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武裝斗爭

1962年12月8日汶菜人民黨為反對英國推行的“馬來西亞”計劃而發動武裝起義。由于事先在組織革命隊伍和發動群眾方面的工作準備不足，并且在戰略和戰術上犯了冒進主義的錯誤，起義軍在短短的時間里就被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從各地緊急調集來的軍隊打垮，起義終告失敗(對汶萊人民黨這次起義的評價請參閱附件《北加人民的斗爭和汶萊人民黨》)。英國殖民統治當局“趁火打劫”，于同年12月12日在砂拉越展開反革命大掃蕩，一天之內就逮捕了48名左翼人士，并封閉了所有的進步報刊和進步社團，其中還包括“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的部分支部和分部，使砂拉越頓時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中。所幸的是”砂拉越解放同盟”領導層事前已有應急準備，所以砂盟及其外圍組織先進青年會的各級干部和大部分成員都能躲避敵人的逮捕迅速轉入地下，避免了遭受更大的破壞。1963年初，轉入地下的砂盟和先進青年會干部與成員陸續分批轉移到砂印邊境，大多數越過邊界線來到印尼西加里曼丹集結。當時還有不少一般進步群眾也跟隨他們來到西加里曼丹。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到西加里曼丹的北加里曼丹各族青年(包括受汶來人民黨和砂拉越馬來青年陣線影響的)人數大約有兩千人左右．此時，文萊人民黨主席阿扎哈里和砂拉越馬來青年陣線領導人阿末再迪等也來到西加里曼丹，他們正準備搞武裝斗爭，當時印尼蘇加諾政府堅決反對英國推行的“馬來西亞”計劃．并公開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對“馬來西亞”，爭取獨立的斗爭。因此，西加里曼丹當時也就成為北加里曼丹反對英國殖民統治者和“馬來西亞”新殖民主義的各路力量的庇護所和集中地。印尼政府除了給予他們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外還提供軍事援助。當時印尼政府派駐西加里曼丹的軍隊情況十分復雜，左中右三派的勢力都有。雖然他們公開上都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和反對“馬來西亞”的斗爭。但對待北加里曼丹革命者的態度則有所不同，印尼共產黨在西加里曼丹的力量很薄弱，但他們卻盡力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并特別委派代表專門負責處理與北加里曼丹革命組織之間的關系； 以蘇加諾為首的印尼政府堅決實行反對“馬來西亞”的政策，愿意支持北加里曼丹一切反對“馬來西亞”的力量，希望在北加里曼丹建立一個親印尼的北加里曼丹民族主義政權；印尼右派軍人也企圖利用當時形勢，在北加里曼丹扶植一個傀儡政權，企圖并吞北加里曼丹，使之成為印尼領土的一部分。印尼右派軍人極力扶持“反馬”又“反共”的北加人士，對以砂盟為代表的北加革命者則大耍陰謀詭計，力圖加以控制和利用。不過總體而言，當時的形勢對北加里曼丹革命者還是比較有利的。砂盟充分利用此有利的條件開展工作，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準備時機合適時進行武裝斗爭。根據當時的情況，砂盟領導作了如下安排：(1)把組織成員(包括領導干部)分為公開與地下兩部分。負責地下工作的同志主要搞組織內部的工作，不參與公開的統戰工作，不暴露身份；(2)派一百多位同志到印尼的孟加影接受印尼軍方提供的軍訓，然后分別加入由西加里曼丹印尼駐軍組織的ABCD四個反對“馬來西亞”的志愿軍連隊，此四個連隊的指揮部駐在D連。當時葉存厚、楊柱中、黃紀曉等砂盟的領導干部也參加指揮部工作，但他們處處受限制，很難發揮作用；另外，砂盟還派十幾個同志參加到阿末再迪成立的“北加里曼丹國民軍”。這期間，參加志愿軍的砂盟成員都在努力想辦法擺脫印尼軍隊的控制，爭取一些主動權，并設法分化一部分力量出來成為自己能領導的隊伍。

1963年10月，時任印尼副總統兼外交部長的蘇班德里約通過外交部通知文銘權等，表示愿意為北加里曼丹革命組織訓練—批軍事干部。于是砂盟決定派文銘權、黃紀作、楊柱中、黃紀曉等十多位盟員和先進青年會會員接受此項軍訓。他們被安排到東爪畦的秘密基地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直到1964年5月軍訓才告結束。1964年5月中旬，文銘權、黃紀作、楊柱中、黃紀曉等軍訓完畢后回到砂印邊界的阿桑山，在那里已有—批由砂盟派來接受軍訓的砂拉越青年在迎候他們。大家會師后決定成立“砂拉越人民游擊隊”，這支隊伍也就成為砂盟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武裝部隊。文銘權、黃紀作成為這支部隊的首屆領導。文、黃兩人離開后，則由楊柱中任司令員、黃紀曉任政委。從此砂盟領導的北加里曼丹革命斗爭又掀開了新的一頁，即從地下斗爭與公開合法斗爭相結合的階段進入到以武裝斗爭為主，以地下與公開合法斗爭為輔的階段。

(說明：“不了解情況就沒有發言權”，由于不了解武裝斗爭后來的情況，所以本文就只能寫到此為止。)

以下附上幾篇和本文內容相關的歷史資料，它們是根據砂盟與北加共產黨的舊文件摘錄整理而成。

（老朋友供稿）

(一)北加人民反殖斗爭和汶萊人民黨
一、人民的覺悟日漸提高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英帝國主義重新侵占北加里曼丹(北加)之后，民族主義運動開始抬頭，人民的覺悟日益提高。其原因是：1)二次世界大戰后，民族主義思潮遍及亞、非、拉，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有些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之后，不久又接著展開了反對其他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武裝斗爭，如中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馬來亞、菲律賓、泰國等國家即是。有些國家則在共產黨和民族主義政黨領導下展開其他形式的反帝反殖斗爭，如印尼等即是。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既給北加帶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帶來其他進步的民族主義思潮。2)由于馬來亞和北加同屬于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必然給北加帶來不可避免的影響。3)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尼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異常迅猛，特別是獨立之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印尼共嚴黨領導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殖斗爭，這給北加的馬來族影響很大，當時汶萊的馬來族青年就接受了比較進步的民族主義思想。4)抗日先輩們在戰后的積極活動也大大促進了民族主義的思潮。

二、“砂拉越解放同盟”領導人民開展斗爭
（1）向殖民者展開進攻

“砂拉越解放同盟”成立于1953年7月。在”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領導下1955年3月30日的學生運動取得全面勝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北加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進一步深入，革命斗爭蓬勃發展。于是英帝開始了一連串的鎮壓。他們首先向革命性較強的青年學生和教育界開刀，除剝奪學生和教師的種種權利之外，還制定了實施奴化教育的各項“白皮書”、“計劃”，企圖把各民族學校逐步完全“殖民主義化”。接著他們又拋出了其他一系列野蠻的壓制性法令。壓迫愈強，反抗愈烈，原來局限于學校的學生運動逐步向社會發展。“砂拉越解放同盟”領導人民奮起反對這些野蠻的法令。他們舉行聲勢浩大的抗議集會，呈遞抗議備忘錄，以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形式反對殖民當局反人民的措施。當時斗爭的范圍異常廣泛，宜傳相當深入，斗爭內容和反帝反殖的思想幾乎做到家喻戶曉。”砂拉越解放同盟”領導的斗爭在教育和政治兩方面向殖民主義者展開了全面的進攻。從1955年的反對教育報告書和白皮書斗爭開始，緊接著在教育方面有反對“教育津貼制”、“十年教育計劃”等大規模的斗爭，在政治方面有反對“印刷法修正條例”、“社團修正法”、“居住地限制法”、；職工會修正法”、“1962年公安法”、“維持社會公安法”等大規模的斗爭。這些斗爭大大推動了北加的民族解放運動，使英帝驚慌失措。

（2）針鋒相對的斗爭

于是英帝著手考慮對付北加人民運動的全面戰略措施。它首先提出了—個所謂“加強三邦聯系”的建議。在英帝入侵北加里曼丹時，為了它的統治利益，它在北加實施“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北加劃分為三個邦(分別在沙巴以大商行管治的方式，在汶萊以保護國的方式，在砂拉越以私人王國的方式統治三邦)，為了同樣的目的，它又想實施“合而治之”的策略，想把北加三邦合成一個易于控制的地區。這是老奸巨滑的英帝對殖民地統治的手法，它們總是視其利益輪流使用“分而治之”和“合而治之”的種種詭計對付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 在提出這項建議時，當時的殖民當局就提出過這樣的理由：加強三邦的聯系可以加強軍事和外交實力，以增強對外的實力；可以加強內部警察的實力，以增強國內保安實力。這就明白無誤地暴露了他們的陰謀，增強對外實力和加強保安實力，無非就是合法化和強化其鎮壓國內革命力量的暴行。在砂盟領導下通過輿論界公開的討論，徹底揭露了英帝的這一陰謀，使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有了明確的方向。當時砂盟指出：三個邦的割裂是英帝“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造成的，現在提出“加強三邦聯系”是“合而治之”的英帝加強殖民統治策略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兩種看起來不同形式的策略，要達到的卻是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盡量延長其殖民統治利益。因此，砂盟針鋒相對地指出，加強三邦聯系應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爭取民族獨立，任何三邦聯系的做法都不應違反人民的這一愿望，要提防殖民當局利用加強三邦聯系來加強鎮壓革命運動，要提防它們利用地區間政治力量發展的不平衡來阻延獨立運動的發展，要提防它們挑撥離間各民族關系的手法等等。

（3）反對“馬宋西亞 ”計劃

由于砂盟的正確領導，三個地區的反帝反殖進步力量緊密團結，一致采取各種公開合法的斗爭形式，把獨立運動凝聚成一股強大的潮流沖向殖民主義的根基。英帝知道在當時的形勢下，“加強三邦聯系”或“三邦合并”都必將：A、在三邦掀起更強大的反殖民主義浪潮：B、使三邦反帝反殖力量更進一步團結起來，加速爭取獨立斗爭的發展；C、由于三邦進步力量的緊密團結，必將使三邦取得獨立后它無法保障其殖民利益。因此，英帝后來沒敢實行它自己所提出的所謂“加強三邦聯系”的建議，卻轉而加緊密謀策劃“馬來西亞”計劃。這就是“馬來西亞”計劃出籠的真正原因。

在英殖民當局的授意下，當時的馬來亞總理東姑•拉赫曼(Tungu Abdul Rahman)于1961年5月27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提出建立“馬來西亞”的設想，準備把砂拉越、汶萊、沙巴并入馬來亞，作為馬來西亞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州，說穿了就是讓馬來亞并吞北加三邦。英帝可以借“馬來西亞”計劃達到：A，壓制北加革命形勢的發展：B，找到滿意的代理人為它統治北加三邦：C，維護它在這個地區長遠的政治與經濟利益；D，保障它在這個地區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馬來西亞”計劃也滿足了拉赫曼之流的領土擴張野心，使他們不費一兵一卒就可以侵吞一個領土比馬來亞還大的北加。

三、汶萊人民黨
（1）成立的歷史背景

北加原本是一個政治實體，在1841年9月24日英國人James Brooke開始侵占砂拉越，1882年8月英國婆羅洲公司(British Borneo Company)正式統治沙巴之后，才被瓜分為三個政治區域。汶萊成為英帝的保護國。砂拉越和沙巴分別成為英國“拉惹”統治的私人王國和英國婆羅洲公司管治的私有屬地。后兩者名義上不是殖民地，實際上在政治上、經濟上各方面都和殖民地沒有什么區別，即使是這樣英帝還是不滿足，二次世界大戰后馬上著手把這兩個地區改為直接受其殖民部管轄的殖民地。自1946年，砂拉越各地人民就群起反對這一計劃，以馬來族為主的大規模的反對讓渡(即反對把砂拉越讓渡給英國殖民部管轄的殖民地)的示威游行不斷發生。示威群眾高舉反對讓渡的標語，高喊反對讓渡的口號。但英帝無視這一公開反對，仍將砂拉越和沙巴變成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

二次世界大戰后不久，汶萊馬來族青年 Yassin Affandy, Che’Gu Hassan Bin Muhammad Amin,H.M.Salah 和 Abdullah Jahfar 等馬來民族主義者倡導組織“青年陣線”(Barisan Pemuda 簡稱 BARIP)，其總部設在汶萊，支部遍及北加各地，組織成員數以萬計。由于英帝采取了恐嚇及逮捕等手段，“青年陣線”無法公開活動，只得轉入地下．由于這個“陣線”的推動，在砂拉越的馬來族中，反英活動浪潮不斷高漲，在1949年達到最高潮。

1949年英帝委派來統治砂拉越的總督 Duncan Steward 到詩巫巡視時遭刺殺。Duncan Steward 遭刺殺后，立即被送去星加坡治療，兩星期后不治而亡。刺殺Duncan Steward 的是兩名馬來青年，即Rosli(15歲)和 Morshidi(16歲)。結果除他們兩人外，還有大批馬來民族主義者被逮捕，其中四人被判死刑，其他的被判10到16年不等的徒刑。

此后，馬來族的民族主義活動便轉移到汶萊。

1953年初具有民族意識的青年阿扎哈里( A.M.Azahari Mahmud )剛從印尼回來，即準備經營一個電影制片廠，以宣傳民族主義思想，但政府當局指他有共產黨嫌疑，封閉了該廠。他因此發動群眾舉行一個大規模集會，強烈譴責英國殖民主義當局。這次集會幾乎釀成殖民主義軍警和集會群眾的暴力沖突。結果好幾個青年領袖，包括 A．M．Azahari本人被逮捕。同年8月中旬，在汶萊Seria地方附近發生了一起當地馬來族警察暴動事件，更多人遭到逮捕。

1953年被捕入獄的一批青年陸續出獄后(阿扎哈里入獄6個月即獲釋)，于1956年公開組織了人民黨，其領導人大多不超過30歲，如它的主席阿扎哈里當時才28歲。他們中有些人和印尼共產黨有密切關系，接受了進步思想，這對后來的斗爭起了重要的作用。人民黨成立后即積極招募黨員和進行宣傳活動。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就發展成為一個擁有2萬6干名黨員的黨。當時人民黨的黨員占汶萊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還多，它是受汶萊人民完全擁護的唯一的公開政黨。

（2）汶菜人民黨領導的憲制斗爭

汶萊人民黨初期的主要綱領是爭取汶萊的自治和獨立。

由于汶萊是英帝的保護國，外交和國防大權都落入殖民當局手中，因此為爭取民族自決，人民黨于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7年1月派代表團到英國與殖民大臣桑迪斯（Minister of Colonial Affairs Duncan Sandys)談判，要求英帝修改汶萊憲法，經長時間談判，毫無結果，失敗而歸。接著阿扎哈里又于1959年率代表團到英國，直接提出讓汶萊自治的要求，仍被拒絕。但迫于形勢，1959年9月29日汶萊蘇丹阿里賽福鼎(Sultan Omar Ali Saiffuddin)和英殖民主義者協商后，頒布了一個半民主的新憲法，答應在兩年內實行分層選舉，基層屬于縣一級的55個縣議員全部由民選產生，屬于全汶萊的立法議會則由17名官委議員和16名民選議員組成。但所有向立法議會提出的動議都必須經官方批準才能討論。就是這樣的憲法英殖民當局也不準備實施，在大選日期將屆時，它宣布“由于某種未預見的情況”選舉不能按時舉行。

鑒于英殖民當局的無恥耍賴，人民黨憤怒抗議，組織群眾示威，迫使當局不得不于1962年7月21日舉行選舉。選舉結果表明人民黨得到絕對大多數汶萊人民的擁護，四個縣的全部55個議席和立法議會的16個民選議席全部為人民黨所獲。選舉獲得全勝后，人民黨準備在12月5日舉行的第一次立法會議上提出反對“馬來西亞”計劃、要求建立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北加里曼丹統一邦的議案。上述兩項議案的具體內容為：1)本屆國會決定要求英國政府取消計劃在1963年8月實現的“馬來西亞”構想，因為英國政府的這一項行動構成人類自決權的否定；2)本屆議會決定要求英國政府歸還汶萊蘇丹殿下整個北加里曼丹的主權，確立蘇丹為議會立憲君主；要求這一國家的政體為擁有百分之百領土的北加里曼丹統一邦；要求準予北加里曼丹統一邦在1963年內獲得完全獨立。這是人民黨把局限于汶萊一個地區的斗爭擴展到砂拉超和沙巴的第一次公開表態。

英殖民當局知道，人民黨的影響不僅限于全部民選議員范圍內，上述動議一經提出討論，必將獲得議會通過。他們怕得要死，以卑鄙的手段，對由蘇丹委任，經殖民當局同意的官委議長施加壓力，要他拒絕批準在立法議會上討論這些動議。即便這樣，殖民當局還是不放心，兩次延遲議會召開的日期。

（3）汶萊人民黨領導的武裝起義

1962年2月19日英帝和馬來西亞當局為了制造民意，曾委任一個“柯波德調查團” (Cobbold Commission)到北加“調查民意”。“調查團”抵達砂拉越首府古晉的當天，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就舉行了一個有一萬多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反對“馬來西亞”計劃：在詩巫、美里等地也舉行了大規模的群眾大會同聲反對“馬來西亞”計劃。在“柯波德調查團”前來北加三邦進行所謂的調查之前的同一年1月間，由汶萊政府主持的一個民意調查中，當時約8萬人口的汶萊，只有9個人表示贊成“馬來西亞”計劃，為了揭穿英帝的騙局，北加三邦和馬來亞、星加坡等五個地區的七個左翼政黨，也于1962年2月8日在星加坡舉行聯席會議，一致譴責“柯波德調查團”的活動。

英殖民當局在制造民意進行政治欺騙的同時，還采取恐怖的鎮壓手段來推行這一新殖民主義計劃。從當年6月底開始，英殖民當局已開始在砂撈越逮捕革命領導人，并在汶萊一再推遲在議會上討論人民黨提出的反對“馬來西亞”的提案。人民黨認為這就是英帝決定強制推行“馬來西亞”計劃的信號，而且他們也已接到可靠消息，得知殖民當局將在1962年之內強行成立“馬來西亞”。

于是人民黨便決定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舉行武裝起義。在決定起義的具體時間之前，人民黨領導人阿扎哈里曾邀請砂拉越地下組織領導人文銘權到美里(Miri)與該黨的三名代表秘密會晤，討論武裝起義問題。他們向文銘權透躇，該黨準備在不久的將來舉行武裝起義。當時文銘權強調，(一)起義應聯合全北加里曼丹的進步力量一齊來搞，要和全北加各民族人民聯合起來搞，由汶萊的馬來族單獨搞，成功的希望不大：(二)武裝斗爭要有群眾基礎，要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特別是占人口多數的山區民族的支持，沒有占大多數人口的山區民族作為可靠的同盟軍，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三)現在的主要工作是大搞山區民族的工作；(四)要作長期打算，同時明確表示搞武裝起義的時機還不成熟。但他們表示人民黨對武裝起義的決心已下，勢在必行，認為只要砂拉越左翼力量支持他們，就一定能取得勝利。

汶萊人民黨在未得到“砂盟”正式承諾支持的情況下仍然于1962年12月8日舉行武裝起義。起義軍迅速占領了詩里亞(Seria)市及油田區、瓜拉馬來奕(Kuala Belait)市以及汶萊首都大部分地區，在砂拉越和沙巴的一些地區也同時發生武裝起義，開始幾天起義軍聲勢浩大，著實打得英國殖民當局措手不及。但英帝火速調動它駐扎在星加坡和香港等地的遠東軍前往鎮壓。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起義軍堅持奮戰了兩個多月，傷亡慘重，最后只得退入叢林，起義終告失敗。

四、砂盟對汶萊起義的看法
1964年4月“砂盟”對汶萊人民黨武裝起義的經驗教訓提出過如下看法：

A、這次起義的意義：

1)汶萊當時是一個只有8萬人口的小國，人民黨敢于起來革命真了不起。
2)在人民生活水平不算低的情況下能發動大多數人起來參加武裝革命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3)在受帝國主義影響極深的許多周圍國家包圍下，能進行一場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武裝革命是了不起的。
4)在修正主義思潮泛濫情況下舉行武裝起義，這對闡明馬列主義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5)起義力量從基層到領導全部是馬來族，這對北加革命本身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

B、起義軍的戰略與策略

1)戰略目標是奪取整個北加里曼丹的政權，但起義的—切部署主要只立足于汶萊。
2)對三個地區百余年來殖民統治的影響、群眾的覺悟程度、革命發展的情況等方面的分析與估計同實際情況有較大出入。
3)和各地區的革命力量缺乏密切的合作和聯系。
4)由于敵強我弱，人民力量尚未充分發動起來，沒有長期打人民戰爭的準備，對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的思想認識不足，起義的槍聲打響之后只想速戰速決。

C、關于依靠工農和山區民族(主要是伊班、陸達雅族》的問題。

1)起義目標是奪取全北加，但對北加各階級、各民族的情況和革命的主力軍等問題都沒有明確的認識，在革命遭到打擊后失去方向。
2)他們還未認識到北加革命力量的源泉是農民，主要是山區民族，他們人口最多，受壓迫最深，有反對白種人侵略的傳統。
3)他們也未認識到山區民族居住的地區是進行游擊戰和建立根據地的最理想的地區，而把武裝力量集結在城市。

D、民族合作問題

1)在汶萊，武裝革命斗爭參加者主要是馬來族，在砂拉越則主要為華族，在沙巴由于進步的革命群眾活動還比較薄弱，參加斗爭的還不多。
2)各地區以不同民族為主體的革命運動之間的聯系和合作還不密切，以致起義時缺乏密切配合。
3)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長期來推行民族挑撥政策，單一民族所進行的革命斗爭，不容易取得其他民族的支持。
4)從北加各民族組成的情況來看，各民族進步力量之間的合作以及和山區民族的合作是革命事業勝利十分重要的條件。

E、起義的領導問題

1)由于汶萊起義是由馬來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起義，領導起義的人民黨對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等問題缺乏明確的認識。
2)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本性，他們具有：a)革命和動搖的兩面性；b)他們所領導的革命未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和山區民族的真正利益。
3)起義失敗的教訓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沒有明確的思想指導。

F、對外援的認識問題

1)發動起義之前，他們就把起義的成功寄望于外援上，希望起義的槍聲一響就能馬上得到印尼、菲律賓的強力支援，強大的國際壓力就會迫使英帝和馬來亞反動派不敢鎮壓起義軍。
2)起義失敗后沒有依靠自己扎扎實實地搞群眾工作，沒有準備重建自己的武裝力量。

G、革命必須靠自力更生

1)革命是本國人民自身起來爭取解放的斗爭；
2)任何外援不通過內因是無法起作用的；
3)堅持自力更生才能在革命斗爭中鍛煉出堅強的干部，鍛煉出英雄的人民，發展和壯大國內革命力量。
4)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卜才能做到：a)拒絕有附加條件的外援；b)接受外援后發揮作用；c)不因局勢的變化而難于立足；d)長期堅持革命斗爭。

五、汶萊人民黨的階級性質
（1）資產階級性質

人民黨是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盡管初期受到進步的影響，在斗爭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它與生俱來的致命弱點是它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即革命性和動搖性，使它在關鍵時刻無法堅持革命斗爭，而走向機會主義。他們想革命，而且抱負很大，但對革命形勢卻做了不確切的估計，不知道應該爭取的基本群眾是誰，不知道應該立足于自力更生。因此在轉入叢林戰之后，雖然和“砂盟”合作，但又不愿和它走同一條道，還要北加所有的革命者接受它的領導。它把基點放在依靠印尼政府的支援上，不僅自己愿受印尼人的控制，還要求所有的革命者在它領導下一起受印尼人的控制。它在政治上依靠印尼政府扶持，在軍事上依靠印尼軍人經營。結果在印尼發生反動政變之后，它無法經受這一沖擊，頃刻瓦解。 ，

（2）走向機會主義

汶萊人民黨是一個公開的民族主義政黨，曾高舉反帝反殖的旗幟，和英帝及其走狗作過堅決的斗爭，它反對“馬來西亞”和為建立北加里曼丹共和國而舉行的武裝起義對推動北加里曼丹的革命發展做出了貢獻。起義失敗后人民黨成為非法組織，它和北加共產黨人合作組成聯合政府，在這個聯合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汶萊人民黨領導的北加里曼丹國民軍和“砂盟”領導的幾支部隊互相協作，共同作戰，反對英帝及“馬來西亞”新殖民主義。但在印尼1965年“9•30事件”之后，汶萊人民黨及其領導的北加國民軍立即陷于瓦解的狀態。它的主席阿扎哈里(A.M.Azahari)等人先是投靠蘇哈托政權，后來又投靠他們曾誓言反對的“馬來西亞”反動政權。此后一直沒有什么活動。

直到Zaini Haji Ahmed, Yassin Affendy及其他6個自起義后一直披囚禁的汶萊人民黨領導人于1973年7月越獄逃到“馬來西亞”尋求政治庇護后，這個黨又開始活動。他們在國內(汶萊)散發傳單，在國外發布宣言。有跡象顯示，它試圖搞由“馬來西亞”官方支持的武裝活動。1976年1月阿扎哈里在吉隆坡主持人民黨的“Dewan Harian”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說如果和平及民主程序之門已被關閉，將采取暴力或武裝手段爭取民族獨立。另在1976年2月汶萊當局對一名逃離汶萊后又返回去的青年的審訊中，證實了人民黨打算派人前往一個阿拉伯國家接受軍事訓練。但他們的斗爭目標不再是反對“馬來西亞”和爭取北加里曼丹的獨立，而是成立一個以蘇丹為元首的汶萊君主立憲國。

不管人民黨的斗爭綱領如何，今后將采取什么斗爭手段，他們想依靠印尼和“馬來西亞”達到革命的目的只是幻想。

說明：

1)(略) ．………

2)汶萊人民黨領導人阿扎哈里(A．M．Azahari Mahmud)在決定起義的具體時間之前，曾邀請砂盟領導人文銘權到美里(Miri)與該黨的三名代表秘密會晤，討論武裝起義問題。討論內容前面已敘述，在此不贅述。他們見面的地點是美里一號油井，時間大約是在1962年6月中旬。會談后，文銘權大概于6月20日從美里返回古晉，而他在6月22日清晨就被逮捕，來不及向砂盟中央其他同志傳達這個重要信息和商討對策。

(老朋友供稿)

（取自《犀鄉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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