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恩格斯應德國社會民主黨《前進報》出版社經理理查·費舍的請求，為該社即將出版的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的小冊子寫了一篇導言，即著名的《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以下簡稱《導言》)。這篇著名的文章是恩格斯一生所寫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政治論文，文章對德國新形勢下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論述。由于文中提到了基于社會條件的變化，資本主義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以及無產階級要利用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進行合法斗爭等觀點，恩格斯去世后不久，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就把《導言》稱為恩格斯的“政治遺囑”，認為它是恩格斯晚年著手“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篇代表作，是19世紀中最革命的學說的奠基人摒棄自己革命的過去，給自己的學生留下的遺囑，要他們盡一切力量避免自己和馬克思所犯的錯誤。

　　本文試圖通過系統分析恩格斯《導言》一文，指出恩格斯晚年并沒有否定革命成為一個改良主義者，他只是把議會斗爭作為一種暫時的斗爭策略。改良主義把社會主義的價值局限于狹隘的經濟利益，淡化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鋒芒，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一、恩格斯《導言》中關于合法斗爭的觀點

　　恩格斯在《導言》中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合法斗爭的必要性，并對當時社會民主黨采取合法斗爭的策略采取了肯定的態度。然而，恩格斯合法斗爭的思想并不意味著放棄革命轉而成為改良主義者。結合《導言》全文及《導言》的寫作背景，他在《導言》中強調合法斗爭是基于以下幾方面原因。

　　1. 歐洲資本主義在當時處于上升時期

　　19世紀末，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開始了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時期。第二次產業革命證明了資本主義仍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對此，恩格斯在《導言》中反思道：“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1]。他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在當時處于上升期，因而“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甚至“過了二十年的時候，工人階級的這種統治還是不可能的”[2]。在革命時機尚未成熟的時候，無產階級應該利用合法斗爭積蓄力量。

　　2. 階級力量對比決定在當時應側重合法斗爭

　　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各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加強了國內的階級統治，幾乎歐洲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革命，無疑給了正處于優勢的資產階級一個鎮壓無產階級的借口。除了統治階級對革命行為的瘋狂鎮壓外，交戰雙方的力量對比在當時也不利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成功。暴力革命成功的基礎是建立在軍隊和人民對革命的支持之上的。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以前許多起義獲得成功的原因時指出：“1848年以前許多次起義獲得成功，是有各種各樣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戰中，都是在軍隊與起義者之間站有國民自衛軍，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義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極猶疑的態度而使得軍隊也發生動搖，并且還為起義者提供武器。凡是在這支國民自衛軍一開始就表示反對起義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樣，起義就總是遭受失敗的。”[3]而在當時，由于統治階級犒勞收買了軍隊，軍隊由革命的支持者或同情者變成了起義的反對者和鎮壓者。“兵士已不是把街壘后面的人們看做‘人民’，而是把他們看做叛亂者、暴動者、搶掠者、均產分子、社會的渣滓。”[4]除此以外，軍隊數量的擴張，武器裝備的改進以及街道的改建有利于新式槍炮發揮作用等，都使恩格斯認為街壘巷戰已失去了原有的價值，因而恩格斯分析指出：“因為這里斗爭的條件也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5]除了統治階級力量的加強不利于革命的成功外，無產階級的分化也證明了當時不是革命的有利時機。由于資產階級拿一部分超額利潤收買了工人上層，無產階級產生了分化。一部分工人由于經濟利益的獲得而對革命失去了興趣，另一部分工人也由于對未來利益的期待而對革命采取觀望的態度。

　　正是上述原因使恩格斯作出了當時的階級力量對比不利于革命的判斷。出于對無產階級負責的態度，恩格斯認為，當時應制定新的革命策略，應利用普選權和議會活動作長期耐心的工作。現在進行合法斗爭，是為了避免“我們臨到危急關頭時也許就會沒有突擊隊，決定性的搏戰就會延遲、拖遠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犧牲”[6]。

　　3. 要利用合法斗爭增強無產階級的斗爭力量

　　19世紀末，資產階級為緩和階級矛盾，對國家的政治社會制度作了有利于無產階級的調整。普選制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得到實行，工會組織合法化，工人勞動條件得到改善，社會主義政黨開始參政。在合法斗爭變得有利的條件下，社會主義政黨利用合法斗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社會主義政黨利用合法斗爭取得的成績，使恩格斯看到了重新喚起無產階級斗志的希望。

　　在《導言》中，恩格斯闡述了這樣的思想：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歸結于某一階級的統治由另一階級的統治所替換，因而是為了少數人的革命。在這種少數人的革命中，被統治階級作為多數即使參加了革命，也只是作為消極力量，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行動的。然而，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同以往的革命不同。無產階級革命即使由少數人領導，也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為了被壓迫階級的解放而進行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不允許大多數被壓迫者作為看客，它只有依靠人民群眾首先是無產階級的自覺行動，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決定了，“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凡是問題在于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就應該明白為什么進行斗爭，他們為什么流血犧牲……為了使群眾明白應該做什么，還必須進行長期而堅韌的工作”[7]。在恩格斯看來，為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不能僅靠一般的革命口號和無準備的突襲，只有預先把廣大人民群眾爭取過來，才可能取得持久的勝利。而合法的利用普選權，公開的開展議會斗爭，正符合了無產階級革命長期發展進程和廣泛宣傳、教育、團結、組織群眾的目的。恩格斯寄希望于利用合法斗爭揭露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爭取大多數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使目前那種階級力量對比不利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狀況逐漸得到改變。

　　二、恩格斯對革命權的捍衛

　　恩格斯撰寫《導言》時，德意志帝國國會正在討論一項防止政變法草案。這個法案對現行法令增加了一些條文，規定對“蓄意用暴力推翻現行國家秩序者”、“唆使一個階級用暴力反對另一個階級從而破壞公共秩序者”[8]等采取嚴厲措施。為了防止恩格斯的《導言》給敵人提供進攻的可乘之機，負責出版《導言》的理查·費舍受社會民主黨執委會的委托寫信給恩格斯，要求其按執委會的意見，修改《導言》中關于革命的過激言論。恩格斯考慮了執委會的意見，對《導言》中的過激言論進行了修改。盡管修改后的《導言》掩蓋了恩格斯的革命鋒芒，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導言》的文本和其答復修改《導言》的書信中看出，恩格斯在堅決捍衛他絕不放棄的暴力革命主張。

　　1. 堅信無產階級最終要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

　　恩格斯在《導言》中盡管把合法斗爭作為當時最適當的斗爭策略，但從未放棄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奮斗目標：“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9]這段話，集中體現了恩格斯鮮明的階級立場和革命原則。參加選舉和議會活動，絕不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目的，而是達到實現社會主義，準備最后決戰的一種手段。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一切形式，包括和平的議會斗爭形式，都應服務于無產階級的最終目標--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在談到有效利用普選權作為當前無產階級的斗爭策略時，恩格斯強調，工人利用資產階級國家機構中的某些東西，是“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10]。正因為合法斗爭的目的是為了最后的決戰，所以“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絕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11]當意大利資產階級學者博維奧把恩格斯通過選舉和議會活動以壯大革命力量的論述，歪曲為其主張通過在議會中取得多數來取得政權時，恩格斯表示：“我根本沒有說過什么‘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后取得政權’。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斗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12]

　　2. 通過書信捍衛《導言》中的革命思想

　　1895年3月8日，恩格斯在寫給黨的執委會的關于修改意見的答復信中，表示了其對執委會安于合法斗爭的不滿。恩格斯在信中說：“我盡可能考慮到你們的嚴重擔憂……然而我不能容忍你們立誓忠于絕對守法，任何情況下都要守法……簡言之，即忠于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政策。”“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者這一權利”。[13]

　　從恩格斯的答復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恩格斯臨終前絕沒有放棄暴力革命的意思，當恩格斯發現《前進報》未經其允許，對《導言》中的內容斷章取義，并以社論發表時，曾憤慨地說：“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的印象。”[14]

　　通過對恩格斯《導言》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恩格斯對無產階級斗爭策略的論述是原則性和策略性的統一。作為一種革命策略，無論是采用合法斗爭還是暴力革命，都取決于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改良與革命之間沒有彼此否定的關系。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說：“ 我們的策略不是憑空臆造的，而是根據經常變化的條件制定的。”[15]與對待策略的靈活性態度相反，恩格斯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是絲毫不能妥協的原則性問題。“工人運動的最近目標就是由工人階級自己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16]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要記住這樣一條老規矩：不要只看到運動和斗爭的現狀，而忘記運動的未來，未來是屬于我們的。”[17]

　　三、研究《導言》的現實意義

　　恩格斯在《導言》中反復強調不能放棄革命權，不能放棄社會主義的奮斗目標。而正確認識改良與革命的關系，認識民主社會主義放棄社會主義奮斗目標的危害，正是我們未來復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起點。

　　1. 民主社會主義危機

　　從最初的作為社會主義同義詞的社會民主主義，到強調政治民主多于經濟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再到當代強調自由競爭多于政治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一步步變成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如果從伯恩施坦當初提出的資本主義可以通過改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言，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因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能否實現的關鍵在于資產階級是否愿意和平放棄政權，和平放棄其私有財產。如果資產階級不會這樣做，那么所謂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偽命題，而贊同這一命題的政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左翼政黨，何況這個黨現在連社會主義的目標都放棄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在于其在實踐中忽視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決定與敵人和平相處時，首先要看敵人有沒有和你保持和平相處的意愿，其次要看具不具備和平相處的條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看選擇的主動權是否在你手中。如果這三點都不具備，卻大喊要與對方和平相處，最終的結果不僅要失去選擇的權利，還要失去選擇的能力。從20世紀末到現在，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不斷地向我們證明上述道理。

　　20世紀初，當改良主義者還未曾完全實施自己的戰略時，帝國主義戰爭就擊碎了其和平過渡的迷夢。一戰后，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被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和接踵而來的世界大戰所打斷。二戰后，自由資本主義的威信徹底掃地，就連資產階級自己都不相信其能在不進行社會主義改良的情況下繼續存在下去。在全世界都進行社會主義改良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由于戰爭對產能的破壞和福利制度的建立，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緩解，迎來了自己發展的黃金時期。在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力量的間接支持下，民主社會主義首次得以顯示自己相對于自由資本主義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各國被戰爭破壞的產能完全得到恢復，生產力的發展又使資本主義面臨了生產過剩的危機，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遭到質疑。本來戰后繁榮的結束和新的蕭條長波的來臨，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再一次破產，這應該成為向資本主義發起進攻的好機會。但是，由于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放棄了從根本上改造資本主義的目標，因此他們拿不出全新的替代方案來解決危機，社會民主黨(包括工黨和社會黨)的目標只能繼續局限于維持繁榮時期的“成果”，這樣就使工人運動不但不能轉入進攻，反而處于保守的境地。面對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軟弱和國內的社會經濟危機，以國際金融資本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應該趁此機會打垮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徹底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大大加強對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剝削，以實現利潤率的上升并擺脫經濟危機。在里根、撒切爾等美英國家領導人的帶領下，發達國家對戰后福利國家展開了瘋狂的進攻，“新自由主義革命”降臨了。新自由主義宣稱，危機的出現不是由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造成的，而是由于對資本的干預--福利國家、強大的工會等等--造成的，只有恢復到昔日純粹的資本主義，才能克服危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標志著民主社會主義在實踐上的破產，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為了保住自己的執政地位，紛紛向資產階級投降，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成功不過是其向大資產階級妥協的證明而已。

　　蘇東劇變之后，由于社會主義力量的衰落，世界進入了資本肆意橫行的年代，上百年工人運動的成果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全球化時代是代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其最大特點是資本的力量高漲，反資本的力量衰落;全世界資產階級廣泛聯合，而全世界無產階級處于分裂狀況。如果說改良主義在二戰后盛行有其深刻的經濟基礎，那么在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民主主義全面反攻并節節勝利的今天，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了。

　　2. 正確認識改良與革命的關系

　　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改良主義的滋生和落后國家選擇革命是由當時各國的經濟、政治狀況決定的。19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和帝國主義的形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重了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剝削，大量來自殖民地的資本積累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把本國的社會矛盾向國外轉移，能夠在本國工人運動的壓力下采取改良主義的措施，以緩和本國的階級矛盾。然而，由于其加重了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剝削，使得這些被剝削國家的社會矛盾瞬間激化，落后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失去了自己的發展空間，因而無法擔負起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更沒有能力通過向國外轉移矛盾來緩解本國的階級矛盾。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落后國家的人民只有選擇革命這一激進的社會變革方式。而那些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和領導水平比較強的落后國家，人民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更是無可厚非的正確選擇。20世紀的歷史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恐怕不是落后國家應該選擇改良，而是落后國家為何選擇了革命。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思想始終包含著兩個條件：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為社會主義的實現創造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今天，我們批判改良主義，重新肯定革命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并不是鼓動革命，而是要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從而使其在面對資產階級的反攻時看到自己的力量所在，這在無產階級缺乏國際聯合性的今天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7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8、60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4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5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3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9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7頁。

　　[8] 《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3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9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8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3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7頁。

　　[13] 《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2輯，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157頁。

　　[14] 《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3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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