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布蘭特原油和紐約原油結算價分別跌落至每桶49.94美元和47.14美元，自2009年5月以來首次雙雙跌破50美元大關，與21世紀這一輪初級產品牛市高峰時期的價格150美元相比，已經跌去2/3;即使與2014年6月油價暴跌開始前夕的價格(布倫特原油每桶115美元以上、紐約原油107美元以上)相比，也跌去了一半還多。

　　以油價暴跌為標志，21世紀初開始的這一輪初級產品牛市徹底結束，整個初級產品市場全面陷入熊市。從尼日利亞、南非到巴西，從海灣石油君主國到曾經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國俄羅斯，那些在此前10年初級產品牛市期間享受了輕松愜意好時光的初級產品出口國，在初級產品行情和美聯儲貨幣政策轉折的夾擊下紛紛陷入困境，經濟增速急劇下滑，財政收入驟然萎縮，國際收支迅速惡化，貨幣匯率大幅貶值劇烈震蕩……未來隨著美聯儲啟動加息周期，它們的日子多半還會進一步惡化。此時此刻，反思資源民粹主義之誤，正當其時。

　　何謂資源民粹主義

　　何謂資源民粹主義?這種思潮是將某種自然資源視為只有產地當地居民才能使用、享受其收益的財富，即使沒有為此種資源開發付出任何勞動也要理直氣壯利益均沾，不分青紅皂白給下游用戶買主扣上“掠奪資源”之類唬人高帽。對內，這種“資源民粹主義”突出表現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議制民主競選政體更為這種一廂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瀾，各黨派、各競選政客爭先恐后提出各種無償瓜分資源及其紅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討好選民，對資源開發企業的無度苛索被包裝上“社會責任”的外衣，其可行性和對可持續發展潛力的傷害則被置諸腦后。對外，這種“資源民粹主義”突出表現為該國家或地區違約風險急劇上升，東道國政府或其企業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違反、不履行或者拒絕承認其出具、簽訂的與投資相關的特定擔保、保證或特許權協議等，撕毀合同，違約提高稅賦、分紅、價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資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無門。

　　在初級產品牛市中，面對飛來橫財似的滾滾金錢洪流，政府常常因財政危機暫時緩解而不愿冒險觸動既得利益階層，拖延至關重要的結構改革，并有強烈的沖動擴大無效率的支出，給經濟多元化和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埋下隱患。巨額石油美元等資源收入提高了各個利益集團的期望，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下，政府常犯的失誤就是抵制不住各個利益集團的壓力，被迫或主動追逐短期效應，鋪張浪費，利用新增資源收入無節制地擴大社會福利轉移支付項目，上馬效益不佳的公共工程，以便制造立竿見影的“政績”，換取民意支持，即使廉潔的民選政權也無法避免上述通病，不廉潔政府就更談不上什么堅持原則了。前印尼礦業與能源部長、經濟學家穆罕默德·薩德利曾指出：“艱難時世造就明智政策，反之也成立”，確實是親身體驗的總結。

　　在國際經貿實踐中，資源民粹主義思潮帶來的違約風險遍及亞、歐、非、拉各大洲。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作為世界最大初級產品進口國，中國因此而受害最深。資源民粹主義最終也無可避免地要為其違約行為付出慘重代價。2013年中煤炭行情暴跌腰斬、銅價急劇波動之后，蒙古煤炭因其供貨方易反易覆、信譽低下而首先被中國用戶大面積拋棄，蒙古方面幾個月之內態度前倨后恭，不得不為重新打開中國煤炭、銅礦銷售市場而奔走。在美國因“頁巖革命”而大幅度減少從非洲進口原油之后，許多非洲產油國對中國等東亞國家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變化。

　　資源民粹主義的問題

　　這種狹隘資源民粹主義與勞動價值論是相悖的。無論是生活常識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都告訴我們，勞動是財富之源，沒有開發的資源本身不是財富，經過勞動開發出來的資源才是財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世界上大部分礦產資源、特別是油氣資源要靠非產地的投資和絕大多數來自非產地的工程師、工人才能開發出來。

　　其次，沒有市場需求的資源不會得到開發，經過勞動開發出來的資源還需要經過市場才能實現其價值。狹隘資源民粹主義把自然資源，特別是油氣銷往其他地方說成是對銷售地的恩賜，甚至把這說成是銷售地對產地的掠奪，殊不知在市場經濟下，要謀求發展，銷售市場才是最為重要的東西。二戰之后，為了扶植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美國最重要的支持措施就是對其開放了自己的國內市場，并推動西歐盟國也向這些國家和地區開放市場，日本、韓國、東南亞乃得以依靠出口導向增長模式次第實現經濟起飛。中國得以迅速成長為全世界頭號制造業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開拓出口市場的成功是關鍵原因之一;也正因為銷售市場至關重要，我們才高度重視、持之以恒地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作斗爭。正因為如此，對于資源產地而言，倘若能與規模巨大的下游消費市場處于一國之內，那就堪稱天賜幸運，因為這樣一來該地產品就擁有相對于進口同類產品的先天優勢。越是規模經濟突出的現代產業，越需要這樣規模巨大的穩定銷售市場。

　　青島、順德、合肥這3個全世界最大家電生產基地的市民，不會認為本地家電賣往外地和國外是自己遭受掠奪，本地的家電賣不出去才會引起他們擔憂;他們也不能以本地人身份為由，要求本地的家電廠商向他們半價銷售電器，山西居民也不能以本地人身份為由要求煤礦半價賣給他們煤炭。而某些油氣生產國在國內市場廉價銷售油氣，實際上是一種財政補貼，這種做法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其經濟、社會和環境負面影響日益顯著，數十年來已經拖垮了印尼等國一度發達的油氣產業，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正在努力改革這種變相補貼制度。

　　“資源詛咒”

　　在國際之間，狹隘資源民粹主義嚴重干擾正常的國際商業秩序;在一國之內，狹隘資源民粹主義又常常會走向號召分邦裂土的分裂主義。看看蘇格蘭分離主義運動以獨占北海石油收益為號召，看看尼日利亞反政府武裝以獨占尼日爾河三角洲油氣資源為旗號，看看追求獨立的伊拉克庫爾德區如何爭奪基爾庫克油田，看看2008年大選失敗后玻利維亞傳統利益集團如何在因石油出口而相對發達的潘多、貝尼、圣克魯斯、塔里哈等東部四省(號稱“半月”)發動分離主義騷亂……

　　就總體而言，與制造業驅動的增長相比，初級產品行業驅動的增長會帶來更多的腐敗、兩極分化和暴力壓榨，從而產生較多的社會矛盾。因為制造業企業處于永恒的買方市場，企業需要創新才能取悅消費者而賣出產品，實現增長。但初級產品行業經營的關鍵在于占有資源，牛市時期尤其如此，即使沒有取悅于下游產業的創新，只要能夠“擺平”相關方面勢力，占有資源，就能大發利市。看看2006~2007年爆出的郴州窩案與當地煤炭、有色金屬資源開發之間的關系，看看山西超大規模開發煤炭資源后當地吏治的全面墮落、官場的大面積高層次“塌方”，就不難明白這一點。

　　正因為如此，在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即使是那些自然資源人均占有量高、品質優良、運輸出口條件優越的國家，他們的經濟社會發展長期成績也相當糟糕，縱然能夠在牛市期間過幾天“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日子，其資產泡沫、收入分配失衡、腐敗、社會矛盾等問題也積累得更快，最終在熊市中爆發，與熊市相互促進，把這些國家拖入“失去的10年”乃至“失去的20年”泥潭之中。拉美，非洲，一戰之前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的俄羅斯帝國……莫不如此。正是在總結千百年來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經濟學界誕生了“資源詛咒”這個術語。

　　同樣是煤炭資源豐富的國家，同樣置身于煤炭需求爆發式增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為什么德國的長期發展實績遠遠超越俄羅斯帝國?因為前者是一個迅猛發展的工業化大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前已經全面啟動工業化進程，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躍居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工業大國;而后者依靠自然資源開發作為支柱產業。現代石油工業誕生地美國為什么沒有陷入“資源詛咒”的泥潭?因為現代石油工業誕生之時，美國制造業總量已經超越英國而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在這種條件下，石油資源開發的收益方才能夠與制造業發展相互促進，形成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也正因為美國經濟、美國制造業規模巨大，石油業繁榮損害制造業競爭力的所謂“荷蘭病”，在美國從來就不曾如同荷蘭發生過的那樣嚴重。

　　蘇聯解體之后，獨立的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得以獨享本地油氣資源開發收益，在21世紀前10年的初級產品牛市中，它們貌似因為無需在全蘇范圍內分享這項收益而受益不淺，但代價是收獲了更嚴重的資產泡沫、制造業衰亡、收入分配失衡、社會矛盾等問題，更承受不起經濟波動的沖擊，更因此孳生了寄生性的社會階層，難以推進必要的經濟社會改革。其制造業衰退之嚴重，以至于哈薩克斯坦地方政府在籌備石油資源枯竭后的替代產業時，連碎石廠也被視為“技術含量較高”的項目。如果說，蘇聯時代的中亞還有可能依托全蘇市場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加盟共和國的制造業而緩解本地產業結構的上述負面影響，依靠大國較高的宏觀經濟穩定性應對經濟波動的沖擊;那么，時至今日，作為獨立的小國，中亞諸國已經不具備這樣的有利條件了。在初級產品熊市期間，世人必將目睹它們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即使是富裕的海灣石油輸出國，它們的暴發不過40年，卻已經經歷了幾次過山車般的經濟劇烈波動。而且，它們的社會結構已經因為產業結構問題而埋下了無可化解的致命缺陷，它們力圖根本改善自己的經濟結構，卻因為客觀經濟規律而被牢牢鎖死。在更長周期內，我們一定能夠看到它們在經濟社會方面致命缺陷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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