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述進行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即現代化這樣兩項根本性的歷史性的任務。1949年新中國的創建，標志著中國基本上爭得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經濟建設、實現現代化的任務，開始日益突出地提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面前來了。

　　還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講過，“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1](P146)在抗戰勝利前夕即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他強調：

　　“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2](P1080)(不過，)“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所以，)“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2](P1081)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即將在全國實現的前夜，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及時地指出：我們要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3](P1437)為此，在同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他號召全黨同志和廣大干部必須認真學習經濟建設。他說：

　　“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3](P1480)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3](P1481)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和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完成，195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并舉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并領導人民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建設的計劃。黨之所以要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任務，是因為“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4](P341)還在1951年，毛澤東就講過：

　　“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5](P299)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及時指出：我們“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6](P289)他把這個“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稱作是“第二個革命”。[5](P216)

　　對于搞好經濟建設、搞好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毛澤東作了深刻的論證。

　　首先，他指出：

　　“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7](P216)

　　“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太少了。帝國主義統治我們一百多年，它們就是從中國拿走東西，不在中國建設什么。”[8](P479)

　　所以，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須大力進行經濟建設。

　　其次，他指出，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

　　(只有經過)“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筑)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9](P549-550)

　　再次，他指出，必須改變經濟技術落后的狀況，才能從根本上使中國擺脫在世界上被動的局面。他說，從1840年以后的105年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都侵略過我們，除抗日戰爭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

　　“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一是經濟技術落后。”

　　現在，社會制度變了，經濟技術落后的狀況還沒有徹底改變。

　　“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10](P848-849)

　　他強調，

　　“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5](P223)

　　“工業化了，帝國主義就不敢欺負我們了”。[11](P829)

　　同時，中國也才有可能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應當說，毛澤東對搞好經濟建設的意義，是作了全面的論述和充分的估計的。

　　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出于對階級斗爭形勢的嚴重估計，在同年10月9日舉行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提出：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后不久，1958年1月，他明確提出：

　　“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6](P350-351)

　　經過整風反右，從1957年7月以后，

　　“可以把全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去了”。[6](P351)

　　同年3月，他進一步強調：

　　“過去我們在建設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現在革命比較松了一口氣，就要來搞建設，搞技術革命。”[11](P954)

　　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確認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觀點。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八大二次會議后，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農業生產方面，特別是工業，又特別是鋼鐵和機械。”[12](P822)1959年6月，他說，“過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現在干的叫建設”。[7](P72)誠然，在1958年夏開始的“大躍進”運動中，我們犯了嚴重的錯誤。只是，這個錯誤并不是要不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問題，而是在經濟建設中違反客觀規律、對發展速度等的要求過快、過急的問題。

　　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講了關于形勢、階級、矛盾的問題，強調要“承認階級同階級斗爭的存在”，認為對這個問題“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但與此同時，他又特別提醒大家：

　　“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而妨礙了工作。”[12](P125)“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12](P1250)“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斗爭。”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的年代里，毛澤東也還是要求“抓革命，促生產”，要求“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

　　總起來說，搞好經濟建設，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這始終是毛澤東努力追求的宏偉目標和為之獻身的崇高事業。

二、確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進行經濟建設，首先和主要的，是要把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個目標，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已經提出來了。

　　1953年，中國共產黨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總路線，這一年開始執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13](P709)在這里，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這兩個任務是一并被提出來的。

　　1954年1月，周恩來在向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進行經濟建設，就是要“建設起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4](P176)這是對進行經濟建設的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早的表述。

　　1957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這個表述作了改變，即提出我們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6](P268)這個提法的新意在于提出了建設“現代科學文化”的任務，不提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是因為工業現代化可以包括這個內容，但是沒有提國防現代化。

　　毛澤東的這個提法為1958年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所采用。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

　　“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7](P116)

　　這樣，關于“四個現代化”的比較完整、準確的表述就基本上形成了。1961年9月，中共中央在《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正式采用了這個表述，提出要“把我國建設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3](P613)

　　1963年，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關于工業發展問題》的文件，對“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又作了個別的改動，即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5](P346)據此，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

　　“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4](P563)

　　這個提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考慮到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把農業現代化列在了“四個現代化”的前位;二是將“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涵義更加確切的“科學技術現代化”。中共中央之所以將“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大概是考慮到文化的內容既包括科學技術，也包括一些具有意識形態性的東西。提“科學技術現代化”，其涵義是更為確切的。

　　“四個現代化”是相互關聯的。周恩來指出，

　　“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并進，相互促進，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后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14](P504)

　　而實現四個現代化，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4](P503)

　　毛澤東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確定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為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指示了明確的奮斗方向。

三、制定“兩步走”的發展戰略

　　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行過反復的、深入的思考。

　　還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論述使中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這個問題時，就提出了要“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3](P1433)的任務。這個任務，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開始執行了。“一五”計劃時期(1953—1957)，實際上就“是為新中國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化奠定基礎的時期”。[16](P75)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劃即將基本完成時，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向八大的報告時再次確認：

　　“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情況，要求我們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9](P151)

　　周恩來在八大上具體地論述了這個問題，指出：

　　“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樣的工業體系，能夠生產各種主要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基本上滿足我國擴大再生產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同時，也能夠生產各種消費品，適當地滿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4](P184)

　　這個主張被八大所接受。八大決議指明：

　　“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4](P184)

　　1959年12月，周恩來在一個報告中進一步提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的問題。他說，我們應當“建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這包括工業、農業、財政、貿易、文教、科學、國防等各方面”。[14](P403)

　　“我們要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不僅表現在生產方面，而且也表現在社會基礎上，包括城鄉、工業和農業、生產和生活、積累和消費等。獨立經濟體系是全面的，不只是生產指標和生產品種的問題。”[14](P405)

　　這個提法，比起“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來，其內涵更豐富、外延也更寬廣了。之所以要這樣提，他后來作過解釋。他說：

　　“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14](P519)

　　在1963年底召開的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他使用了用15年“基本上建成獨立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這個提法。

　　關于中國工業發展應當采取“兩步走”的戰略，這種比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較早見于1963年八九月間經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其中講到：

　　“在三年過渡階段后，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15](P347)

　　這個文件還指出，所謂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就是要建立有能力為農業、工業、國防、交通運輸業提供成套技術裝備的基礎工業體系。

　　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兩步走”戰略作了完整、準確的表述。這就是：

　　“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4](P563)

　　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兩步走”的戰略。[14](P652)

　　我們知道，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大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70%，就宣布實現了工業化。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僅僅做到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是不夠的，還必須解決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的問題。這個認識適合中國的情況，是有很深刻的戰略眼光和長遠的意義的。這是因為：

　　首先，這樣做，才能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穩固、可靠的基礎之上，從而有利于比較迅速地改變我國國民經濟長期落后的狀態。正如中共八大決議所指出的那樣，“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使工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業生產在整個工業生產中占顯著的優勢，使機器制造工業和冶金工業能夠保證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使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獲得必要的物質基礎”。這“對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有重大的意義”。[4](P184)

　　其次，這樣做，才能夠使中國贏得經濟上的獨立，并使中國已經贏得的政治上的獨立得到鞏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告誡人們：

　　“中國現在經濟上文化上還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獨立，實現國家的富強和工業現代化，還需要很長的時間”。[7](P64)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如果經濟上不獨立，事事仰仗外國，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不行的，不僅不利于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可能使中國已經贏得的政治獨立也喪失掉。周恩來講過：那種以為不必建立我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依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

　　再次，這樣做，并不意味著中國要關起門來搞建設，相反，是有利于中國在獨立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平等的經濟往來，并且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的。毛澤東修改的八大報告就明確指出，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對外也可以滿足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充分有效的國際合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系。”[9](P151)

　　周恩來也指出：

　　“從國際的要求來說，我們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的共同高漲，并且可以增強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4](P184)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是在毛澤東提出的“兩步走”戰略的“第一步”設想已經基本實現的條件下，對如何實現“第二步”所提出的比較切合實際的具體設想和發展。

四、擬定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進度表

　　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兩步走”的戰略，到底需要多少時間?這取決于多方面的情況，而且這些情況本身又處于變動中，所以是事先無法精確測定的。不過，為了有計劃地領導人民去為實施這個戰略而奮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還是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同時參照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提出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時間進度表，并且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對它不斷地進行校正，使之逐步地切合中國的實際。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1953年起，“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5](P389)

　　“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5](P390)

　　同年10月，他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重申了上述看法，但稍稍作了一點變動，認為中國“大約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6年9月，他又說：

　　“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6](P124)

　　同年11月，他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再次講：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9](P241)

　　1957年3月，毛澤東在南京召開的干部會議上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說：

　　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會稍微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他還講到，要一百年，我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干他個幾十年。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12](P241)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強盛，對于中國人民及其子孫后代的幸福，毛澤東寄托著熱烈的希望和殷切的期盼!

　　誠然，由于新中國成立后的七年間各方面工作的進展都比較順利，毛澤東等一度對中國經濟建設發展速度的估計變得過分樂觀。1958年夏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決議甚至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這樣，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中，種種脫離實際的指標、計劃、口號就被提了出來。由此，生產事業遭到破壞，國民經濟陷入了暫時的、但又是嚴重的困難局面。

　　在“大躍進”中碰了釘子以后，毛澤東等開始重新冷靜地思考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問題。1960年10月，他在同斯諾談話時說：

　　“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7](P216)

　　“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7](P217)

　　對于這個問題的估計，這時他重新回到了1956年至1957年時期的看法。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馬利談話時說：我們的工作，

　　“做了一點，還不夠，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一個世紀不算長。你們英國的發展用了兩三個世紀。”[12](P1173)

　　同年10月，他在同尼泊爾客人談話時，復述了這個看法。他說：

　　“歐洲、美洲花了幾個世紀才到今天的程度，我們用一個世紀超過就算好了。”[8](P480)

　　1962年1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

　　“至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7](P301)

　　“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7](P302)

　　1975 年 1 月，周恩來在向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具體地提出：

　　“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4](P652)

　　這里對實現第一步的設想，是很準確的;對實現第二步設想所需的時間，在估計上還顯得不夠充分。事實上，要在五十年內使中國成為發達國家不行，還是用“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這樣的提法比較恰當些。

　　后來的實踐表明，從總體上講，毛澤東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所設定的時間進度表，越來越切合于中國的實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在 21 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的設想，是同毛澤東當年的設想相吻合的。

五、毛澤東領導時期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進展

　　從 1949 年民主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到 1976 年逝世，毛澤東始終是新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他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推進這個宏偉的事業，堅持不懈地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奮斗。

　　胡錦濤同志在 2006 年 6 月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8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中國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其中的第二件大事就是：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這第二件大事，主要是在毛澤東領導時期做成的。

　　誠然，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歷過兩次嚴重的挫折。毛澤東說過，我到井岡山，第一仗就是敗仗。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12](P949)這個第一仗，指的是 1958 年開始的大煉鋼鐵等。但是，他注意從挫折和失敗中總結教訓，不斷提出新的思路，推動建設事業的繼續前進。比如，他在 1959 年底、1960 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就聯系中國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系列閃光的思想，許多思想在今天看來，也還是正確的，富于啟發性的意義。

　　整個說來，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依靠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依靠全黨同志、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后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

　　“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6](P329)

　　由于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許多重要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

　　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訊、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4956.43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有明顯的進展。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業布局。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我們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

　　“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

　　應當說，這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成就。

　　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在贏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后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增強國防力量和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中國以后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為中國與外國包括發達國家在平等的原則下發展經濟往來創造了前提。

　　第二，盡管經過了兩次大的起伏，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從總體上來看還是相當快的。

　　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

　　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來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13.52萬輛。

　　從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的情況來看：按照不變價格計算，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為679億元人民幣，1976年增加到2943.7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這個數字雖然還很低，但在原有基礎上的增長仍是很明顯的。

　　從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19](P473)

　　第三，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

　　隨著建設事業的進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

　　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1949年全國擁有醫院2600家，到1976年發展到6.3萬家，其中縣以上醫院7952家。20世紀“50年代后期，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年代又在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18](P88)解放前，全國人口的死亡率為25‰，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僅35歲。這個時期，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壽命隨之顯著延長。中國人不再被譏笑為“東亞病夫”了。

　　事實表明，從總體上看，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的。對這個情況，一些西方人士也不否認。比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就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19](P243)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19](P233)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當時在《經濟學》的第十版里也說：關于中國的基本事實是，

　　“它向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并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并沒有挨餓，道路旁邊和街路上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并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

　　鄧小平在1979年明確地說過：

　　“社會主義革命己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20](P167)

　　這些進步，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顯示。

　　毛澤東領導時期取得的這些進步，不僅在當時已經使中國極度貧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變，而且為中國以后的更快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評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時就講到：、

　　“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

　　1998年12月26日即毛澤東105周年誕辰那天，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也指出：

　　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使改革后的政策更加成功成為可能。

　　這個說法，是合乎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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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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