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毛澤東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的名字，是同北京大學分不開的。

　　從1918年1月接替章士釗出任圖書部主任，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因北洋軍閥政府通緝而被迫遷入北京蘇聯大使館兵營，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工作和生活了 8年多的時間。

　　正是在這個時間里，他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在中國大地上率先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積極參與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且在中國革命的各條戰線上頑強戰斗，留下了永垂青史的業績。

　　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在哲學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辛勤耕耘，作出了一系列開拓性的建樹;還通過“傳道、授業、解惑”，為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化事業培育了一代英才。在北大度過的這些歲月，是李大釗偉大而匆促的一生中最光輝的時期。

　　歷史的事實昭示人們：“北京大學不僅有偉大的愛國民主主義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傳統，而且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李大釗的傳統，有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形成共產主義主要發祥地之一的傳統。”

　　這個事實，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只是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后，不僅中國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動轉入主動，中國革命才展現出嶄新的面貌，而且北京大學自身也才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和活力。

　　誠然，李大釗不僅屬于北大，他首先屬于偉大的祖國，屬于他親自參與締造的黨，屬于他為之獻身的中國人民。他的思想和事業，已經融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成為它們最初的不朽篇章。正因為如此，能夠與李大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這是北京大學的光榮。

　　在世紀之交，在北京大學百年華誕之際，當我們回顧以往走過的歷史道路，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在中國近現代革命史、思想文化史以及北京大學校史上，李大釗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一

　　李大釗生活在中國面臨著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年代。他看到，“臥榻之側，有他人鼾睡之聲;獨立之邦，伏列強割據之跡”;辛亥革命流產之后，中國的所謂民政、民權者，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政” “竊權”;而廣大的中國人民，則陷入了 “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的悲慘境遇。

　　因此，他立志把拯救祖國危亡的責任擔當起來。他在《獄中自述》中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他是一個忠誠、熱烈和執著的愛國者。

　　與同時代的許多先進分子一樣，李大釗也曾經信仰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希望經過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走向獨立、民主、富強。為此，他主張“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自進而造成新中心勢力，以為國本之所托”。

　　他甚至說過，共和國的締造是一個漸進過程，對于當時的民國，人們應取“補苴彌縫”的態度。不過，與同時代的許多啟蒙思想家又有所不同，李大釗投身于斗爭不只是為了鼓吹個人的個性解放，而主要是著眼于爭取人民的社會解放。

　　在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時，他是以能否導致人民的解放為抉擇標準的。因此，他在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同時，又對它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懷疑和保留。因為他看到：第一，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是充滿了矛盾的，18世紀西方啟蒙學者約許的理性王國，并不如他們所說的那樣，是永恒的真理、正義、平等、人權在人間的實現。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深刻的痼疾。

　　他說過，“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國人是否應當追隨其后，自然成了問題。第三，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國，不過是以“數十專制都督”代替“一君主專制”而已，它在根本上是名不副實的。他說過：“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所以，早在1916年5月，他就指出：“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 對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這種懷疑和保留，為他之后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了合宜的思想土壤。

　　在李大釗的早期思想中，即具有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他認為，宇宙間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的斗爭推動著事物的變化。他認為，“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對于專制主義而有民主主義，對于資本主義而有社會主義，是皆離心力與向心力相搏戰而生之結果。” 所以，他在對西方代議政治表示懷疑的同時，就確信代之而起的必是更為優勝的制度。正因為如此，在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后，他獨具慧眼，首先指出這個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在1918年7月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中，李大釗以辯證的觀點觀察人類文明史的演進，認為歐美的資本主義文明“已臻于熟爛之期”，過此“當入盛極而衰之運”。預言20世紀之文明“其萌芽即茁發于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之法蘭西亦未可知”。

　　在同年11月、12月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中，他進一步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并且特別指出，Bolsheviki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這個主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1919年5月、11月，他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稱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

　　文章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指出“他的學說完全自成一個有機的有系統的組織”，“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與以往一些人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片斷的、不確切的表述不同，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科學體系，已經得到了相當完整的介紹和基本正確的闡釋。這表明，這時的李大釗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正是在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努力一再遭到失敗、中國的先進分子陷入極度的彷徨和苦悶之中的時候，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為中國昭示了新的發展方向，即社會主義的方向。

　　李大釗認為，中國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人們必須具備世界的歷史的眼光，才能對中國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于世界經濟勢力之外。”

　　應當看到，“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苦痛。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 。

　　對于經濟落后的中國來說，確實面對著發展實業即實行工業化的任務。問題在于，怎樣才能發展實業呢?李大釗指出，“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對于中國應當向俄國革命學習、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李大釗還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進行了論證。他說，俄羅斯“文明之要素，實兼歐亞之特質而并有之”，俄國革命將“創造一種兼東西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故“吾人對于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誠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必須經過民主革命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在一定時期的存在和發展也屬不可避免，這不是李大釗在當時而是在稍后的時候才認識到的。但是，從根本上說，李大釗為中國昭示的新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它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他為中國人民所作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抉擇。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歸根到底，中國的出路只能是社會主義，或者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二

　　五四時期，在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各種思潮爭奇斗艷，各種流派紛然雜陳。開始時，馬克思主義只是它們中的一個派別而已。但是，在往后的發展中，許多喧囂一時的思想運動的影響就逐漸消退，有的甚至煙消云散了;而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卻越來越顯示出偉大的生命力，以至成為推動近現代中國發生革命性變革的主要精神力量。

　　其原因，從根本上說，固然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這個思想運動的興起，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與這個思想運動受到李大釗的指導和影響，一開始就具有如下的特點分不開的。

　　第一，重視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研究，力求全面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及其革命的實質和核心。

　　對于中國的先進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科學世界觀，是他們借以觀察國家命運的認識工具。如前所述，作為中國第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著作，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就是對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聯作出了比較全面和基本正確的論證的。

　　1920年夏秋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后，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計劃地進行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譯介、研究和傳播的工作。為此，在李大釗的倡議下，北京大學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初成立，1921年11月公開)。

　　該會“以研究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研究方法為“搜集馬氏學說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種圖書”，舉行討論會、講演會，編譯刊印《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關的論文。

　　據《北京大學日刊》1922年6月22日的記載：該會取名“亢慕義齋”的藏書室即藏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40余種，其中包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雇傭勞動與資本》《法蘭西內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有關的中文書籍20余種。

　　北京大學圖書館至今還保存著1920年9月再版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和8本蓋有“亢慕義齋”印章的德文版共產主義文獻，其中包括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偉大的創舉》等。

　　認真地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對于中國的先進分子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和精神實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明確而堅決地同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劃清了界限。

　　恩格斯逝世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即長期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對立與斗爭。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正是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的勝利。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既然是經過俄國人的介紹學得馬克思主義的，他們所學得的也就是沒有經過修正主義歪曲、篡改的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

　　當時，第二國際的黨多稱為社會黨，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的黨多稱為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者在醞釀建黨的時候，“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曾寫信到北京，征詢李大釗的意見。

　　李大釗的答復是，應當“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陳獨秀等接受了這個意見。黨的上海發起組織隨后創辦的刊物即是以“共產黨”命名的。這表明，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創建過程中就自覺地同修正主義劃清了界限。

　　堅持革命的原則，這對于中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理論準備不足可以通過學習加以彌補，經驗缺乏可以在斗爭的實踐中進行積累，但如果不同修正主義劃清界限，它就會成為資產階級的思想附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第三，注意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

　　中國的先進分子是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而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對于他們來說，這個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行動指南。

　　當李大釗還是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他就講過，考慮中國問題，是不能“置吾國情于不顧”的。這個國情，既是指“近今之國情”即現實，也是指“往昔之國情”即歷史。中國的國情需要中國人自己去認識，不可求于外人，“不可與客卿謀”。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重視這個理論在中國的實際運用，這不僅是由于他對馬克思主義有科學的理解，而且也是他上述思想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李大釗一方面肯定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 “拯救世界的導星”，正像“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一樣，“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另一方面也并沒有認為這個理論已經是一種完成形態的終極真理，一種需要死記硬背、機械復述的教條。

　　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一個學說的成立，與其時代環境，有莫大的關系”。“我們批評或釆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也不可“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

　　他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而社會主義“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當人們“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時，像其他主義一樣，它“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即在運用中得到發展。

　　他要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怎樣去作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的壓迫之下救濟出來”。他反復強調，不應當把“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對立起來，兩者是“交相為用” “并行不悖”的。

　　在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中，李大釗倡導的上述原則得到了體現。比如，研究會曾以“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于中國”為題，舉行辯論會。參加者有北京各大學各專門研究這門學說的教員和學生，李大釗應邀擔任評判員。經過幾天的熱烈爭辯，最后由李大釗作結論。

　　他的結論“引起了大多數聽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此后該會“增加的會員達數十人之多”。研究會還進行過諸如“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于中國”這種聯系實際的專題研究。

　　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一代青年的導師，李大釗所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不僅給予了他在北大的追隨者以積極的影響，而且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指示了正確的方向。

　　第四，提出了知識分子應當與勞動群眾相結合的思想。

　　李大釗指出，“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唯一的基礎”。“無論何人，應該認識民眾勢力的偉大”知識分子應當如何對待群眾呢?在向馬克思主義方向轉變時，他就說過：“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

　　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更明確地說過：“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后盾”。他不僅重視工人，號召革命的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從事宣傳工人、組織工人的工作;而且重視農民，號召他們去作“開發農村的事”。

　　在李大釗的指導和影響下，1920年5月1日，鄧中夏等組織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及北大工讀互助團即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同一天,北大還舉行了有學生、工友參加的紀念大會。會上有人提出，要把工人階級“當作一盞指路的照燈”，表示“我們要本著勞工神圣的信條，跟著這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1921年1月1日，鄧中夏等在長辛店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這個學校的“教員都是用北大學生會名義派去的”。在工人覺悟提高的基礎上，長辛店還成立了工會，開展了罷工斗爭。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也受到了鍛煉和教育，促進了自身思想的革命化。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知識分子和勞動群眾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也為知識分子指示了一個應當遵循的新方向和一條應當走的新道路。

　　三

　　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在歐洲，把這個產生于資本主義歐洲的理論正確地應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這需要依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集體奮斗，依靠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依靠在斗爭實踐的基礎上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積累。

　　正是遵循著自己首先倡導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李大釗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了最初的探索，在黨的早期活動中，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作出了自己的獨特的建樹。

　　在中國，李大釗第一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提出了“帝國主義”這個概念。通過總結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歷史經驗，他一方面告誡人們要認清帝國主義兇惡的本質，懂得它“絕講不出公道話來”，因而不要對它抱切實際的幻想，而應“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以前以夷制夷’的覆轍。

　　另一方面又要人們認清帝國主義外強中干的本質，懂得它就“像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筑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威權，因而發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于與它搏戰，信他必可摧拉。”

　　對于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李大釗作了充分的估計。他指出，“在經濟落后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的基礎”。“在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 為了充分發揮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他認為：“第一要緊的工作是喚起貧農階級組織農民協會”;第二是要武裝農民，建立農民自衛軍;第三是要“按耕地農有的方針”，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對于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李大釗早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就已經作出了論述。他明確指出，“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而不是其他階級”。“由于這個原因，我們不要害怕參加國民運動，我們應站在運動的前列。”

　　領導權屬于無產階級而不屬于資產階級，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之點。李大釗在當時就能提出這個觀點，實屬難能可貴。事實上，沒有能夠闡明無產階領導權的問題，恰恰是中共三大的主要缺點之一。隨后，他還進一步指出，“在國民革命中當先鋒的亦只有無產階級”。

　　提出并闡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所進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中所取得的主要理論成果。李大釗對上述觀點的論述，對黨提出并闡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

　　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李大釗也提出了自己的許多精辟的看法。

　　李大釗認為，社會主義，從社會方面觀察，可分為三項：“照政治方面言，必須無產階級專政”;“照法律方面言，必須將舊的經濟生活與秩序，廢止之，掃除之”，“另規定一種新的經濟生活與秩序，將資本財產法、私有者改為公有者的二種制度”;“從經濟方面言，必須使勞動的人，滿足欲望，得全收利益”。這樣，他就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一般特征作出了論述。

　　與此同時，李大釗又指出，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樣，他就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第一次論證了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將既有社會主義的一般特征，又有中國特性這樣一個科學命題。

　　為了澄清人們對于社會主義的種種誤解或疑慮，李大釗還對有關的若干重要問題，如社會主義是否會“破壞生產”并使人“窮苦”，是否“決不發生競爭”，是否排斥民主，是否“不自由”，是否會扼殺藝術個性，等等，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比如，他指出如下幾個方面問題。

　　(1)        “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社會主義主張“使生產、消費、分配適合的發展”，改變多數窮人供奉少數富人的狀況，從而“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

　　(2)        “社會由競爭而進步”，所以“社會主義亦有相當的競爭”;它所反對的，只是“使人類入于悲慘之境”的那種資本主義的競爭;它所禁絕的，只是那種“使人犯罪等”的不正當的競爭。

　　(3)        “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其目的在廢除統治與屈服的關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不過，有兩種民主，即中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只有工人政治才是“純化的”和“真實的平民政治”，因此，這“是一種新的德謨克拉西”。

　　(4)        “經濟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應當擺脫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實現社會主義的制度”。事實上，“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只是“個人與社會、自由與秩序，原是不可分的東西”，個人要獲得自由，就必須正確處理這兩種關系。

　　(5)        社會主義并不是“專為物質進步而設”，它同時也關注美術、哲學，“希望藝術有真正的發展”。為此，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要注意保存藝術的個性發展的機會”。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李大釗在對社會主義的論述中，確實闡發了許多精彩的思想。這些論述，我們今天讀來也仍然感到十分親切，并能從中受到啟發。

　　四

　　李大釗是一個杰出的堅定的革命家，同時又是一個廣博的深刻的學者。革命家和學者這兩種品格在他的身上是和諧地結合在一起的。

　　在成為革命家之后，李大釗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實際斗爭中去;與此同時，他還一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從事教學工作，并在哲學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進行辛勤的勞作。“他是中國第一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又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

　　在法學、政治學、教育學、倫理學以及民族問題、婦女問題等的研究中，他都有開拓性的建樹。誠然，“作為一個拓荒者，他在思想文化領域中所進行的一些草創性的工作自然不免粗糙，然而他在中國第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和占領哲學、社會科學陣地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應當指出，“我國大學中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人課程，對學生進行講授，是在北大從李大釗開始的。1920年起，李大釗便在北大史學系、經濟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講授《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講座”。

　　據考證，他在北大開設的理論課程達5門之多。計有《史學思想史》《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唯物史觀》《現代政治》《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等。比如，1920年，曾印發《唯物史觀》講義，計7篇，即《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馬克思的經濟史觀》《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反映》《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之特點》。

　　講義不但闡明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而且結合歷史實際和現實生活，對許多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論述。他的講義有一部分被保存下來，成了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上海圖書館曾于1962年影印了他的《史學思想史》講義。1920年7月，他還受聘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講授《社會學》和《女權運動史》兩門課程。有的學生回憶說：這兩門課程使她們“初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除了系統授課之外，李大釗還經常在北京大學及其他學校舉辦講座或進行講演，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評論時事，論述各種社會問題，比如：1920年5月1日，在北京大學校工和學生召開的五一勞動節紀念大會上講《五一 “May Day”運動史》;6月27日和7月4日，在美術學校作題為《群眾心理與群眾道德》的講演;11月28日，為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作題為《自然與人生》的講演;1921年5月4日，在北京女學界聯合會舉辦的五四紀念會上發表演說;1921年7月，在美術學校作題為《社會與個人》的講演;等等。這些講座或講演，也給予了北大及其他學校追求進步的青年以積極的影響。

　　成立進步社團，通過社團的活動，引導青年研究馬克思主義、討論社會主義問題，是李大釗在北大期間進行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前面說過，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來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革命青年，很多都是這個研究會的會員或通訊會員。

　　1920年12月，在他的推動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又宣告成立，其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會員暫時限定北大同學”。此外，他還積極參與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1920年8月19日，他在該會北京會員茶話會上提議，“應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態，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

　　北京以外的一些進步社團如天津的覺悟社等，也受到過李大釗的影響。1919年9月，他即應覺悟社邀請到天津與該社社員談話，并給他們提出“許多的建議”。1920年8月15日，他出席天津覺悟社等5團體在北京陶然亭召開的茶話會，曾提議各團體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之后，覺悟社幾個留京的社員即在他的領導下從事勞工、婦女和青年學生運動，有2個會員經他介紹參加了華俄通信社的工作。

　　李大釗播下的共產主義真理的種子，很快就在中國大地上發芽、開花、結果。一代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成長起來了。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范鴻劼、何孟雄、朱務善等直接受李大釗培養、教育的一批北大學生，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初骨干，他們后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的人并為此而無畏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杰出領袖的毛澤東、周恩來等，當時也受到過李大釗的深刻影響。毛澤東在1936年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說過：“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由于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的積極活動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大學成了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心，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1920年10月成立時，其成員就全部是北大師生。

　　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前,北京共產黨組織的成員共12人，其中就有10人是北大師生。1921年7月出席或列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人中，當時屬于北大的或此前在北大學習和工作過的就有5人。他們都先后受到過李大釗的影響。

　　李大釗已經離開我們70多年了，但他的思想和事業是不朽的。“今天,我們雖然遠離了他生活的時代，但依然感到他短促的生命的偉大，依然感到他的歷史眼光的深遠、思想價值的珍貴和革命道德的崇高。”

　　擁有李大釗這樣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確實是北京大學的驕傲。對于北大師生來說，學習和研究李大釗的思想遺產，繼承和發揚他所開創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應當是一種歷史責任。因為這不僅是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也是北京大學得以延續自己的歷史光榮和再創新的輝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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