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如何正確認識文革中的失誤和毛澤東晚年的生活

　　文革十年有錯誤，1976年3月2日印發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講到：“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朱注：其實對文革的思考，首先應考慮的不是成績與錯誤的比例，而應該是具體地分析文革的各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那些思考和做法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正確在哪里，錯誤在哪里，它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正，最終才是作出總的估計。)文化大革命犯了二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關于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人打對了，至少對林彪的斗爭是正確的，對許多老同志打錯了，說是批一下，也可以，但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所以發生打倒一切的錯誤，也有主客觀的原因。《毛澤東年譜》在1965年的8月11日，記載毛的講話中，談到：“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還說：“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毛澤東這個觀念從哪兒來?是從蘇聯斯大林去世以后，先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后來勃列日涅夫搞大國沙文主義，所以毛澤東經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蘇聯這種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讓群眾起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讓群眾來鑒定和檢驗我們黨的各級領導，特別是中高級領導干部的狀態。但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場群眾運動的結果是打倒一切，傷害了許多領導干部，文革結束以后勢必出現反復，通過文革并沒有達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監督各級領導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敗，這個問題迄今仍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尚未根本解決的問題。當然，當前反對貪腐的斗爭，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的斗爭，或者說是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斗爭，現在這場斗爭還只是起點，離開終點還很遙遠。文革結束初期，對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黨內”這個說法進行了批判，現在看來，現實證明這個批判是錯誤的。如果這個話要說得更準確一些，社會上許多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在哪里?就在黨內，他們是我們反貪腐斗爭的重點。現在網絡上的實名或匿名舉報，比當年文革時期的大字報要厲害多了，可見問題的關鍵還是在領導，紀檢委有王岐山那樣的的領導，如果他退休了，能不能后繼有人呢?這一點我說不上來。然而更重要的斗爭也許在思想戰線上，這還沒有認真地好好觸動啊!要知道戈爾巴喬夫顛覆蘇聯正是從他的新思維開始的，一下子把蘇聯給弄垮了，蘇聯共產黨沒有絲毫與之抗爭的力量，連東歐許多國家也一起垮了。

　　至于全面內戰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奪權斗爭過程中。這二個錯誤主要部分都發生在從1966年到1969年之間，從批判資反路線到一月奪權以后的一個階段。全面內戰有群眾組織的問題，有軍隊干部的問題，也有原來老干部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一場關于權力再分配的斗爭。中央一個省一個省召開會議通過軍干群、老中青三結合處理解決，直到召開九大為止。九大以后還有資產階級派性的遺留問題，九屆二中全會前后這一階段是毛主席全力粉碎林彪陰謀活動斗爭的時期，如果林彪的陰謀得逞，鄧小平能再度出山嗎?還有以后的改革開放嗎?1972年以后是第三階段，毛主席的支持為老干部解放恢復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是江青在進行干擾，在這個階段毛主席多次批評江青，并制止她的干擾，這在年譜中有清楚的記載。沒有第三階段工作的基礎，能有以后改革開放的局面嗎?沒有中美關系的改觀，能有以后改革開放嗎?當然打倒一切與全面內戰，毛澤東也有責任，一方面這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關，另一方面毛自己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聚會上的祝酒詞便講了明年是全面內戰。這些問題既有決策者的責任，也有下面執行者的責任，它在我們一部分中高級領導干部心中積疊了一股怨氣，一部分黨員和積極分子由于在文革初期受壓，也積壓著一股怨氣，所以文革結束前后，這股怨氣沖天而起，這不是偶然的。這一切不能責怪他們，是我們在文革初期批判資反路線比較順利的時候，做了報復性的過火的斗爭，一股腦兒地壓服，違反了同志之間不同意見應該耐心說服而不是壓服，更不應該用噴氣式那種斗爭方式對待同志。文革后的一些遭際是以勢壓人所產生的后果，有一些是我們應得的報應。文革結束以后這許多年，我沒有任何怨言，所有的只是以冷靜的態度反復思考其中的因果關系。對文革的反思，決不要從個人的恩怨和得失出發，而是相反，必須先把它放下，從國家命運如何長治久安的大局出發去反思，才能有更廣闊的視野。對文革十年中的毛主席所以有那么多負面的評價，其中也有一些是出于老同志在文革中挨斗挨批個人恩怨的情緒。當然，在情緒化支配下作出的判斷不可能都是完全客觀的。許多事不能只從個人遭際的幸與不幸看，有情緒也是很自然的事，要宣泄一下也是應該的，如果能在有情緒的時候忍一下，反過來為對方設身處地想一下，忍一下，也就風平浪靜。有許多事的是非，不能只從局部看，退一步從全局看，自然就海闊天空。

　　因此，對毛澤東晚年的一切，在他這樣一個當時即將離世的老人面前，從他讀《枯樹賦》背后，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他的體力還是精神，事實上很難勝任壓在他身上的重擔，有關黨和國家前程的重擔某種意義上是對他健康的摧殘。在此九個月之前，1973年8月，十大剛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年譜》記載了8月23日周恩來在高級干部會議上，有過一個講話，他說：“主席這幾年苦心苦思想國家前途，想世界前途。”又說：“鄧小平說過老同志身體不好可以做顧問，主席對小平同志的意見很重視，提出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他當主席。這件事主席跟我一個人講，我說不行，他又跟政治局同志講，大家又都不同意。主席說，你們大家不贊成，我只好鞠躬盡瘁。”毛主席講他“只好鞠躬盡瘁”，實在是不得已啊。要知道十大會議結束時，毛主席在主席臺上，已無法從座椅上站起來與臺下的代表們告別，只有讓代表們離場后，才讓人扶持著最后告別人民大會堂。“鞠躬盡瘁”這句話的典故出于諸葛亮的《后出師表》，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應該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后半句他沒有說，大家心中都能領會，他也真的做到“死而后已”，這可不是他戀棧。有了這個前提，再來看八個月后他要我們標點大字本《別賦》、《恨賦》、《枯樹賦》，特別是他離世前還讓張玉鳳幫他一起背誦二遍《枯樹賦》那種復雜的心情，更可以理解他對家國眷戀的感情了。想想這些情況，個人遭際的恩怨，又何足道哉!他去世以后設立顧問委員會的事，還是毛主席早就希望做的，是為了讓老同志既能安度晚年，又能為國家大事盡一份力。對此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理解他，而決不是怨恨。當然，后來鄧小平取消終身制這一點還是對的，吸取了毛澤東晚年如何痛苦度過自己病殘人生的教訓。

　　我們不妨看一下，1976年四五事件以后，毛澤東同志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過的。4月6日，江青在毛主席那兒匯報事件的經過，提出要開除鄧小平同志的黨籍，毛沒有表態。次日毛提出了保留黨籍以觀后效，還考慮到群眾會不會沖擊鄧小平的住所，毛澤東指示不能沖擊，不能抓人，還要汪東興把鄧小平轉移到安全的地方。4月30日，毛澤東同志對華國鋒同志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6月初，毛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脫離危險。6月25日，毛澤東再一次提示華國鋒，國內問題要注意。8月26日，毛澤東索要宋代洪邁著的《容齋隨筆》，這是毛澤東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書。8月28日，見女兒李敏。8月30日，中國成功發射一顆人造衛星。9月7日，毛澤東要看當時日本自民黨總裁三木武夫的傳記。9月8日，他由工作人員托著文件和書，看了十一次共二小時五十分。下午四點三十七分，看了三十分鐘。夜，處于彌留狀態。9月9日晨零點十分，在北京逝世。毛澤東的一生，從他個人而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為了人民。我與劉大杰是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成員，9月14日晚上，到北京時，我與劉大杰住在民族飯店一個房間，在路上看到工人從屋頂上卸下毛主席萬壽無疆幾個大字，心里不是滋味。從個人的生命周期講，哪有什么萬壽無疆的事，現在不是成為被人諷刺和嘲笑的話柄了嗎?9月15日，我們瞻仰了毛澤東的遺容，那個時候，我想的是沒有了毛主席的領導，今后的日子會怎么樣?我們又怎么遵從毛澤東的遺愿，如何永遠做毛主席認定的上海寫作班子的成員，堅持思想戰線上的斗爭，一切都是為了讓毛澤東思想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那兩天，石西民和于會詠都到我們住所來探望我，我們都有同樣的憂慮和同樣的信念。9月18日下午，我參加了追悼大會，站在主席臺的第二排，為毛主席默哀。記得我家鄉無錫有一個東林書院，萬歷年間的明代人顧憲成曾寫了一幅楹聯，上聯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下聯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一幅楹聯非常符合毛澤東的一生。在中共黨內，讀書之多和知識面之廣博，沒有一個人可以比得上他，他一輩子讀書不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那一家子有多少人為中國革命而犧牲，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他家事卻沒有處理好，憑他那時的體力和健康情況，也沒有力量和具體的辦法去關心江青的病態心理。在國事上他留存遺憾，臨去世前幾天，他反復叮囑的是“國內問題要注意”。而天下事，這個格局是毛澤東生前就基本定局的，毛澤東自己也說了“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在他身后，國際的格局也證明了他的論斷是正確的。國內問題，他還是千方百計保留了鄧小平，為今后的改革開放留有余地。在生前，毛澤東告誡過江青，我死了以后你怎么辦，他想保護江青，那時已考慮到他死后江青的結局不佳，但是她不看形勢，不顧大局，一味任性而為，最終是自食苦果，也連累了一大批人。讀《毛澤東年譜》一定要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才能體會到毛澤東心中的的苦衷，才能感受到他恩澤于中華民族和犧牲自我的精神，才能體會到他的偉大。

　　(六)正確對待國家發展前途與個人得失之間關系的思考

　　文革這十年，有錯誤，但不是一片黑暗，它還有光明的一面，任何年代都有美好的事物，都有值得后世珍惜的奉獻精神，我們除了總結教訓以外，也應該多分析，也應該想到毛澤東已經那么年老，身體那么衰弱，設身處地為他想一下，理解毛澤東那一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與此同時，大量事實也生動地證明在任何歷史階段，“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而且“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文革前期的一些錯誤，正是文革中后期正確的先導嘛!當然這個糾正并不徹底，最后還有失誤。如果以歷史主義的眼光看，文革之前的十年是如此，文革十年也是如此。所以以歷史的眼光來觀察中國共產在建國后的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之間在經濟的發展上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搞社會主義如果不充分利用市場經濟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和各種機會來發展生產，就無法豐富大家的物質生活。反之，只記得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如果不講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進而拋棄四項基本原則，那就會背棄社會主義的理想，那么貪腐現象的泛濫，貧富兩極分化，等級和特權制度不受制約，必然會產生新的階級分化，從而帶來社會和國家制度的蛻化變質。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同一問題的二個側面。(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協商和調整好全球資源的配置，處理好全球必須共同應對的問題，若環境保護、氣候變暖這樣的問題，那必須世界各國共同協商來應對，其間雖有各國的利益博弈，其中仍然存在著以多數人的利益為主還是服從少數富人利益問題，這中間仍然充滿著階級斗爭。故其本質仍屬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何去何從的問題。)只有把握好這二者的關系，我們才能在社會生產上引領世界經濟不斷前行。如果歷史地看，共和國這六十余年的發展和進步，沒有前三十年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和沒有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積極作用的失誤，就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成就，

　　為什么要這樣說?在中國古代的哲學家老子便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1957年2月，年譜記載毛澤東關于如何處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問題的意見，毛澤東說：“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于匈牙利事件。關于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官僚主義沒有克服，要鬧就讓他鬧，因為你沒有解決問題。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應該把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打扁擔，看作是我們改善工作，教育工人、農民、學生的一個過程。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實際上這也是我們今天處理群體性事件所應遵循的原則。再說，文革結束后，改革開放，也正是從解決文革遺留問題開始的。例如，深圳特區的設置，便是從那些年錯誤處理那里大量人口外逃開始的。習仲勛同志在1978年4月，南下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時，糾正了對外逃問題的錯誤認識，他講“我們不能把偷渡外逃都當做敵我矛盾，香港澳門也是我們的領土，群眾日子過不下去往那邊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關鍵問題還是要發展生產，迅速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然他們今天不跑，明天還會跑。”這樣把深圳收容站收容的十萬多人，都統統放了，再下一步就有設置深圳特區的設想了。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取向便是從這兒起步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也要分析，那時的一刀切，不一定妥當，讓知青到農村去大有作為這個方向是對的，當時受計劃經濟的束縛，只能采取這樣的權宜措施，市場開放了，知青回城可以搞個體戶，可以經商，知青回城，也是八十年代他們鬧出來的，是鄧小平同意開了這個閘門。然而，下鄉這一代青年也得到鍛煉了，農村的困境便正式擺到全國人民面前了。周總理去延安了解農村，特別是老根據地的困難，為此后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對任何事物總還要抱分析的態度，錯誤發現以后，認識到了，便可以轉變為正確，前三十年的一些錯誤，為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取向和改革開放提供了條件，這就是錯誤轉變為正確。當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還會產生新的問題，在我們工作中也會出現新的失誤，事實上這也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客觀存在的許多新問題，這就是人認識發展的辯證法。后三十年雖然在物質生產上有極大豐富，但在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及意識形態領域卻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其中有的也正是前三十年時想解決而沒有完全解決好的老問題。社會歷史也正是這樣在這里退一步，在那里進二步地曲折前進。所以任何想割裂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間內在聯系的觀念，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念，否定與肯定是不可分割的二個側面，這世界上沒有絕對化的肯定和否定，而且肯定和否定之間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這就是辯證法，也是我們觀察建國以來這六十余年歷史不可或缺的辯證觀念。沒有這樣的正確觀念，便不可能正確認識建國以來這六十年的歷史，歷史、現實和未來總是一脈相承的。反之，如果不能正確對待歷史，也就不能正確認識現實中的問題，也很難爭取一個輝煌的未來。我也是經歷許多年的不斷反省和思考，才體會認識到的。

　　我也曾經轉換過一個視角，從普通百姓的視角看，文革十年中，小小老百姓們是怎么在柴米油鹽中過日子的，我只能從自己生活的小區來觀察。文革時期，我那個小區住的都還是高級知識分子和少數領導干部，在文革的第一階段，對他們的沖擊比較大，斗鬼風那一段時間，他們的日子最艱難了，有的被抄家了，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心情感到壓抑，其實我也被抄過幾次家，包括我父親的家。再說他們居住的房屋也重新分配了，按人口多少搞平均主義了，前面二十號這二十戶，房屋本來一戶住一家，有的則變成二家住一戶，我與蔡尚思住一起，我人口多，我住樓上，他住樓下。王中搬出去住在汽車間，王零搬到第六宿舍。那時還有早請示晚匯報，我也與許多被斗的對象一樣，與他們一起在粉著毛主席頭像的墻上早請示晚匯報。我的孩子那時還小，與同舍老師的孩子們一起玩游戲，如今他們還如當年小朋友之間的關系一樣，互有聯系。各家各戶在飲食上也沒有太大的困難，那個階段，學校大字報鋪天蓋地，到處是大幅標語，開大會，小孩子也去看熱鬧，我挨斗的時候，他們還年幼，也跟著去看熱鬧。馬路上有時也紅旗招展，不時有敲鑼打鼓游行的隊伍。從全市講，工農業生產還在照常進行，沒有發生什么大規模罷工的事。到了第二、三階段，這種熱鬧的場景也很少了，盡管上面有神仙在打架，老百姓還是過他們柴米油鹽的生活，還未因神仙打架而殃及百姓的生活。1976年四人幫被抓以后，學校周圍一度也熱鬧一陣子，我是被抓了，關押十二年，孩子們照常在讀書。當然小孩子間也有爭吵，我的孩子偶爾因口角被人辱罵，不久也就平息了，小朋友之間大家還是友好如初。改革開放以后，那時的小朋友們，都各奔東西，走上各自的工作崗位，大部分都搬出去了，宿舍區人口流動很大，經常有人搬進搬出，鄰里之間很少來往，也不知彼此的姓名。我門前二個日本人留下的防空洞被填平了，先是大家的健身器設在那兒，供老人們鍛煉身體，后來變成停車場了。宿舍區小汽車多起來了，有時停滿了車子，也不知是哪家的車子，那時的小朋友，都有私家車了。許多居民都有子女在海外謀生了，有的老人在國內與海外兩頭跑，去海外是照顧他們的第三代了。他們每年在海外住八、九個月，在國內住三、四個月，他們告訴我，海外的消息，都說國內如何亂，回國看看，大家都平靜得很。過去大家都在學校工作的親密關系不見了，現在鄰里之間變得陌生了，大家見面都只是點頭而已，沒有來往，也沒有爭吵，再沒有什么熱鬧的場面，偶爾會有一些過去的老鄰居來談談心。從這一個生活場景的變化看，人們的生活條件，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要好一些，就以我家飯桌上的菜肴來說，也比我文革時在臺上要好許多。從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看，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要疏遠一些。對政治的關心，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要淡泊得多，相互間很少議論到國家大事，各自關心的還是身邊瑣事。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反映在鄰里關系上，比過去要淡泊，居委會也很少來干預居民的生活。也許這就是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在我生活的小區出現的變化吧。神仙打架殃及池魚仍是一個規律，但它也有一個過程和程度的深淺，所以國家領導層上的事即使不時有一些曲折，總還會慢慢轉過來的，這許多年國家政治生活的反反復復，對居民們實際生活的影響還畢竟有限，所以還用不到我們杞人憂天，因為地球還在轉，女人還要生孩子，人們的生活還要繼續。所以在任何困難面前，我們始終要有信心，要抱一個樂觀主義的情緒。《老子》第二十二章有云：“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能接受委屈則能保全，而且還能伸張，這里有眼前和長遠的關系，局部和長遠的關系，應當正確地看待失與得。所以個人暫時的曲折和困境算不了什么，國家、民族、社會的前途總會是光明的。

　　如果作為一個有抱負、關心國家命運和前途的人，那還得堅持讀書學習，關心時事，并以之作為自己畢生的義務。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反復強調在學習中，我們要克服認識上主觀主義的錯誤，要做到三條，一是調查研究，了解現實的狀況。如我這樣一個老朽了，也能通過自己生活周邊的人群，做一點社會調查和對生活的觀察，也是我這許多年一直在做，不要對生活抱冷漠的態度，也許能以小見大。二是研究歷史。毛主席批評我們的許多同志，“對于我們自己的歷史一是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這一點非常重要，學習和研究我們建國以來的歷史，尤其重要。我在每天讀報、讀書的過程中也能感覺到現在還有不少人在解構我們黨的歷史，解構中國近代史，散布極其錯誤的歷史虛無主義，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種危害極大的錯誤思潮，必須加以清算和整肅，決不讓它有傳布的余地。三是我們要學習外國一切先進和進步的東西。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時，反對的是照抄照搬蘇聯的經驗，現在我們要反對的是全盤西化的錯誤思潮，只要稍微關心一點時事，就會感覺到這種思潮的影響了，也應該適時地表達一些自己的思考，諸如決不能如有些人死抱住華盛頓共識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宣揚普世價值，主張后發劣勢，想照搬蘇聯休克療法，走議會道路，搞多黨制，從思想方法上講，他們只是從既定的概念出發，不是從事實出發，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那些東西已經是被歷史事實證明完全破產的東西。此外我們不能忘記西方霸權主義者的文武二手，武的一手，大家還容易看得清，目前霸權主義者還奈何我們不得，他們是力不從心，于是他們更注重文的一手，軟刀子割頭，這是更值得人們警惕的。香港的占中，本質上便是軟刀子一手。這件事花了二個多月時間，應該說已經過去了。當然，青年學子是好的，他們還年輕，沒有經驗，青年人犯錯誤可以原諒，也應該愛護，但背后唆使他們的成年人是不能原諒的。直選，無非是表達意見的一種形式，它可不是萬能的，看看各國有史以來的選舉便可以知道了，少數服從多數能保證正確嗎?古希臘蘇格拉底被絞死的教訓還不深刻嗎?這可是元老院多數表決的結果，但真理往往站在少數人一邊，對西方的直選制度，要保持冷靜的態度。另一方面，霸權主義者顏色革命的遠東波，就是直指中國的，我們可要提高警惕。我們怎么可能去玩西方那套欺騙性的普遍直選的政治游戲呢?那些競選的演說可都是騙人的連篇鬼話，一旦上了臺，那些承諾都早已束之高閣，為了競選，什么騙人的話都說得出來，很多時候還會造謠攻擊對方。看一下奧巴馬上臺以前的演說和許諾，再看看他上臺以后的所作所為，便非常清楚了，現在他無論在大資產階級還是在廣大黑人中間都找不到身份的認同，這就是奧巴馬最可悲的地方。在中國傳統制度中，地方行政機構的人選歷來是委任制，地方行政機構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從漢、唐到明、清，這一套制度逐漸發展成熟，它對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抵抗外敵侵略有利。我們1949年建國以來不搞聯邦制，地方行政機構也從來不搞直選，因為對我們而言那是無效的高消費，有害無益。香港是特區，一國兩制，所以搞有限度的普選。

　　我今年八十四了，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這是自然的客觀規律，病多起來了，路也走不動了，它告訴我留下的日子不多了。

　　在年輕的時候，歷史賦予自己的使命，在自己的崗位上要拿得起，擔當得了。當環境變化，難以有所作為時，不要去計較個人得失，要放得下，即使讓你蹲監獄，你也要靜下心來，這也可以是你體驗生活和讀書的場所。所以，在那樣的場合也應該是安下心來好好讀書，冷靜的思考問題，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同時在那兒也是你觀察社會生活的一個視角，也可以學到許多新的知識，同時還在那兒盡自己可能做一點有益的事，盡可能改善自己周邊的小環境。即使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中，也能保持身心的寧靜和生活的樂趣，平安地度過自己的余生。人老了，更要相信革命的事業自有后來人。而自己則仍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一切新的知識，不能無所作為，應該趁自己腦子還清楚的時候，為了現實和未來，好好總結往日的經驗教訓，從而把想到的、經歷的，告訴大家，不要忘記歷史上曾經的經驗教訓，一切都是為了今后的路會走得更好、更扎實。我們許多同齡的朋友中，曾經有一些也是過來人，他們也都垂垂老矣，往往認為自己已經難以有所作為了，所以悲觀主義地對未來不抱希望，準備逐步自行消亡地退出歷史舞臺。到這樣年齡段了，有這些想法也很自然。但我不贊成這種消極情緒，還是應該抱積極的態度。冬天，我在門口躺椅上，一邊曬太陽，一邊讀書看報，在我身邊走過的人，都是抱著善良的眼光來看我，我們這個社會，還是善良的人多。何況還有那么多中共黨員，那么多國家干部，相信他們大多數是好的，我們國家有那么長的歷史傳統，有那么多人口，我們的黨和國家是團結的，只要弄清思想，正確地總結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各種經驗教訓，使之轉化為對我們有益的啟示，由衷地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那么它的前途仍然是無限光明。所以我對祖國未來的發展始終還是抱著無限的希望和信心。要相信當今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也是國際環境對我們最有利的時代，也正是最有希望的時代。我們應該能創造一個極其豐富而又合理分配的物質文化生活，還能在精神上既有民主自由，又有集中統一的意志，既有組織紀律，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那么復興中華民族的中國夢必然會越來越近地靠攏我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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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嘉：從1965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上的一段批注說起——讀《毛澤東年譜札記》之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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