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第二分局書記洪楚庭)將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北加里曼丹革命》一書電子版賜予烏有之鄉，本網站將予以連載。

　　第三節 砂盟領導機關的建立與健全

　　(一)砂盟領導核心的建立與演變

　　最初盟的主要領導是張榮任和文銘權。張是古晉潮洲人，父母都是開雜貨店，他受過華文初中和英文教育。文銘權是客家人，父親先務農后當小販。大概是1954年9月間，張榮任感到難于勝任領導砂拉越的革命而離開到印尼去。

　　張榮任離開砂拉越后，文銘權一方面責無旁貸地負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的一切領導工作，一方面仍想方設法爭取與“抗英同盟”恢復聯系。為了不影響同志們的革命信心，他沒有告訴其他盟員有關張榮任的離開和砂盟已失去和“抗英同盟”聯系的實情。隨著砂盟的工作范圍不斷擴大，文覺得不能再繼續這樣唱“獨角戲”了。他決定在和上級“抗英同盟”恢復聯系之前，自己先做主加強砂盟的領導力量。他首先把砂盟領導層的實際情況坦白告訴與他同組的王馥英。王雖覺得很意外，但她沒因此而失去革命信心，并表示愿意和他一起負起領導砂盟的艱巨任務。所以從1955年初到1956年中，砂盟中央只由文銘權和王馥英兩人組成。這期間，他們大膽地領導了古晉中華中學第二次罷課斗爭，即“3.30罷課”和古晉華社反對殖民地當局限制華文教育發展的“教育白皮書”的斗爭。這兩次斗爭都取得很好的效果。特別是“3.30罷課”的勝利結束大大提高了所有砂盟盟員和進步群眾的革命斗志。(詳情請見附件《“3.30罷課”》)。罷課斗爭也培養和鍛煉了一批砂盟干部，黃紀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1956年中，文銘權決定提拔黃紀作參加到砂盟的最高領導層以加強領導力量。自此，砂盟中央便由文銘權、王馥英和黃紀作三人組成。根據當時砂盟盟員的質量和數量，他們決定逐步建立起砂盟的各級組織以利于進一步開展工作。他們三人的分工如下：文除了繼續負責領導砂盟的全面工作之外還負責成立一個搞統戰工作的領導小組。王負責組織和領導第一省的學運委員會和第三、四省省委的工作，此外還參與第一省公開的華校教師方面的工作。黃開始負責領導第一省農運，后來砂盟決定開展土著民族工作后則由他負責領導。他們三人雖都負著很重的革命任務，但為了在社會上有個合法的身份，不能沒有公開職業作掩護。文當時是在古晉左翼報刊《新聞報》編輯部工作，王在古晉華校當教員，黃當時還是古晉一所英文學校的學生，后來他考取高級劍橋文憑后便在楊國斯律師樓當職員。

　　隨著砂盟的工作迅速發展，為了加強領導，砂盟中央又進一步擴大，大概在1957-1958年，郭偉忠、林永倫和林和貴三人先后被提拔到砂盟中央領導層工作。之后，砂盟中央成立了以文銘權為核心的常務小組，成員包括黃紀作和郭偉忠。他們三人的分工如下：文銘權仍負責領導盟的全局工作，此外還兼負領導公開合法的輿論陣地《新聞報》和開展同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黃紀作負責開創土著民族工作;郭偉忠負責內部宣傳出版和領導古晉學運與第二省全盤工作。砂盟中央另外三位成員林和貴、林永倫和王馥英則另組成一個小組，負責領導砂盟的秘密組織和地下工作。林和貴分管領導第一省工運和第三省的全盤工作;林永倫分管領導第一省農運和第五省的全盤工作;王馥英分管領導第一省華校教師工作、第四省全盤工作和南洋大學砂盟支部。引自《北加里曼丹革命史片段》

　　考慮到民族工作的特別重要性，1958年盟還成立以文銘權為首，成員有黃紀作、葉存厚和雷皓瑩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員會。1959年后，隨著文、黃、葉去搞公開統戰工作，中央民族工作委員會改為郭偉忠領導，成員有張本仁、雷皓瑩、劉子金和陳金美。

　　(二)各省省委會及其他領導機關的成立

　　隨著盟中央級的領導機關得到相對健全之后，1958之后，各省、縣區和部門(工、農、學委會)也都相繼成立，成為有機的整體，對革命發揮領導和推動作用。

　　第一省，最初沒有成立省委會，是以郭偉忠為首包括林永倫和林和貴三人小組兼負，當1962年郭偉忠離開砂拉越后，林和貴才正式成立第一省省委會。省委會以林和貴為首，其他的省委是：謝嫣素、陳金美、陳傳淦、楊麗菁、許麗卿、楊傳興、賴錦玉、曾繁浩、陳祿貴、曾佩雄和貝文對等人。

　　第二省委會大概於1959年成立，以郭偉忠為首，成員包括陳宗明、盧映月、李玉蘭、范子香和蔡明嬌等。

　　第三省省委會，1957年底洪楚廷到三省時還沒條件成立省委會，但隨著工作的全面展開，在1961年之前已形成了洪楚廷為首，包括黃冠俊和張公洪三人核心領導。1961年初林和貴到三省時才正式成立省委會。省委會主席林和貴，副主席陳金美，委員洪楚廷、黃冠俊、張公洪和賴錦玉等。

　　第四省省委會，1958年盟從古晉派陳李生到四省加強工作的領導和推動時,只有陳李生和溫南振為四省直接的最高領導。1959年之前，第四省由王馥英負責聯系，后改為林和貴負責。

　　1959年盟從古晉又增派劉子金和田云端去參加第四省的領導工作。這時以林和貴為首，以劉子金為省委會會議召集人，并以陳李生、田云端和溫南振為委員的省委會才正式成立，并在它的領導下開展了秘密和公開、非法和合法相結合的學運、工運、農運、民族、政黨和統戰工作。

　　第五省的地下工作，在1962年才開展。首先由第一省的沈欽炎,后改為王慧英領導。1962年2月，盟才派出彭庚長和張燕輝去搞工、農、學民族和政黨工作，所以省委員會還沒有成立。

　　盟是個地下的非法組織，它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少而精，以幾個為好，以免或減少被滲透和破壞。沒有條件成立領導機關的，絕不勉強成立。被提拔者，立場和能力必須兼備;被提拔者,應讓他先工作，然后再提拔，才能避免占了糞坑不拉便的怪現象出現。

　　從以上在上個世紀年代被提拔的干部看來，當時這些人都是剛20出頭又都受過華文教育的年青人，他們多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少數是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村貧農出身的。當時干部所受的最高教育是高中，并以他們為主要領導。

　　(三)領導機關與秘密活動中心

　　當革命工作全面開展之后，各領導機關更多的建立，領導與屬下的聯系和領導機關的開會都更頻繁，聯系與開會地點都更難找。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各地都設立了許多不同規模的秘密集會地點或活動中心。有的集會地點設得不好或用得太頻繁而暴露，致使整組開會時被突擊與被捕。

　　上世紀50年末，林和貴在古晉西連路十二哩老人院門口對面所設的活動中心，第一省各個重要的領導機關都到那里開會，有的外省領導機關也到那里開會，汶萊武裝起義之后，林和貴還隱藏在這里，直至1963年初他才越界去印尼。之后，陳金美還有繼續活動。這個活動中心，始終雖沒有被偵破而遭受損失，但來往的人實在太多，如有人暗中泄密，恐會釀成大損失。可是第三省省委張公洪，在詩巫甘榜南甲也設了一個活動中心，活動太頻繁，1961年中林和貴更在這里主持開了省委會，會后還沒有更好的節制活動，同年9月18日終於在開會中被突擊，張公洪、劉增勤、黃祥忠當場被捕，隨后張的妻子何瑞英也被捕，并都被判罰而入獄。

　　第四節 砂盟的革命總路線和總方針

　　我們的民族民主革命階段的總路線是什么呢?我們的總路

　　線即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工農特別是和廣大土著各族農民的聯盟為基礎，率領和資產階級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聯盟，以合法和非法，公開和秘密，和平和武裝相結合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方式，向共同的敵人即英帝和馬來亞傀儡集團繼續堅決的斗爭，爭取革命的勝利，建立一個各民族各階級的聯合政府，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獨立的國家。

　　在這個總路線之下，我們明確的提出了關于革命領導權的問題，工農聯盟(特別是與土著民族的聯盟)和統戰關系上的問題，斗爭形式(武裝還是和平)的問題，革命敵人的問題，政體的問題等。

　　這個總路線(除了關于革命敵人這點有所不同之外)是我們組織一貫堅持的路線。這個路線指出了革命發展的方向，保證了革命的順利發展，使革命能在接受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革命組織領導下，團結廣泛的人民群眾共同對敵。

　　在這個總路線指引下的整個民族民主革命階段內，隨著斗爭形勢的發展，又有較小的階段之分。我們的革命組織又適時地根據國內斗爭形勢的發展逐個提出了下列工作方針。

　　第一：從搞學運著手，培養干部，逐步擴展到社會活動(工農運)方面去，從而推動我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

　　這個方針是在革命組織活動初期，成員少，干部少的情況下，解決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在非常落后的殖民地的我國開展革命活動的問題，也就是首先應該從那里著手來搞革命的問題。結果實踐經驗證明，凡是遵循這個方針,從學運著手開展革命工作的省份和地區，革命組織就迅速發展壯大。在幾年時間相當數量的成員和干部就被派往農村和工會開展工作。這樣我們的革命組織已經具備了在工、農、學各方面迅速發展的條件。但是我們面對著英殖民地統治當局禁止人民群眾談政治的反動宣傳。這個低沉的政治氣氛不打破，顯然的我們的革命組織就不可能很快的發展起來，就沒有可能領導我國人民進行大規模的反帝反殖斗爭。為了解決當時面對的這個最突出的難題，革命組織提出了第二個方針，其內容如下：

　　第二：突破公開工作一環，帶動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從而在有利的革命形勢下壯大和鞏固革命組織的力量，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

　　在這項方針指引下，我們積極推動我國公開政黨的成立。英殖民統治當局不準人民群眾談政治的反動宣傳遭到了可恥的破產，轟轟烈烈的反帝反殖群眾運動開展了。左派的政黨和右派政黨斗爭激化了。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下,革命組織成長壯大了。由于革命組織活動的初期內部領導成員就曾經批判了否認武裝斗爭的可能性的修正主義的思潮，因此雖然公開政黨活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統一戰線的工作相當順利，革命組織的領導層對議會斗爭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搞公開活動的同志們也做好了隨時被反動政府逮捕的思想準備。果如所料，在反帝、反殖、反偽馬的群眾運動異常高漲危及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壽命時，反動派就撕下了假民主的面具進行逮捕鎮壓了。

　　盟后來還把多年的組織建設經驗歸納起來，制訂組織的方針。這個方針即以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修養，加強組織紀律修養，鞏固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級領導機構，大力培養干部。

　　從1953年至1962年，盟就在革命總路線、革命總方針和組織方針的指引下，把革命廣泛的開展和把組織建設起來，這是革命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指導作用的最好顯示。

　　第五節 砂盟的路線斗爭與宗派斗爭

　　(一)砂盟的路線斗爭

　　盟在不斷地和錯誤的主張和路線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盟在斗爭中鍛煉了自己，革命群眾也在斗爭中鍛煉了自己。

　　10.29罷課斗爭結束之后，革命運動暫時進入了低潮。就在這樣的時后，組織上一部分領導人，他們借口組織還幼稚，負擔不起革命的重擔，要求馬上解散組織，實際上他們是在困難面前低頭,對革命沒有信心，開始動搖了。在遭到堅決反對之后，他們中的一小部分開始破壞堅持革命的同志，散播謠言，說某某同志貪污，指責某某同志獨裁,又繪聲繪形描摹某某同志如何陰險等等，不一而足。在一片混亂的情況下，組織被強行解散了。但是革命并沒有停止，堅持革命的同志依靠同志和大多數革命群眾在一起又組織起來了，他們吸取過去的經驗，從較低的組織形式把廣泛的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大量展開有系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并以這樣的學習作為當時的主要任務來完成。這樣，革命又得以繼續前進，破壞繼續革命的企圖沒有得逞。

　　革命工作不斷向前發展，學習為主的任務已經不能滿足形勢的要求，進一步擴大群眾活動和發展組織工作，已經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就在這樣的時后，過去那些向困難低頭，對革命沒有信心的領導同志錯誤地提出了“學習第一”的口號，要求組織繼續以學習為主要任務，反對擴大工作和發展組織。實際上這樣的口號反映了要求放棄革命的情緒，另一部分過去的破壞者利用這口號反對堅持革命的同志，說什么堅持要學習也要工作的同志,不尊重其他同志的意見，獨裁、陰險、卑鄙等等，還在群眾大會上對這些同志進行公開的襲擊，興風作浪進行分裂活動，在革命同志和群眾中又升起了一片烏云。但是堅持革命的同志還是依靠了大多數革命群眾繼續堅持斗爭，并且把工作擴大到更大的范圍去。

　　革命運動在繼續發展，一股潛在的歪風也繼續肆虐。新血不斷加進革命隊伍中來，一片朝氣勃勃的景象在革命運動中出現;與此同時，一片暮氣沉沉的影響也在組織隊伍中籠罩著，為數不少的領導同志，他們在過去“左”的面前，在另一部分同志的破壞面前看不到革命組織的力量，看不到群眾的力量，要求“止步前進”，害怕展開斗爭，組織上堅持斗爭的同志反對這種右傾的思想，在大力展開了反對“害怕斗爭”的思想同時，出色地領導了3.30斗爭。

　　緊接著反對“害怕斗爭”的思想和1955年3.30斗爭之后的同年，在沙巴的某些進步分子中產生了十分奇怪的“理論”。他們認為現在還沒有物質基礎可以成立革命組織，認為在革命組織內實行紀律是對革命者個性發展的束縛，認為在現在的世界形勢下，革命只有通過和平的途徑，才能取得勝利。我們中有些同志也竟完全同意這些觀點。他們既然看不到壓迫和被剝削，看不到其他民族工農的貧困生活，諸如此類的物質基礎，他們竟不懂鐵的紀律對純潔革命組織、統一革命行動所發揮的作用;他們看不到通過戰爭或和平的途徑取得政權并不決定于我們。對于這些，領導上在組織內展開了堅決的斗爭，使組織得免以解除這些思想武裝的危險。

　　上世紀50年代末，關於民族工作方針(工作重點)的爭論和關於進行政治整風還是思想整風的辯論。

　　任何組織在發展的過程中，總要面臨各種矛盾，只有善於解決矛盾，組織才能發展壯大。

　　(二)反對郭、張的宗派主義活動

　　1960年初，盟出現一次的嚴重斗爭，是堅決反對宗派主義活動的斗爭。有這樣一些同志，他們長期地從事樹立個人威信的工作，培植親信拉攏關系，破壞組織紀律，發生橫的關系，制造謠言攻擊領導，埋怨組織等等不一而足。后來竟發展到組織秘密小集團，揚言“維護馬列主義的正確路線”在必要的時后“糾正中央的錯誤”，實際上則利用組織上的職權和組織給予的方便，制造所謂“不正確”的意見，加以“批評”，要在領導機關內“全面討論”，為樹立新的領導系統鋪路。背著組織的時后，他們提出一套關于政治形勢發展的理論，強調組織趕不上政治形勢的發展，要求進行整頓。實際上他們所提出的“政治路線和綱領”，正是組織自成立以來所制定和遵循的路線和綱領。而阻礙工作前進，正是由于他們中一小撮胡作非為分子的嚴重地阻礙了組織對許多地區和部門的領導，使得工作停滯不前。在組織決定采取堅決步驟對付他們時，他們又再度“批評”組織沒有執行民主集中制，并在私下展開了“擴大民主”的要求，要求聽取“大多數”的意見，以便迫使組織接受他們的政治主張。

　　這次的宗派斗爭，斗爭激烈時，郭偉忠向領導透露自己有另立中央的活思想，但另立的事，從來都沒有成為事實。這次的宗派事件，始終只有郭、張兩人，沒有再發現其他人參與這個事件。

　　當事情發展到嚴重時，盟免去郭中常委職務，并於1962年2月派他去沙巴開展新的革命工作。張本仁也隨后自己離開去中國。這次的宗派斗爭就這樣的收場。

　　盟在處理這次歷史事件,對情況的了解還不夠準確和深入,對事態估計得過於嚴重，對郭的處理太過嚴厲和缺乏做到治病救人;例如把郭放逐到政治荒涼的沙巴去，讓他自生自滅，更快的斷送他的政治生命。盟在處理這個歷史事件，對主要當事人郭不但過於嚴厲，也涉及和打擊了無辜。

　　由于洪楚廷、陳李森和丘亞陶同郭張有過上下級或親密關系，也受到牽連和打壓，尤其是丘亞陶受到排擠和打擊更是無辜。

　　對郭張事件的處理，從后來的了解，不論是文銘權，林和貴或黃紀作都表示有不妥的地方，可是至今只有林和貴能夠公開表態。這個宗派斗爭，不可免的削弱了盟的威信、破壞了工作發展，削弱了盟中央的領導力;幸好有關的人，還較能從革命出發,不然將會造成更壞的影響與更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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