目的的。這樣做，實際上是把復雜的問題過份地簡單化了。
(二)毛澤東思想是否具有“民粹主義因素”?
的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農民問題給予了特殊的重視。他們指明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并且規劃了發動和組織農民進行勝利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路。問題在于，重視農民，是不是就意味著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走向了民粹主義呢?事實上，農民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中從來就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國民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農民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農民問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是不言自明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重視農民，不注意解決農民問題，那就從根本上脫離了中國的實際，也就根本談不上以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了。難道為了同民粹主義劃清界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疏遠農民，疏遠農村，而以主要精力在城市從事工人運動嗎?
民粹主義是19世紀后期發生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它是具有特定的涵義的。
民粹派否認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的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歷來不贊成這種觀點。他認為，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相比較，資本主義是一種進步的生產關系。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并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并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于帝國主義，而有利于中國人民”。正因為如此，毛澤東主張把保護民族工商業，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從中國所處的特定社會歷史環境出發，他指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當時中國所要做的事情，不是立即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走“節制資本”的路。對于民粹派企圖在小生產的基礎上走向社會主義的觀點，他不止一次地作過明確的批判0 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憲》的信中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1927年以后的一個相當長時間里，中國革命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農村，但“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當著民主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時，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及時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并且從原則上規劃了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途徑。這說明，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他都是反對民粹主義的。
民粹派否認產業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把農民看作天然的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歷來反對這種觀點。他強調，中國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才能成為勝利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大革命時期，他熱情支持農民運動，同時主張要“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1927年革命失敗以后，當他以主要精力在農村中發動農民進行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時候，他就強調加強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重要性。他所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深刻地闡明了在農村環境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和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設，必須首先和著重進行思想建設，注意用無產階級思想來糾正和克服黨內和軍內的農民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除了重視對農民出身的黨員進行經常性的無產階級思想教育以外，他在抗日戰爭時期還創造了整風這種形式來系統地改造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在土改中，他明確指出：“我們贊助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為了便于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迅速地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絕對的平均主義。”“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的平均主義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經以他為首的黨中央審定的《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還指明了“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就是這種“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在接管城市時，以他為首為黨中央多次強調，決不能以小生產者的觀點看待城市，處理城市工作中的問題。這是結合革命實踐，改造農民思想，注意把他們引導到無產階級思想軌道上去的兩個突出例證。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明確告誡全黨，為了實現從農業國到工業國、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就是在農業合作化以后，他還多次講過，農民終究是農民，他們仍然具有兩重性。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農民，仍然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很清楚，盡管毛澤東高度重視農民的革命作用，充分估價他們的革命潛力，熱情謳歌他們的革命精神，但是，他從來沒有象民粹派那樣，把農民看作是天然的社會主義者，崇拜他們的自發性。
由此可見，在構成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區別的基本點上，毛澤東都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而與民粹主義相對立的。無視上述基本事實，不征引他的上述言論，似乎他從來就沒有對民粹主義作過明確的批判一樣，僅僅根據他重視農民，曾經號召革命者到農村去，就判定毛澤東思想具有民粹主義因素、民粹主義傾向甚至簡直就是民粹主義，這種論證問題的態度，不能認為是嚴肅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當然，長期在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村環境中進行活動，不能不給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設帶來一系列的困難，比如黨內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量存在，許多黨員的眼界受到局限等等。但這些情況的發生，取決于黨在當時面臨的客觀環境，而不是由于黨的指導思想中滲入了民粹主義因素。依靠斗爭的鍛煉和黨內的教育，許多出身于農民的黨員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使得黨即使主要在農村環境中活動，也仍然保持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這是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
(三)毛澤東思想是否具有道德主義因素?
所謂道德主義?這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這里似乎是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開始就“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這意味著使社會主義革命和階級斗爭具有了某種倫理的道德的性質和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視思想意識、倫理道德、文化批判、人的改造等意志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特色”。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確定自己的奮斗目標和革命策略時所依據的，究竟是歷史的邏輯還是倫理的原則，是對時代特點和中國的社會性質、階級關系、斗爭形勢的認識、還是抽象的道德標準?只要研究一下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這個問題是不難弄清楚的。
前面已經講過，中國的先進分子曾經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真誠擁護者，他們轉而信仰科學社會主義，并不是因為它曾經約許將按照普遍的愛的原則在人間建立“天國”，而是因為它揭示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確定了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之后，他們仍然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認為中國革命應當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盡管他們宣布最終是要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但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們仍然主張區別對待兩種剝削：消滅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制度，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試問，在這里起作用的，難道不是對于歷史的冷靜觀察和科學判斷，倒是什么抽象的“道德主義因素”?
馬克思主義肯定存在對意識的決定作用，同時承認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馬克思主義主張對社會進行革命的改造，同時認為社會的改造也必然伴隨著人的改造。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列寧在《怎么辦》中也說過，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從工人運動中自發產生的，必須把它“灌輸”到工人中去。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從來就是重視思想意識、重視人的改造的。顯然，這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什么道德主義。中國共產黨人注意這樣做，正是遵循了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離開馬克思主義、走向道德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共產黨員應當具有自覺的革命意識、集體主義的精神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等等，這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而且，這種思想改造是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進行的，并不是封建時代的士大夫所提倡的那種脫離人民群眾實踐的修身養性、閉門思過。要求共產黨員在斗爭中進行自我改造、解決思想上入黨的問題，注意對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教育、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思想的教育，這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去勝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條件。這樣做，為什么不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而是給馬克思主義滲入小生產傳統社會那種道德主義因素呢?如果這種論點可以成立，那么是不是意味著，為了同道德主義劃清界限，我們就不應當這樣做，而應當崇拜自發性，應當聽任乃至鼓勵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及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等等思想自由泛濫?而問題在于，如果真的這樣做了，恰恰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而是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反面。
由此可見，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其中國化的過程滲入了實用主義、民粹主義、道德主義因素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是不能成立的。
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而不是封閉的體系。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同‘宗派主義’毫無相似之處，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這個學說，是人類思想文化的優秀成果的當然繼承者。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在其中國化的過程中，首先和著重的，是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是總結和概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斗爭的實踐經驗;與此同時，它也批判地繼承了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優秀遺產。中共中央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這樣做，正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并使之具有為中國人民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民族風格的條件之一。問題不僅在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是從中國的歷史遺產中繼承了什么，而且還在于他們是怎樣繼承的。對于孔夫子以來的中國古代文化的清理，他們是按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對于孫中山，是按照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中所說的，批判其“小資產階級空想和反動觀點”，“細心地挑選出他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并加以保護和發展”。總之，對于中國的歷史遺產，他們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并不是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更不是使馬克思主義與之相中和，正因為如此，人們把毛澤東思想稱作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有道理的。它既富有中國特色，又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從而使之在許多方面具體化，并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這是對于馬克思主義這個發展的學說所作的偉大的新貢獻。把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說成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扭曲或背離，這說明，這些論者既沒有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弄明白什么是毛澤東思想。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700期，摘自《政治戰略家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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