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一個人均資源相對匱乏的人口大國，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更加顯現。以“兩型社會”建設為目標導向，加快農業發展轉型，構建 “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產出”的新型農業發展模式，以此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農民增收、農業增效等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多重戰略目標，其意義顯得尤為重要與緊迫。本文在知識化、信息化、生態化、國際化、多樣化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全球農業現代化大變革的背景下，以資源環境雙約束下中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多目標取向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圍繞中國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現狀、中國農業發展多目標組成與結構、資源環境約束下多目標取向的中國農業轉型決策等核心問題展開研究。

　　關鍵詞：資源環境約束 多目標 中國農業發展轉型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每一次發展方式的轉型，都表現為人類經濟發展以及人類文明進步的新標志，是經濟結構變遷的內在動力。作為一個人均資源相對匱乏的人口大國，以“兩型社會”建設為目標導向，加快農業發展轉型，構建 “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產出”的新型農業發展模式，以此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農民增收、農業增效等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多重戰略目標，顯得尤為緊迫。

　一、建國以來中國農業發展轉型的歷史進程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農業發展已經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全面解決溫飽問題后，農業正沿著現代化的路徑加快前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農業在生產方式、經營方式等方面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總體看，可以把這種轉型的動態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建國初期到1978年改革開放

　　這一階段，處于全面向集體化轉型并確立農村集體所有制時期。由于國家剛剛成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還沒有完全形成，國家農業發展政策不穩定，農業發展總體處于恢復時期。這一階段，相繼經歷了土地改革和農業生產恢復、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穩定發展、人民公社化和農業生產的劇烈波動、“文革”和農業生產低速增長四個時期。在計劃經濟成分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為了追求速度、產量，盡快解決吃飽穿暖問題，當時中央政府主要強調的是改進生產方式。盡管政策不穩定，但是隨著水利、農田、農機等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業生產方式取得了進步，農村生產力得到了較大解放，農業規模得到擴張，糧食總產量由1949年的1.13億噸上升到3億多噸，[3]農業在波動中曲折發展，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業發展積累了經驗與教訓。

 　　2.第二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1年加入WTO

　　這一階段，處于計劃經濟農業向市場經濟農業的全面轉型時期。主要特征是家庭聯產承包制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體制存在的基礎，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業基本建設長期積蓄的潛在能量得以釋放，農業穩步發展，糧食產量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詳見圖2-1)，農業經濟逐步由生產型向經營型轉變，農業加快向商品化、市場化方向推進。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探索了一系列農業市場化改革，如推進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加強對糧食市場的宏觀調控、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糧食儲備制度、推進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等，區域性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相繼成立，農業市場化程度快速提高，市場機制對農業資源配置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有力促進了農產品的市場化、農業開發的產業化、農業服務的社會化。

　　3.第三階段，2001年加入WTO到現在

　　這一階段，處于農業向全球化、現代化轉型的新階段。中國農業發展方式發生了深刻而廣泛的變革，突出特征是在全球化的沖擊下，中國農業發展由分散式向集中式轉型，農業發展的資本與技術要素不斷提高，進入到經營市場化、全球化和生產信息化的現代農業發展階段。總體看，這一時期，中國農業發展開始從封閉狀態向競爭、開放狀態全面轉型，農業生產市場化進程加快，農產品從自給自足轉向對外貿易依存度增加;農業發展規模總體上穩定上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迅速發展;特別是2003年以來農業連續九年豐收(詳見圖3-2)，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是，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不斷下降，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5.1%下降到2010年度的10.2%;[6]農業結構從單一的糧食結構向多元產品結構轉變，農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資本和技術，2008年中國綜合農業現代化水平約為發達國家的38%[7];主要農產品的供求關系仍然非常緊張，重要農產品進口數量不斷攀升(詳見圖3-2)。同時，中國農業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也越來越明顯，農業資源危機日益嚴峻，生態環境惡化，成為迫切需要關注和解決的新問題。

 　　二、資源環境約束下中國農業的資源壓力

　　中國不僅是全球人口大國和農業大國，還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仍然處于追趕發達國家的進程中，農業發展還未能根本實現現代轉型，對資源的消耗和影響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中國農業發展所受到的資源壓力比發達國家更加明顯。正如有關學者所言，發達國家是在農業實現現代化之后面臨資源環境約束難題的，而中國是在農業現代轉型過程中就面臨著這一壓力，且比發達國家更為顯著。[8]

　　1.人力資源

　　人才資源是的農業第一資源，是農業發展的第一生產力，人力資本是比資源、資金更為重要的內在要素。2010年，中國農村總人口67113萬人，農村總人口占全國人數的50.05%，其中農村勞動力41418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1.71%，占全國人數的30.89%。[9]從文化程度來看，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占5.73%;初中文化程度(含以下)占比為82.61%;從事第一產業的人數占總人數的67.4%。[10]無論是整體素質還是從業結構，都與農業現代化的要求差距不少。與此同時，隨著城鎮化不斷加快，中國城鄉之間由經濟“剪刀差”變成人力資源“剪刀差”，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是一個無法逆轉的趨勢。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突破了50%，達到51.3%;[11]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超過了2.4億，每天以消失20個行政村的速度在“萎縮”。[12]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對全國范圍內的抽樣調查，即使在那個時候，就有高達74%的鄉村沒有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了，僅有25%的鄉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13]深入調查發現，七十年代出生的超過50%的農村勞動力不種田也將不會種田，八十年代出生的農村勞動力95%以上不種田也將不會種田，九十年代出生的農村勞動力會種田的就微乎其微。現在種田的農村勞動力主要是40歲以上的一部分人，平均年齡為55.2歲，且婦女居多。[14]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居然出現了“農民荒”，這是新世紀的重大國情變化。由于勞動力不斷流出，農村空心化、農業副業化、農民斷層化因而不斷加快，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從質量到數量都迅速下降，適合現代農業要求的農村勞動力不僅總量不足，而且整體文化素質相對偏低，老齡化問題突出，無疑直接影響了農業科技的接受能力，阻礙了新品種、新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推廣應用，延緩了農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隨著中國城鎮化的不斷加快，從長遠看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呈明顯增加和加快的趨勢，“誰來種地”、“誰來養豬”已成為中國農業發展亟待破解的時代難題。

 　　2.土地資源

　　土地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物質條件，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耕地保護形勢日益嚴峻。2012年，全國耕地面積為18.279億畝，人均耕地面積1.35畝，[15]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低產田占耕地總面積近70%，全國耕地質量總體不高，優等地僅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2.7%，高等地占30%，中、低等地占67.3%，中低產田仍然占了大多數。[16]全國連片集中分布的優質耕地只有51片，約10億畝耕地，其中6億畝可灌溉，4億畝不能灌溉，[17]全國集中連片、具有一定規模的耕地后備資源少，且大多分布在生態脆弱地區;2001-2012年，全國耕地面積凈減少0.861億畝(見圖3-3)。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耕地減少還將不可避免，人地矛盾將更加突出。同時，由于長期以來忽視對土地的保護和合理利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比較嚴重，到2009年，全國有180多萬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積亟待治理，多年平均年土壤侵蝕量高達45億噸左右;[18]后備耕地資源嚴重不足，而且由于自然條件差，開發成本很大。[19]

　　3.水資源

　　水資源是農業發展的關鍵資源之一，水資源的豐歉和分布直接決定了農業發展的規模、類型和水平。中國的水資源總量居世界第六位，但是季節分布不均，地區差距較大，人均資源量少，相對水資源需求而言，是一個缺水嚴重的國家。2010年全國淡水資源總量為30906.4億m3，南北分布不均衡，北方占全國的19.6%，南方占全國的80.4%，[20]人均只有2300 m3，大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國的1/5，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農業是中國用水“大戶”，中國農業用水占用水總量的比重較大，2010年全國總用水量6022.0億m3，其中農業用水占61.3%，全國用水消耗總量3182.2億m3，其中農業耗水占73.6%，在各類用水中，農田灌溉耗水率最大，為63%。從用水效率上看，農業用水浪費現象普遍，水資源有效利用率很低。2001-2010年10年間，全國水資源總量動態波動，總體穩定，但總用水量增長了8.2%，各行業耗水總量增長了4.3%，其中農業耗水量增長了19.9%。據預測，到 2030年全國總需水量將達10000億m3，全國將缺水4000～4500億m3。

　　4.森林資源

　　森林資源是重要的農業資源之一，中國森林覆蓋率低，森林資源總量不足。根據第七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21]全國森林面積1.95億公頃，森林蓄積量137.21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為20.3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2/3，排在世界第139 位;人均森林面積0.145公頃，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森林蓄積量10.151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7。因自然災害和人為砍伐，每年有660多萬畝有林地轉為無林地、疏林地和灌木地。由于森林的覆蓋率較低，使得森林在調節氣候、涵養水分、防止水土流失與荒漠化等方面的功能難以發揮，影響到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善，這也是中國農業發展的不利因素。

　　三、中國農業發展的環境效應

　　長期以來，中國農業發展是一條低水平的平面墾殖面積擴張、以追求農產品數量增長為主的發展道路，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等石化物質成為提高農業產出的重要途徑，已使農業生態環境問題十分突出。與此同時，工業化和城鎮化使工業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給中國農業生態環境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成為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1.化肥、農藥等過度使用導致水土和空氣污染

　　中國是世界上化肥使用量最大的國家，其中2010年就高達5561.7萬噸，占到全球的34.4%，農藥消費總量達到175.8萬噸，占全球的20%;按2010年播種面積計算，化肥施用量達每平方公里50.6噸，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的安全上限。中國的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也在逐年增加，2010年就達到了217.3萬噸，比 2002年增長了41.2%。[22]過量使用化肥、農藥，作物難以完全吸收，會滲入到地下或通過生活污水流入水體產生二次污染，禽畜糞便中大量的氮和磷也會進入水體，造成水體富營養化，有專家估算，中國水體氮磷污染物中來自工業、生活污水和農業面源污染的大約各占1/3，中國湖泊的氮、磷50%以上來自于農業面源污染，[23]同時，大部分農藥、殺蟲劑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導致高達933.3萬公頃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且還導致地下水受到污染，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和空氣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24]。

　　2.農業污染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構成威脅

　　近年來，因化肥、農藥等過度使用，農業污染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體等造成的各種農業污染已經對食品安全和人體健康構成威脅。根據農業部2005年4月的監測數據，在被抽查的37城市52種蔬菜3845個樣品中，有農藥殘留的超標樣品就達318個，豆類蔬菜農藥殘留超標率最高。造成農藥殘留超標的主要原因就是禁用農藥的使用未能得到根本控制，如果藥物殘留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并在人體內累積的話，將會給生命健康帶來極大的威脅。[25]雖然近年來通過強有力的控制措施，農藥殘留超標率持續下降，但狀況尚不穩定，局部隱患不少，許多被禁止的農藥及劣質、冒牌農藥仍有使用，諸如“毒大米”、“毒豇豆”、農藥中毒事件仍時有發生;其次，農業污染物直排，使主要水體呈現嚴重的富營養化狀態，嚴重影響居民飲水安全，累積于飲用水源特別是井水中的化肥氮磷和農藥對居民的健康構成威脅。此外，土壤污染也會經過食物鏈，通過糧食、蔬菜、水果和肉類等進入人體，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

　　3.農業污染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

　　近年來，中國農業污染已經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一方面，造成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嚴重影響到市場競爭力。近期來，由于農藥獸藥殘留、重金屬含量等指標超過國際貿易限量標準，中國農產品出口不斷遭遇被拒收、扣留、退貨、索賠和中止合同等事件，一些傳統大宗出口創匯的農產品甚至被迫退出國際市場。加入WTO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農產品的技術壁壘越來越高，其中如水產品、谷物、畜產品、蔬菜水果、茶葉、蜂蜜等主要出口的農產品都遭遇過這樣的問題。特別是在國內，導致消費者普遍對農產品生產和市場信任度不高，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無疑波及到中國整個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十分嚴重。根據中國農業科學院土肥研究所對全國2300多個縣的調查，近十年來農民在蔬菜、花卉、水果上盲目過量施肥，導致平均650元/公頃的直接經濟損失;由于不合理、不規范的施肥，每年流失于農田之外的氮肥超過1500萬噸，使用的氮肥約一半被揮發掉，導致直接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人民幣;農藥浪費造成的損失要超過150億元人民幣。[26]農業污染還對漁業、畜牧業、旅游業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對整個中國農業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更難以計量。[27]

　　四、“兩型社會”建設中農業發展轉型的多重目標

　   資源環境約束下的中國農業發展方式轉型，既要突破資源環境壓力，解決農業效率低、生產成本上漲、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等現實問題，還要適應全球化背景下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人口大國等一系列相互交織的問題對農業發展方式的要求，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異常和世界農產品供給波動加劇的挑戰。因此，資源環境約束下中國農業發展方式轉型，是多重目標的轉型,是在“兩型社會”建設中加快國民經濟轉型和城鄉發展一體化，是立足于糧食安全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推進環境保護、資源節約、農民增收、農業增效等多重戰略目標的實現。

　　1、促進國民經濟轉型

　　中國經濟經歷了長時間的持續高速增長，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步顯露出來，經濟運行中的新老矛盾相互交織，加上國際經濟環境更加復雜，依靠大規模擴大出口已經越來越不現實，加上世界金融危機使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在不斷興起，由外貿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持續。在國內勞動力等生產成本大幅度上升難以逆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般工業產品價格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淘汰低效能、高消耗的產業，著力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產業。因此，中國正處于國民經濟整體轉型和戰略機遇的關鍵時期，[28]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經濟工作的主攻方向。

　　而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民經濟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和基礎支撐。如果農業發展方式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很難得到根本轉變。一方面，農業是一切社會的發展基礎，擴大內需的最大市場在農村。縱觀現代社會經濟現象，經濟危機大多都在農業上找到了出路，可以說，農業是經濟危機的避風港。只有通過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增強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全面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農民的收入，使農村經濟大發展和農村市場需求大升級，以全面擴大內需，從而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發動機，推動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順利轉型。另一方面，農業是國民經濟最基礎的產業。在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中，無論在組織上、規模上、效益上、技術上、生產手段上，最需要轉變發展方式的就是農業。用現代農業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農業低產業化、低市場化、低集約化的現狀并未根本改變，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效率低、科技含量低的現狀也未根本改變，[29]根本原因在于發展方式不優，在于傳統的生產經營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大戰略任務。

 　　能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是對黨的執政能力一個重大挑戰。黨中央把三農工作列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世紀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十一年聚焦三農，說到底就是為了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適應國民經濟轉型的新要求。然而，在工業化促進國民經濟取得巨大成就面前，一些人在思想認識上產生了誤區，在實際工作中形成了“唯工業化論”的主導思想，無疑將導致形成犧牲農業成就工業的“拉美現象”。顯然，“唯工業化論”是對科學發展觀的曲解，也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缺乏戰略思考。因此，必須根據農業促發展的理論，將農業發展方式轉型作為國民經濟有效發展戰略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站在國民經濟轉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高度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以激發農業活力，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發動機，為國民經濟順利轉型提供一個突破口。

　　2、加快城鄉發展一體化

　　歷史的經驗表明，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城市發展總是在先，農村發展走在其后。但城鄉經濟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一方面，城市化與工業化需要農業提供足夠的食品、工業原料，需要農村提供消費市場等各種支撐;另一方面，農業與農村發展則需要城市產業為其過剩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并保障農業發展所需的現代裝備與技術、農村建設與生活所需的工業品。從這一意義上講，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鎮化、工業化更依賴于農業、農村的現代轉型。因此，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從根本上說，就必須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實現傳統農業現代轉型。從實踐中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無一不是建立在工業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協調推進的基礎之上。顯然，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對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具有基礎性與戰略性作用。

　　當前中國在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處于改造傳統農業、實現農業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業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和農村的社會形態、農民的思想觀念都發生著重大變革，發展現代農業具有了相應的基礎。同時，長期以來，中國農業落后、農村發展緩慢、農民增收難等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不僅是農業和農村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現實反映，也是城鄉二元結構長期積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30]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工業化和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不同步、不匹配，農業現代化是“短板”，造成城鄉二元發展，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隨著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城鄉二元結構日益上升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加快農業現代轉型，有效解決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對接、農村發展與城鎮發展對接、農村資源要素與城市資源要素對接等問題，以此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已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問題。

　　3、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物質基礎，也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糧食危機發生在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全球大國，就不僅是中國的災難，更是世界的災難。因此，加快農業發展轉型以保障糧食安全，它的意義已不僅僅局限于中國本身，更具有全球性意義。

　　從國內來看，盡管中國農業發展正處于歷史上的一個最好時期，糧食的總產量實現了九連增，但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不斷加快，農村勞動力不斷進城務工，“空心村”和耕地拋荒現象不斷增多，“誰來種地”、“怎樣種地”已成為糧食安全無法回避的嚴峻問題。由于種種原因，農業的發展水平還遠未達到應有的高度，隨著糧食剛性需求的不斷增長，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糧食安全面臨著農業發展方式能否加快轉型的挑戰。從國際上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糧價暴漲所造成的糧食危機不時引發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糧食與石油、貨幣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戰略武器，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糧食市場競爭能力無疑應成為人口大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31]因此，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成為中國農業發展轉型的首要目標，是新的歷史時期十分艱巨的戰略任務。

 　　目前中國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由美國主導世界農產品市場的被動局面，作為世界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中沒有話語權，即使是在世界糧食危機中，也只能坐觀世界糧食市場的暴利卻無法分享，大國農業成為了“口糧農業”。如果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加快農業現代轉型，就必須突破國家分工比較優勢的傳統理論，將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納入到提升國家全球競爭力的戰略之中，把農業上升為服務于國家全球競爭的戰略產業，形成持續發展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并轉化為強有力的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提高農業在世界市場中的博弈能力，以此來強化國內的糧食安全，從而掌握國家糧食安全的主動權，上升為整個國家的戰略優勢。[32]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明確三大目標：加快農業現代轉型，全面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有效滿足國內糧食需求;加快農業現代轉型，全面提升中國的糧食市場競爭能力和擴大在世界農產品市場體系中的話語權;加快農業現代轉型，全面提升農業成為服務于國家全球競爭的戰略產業，提高國家的全球競爭力;從而構建“近期安全自給、中期國際主動、長期國際主導”的可持續發展、多元演繹的戰略目標體系。

　　4、保障農產品質量

　　隨著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業發展正處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產品供給由注重數量增長向數量與質量安全并重轉變的重要時期。農產品質量安全作為重大的民生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民收入、農業整體效益的提高，更關系到農產品市場競爭力與國際貿易壁壘的應對能力;不僅關系到人們的生活質量，更關系到人們的生命安全與社會穩定;不僅關系到生態環境的改善，更關系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事關農業發展、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

　　盡管近幾年來中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形勢總體平穩、逐步向好，為保障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增加農民的收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生態環境逐漸惡化，農產品安全系數不斷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已經日益凸現出來。如農藥殘留問題，硝酸鹽、重金屬超標等問題日益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特別是自“非典”事件以來，發生的“毒大米”、“多寶魚”、“三鹿問題”等一系列食品安全問題，使農產品質量安全危機幾乎到了風聲鶴唳的程度，嚴重影響了中國農產品市場的整體信譽。因此，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是中國農業發展轉型的重要目標，也是農業發展新階段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不僅直接威脅著人的生命健康，而且直接影響著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農產品貿易競爭，不但是價格的競爭，更是質量和信譽的競爭，農產品質量安全是市場的核心競爭力。推進農業發展戰略轉型，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就要樹立綠色生產理念，把農產品質量安全擺到與數量安全同等重要的高度，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農業，推進農業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發展。具體目標有兩個：一是通過農業的投入品控制和標準化生產，全面控制有毒有害物質在農產品中的殘留量，從源頭上防范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確保廣大消費者健康。二是通過提升農產品品質，打造優質農產品品牌，全面提升農產品的競爭力，確保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5、推進資源節約

　　資源的承載能力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大瓶頸，切實保護和合理利用各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于人均資源嚴重不足的人口大國來說，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盡管近年來中國的農業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始終未能從根本上擺脫依賴資源的傳統發展觀念，仍然大量存在著掠奪性開發農業資源的現象，仍然延續著“資源投入——農產品產出——廢棄物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生產模式，[33]造成土地和水等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過度、粗放利用甚至浪費，有毒、有害物質任意排放等問題，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帶來了日益嚴峻的挑戰。因此，充分重視和考慮資源承載能力，推進資源節約，使有限的自然資源能夠永續利用，是加快農業發展轉型的一個重要目標和基本要求。

 　　推進資源節約，就必然要求農業發展方式從過去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產出”的模式轉變，將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作為首要條件，做到資源開發與節約并重。一是實現農業資源的減量使用，即通過節約型技術及農業品種結構調整，在確保與提升農業產出的同時，減少農業在能源、水資源、原材料、土地資源等方面的消耗。二是實現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即通過農業產業內部物能相互交換，以及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實現農業資源的循環高效利用。三是推進農業中的新能源開發利用，即通過推進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替代能源在農業中的綜合利用，提升可再生能源在農業中的應用水平，推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6、實現環境友好

　　保護生態環境，建立人與環境良性互動的關系，實現生產和消費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可持續發展，從而達到環境友好這樣一個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標，讓百姓呼吸潔凈的空氣、喝上潔凈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產生活在青山、綠水、藍天的生態空間中，這既是一個發展問題，也是一個民生問題。雖然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正在逐步得到遏制，但生態環境惡化已是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當前日益嚴重的霧霾治理問題，更是任重道遠。

　　造成中國當前的生態環境安全危機的原因，首當其沖的是粗放式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而粗放的農業發展模式也同樣難辭其咎。如掠奪性開發加劇了水土流失和濕地減少，濫用化肥農藥導致土地功能衰退和物種滅絕等等，不少地方的農業面源污染甚至超過了工業污染。不僅使整個生態環境進一步污染和惡化，而且使農業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被打破，自然災害頻發、食品安全問題突出，對中國糧食安全和農業自身可持續發展構成了重大威脅。在這樣雙重壓力下，毋容置疑，實現環境友好，提升資源與環境承載力，使農業發展向具有生態等多功能方向拓展，以強化農業的天然自我循環與自我凈化能力，緩解、修復生活生產活動對生態系統和資源環境的破壞，無疑是中國農業發展轉型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對當前農業生態環境的必然回應。

　　從目前中國農業生態系統資源與環境承載力現狀來看，加快農業轉型實現環境友好必須兼顧兩大目標：保障農產品供給和改善生態環境。[34]而核心是實現農業生產的無害化，即通過推廣使用生物農藥、有機肥料、可降解農膜、生物柴油等無害化農業投入品，優化農產品種養結構，在保證農業效率的同時實現農業生態平衡。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有著緊密的關聯，資源節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減少污染排放、保護生態環境，如節藥、節肥、節膜、資源循環利用。兩者統一于“兩型社會”建設的總體戰略之中，目的在于推進農業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步提高，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快速和可持續發展。

　　7、增加農民收入

　　增加農民收入是整個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也是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直接關系到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調動，農業投入和擴大再生產的增加，農村的繁榮與穩定，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有效保障，是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性問題。

　　自2000年來，國家圍繞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從免征農業稅到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從新農村建設到統籌城鄉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給農民帶來了“真金白銀”的實惠，使農民分享到社會發展的成果，體現了社會公平，贏得了億萬農民的衷心擁護。但是，在新的轉型時期，農民增加收入的難度越來越大，收入增長的速度越來越相對放緩，收入的增長點越來越相對有限。為了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政府采取了多種惠農政策，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與當前包括農村經營體制、土地制度、市場條件、農業技術水平以及推廣體系、農村公共投入等因素在內的農業發展方式轉型滯后密切相關。而全球化、工業化、城鎮化對增加農民收入帶來了多重影響。如何建立增加農民收入的長效機制，至今仍然是中國社會的焦點，也是國民經濟宏觀政策選擇的難點。因此，增加農民收入是推進中國農業發展轉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另一方面，增加農民收入是農業能否成功實現現代轉型的一個根本標志，還是農業發展運行狀況的晴雨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預期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依據，當農業生產經營的收益低于農民預期時，農民的積極性就難以發揮，甚至轉向其他行業。特別是像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這樣的重大目標，必須依賴于農民收入的提高，使之成為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從這一意義上說，增加農民收入也是實現中國農業轉型的必要條件。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既來源于全面提高農業單位面積產出與經濟效益，也來源于拓寬農產品產銷售渠道以及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并與政府的惠農政策密不可分。從當前來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應該促使農民收入增長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的幅度，并更多地提高農業比較收益，實現農民經營性收入的快速增長，才能真正加快中國農業發展的轉型。

　　8、提高農業效率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表明，農業效率的高低影響著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效率是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核心競爭力的綜合反映，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標志。當前，中國農業效率普遍較低是不爭的事實，成為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和工農差距的一個主要障礙。

　　受傳統的農業發展觀念影響，長期以來將勞動量和土地規模作為提高農業效率的決定因素，未能意識到新型農業人力資本可持續增加的關鍵作用，未能有效發揮人力資本對農業發展的決定作用。與此同時，現行農產品價格尤其是糧食價格沒有完全反映市場價格因素的動態變化，農業效率的提高缺乏內生的激勵機制。國家在考慮糧食安全，農民卻在考慮“種糧安全”。如果種糧無利可圖，甚至種得越多虧損就越大，再蠢的人也不會去種了。而小規模分散經營與大市場集約化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低商品化率、低市場競爭力、低效益、低規模化、低組織化等農業發展難題亟待破解。因此，如何使農業發展更多地依靠科技進步、設施裝備的改善、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來不斷提高農業效率，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是加快推進農業發展轉型的立足點和著眼點。

　　提高農業效率，就是在同等條件下以更少的投入獲得同樣的產出或以同樣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并能為農業生產者帶來更多的收益，其核心在于農業生產要素的高效利用。實現提高農業效率的目標，一是提高土地產出率，中國存在著人多地少的矛盾，且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不斷推進，耕地資源不斷減少，土地將成為農業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制約，而隨著農產品需求的增長，農業發展轉型必須致力于提高土地產出率。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單位時間內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產品數量或數值，雖然中國農村尚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從長遠來看，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必將成為提高農業效益、增強農業競爭力的重要條件。三是提高資源利用率，資源利用率是土地、水、肥料、農業廢棄物等的有效利用情況，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是保護農業生態環境，提高農業效益，開拓農業多功能的基礎，中國農業發展正面臨著資源不足的制約，提高資源利率是中國農業發展轉型的必然目標。

　　綜上所述，資源環境約束下中國農業發展轉型的上述目標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如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目標的實現是糧食安全目標實現的基礎，糧食安全目標的實現又促進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農民增收與農業增效目標的實現是確保糧食安全的前提和促進經濟安全的重要動力，糧食安全目標的實現是經濟安全目標的實現的重要基礎，糧食安全與經濟安全目標的實現同時又為農民增收與農業增效提供重要保障等等。農業發展轉型的多目標實現，必須綜合考慮國際環境與中國的具體國情，考慮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等給中國農業發展的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考慮中國現階段農業發展的資源稟賦、環境承載力、物質基礎、人才支撐、制度保障以及科技貢獻能力等現實條件，在此基礎上形成實現農業發展轉型的整體戰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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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者簡介：湖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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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以當好農村發展的智囊團和思想庫為己任，創建集農村理論研究、決策咨詢、成果運用于一體的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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