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以上是劉鶴代表的中國經濟界的精英總結的10條危機共性中的第四條。為什么會出現以上現象呢?實際很簡單：

　　貧富懸殊過大導致需求相對下滑、投資相對過剩，進而加劇供過于求和產能過剩，導致企業減產甚至倒閉。再加上技術革命導致生產率的提高引起的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在供求基本平衡或者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反而會導致失業增加和民眾相對收入下降。一旦民眾生活質量出現明顯下降，民眾就會將這些失落自然聯想到富人身上，認為富人是社會的獲利者，而自己卻成了社會的被掠奪者。如果該國本身也存在比較嚴重的腐敗和明顯的分配不公，民眾的這種想法就會更加明顯。民粹主義爆發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分配失衡和貧富懸殊過大導致的供過于求，徹底化解危機的辦法是在不過度影響社會財富生產和創造積極性的情況下。對富人增加稅收，補貼窮人、增加社會保障和減少勞動者的平均勞動時間。緩解過度的貧富懸殊，進而緩解供過于求矛盾，理由如下：

　　1、對富人增加征稅會減少投資最后的實際回報率，投資回報率降低會導致富人投資積極性下降，進而起到減少供應的作用;

　　2、對富人增加征稅會導致富人用于投資的資金相對減少，進而導致投資中規模相對減少;

　　3、補貼窮人能提高社會中需求，緩解供過于求的矛盾;

　　4、加強社會保障，能讓老百姓最大限度減少儲蓄，進而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緩解供過于求;

　　5、強制減少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就業率和收入(勞動者議價能力提高，但卻會導致該國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

　　但對富人收稅正常情況下，卻有幾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1、國際資本快速流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加稅會導致該國資本外逃;

　　如果一國稅收高于其他國家，可能就會導致該國資本外流。進而導致該國外匯儲備下降，財富流失。甚至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外匯短缺，進而導致該國經濟短期紊亂，無法正常運行。

　　2、富人對政府影響力更大，會想方設法阻礙分配體制的改革;

　　3、增加對富人的稅收，短期內可能會打擊社會精英的財富創造的積極性;

　　4、短期突然大幅加稅會導致該國出口競爭力下降，進而導致該國外匯增長減少，甚至出現外匯短缺;

　　而外匯緊缺會導致該國貨幣相對貶值，推動該國出現通脹，并導致該國國民生活水平再次出現下跌。

　　在正常情況下，政府不太可能主動斷臂改革。但政府也無法短期內化解貧富懸殊、產能過剩和收入下降等問題，為了爭取選票、穩定經濟或社會治安。政府一面對國民進行各種福利承諾，同時采取凱恩斯主義——政府負債投資或刺激消費等方法，提高社會需求來緩解供過于求的矛盾。

　　這種方案雖然短期能增加需求，但卻沒有真的減少供應。也不能化解貧富懸殊過度的問題。刺激經濟的結果是：需求增加的同時，供應卻不會減少。如果需求增加比較多，供應會很快跟上。因為刺激的結果是：國民收入增加的同時，富人的財富增加的速度更快。如果富人的資金主要用于投資，中低收入的人資金主要用于消費。在沒有大幅進行分配改革的情況下。貧富懸殊反而可能繼續加劇。一旦政府信用過度透支導致負債投資刺激經濟能力下降，供過于求的矛盾會再次出現。這次再出現危機將不僅是供過于求的矛盾，還會同時出現政府債務或匯率危機，甚至會出現貨幣大幅貶值和通脹等情況。讓民眾再次陷入更深的危機。

　　政府的債務實際就是該國全民的共同債務，一旦政府債務危機爆發，政府最后不得不大幅增加稅收，同時大幅降低福利來償還債務。在政府承諾福利落空，同時失業和收入大幅下滑的情況下，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

　　過度貧富懸殊和技術革命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簡單用負債投資、減稅和其它刺激消費的政策，如同一個庸醫給疼痛難忍的病人看病：根本不管病人的病因，只要病人一疼痛就給病人吃止痛藥。結果病人短期不痛了，病癥也消失了，但病人的病情卻在不斷惡化。終于有一天，病人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靠政府負債暫時刺激和穩定經濟的做法，實質僅僅是飲鴆止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是庸醫所為，高明的經濟政策必須是未雨綢繆，化解危機于無形。可是在經濟問題還沒有顯露的時候，主動改革卻缺乏足夠的動力。特別是既得利益集團會阻礙這種改革，而民眾為了保住生活質量不下降，誰承諾他們更多的福利他們就支持誰。不到危機降臨、承諾都變成泡影、生活質量出現明顯大幅下降的時候，也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推動這一改革提前進行。所以最后導致改革被盡量延遲，但這種延遲的代價是巨大的，這種延遲實際是在累計更大、更嚴重的經濟矛盾，直到社會力量被耗盡危機全面爆發。危機爆發以后，社會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去緩解。

　　政府的這種行為如同壘砌堰塞湖，政府用盡和動員所有的力量壘砌堰塞湖。導致堰塞湖水位越來越高，一旦社會力量耗盡，堰塞湖崩潰就會形成滔天洪水，讓整個社會面目全非。

　　(下一篇：解密劉鶴兩次危機共性10條(五)——投機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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