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時重新閱讀文革時期的文獻，包括《毛澤東年譜》，有一個新的感受很強烈：文革的搞法不是事先規劃的，也與政策設計沒有太大的關系，而是由各個參與文革的群體發起的“政治議程”。換句話說，文革的理論認識和政策設計，與文革的政治實踐之間是脫節的。

　　文革十年，反文革派和文革派先后輪番出場，提出各自政治議題，然后各派政治力量對相關議題進行表態：支持或者反對。

　　從1966年的政治實踐看，主要有三個重大的政治議程，可以分別稱之為：當權派議程、保守派議程和造反派議程。1967年軍隊支左之后，全國各地大量鎮壓造反派，這是文革第四個重要議程——“老軍頭議程”。

　　當權派議程

　　在當權派議程中間，基本上與《五一六通知》和四清《二十三條》兩大政策文件，沒有多少關系，而是各地當權派要通過這種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例如湖北省拋出李達是因為他與省委有矛盾。

　　在當權派議程中間出場的有兩股力量：當權派(各級黨委和上級派出的工作組)及其操控的親體制力量(后來的多數派和保守派)，這兩部分人構成一個“政治機會主義同盟”。《清華五十天》附錄所搜集的《高校五十天》中間的材料，基本上屬于當權派議程，這個當權派議程的主要內容在北京是“搬石頭”和“反干擾”，在武漢是“反右派”結合少量的“搬石頭”，蘭州大學的李貴子實際上也是汪峰用群眾運動的外觀實行“搬石頭”的工具，云南搞小學教師的左中右排隊則屬于“反右派”性質。

　　造反派議程

　　造反派議程的針對性很明顯：直接是針對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蒯大富提出批評工作組的錯誤路線及其利用工具——多數派，這是一個非常有針對性的政治議程。后來中央文革小組舉行北沙灘的紅樓座談會，把7月底地院大字報命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上升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加以公開譴責和批判。此前毛的概括是“方向、路線錯誤”，批判資反路線的提出和提煉過程，這實際上是頂層文革派在概括少數派群眾的感受之后重新確立方向和目標，是一種“重新站隊”的行為，此后文革十年的矛盾和糾葛，逐步濃縮和收斂到造反派與當權派的沖突和矛盾軸線上來了。一月奪權、軍隊支左和二月逆流、鎮反，實際上是這一矛盾的繼續。

　　說文革是毛主席發動的，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至少從底層文革兩派力量的形成過程看，不是這樣。準確地說，文革時期有著群眾運動的外貌——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搏斗，但是，這兩派力量都是反文革派——各級黨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組——制造出來的。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從上面支持了被反文革派力量“逼上梁山”的民間批判力量，使其可以生存下來，并成長壯大，始終參與文革的政治博弈。不過，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從上面支持，反文革派同盟(當權派和保守派)能夠輕而易舉地鎮壓造反派，這樣就無法形成以群眾運動外貌表現出來的政治博弈了。所以，準確地說，毛主席沒有發動文革，而是選擇性地支持了文革中間的弱勢一派，以他為代表的頂層文革派對于底層文革派的支持，是造反派能夠生存和發展的原因，同時也是文革政治博弈得以持續下去的原因。

　　保守派議程

　　在當權派議程和造反派議程中間，有一個保守派議程，這是從撤銷工作組之后成立的“偽文革”開始。工作組撤離之后，往往安排各個單位的文革委員會成員，由他們前期所利用的保守派(北京高干多，太子黨往往很受工作組青睞)組成“偽文革”，執行一條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

　　保守派中間最腐朽最墮落的一部分，主要成員為太子黨組成，北京的西糾、武漢特動、西安紅色恐怖隊、長沙的長保軍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些組織基本上是高干子弟主導的，他們處于壟斷權力表現自己的熱望，幼稚地鼓吹自來紅要掌權，為此狂暴地打擊黑五類，與這個墮落政治要求相配合的輿論是“血統論”和譚力夫的講話。而太子黨組織所搞的“抄家破四舊”“打擊黑五類”等政治議程，竟然受到政策和法律水平最高群體——各地當權派的接受和支持，這簡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至少從人類智慧發展的規則是不能夠作出很好解釋的。這個太子黨議程，是典型的“轉移運動方向”，不僅與政策設計沒有關系，也與普通民眾的道德認識和政治認識不相吻合。

　　抄家破四舊、封閉民主黨派、取消小商販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經濟變革，都是違背中央政策和法律的，但是，這些由胡作非為的太子黨們提出的政治議程，竟然被各級各地的當權派們接受并堅決地貫徹下去了，官一代執行官二代的亂命，算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和當權派合作的一大特點。陳小魯和宋彬彬等人之所以出來公開道歉，實際上意味著這個保守派議程，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不合法、無法自我辯護的，但，稀奇的是：由于受到“徹底否定文革”之后系統謊言的支持，這個道歉再一次成為公開的政治表演。

　　在官僚精英群體支持下的知識精英寫作的文革史中間，陳小魯們的胡作非為被無限制放大，好像他們的行為就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和階級斗爭的實踐。太子黨在文革舞臺上活躍的時間很短，1966年8月跳得最高，但隨著造反派的崛起，就逐步淡出，1966年年底“六沖公安部”之后骨干被抓，就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臺;但為什么保守派議程中間的太子黨議程，在文革早期就被各地當權派接受和執行，這個可以解釋：他們的目的是轉移運動大方向，但在文革史寫作中間為什么也被無限放大(甚至一些自由派的學者也莫不如此)，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解剖。

　　老軍頭議程

　　1966年10月正式提出“批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以兩報一刊為代表的主流輿論，轉過來全力支持造反派對于當權派的批判，在各地當權派中間激起普遍的對抗情緒，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組織了三道防線：年輕力壯的小干部組成保衛市委大樓指揮部對抗學生造反派的沖擊、中高級干部組成值班小組應付學生的問題、高級干部穿上軍裝躲進軍區。三道防線的設立，實際上是沒有罷工號召的實質性罷工行為。黨政干部的罷工或者消極怠工，對于中央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不得不尋求重建秩序的力量，上海造反派在反對經濟主義妖風過程中間，出現了“接管”并組織起來抓生產的經驗，后來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就稱為“奪權”，同時，軍隊被要求出面支左、支工和支農，為秩序重建發揮中心作用，還要求黨政干部“亮相”出來工作，這三部分人都被要求為重建秩序發揮作用，這其實就是后來“軍、干、群”三結合成立革委會的起源。

　　1967年一月底軍隊支左之后，有一個“老軍頭議程”，老軍頭議程是二月逆流最具體的表現。當時在中央議事中間出現了所謂的“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內涵并不是懷仁堂里“三老四帥”打打嘴仗這么簡單，毛主席定性為“從上到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更主要體現在軍隊支左之后，以軍隊的力量鎮壓造反派的全國性現象，其中最惡劣的表現是青海“二二三事件”——軍隊開槍打死打傷造反派學生和工人369人、逮捕上萬人，四川抓捕造反派十余萬人。各地造反派普遍被鎮壓，保守派得到支持。

　　在頂層文革派與底層文革派之間

　　到了軍隊支左之后，文革的全部參加群體都出場了并自覺地厘清了陣線：你站在哪一邊參與文革政治實踐?1966年的“資反路線”和1967年的“二月逆流”，在實際上規定了文革雙方的陣線和沖突的內容，你參加文革是支持批判資反路線還是相反?是支持軍隊鎮壓造反派還是反過來?一個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你是文革派還是反文革派。毛、周和文革小組作為頂層文革派，不過是在這個陣線厘清過程中間，選擇一邊加入了進去。

　　從1966年的三大議程看，毛、周和文革小組等頂層文革派，在支持批判資反路線這個時間段上，對造反派的支持力度最大;在1967年軍隊支左鎮壓造反派的時間段，支持力度就小很多(只支持給群眾組織平反，不支持追究責任人，追究責任人就要把“揪軍內一小撮”進行到底)。到了1968年八一五國防冶金工作會議之后，支持力度就更小了。

　　與此同時，甩開各級政權組織派出記者，直接去各地搜集第一手的決策信息也差不多停止了，中央文革記者站開始和停止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信號。是否需要建設一個獨立的信息鏈實質上意味著：中央作出決策是依靠各級政權組織提供信息還是甩開各級政權組織的信息?由中央文革記者站的存廢所揭示出來的政治內涵，是理解頂層文革派與底層文革派關系演變的主要線索;王關戚垮臺之前的系列表態，實際上是試圖繼續以較大的力度支持造反派，并且沒有看到力量對比難于更改的事實，以及維持秩序的最低需要。要是從造反派和當權派的矛盾和沖突看，揪軍內一小撮和批判當權派的資反路線都沒有錯。

　　反文革派的優勢力量及其對文革進程的決定性作用

　　在1966年的文革實踐中間，當權派議程、保守派議程和造反派議程這三大議程出來之后，實際上文革就已經脫離了原初的規劃和設計，所謂的斗批改三項原初規劃的議程，只剩下“斗”這一部分了，后來所謂的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清理階級隊伍等等，都成為當權派清算造反派的手法和借口，不再與文革的設計有任何關系了。就像蒯大富沒有能夠在清華的力量博弈中間占據優勢一樣，后續的批和改都沒有合適的依靠力量去進行，也就是說，文革的政治實踐因為底層文革派——造反派——未能在力量對比中間勝出，批和改都喪失了依托，遲群這樣的人，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教育革命的合適帶頭人。借用當時的詞匯來表述：沒有一個新生力量就沒有創造新生事物的可能性。

　　在造反派的視野里，當權派及其支持和利用的保守派組成的反文革同盟，其力量非常強大。這個反文革同盟從頭到尾主導了對造反派的系列鎮壓過程;從文革十年期間當權派鎮壓群眾看，有三個逐步升級的階段。五十天和鎮反屬于“習慣性鎮壓”：聽到不同意見就用“反革命”“右派”等帽子壓制下去，這在官場慣習中間不算反常，多年來官場上下級關系中間發展出一整套“逢迎吹捧拍”的語言，不熟練掌握并使用這一套語言就無法與當權派進行順利對話，而保守派中間很多黨團員倒是有著這樣的初步訓練和技能，這種在機會主義同盟中間通行的標準恰好是造反派拒絕和不熟悉的;而1967年軍隊支左后的鎮反和武斗、1968年的清隊和后來的打“五一六”，這可以稱之為“報復性鎮壓”;1975年的“整頓”和1976年之后的“揭批查”以及后來的清查“三種人”，這個要算是“投機性鎮壓”。

　　正是在對造反派的系列鎮壓中間，保守派也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角色和表現方式。在習慣性鎮壓期間，保守派還只是作為多數派配合當權派的需要，通過揭發批判搞點業余的“誣陷”工作，目的是把提出批評意見的老師和同學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在二月逆流鎮壓期間，保守派搜集材料論證“鎮壓有理”;在武斗鎮壓階段，保守派拿起武器，武力圍剿造反派的有生力量，把文化革命演化為武化革命，武漢的百萬雄師就是典型的代表;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期間，保守派很多人成為“脫產”的動力，專司“逼供信”事業，為制造冤案貢獻力量。在后續的投機性鎮壓期間，一樣是作為脫產的專案人員起作用。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保守派因為制造冤案有功，得到政治上的優先提拔，進入第三梯隊，此后，文革期間的當權派和保守派逐步實現了在毛后時代的官場攜手共進。

　　習慣性鎮壓期間，還勉強算是工作作風和思想方法問題，而大規模的報復性鎮壓則夠得上毛所稱的“一個階級對另外一個階級”的沖突性質，至于后來的投機性鎮壓則是政權重新確立政治同盟并選定執政基礎的刻意而為之，那個時期給地富反壞右摘帽乃至于給資本家補發公私合營時期的資產，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包含著明確政治同盟重組所需要的內容。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初稿

　　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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