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學生舉行反帝示威游行，隨后發展成為一場全國規模的愛國運動。因為這個運動是從5月4日的游行開始的，所以被稱為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起點。

　　本來，幾千學生游行，這在近現代中外歷史上并不是罕見的事。在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一年，北京各大學2000多人和天津少數學生就曾為反對中、日陸海軍《共同防敵協定》而結隊到總統府去請過愿。但這次愛國行動并沒有在社會上引起這樣大的反響。為什么從五四反帝示威游行而開始的運動，會震動全國，并具有特別重大的歷史意義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弄清楚：五四運動是怎樣發生的？五四運動與辛亥革命比較，具有什么新的歷史特點？它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發生了怎樣的影響？

　　引發五四運動的導火線

　　五四運動發生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后、北洋軍閥統治的時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并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痛心地說過：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一位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在回憶五四前夕的情況時講道：“這時辛亥革命的痕跡已經全部抹去了”，清王朝專制政府的反動統治機器和統治人員、統治方法基本上保存了下來；“首都北京城里駐扎著帝國主義者的軍隊，隨時都可以對中國為所欲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壓得全國人民透不過氣來，而青年知識分子“比別人更有沉重的責任感”。

　　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和政治氛圍中發生的。

　　引發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1914年8月至1918年10月，以德國、奧匈帝國為首的同盟國集團和由英、法、俄等國組成的協約國集團，以歐洲為主要戰場，進行了一場世界大戰，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主要是西方列強為爭奪世界霸權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這場戰爭以同盟國失敗、協約國勝利而告結束。1919年1月，美、日、英、法、意等國領導人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如何處理戰后的問題。

　　1917年8月，由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曾宣布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宣戰。（它派了一些華工去歐洲，并沒有派軍隊前往參戰。）因此在戰后，作為戰勝國之一，中國政府也應邀派出專使，參加了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召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條”意見，作為會議的主旨。其中表示：“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權”；“對于殖民地之處置”應“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等等。這些冠冕堂皇的詞句，使得中國政界和知識界的一些人產生了很大的希望，對這次和會抱有很高的期待。一些人甚至把協約國的勝利看作是“公理”對“強權”的勝利。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代表團提出了廢棄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駐在中國的外國軍隊等七項希望條件，提出了取消1915年中日協約（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國的“二十一條”為基礎）及換文的陳述書。這兩項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了拒絕。

　　5月3日晚至深夜,北京大學法科(即后來的北大三院,位于北河沿)大禮堂內,北大全體學生和十余所學校的學生代表千余人緊急集合,作出5月4日學界大示威等決定。圖為法科大禮堂外景。

　　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3000余學生齊集天安門前示威游行,爆發了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

　　和會在討論德屬殖民地問題時，中國政府代表團提出了收回被德國侵占的山東權益的問題。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為：1897年，德國尋找借口，派兵強占了膠州灣。次年，德國迫使清政府訂立條約，規定將膠州灣租借給德國，租期為99年；又規定山東境內兩條鐵路的修筑權和鐵路沿線30公里以內地區的開礦權也歸德國。山東由此成為德國的勢力范圍。如今德國戰敗，它所侵占的山東權益，理所當然地必須歸還中國。但是，日本趁世界大戰之機，竭力擴大其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它在對德宣戰后，于1914年11月攻占了德國在山東的據點青島、膠州灣租借地和膠濟鐵路全線。它要求和會確認這個既成事實，即由它繼承德國原先侵占的在中國山東的特權。

　　中國人民對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情況，十分關注。1919年2月，即和會召開的第二個月，北京大學學生就曾召開全體大會，并推出代表聯合其他各校學生，致電巴黎專使，要求力爭山東主權。4月20日，10.37萬余人在濟南舉行國民大會，表示維護山東主權的決心，并致電巴黎專使，要求他們對山東主權務必“誓死力爭，義不反顧”。

　　出乎中國人意料的是，經過幾個月的討論，4月29日，英、美、法三國會議議定的和約有關條款，竟然規定：將德國原先在中國山東“所獲得之一切權利所有權及特權，其中以關于膠州領土鐵路礦產及海底電線為尤要，放棄以與日本”等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和會給予中國的，只是歸還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被德國掠去的天文儀器而已！

　　事實有力地揭穿了帝國主義列強口頭上宣揚的所謂公正、平等之類，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協約國的勝利根本不是什么“公理戰勝強權”；而這個所謂的“和平會議”，實質上只是強權者的一次分贓會議而已。

　　巴黎和約關于山東問題的條款，是對中國主權的公然侵犯，是對中國民族尊嚴的肆意踐踏！而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準備在這樣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

　　這實在是令國人難以容忍的屈辱。消息傳到國內，中國人民郁積已久的憤怒就如火山一般地爆發出來了。一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轟轟烈烈的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由此開始。

　　五月四日游行示威的準備與進行

　　5月1日，關于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已經開始在北京、上海的報紙上有所披露。5月2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從官方人士處得知,北京政府已密電中國專使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他將這個情況告知北大學生、《國民雜志》社的許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羅家倫等。許德珩回憶說:“我從蔡校長那里得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國民雜志》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一位學生代表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動得眼睛里要冒出火來。于是發出通知,決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并約北京13個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

　　5月3日晚,大會如期舉行。學生代表爭相上臺發表演講,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氣氛十分悲壯。他們發出了“維護民族尊嚴”、“保衛祖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強烈呼聲,并且要求嚴懲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親日派賣國賊。

　　為什么要專門提出懲辦曹汝霖等三人的要求呢？這是因為在當時，對中國構成直接和主要威脅的，是日本侵略勢力，而這三個親日派官僚,是將中國利權出賣給日本的直接責任者。其中曹汝霖時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以“二十一條”為基礎的中日“協約”就是經他簽訂的;章宗祥為駐日公使,系出賣膠濟鐵路經營權、濟(南)順(德)和高(密)徐(州)兩條鐵路修筑權給日本的經手人;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1915年的駐日公使,是向日本進行各種賣國性借款的經手人。

　　北京大學示威游行的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游行隊伍因在使館區受警察攔阻,憤而轉向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學生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燒了趙家樓。當日,32名學生被軍警逮捕。圖為沖向趙家樓的學生。

　　大會開得緊張、熱烈。會議進行中，北大預科一年級學生劉仁靜拿出一把菜刀要當場自殺，想以此激勵國人，但立即被勸阻。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字，以示為捍衛國家主權而斗爭到底的決心。

　　大會決定，第二天即5月4日，北大協同其他兄弟學校學生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愛國大示威。

　　北大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了校長蔡元培的支持。許德珩回憶說：“由于（大會）推定我寫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條子，讓庶務科給我一刀紙，以便印發宣言。”

　　5月4日下午一點鐘左右，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舉著大、小旗子,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了天安門廣場,圍立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之下。謝紹敏寫的“還我青島”四個字的血書,也掛在天安門前,令人觸目心痛。面對前來企圖驅散群眾的反動軍警,學生們高呼“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他們“在廣場上開了一次群眾大會,許多人發表了演說”。“大會決議先向各國公使館游行示威,再向總統府請愿,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拒絕對巴黎和約簽字”。

　　北京學生為這次活動準備了兩個宣言。一個宣言是用文言寫的，由許德珩起草。宣言揭露了巴黎和會“背公理而逞強權”的實質,揭露了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大聲疾呼:“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個宣言是用白話寫的,由羅家倫起草。宣言呼吁“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呼吁“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宣言最后號召:“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這兩個宣言把青年學生對民族命運的關切和對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有力地表達出來了。

　　學生游行隊伍由天安門出中華門來到外國使館區東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鐵柵欄之外。3000多青年學生在烈日下被曬了兩個小時，“雖無厭倦之容，難免憤恨之態”。他們感到：“國猶未亡，自家土地已不容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將如何？”正如一個親歷者所說：“于是素不感覺外力欺壓的痛苦的人們，這時也覺得憤怒起來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聲真是響徹云霄。這時候，無論怎樣怯懦的人也都變成了一些有勇氣的人了！”大家決定，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家里去。這時，“負責總指揮的傅斯年，雖恐發生意外，極力阻止勿去，卻亦毫無效力了”。

　　學生游行隊伍在行進中高呼口號,散發傳單。“許多人民看見掉淚,許多西洋人看見脫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淚。”

　　隊伍到達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趙家樓胡同前街時，軍警已將道路封住。學生向軍警做了耐心的說服工作，說：“我們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軍警于是讓學生進了胡同。這時，曹宅大門緊閉。有學生翻墻進入院內，打開大門，眾多的學生遂蜂擁而入。

　　“學生的目標集中在曹汝霖，對其家人仍以禮相待。見到曹父，僅憤而責之曰：‘你是賣國賊的父親，頗虧你生此獸類孽畜，不肖之子，但我們不愿與你這老頭子為難，你快走罷！’”他的幼子和小老婆，也被學生交由警察送了出去。當時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正在宅內。曹躲進一小房間，未被發現。“大家見到（肥胖的）章宗祥，以為是曹汝霖，就圍上去打”。有細心的學生“取下客廳里掛著的曹汝霖的照片一對，才知道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于是“人都散開了”。

　　示威學生事先并沒有火燒曹宅的計劃。他們找不到曹汝霖，即陸續離開曹宅散去。但進入曹臥室的人中，“有一個同學吸香煙，身上帶有火柴，（他）看到臥室陳設太華麗，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大火，房子也燒起來了”。這就是后來史書上所說的“火燒趙家樓”這件事。

　　5月7日,上海各界2萬余人為力爭青島、聲援北京學生,在南京公共體育場召開國民大會。

　　半小時以后，大約是下午6點以前，警察總監等率大批軍警趕到。這時，學生已大部散去，只有“幾十百把個人”還在現場。“軍警乃敢逮捕徒步散歸者”。當時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學生20人。由于學生們的抗議，以及經蔡元培等組成的校長團的營救，被捕學生于5月7日獲釋。

　　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

　　被捕學生雖然獲釋了，但是學生提出的“和會不得簽字”和“懲辦國賊”等要求卻沒有得到滿足。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2.5萬名學生遂舉行總罷課。他們還組織講演團，到街頭向群眾作宣傳，并發動抵制日貨的活動。

　　反動當局對學生的愛國行動實行武力鎮壓。6月3日，到街頭宣傳的學生有170多人遭到逮捕。但是學生們并未被嚇倒。6月5日，更多的學生走上街頭繼續講演，當天被捕者達700多人。這一天，高等女子師范等15校女生600多人還沖出校門，舉行了“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6月5日，更有2000多學生分三路到街頭講演，軍警出動馬隊驅趕聽講的群眾。三隊學生于是手拿旗子，大呼愛國口號，在長街上游行。最后，這2000多學生一齊奔向用作囚禁學生的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臨時監獄，要求集體坐牢。他們說：這些學生被捕，是因為愛國。如果愛國有罪，那么我們都有罪，把我們全都抓起來好了。反動當局無奈，沒敢再抓捕學生，還不得不下令撤走包圍北大的軍警。

　　上海商界罷市,舉行聲援學生的游行。

　　5月9日,清華大學舉行國恥紀念大會。會后,學生在操場焚燒日貨。

　　學生的斗爭是英勇的，他們站在了愛國運動的前頭，是人民群眾中首先覺悟的成份，起到了某種先鋒的作用。但是，學生的力量畢竟有限，僅僅靠學生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救國的事業的，也難以使斗爭長久地堅持下去。

　　學生的愛國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由于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在5月4日北京學生愛國示威之后，5月7日，上海學生及各界人士即曾舉行有2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和示威游行,以示聲援。6月4日,當“六三”大逮捕的消息傳來,上海學生更紛紛走上街頭,“按戶動員各商號自5號起一律罷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絕后,他們不惜以‘沿街跪求’的辦法,進行哀告”。

　　當時，學生們并沒有想到去動員工人，但工人卻自動起來斗爭了。

　　6月5日上午,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首先開始罷工。其他工廠、書局、碼頭等的工人,滬寧、滬杭甬鐵路的工人,也相繼罷工。據記載,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六七萬人。實際的數字可能還不止于此。在工人罷工的同時,商人也開始陸續罷市,學生則堅持并擴大罷課。上海的“三罷”實現了。他們表示,“不誅國賊,誓不開市”。

　　上海工人的罷工完全是工人自己發動的。據當時上海外文報紙《字林西報》的記載：在工廠中“從事鼓動的人并不是學生，而是出現于工人之中”。他們說：“我們都是窮人，但我們絕對不要我們的國家（被日本占領）變成朝鮮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慘不忍睹的。我們當前所進行的運動，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為驚人的運動。這是一個全民的運動，不是任何武力壓制得了的。”上海求新機器廠的工人還捐出自己的血汗錢，修起一個高大牌坊，上寫“毋忘國恥”四個大字。

　　在上海“三罷”實現之后，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學生舉行罷課，斗爭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擴展到了全國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長沙等地學生的罷課宣言呼吁：“請斬曹陸，以謝天下！”

　　“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是從“六三”以后，以6月5日上海“三罷”為標志，五四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了”（毛澤東）。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這就是說，在學生運動遭到反動當局鎮壓的時候，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這實在是一件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當時，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觀察運動發展的情況時曾經說：“在戰爭結束后來到上海的新時代中，苦力崛起而為這個新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興無產階級轉入行動，急進和愛國的學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這對于這場斗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五四運動的重大勝利

　　迫于群眾的壓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表示妥協。

　　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釋放被捕學生。學生說,“你前既捕,后無故放我們,視學生如兒戲”,堅決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陸被免職,他們才走出拘留所返回學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達免除曹、章、陸本職的命令。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命令是分三次發布的。

　　當天上午，北京政府只是發布了一條準免曹汝霖本職的命令。由于銀行界向北京政府聲明，“如不能（于）本日將罷免曹、章之命令發表，則滬上金融無法維持，危險萬狀”，當局才在下午又發布了一條準免陸宗輿本職的命令。下午天津總商會更急電北京政府，告以“棲息于津埠之勞動者數十萬眾，現已發生不穩之象，倘遷延不決，演成實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過于罷市者”。這更使反動當局感到極大恐慌，不得已，在當天深夜，再發布了一條準免章宗祥本職的命令。

　　近代以來，無論是晚清政府還是北洋政府，它們從來都是輕視民意、一意孤行的。這次，不管反動當局如何不心甘情愿，他們還是不得不屈服于群眾的壓力,把它們千方百計想加以庇護的三個親日派官僚免職了。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鮮見的事情。這是五四運動取得的一個勝利。

　　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率先罷工,使五四愛國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圖為北京《晨報》關于上海六七萬工人總同盟罷工的報道。

　　曹、章、陸被免職的消息傳出后，人心為之一快。陸宗輿是浙江海寧人。海寧人感到，出了陸宗輿這樣的人，是海寧的恥辱。他們專門召開公民大會，議決集資在本縣三處豎石立碑，碑上直書“賣國賊陸宗輿”六個大字，表示對陸進行譴責，使之遺臭萬年。

　　不過，曹、章、陸雖被免職，山東問題尚未解決。因此，群眾的斗爭并沒有停止，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更為重要的拒簽巴黎和約這件事情上。

　　在巴黎和約即將交付簽字之前，6月17日，北京政府發出讓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的電令。23日，電令中國代表在簽字問題上“相機辦理”。24日，通電各省，申述所謂不能不簽字的“理由”。

　　北京政府這種懼外、媚外的可恥態度，再一次激起了群眾的憤怒抗議。

　　6月19日,山東各界聯合會派出的由80余人組成的請愿團到達北京。他們先后到總統府、國務院請愿,并面見總統和代理總理,要求政府作出拒簽和約的保證。6月27日,北京學生及其他群眾“形成了萬余人包圍懷仁堂總統府的壯觀局面。‘反對簽訂賣國條約’的口號,此伏彼起,聲震屋瓦”。山東、上海及其他地方,也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拒簽和約的斗爭。在巴黎的中國代表還先后收到各團體或個人拍發的7000多份要求拒簽和約的電報。

　　在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在法國的中國工人、留學生和華僑也積極行動起來了。據當時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回憶：“在巴黎的中國政治領袖們、中國學生各組織，還有華僑代表，他們全都每日必往中國代表團總部，不斷要求代表團明確保證：不允保留即予拒簽。他們還威脅說，如果代表團簽字，他們將不擇手段，加以制止。”6月27日傍晚，即巴黎和約簽字儀式的前夕，旅法華工、留學生、華僑數百人還前往巴黎近郊中國政府總代表陸征祥所住醫院，要求拒簽和約。顧維鈞在與他們會見時，對他們的要求作了肯定的表示。第二天，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這里附帶說一下，北京政府有沒有下令拒簽和約？有材料說：6月28日，學生代表在會見大總統徐世昌時嚴正要求，“今晚非去電拒絕簽字不可”。徐無奈，令秘書當場擬就電文，拍發中國代表。但是，拒絕簽字，實際上是中國代表“相機辦理”、自行決定的。陸征祥在給北京政府的密電中就明確地說，他們“詳審商榷，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徐世昌事后也講過，“各使鑒于全國輿情，不敢拂逆眾意”，“于是不簽字之局，遂（得）以實現”。

　　1919年下半年,全國學聯、全國各界聯合會相繼成立后,民眾運動隨著組織程度的提高而日趨高漲。圖為1919年12月7日,北京各界民眾2萬余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抗議日本水兵在福州槍殺中國人的暴行。

　　1919年下半年,全國學聯、全國各界聯合會相繼成立后,民眾運動隨著組織程度的提高而日趨高漲。圖為1919年12月7日,北京各界民眾2萬余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抗議日本水兵在福州槍殺中國人的暴行。

　　近代以來，無論是晚清政府還是北洋政府，不知同外國列強簽訂了多少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從根本上說，對于外國列強的無理要求，他們往往是俯首聽命、不敢堅持抗爭的。這次，中國代表“鑒于全國輿情，不敢拂逆眾意”，竟然敢對“國際和平會議”擬定的包含有損中國主權內容的條款，公開表示拒絕。這更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事情。這是繼罷免曹、章、陸以后，五四運動取得的又一個更為重大的勝利。

　　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反帝反封建的艱巨任務，當然不可能在群眾發動的一次性沖擊中完成。但是，五四運動確實是這場革命的一個新的開端。就這次運動中提出的“和會不得簽字”和“懲辦國賊”等具體目標來說，經過廣大群眾堅持不懈的奮斗，最終還是勝利地實現了。

　　五四運動的新的歷史特點

　　五四運動具有什么新的歷史特點呢？毛澤東說過：“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的直接斗爭目標，是“和會不得簽字”和“懲辦國賊”。前者針對的是侵犯中國利權的帝國主義列強，后者針對的是出賣中國利權的封建官僚。廣大學生和各階層群眾為此所進行的堅定明確、英勇無畏、不屈不撓的斗爭，正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具體體現。

　　通過這場反帝愛國運動的實踐，人們對挽救祖國危亡的途徑開始有了新的認識。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們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北京大學教授、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原先也曾經說過，大戰結果是“公理戰勝強權”，美國總統威爾遜稱得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但在得知有關巴黎和會的消息之后，他的看法就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他揭露，“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不值一文的空話”；要求得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據此，他們還提出了必須“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這樣明確的主張。

　　救國要依靠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這是一個嶄新的觀念。1919年6月11日，由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在提出有關要求的同時表示：“我市民仍希望用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7月1日，上海10萬人為反對巴黎和會舉行集會游行。一位工人代表更進一步指出：“救國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就是要推翻賣國政府”。國民必須“另起爐灶，組織新政府”。

　　辛亥革命的根本弱點之一，是沒有廣泛地動員和組織群眾，這正是這場革命不能徹底的重要原因。而“五四運動不僅使學生卷入了運動的漩渦，同時也吸引了資產者、小商人、工人參加戰斗。它不是官僚、政客、上層分子的活動，更不是軍事投機或軍事陰謀的行為，而是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張聞天）。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的地方。這個事實，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本人，也是承認的。

　　5月21日，各地學聯代表在上海龍華體育場召開群眾大會。北大學生代表在會上說，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僅僅把大清門的匾牌換成中華門，這樣革命不算徹底。我們這次要作徹底的革命”。當時正在上海的孫中山參加了這次大會。他聽到這些話以后也熱烈鼓掌。會后，他還對北大同學說：“我所領導的革命，倘早有你們這樣的同志參加，定能得到成功。”孫中山的這種虛心總結歷史經驗、認真向革命實踐學習的精神，令人敬佩。

　　五四運動為什么會具有深刻的歷史內容，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這是因為，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這里，有幾個新的歷史因素值得我們注意。主要是：

　　第一，五四以前，1917年俄國發生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毛澤東選集》第699頁）。

　　第二，五四以前，1914至1918年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由于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陣營”（《毛澤東選集》第558頁）。五四運動由此獲得了比以往任何的革命斗爭都更加深厚的群眾基礎。

　　第三，五四以前，中國發生了新文化運動。受過新文化運動熏陶的年輕一代的知識界，尤其是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最初的群眾隊伍和骨干力量。

　　五四運動的歷史作用

　　五四運動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是十分巨大而又深遠的。

　　首先，五四運動促使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近代以來，在一個長時間里，中國先進分子曾經虔誠而熱烈地向西方學習，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失敗，給他們上了嚴峻的一課。對于資本主義幻想的破滅，推動他們去探求中國的新的出路。

　　五四運動的親歷者瞿秋白，在運動過后不久即指出：對于五四運動，“絕不能望文生義地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來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里邊。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五四以后，中國先進分子中有許多人經過對于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比較研究，逐步地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集合起來了。

　　其次，五四運動促使中國先進分子考慮創建新的革命政黨的問題。

　　五四以前，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國民黨及其前身中國同盟會。在五四運動中，孫中山雖曾對學生斗爭表示過同情和支持，一些國民黨人也參加過這場斗爭，但他們并不是它的直接組織者和領導者。1919年8月，孫中山在會見全國學聯代表時，“對于五四運動再次給予肯定”，“但是，他認為學生手中沒有武器，只能游行示威，而北洋政府用幾挺機關槍就可以鎮壓成千上萬的學生。他說，我要給你們五百支槍以對付北洋政府，如何？”

　　那么，究竟什么人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呢？毛澤東說，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陳獨秀。他這樣說的根據是什么？這大概是因為，陳獨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啟發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為這場斗爭造就了最初的群眾隊伍；同時，他在運動中發表的評論，包括他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的主張，對這場斗爭的深入發展，起到了引導的作用。

　　同時，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骨干也不是國民黨人。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699—700頁）如北京的鄧中夏、瞿秋白，長沙的毛澤東、蔡和森，天津的周恩來等。他們是這場斗爭的主要領導骨干。

　　正因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顧當時情況時說：五四運動時，整個說來，國民黨是站在群眾運動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學生派代表去找過國民黨，它的領導人“竟以無力參加拒絕”。這個趨勢很可以說明國民黨“不能領導革命了，客觀的革命勢力發展已超過它的主觀力量了”。“故此次運動中一般新領袖對于國民黨均不滿意”。成立新的革命政黨來領導人民的斗爭，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

　　再次，五四運動促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對斗爭的勝利起到決定性作用這個事實，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受到了非常實際的教育。上海學聯在告同胞書中說：“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而“工界罷工不五日，而曹、章、陸去”。他們由此看到了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

　　正因為有了這種認識，在五四之后，脫下學生裝，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眾中去，成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的自覺行動。五四運動中有一部分學生領袖，就是從這里出發，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鄧中夏）

　　這樣，五四運動就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先進的知識分子了解到工人階級的疾苦和他們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點移到了他們的一邊；一部分工人認識了本階級的歷史使命，具有了階級的覺悟。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國產生了一批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這就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五四運動發生兩年之后，中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就在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誕生了。這決不是偶然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這個革命的開端，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對于這場斗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為，工人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是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來實現的，而這場斗爭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選集》第700頁）。這是五四運動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獲。

　　正因為如此，五四運動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四運動：民族復興的歷史起點

　　中國進入近代以來，已經過去了180年的時間。這180年的中國近現代史，如果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限，大體上可以分為前80年和后100年兩個時段。這兩個時段的歷史情況是大不一樣的。

　　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革命，從1840年就開始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爆發前的80年里，中國人民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對于粉碎帝國主義滅亡或瓜分中國的圖謀、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起過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但是從根本上說還是失敗了。

　　而在五四運動以后的100年時間里，中國人民的斗爭雖然仍有曲折和反復，但是從根本上說走的是一條上坡路：經過30年的奮斗，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了；又經過60年的努力，一個極度貧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綜觀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的斗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轉折點，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個歷史起點。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103年了，但是我們今天仍然在紀念這個運動，可見這個運動的意義有多么重大，影響有多么深遠。

　　誠然，我們今天所處的歷史環境和面臨的任務，已經與103年前大不相同。我們今天沒有必要、也不應當再去簡單地重復當年的斗爭口號和斗爭方式，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提供的歷史經驗，所開創的革命傳統，是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

　?。ū疚脑d《黨史文匯》，發布時略有修改）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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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許德珩《為了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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