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9日，著名左翼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在自由廣場發表了支持“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喚重建人們想象一個非資本主義世界的可能性，并特別強調反對資本主義的前提必須首先打破資本主義與民主聯姻的幻象，以免在你反對資本主義的時候被政治家和站在資本立場上的學者污蔑是在反民主，齊澤克宣稱“資本主義與民主的聯姻已經終結”。[1]

　　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聯姻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將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結果。所謂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指的是在一個普遍信仰民主的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持者試圖通過規范民主的定義，將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民主政體和社會主義內含的經濟平等的主張置于民主的對立面，從而將民主實踐局限于競爭性選舉政治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與二戰后西方學術界將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建構的“選舉民主”概念確立為民主的主流概念息息相關。

　　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一書中談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流的方法幾乎完全根據選舉來界定民主”，“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果其強有力的決策者中多數是通過公平、誠實、定期的選舉產生的，并且實際上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那么，這個國家就有了民主政體。這一關于民主的程序性定義是由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的，并得到了普遍地承認，也得到了在這一領域從事研究的學者的公認。根據這一定義，選舉是民主的本質。”[2]

　　亨廷頓的論述給我們提供了三個信息：第一，通過“選舉”來界定民主開始于熊彼特;第二，把選舉看做民主的本質，并通過是否具有競爭性選舉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是民主政體目前在西方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共識;第三，這一共識的歷史并不久遠，僅僅開始于二戰以后。由這三個信息我們可以想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首先，熊彼特為什么要用“選舉”來重新界定民主，他對民主概念的重構為什么要放在民主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這個宏大的話語背景內進行討論?其次，為什么二戰之后，西方學術界普遍接受了“選舉民主”作為民主的定義，這一定義與熊彼特批判的古典民主定義(這一定義在熊彼特之前在學術界也具有一定的共識)和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的定義相比規避了什么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規避是為了達到什么目的，從今天的世界現實來看，這一目的又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

　　本文以分析熊彼特重構民主背后的意識形態動機為起點，并試圖揭示這一意識形態動機與二戰后西方學術界對熊彼特“選舉民主”概念的接受之間的關系。從熊彼特對民主概念的重構到西方學術界對“選舉民主”的普遍接受，民主概念經歷了一個去社會主義化和自由主義化的過程。民主從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面旗幟變成了反社會主義的口號，這一假民主之名的口號被美國用來在全世界推廣資本主義和攫取超額壟斷利潤，其造成的危害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已成為無法掩蓋的事實，并在近期引發了全球性的反對金融資本的人民民主運動。正如齊澤克所言，反對資本主義的前提需要打破民主與資本主義聯姻的幻象，而這一幻象的打破則需要揭示“選舉民主”背后的反民主動機，重新確立民主與社會主義在本質上不可分割的聯系。

　　重構“民主”的意識形態動機

　　曼海姆曾提醒人們注意：“詞義的變化與每一概念的多種含義，反映了在含義的細微差別中包含了相互對抗的生活方式的對立。”[3]研究民主理論，如果我們不能從“民主”到“選舉民主”的詞義變化中看出其中包含的相互對抗的生活方式、相互對立的階級利益和對這種對抗本質的掩蓋，我們就不可能認識到民主的本質特征和選舉民主對這一本質特征的規避。從某種意義而言，“選舉民主”所要規避的東西才是“民主”從它誕生那天起作為一種價值所內含的屬性和作為一種政體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民主，是一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古老概念。在古希臘，民主被看做一種由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進行直接統治的政體。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把民主政體稱作平民政體。在他看來，民主不僅指多數的統治，而且主要指窮人的統治。“由無產的貧民(群眾)們執掌最高治權，則為平民(多數)政體。”[4]“平民(窮人)政體原先已解釋為多數人的統治;但有時一個城邦中代表最高治權的多數人竟然都是有產者(小康之家)。”因此，“人數這個因素應該為次要的屬性……寡頭和平民政體的主要分別不在人數的為少為多。兩者在原則上的分別應該為貧富的區別。任何政體，其統治者無論人數多少，如以財富為憑，則一定是寡頭(財閥)政體;同樣地，如以窮人為主體，則一定為平民政體。”[5]

　　正因為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到19世紀中葉，民主都一直被看做一種代表多數人利益的貧民政體，所以從古希臘到現代的大多數代表有產階級利益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民主的反對者而不是支持者。在他們看來，民主政治意味著烏合之眾對財富和智慧的威脅，其對文明的危害是毀滅性的。[6]

　　19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民主開始成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一面旗幟。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提出的人民主權的口號開始要求資本主義國家兌現人民主權的承諾。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后，社會主義運動有了更明確的口號，馬克思、恩格斯在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7]馬克思并沒有否定選舉民主，但他認為選舉民主是一種具有資產階級局限性的民主。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非常深刻地區別了“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在他看來，即便是實現了普選權的代議制度也不是一種真正的民主，而只是人民在政治領域的解放。“一旦國家取消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國家作為國家就廢除了私有財產，人就宣布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已被廢除。盡管如此，但從政治上廢除私有財產不僅沒有廢除私有財產，反而以私有財產為前提。國家還是任憑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來表現其特殊的本質。國家遠遠沒有廢除所有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地，只有在這些差別存在的條件下，它才能存在”[8]。政治民主只是用財產的不平等取代了由身份、等級制等封建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它并不意味著民主，而僅僅是一種“資主”，是一種在政治民主掩蓋下的資產階級的統治。

　　馬克思對代議制民主階級本質的揭示推動了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運動，這種揭示也使社會主義運動具有了民主擴大運動的性質。恩格斯曾很明確地評價過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關系：“在所有的文明國家，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都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又是實行一切共產主義措施的前提。因此在民主主義還未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就要和民主主義者并肩戰斗，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9]。現實中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運動的并肩戰斗迫使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中逐漸與激進政治妥協，人類歷史在20世紀步入了大眾政治發展的時代。大眾政治的發展使重新定義“民主”變成了一項擺在資產階級精英面前比較迫切的任務。首先，民主已經發展成為一股只能順應不能抗拒的歷史潮流，資產階級要想維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按照民主原則改造現行代議制度，或者按照現行代議制度改造民主;其次，為了與以“人民民主”為指向的社會主義國家爭奪對民主解釋的話語權，資產階級必須在理論上實現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前提必須使民主從概念上遠離蘇聯的人民民主模式，而接近西方的代議制模式，以“競爭式選舉”為特征的“程序化”民主觀自然而然成為詮釋民主的最佳方案。熊彼特就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期完成了這項特定的任務。

　　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他在書中建構了一個以代議制經驗為基礎的“新”的“民主”概念。這一概念由于“與戰后兩個最主要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國家(英國和美國)的實際結構之間具有表面的一致性，很快被看作民主制度的最‘現實主義’的體現”。[10]

　　20世紀，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以“科學”名義對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學說進行技術包裝能力的增強。這種包裝能力的首要技術手段就是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實現從規范研究向實證研究的轉型。最早倡導把實證方法運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社會學家孔德。孔德倡導實證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把人的認識從關于世界的神學和形而上學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以達到科學研究領域方法論的統一。“實證主義”被廣泛運用于社會科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方面是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對人類生活乃至心靈產生了深刻震撼，這使得“科學徹底戰勝哲學，并在知識領域逐漸贏得了崇高的社會聲譽”;[11]另一方面，從研究方法上，“實證主義”嚴格遵循的“經驗主義”信條對于既定社會制度而言是一種非批判性的力量，相對于“規范研究”而言，“實證研究”起到了和現實社會相互維護和印證的作用，為現存社會秩序的存在提供了合法化證明。正因為“實證主義”具有對現行制度潛在的肯定性特征，所以馬爾庫塞才把它看做一種“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既定現實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科學的理解和改造，社會在多大程度上變成工業社會和技術社會，實證主義就在多大程度上在該社會中發現實現(和證明)其概念的媒介——理論與實踐、真理與事實的一致”。[12]

　　熊彼特對“民主”概念的重構，遵循的就是實證主義的路徑，而他的一個直接目的就是為“辨別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提供一個“有效的標準”。在熊彼特看來，以“人民主權”為基礎的“古典民主”學說使與西方“代議制民主”不同的民主模式即以經濟平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民主模式“能同樣或更好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幸福” [13]。這其中無疑隱藏著與社會主義國家爭奪“民主”話語權的深層動機。盡管熊彼特是一位倡導科學研究獨立于政治理念的學者，他在《經濟分析史》中特別強調，進行科學研究前“必須搬走許多障礙——其中最嚴重的叫做‘意識形態’”。[14]但事實上，他本人卻畢生未能脫離意識形態，進行真正價值中立的研究，從某種意義而言，甚至可以說他是一位以“科學”方法包裝“意識形態”的大師，他骨子里有一股強烈地捍衛資本主義制度的使命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就是這種使命感的一次總爆發。

　　正如熊彼特自己所言，《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是他“幾乎花費40年時間對社會主義這個主題的大量思考、觀察和研究寫成一本易讀讀物的努力的結果”。[15]他研究的結論是“歷史將大步進入社會主義”[16]，而他創作的意圖卻“不是為了宣揚社會主義”[17]，相反，他是為了在一個社會主義在大多數人眼中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的背景下，為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做最大可能的辯護，并試圖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建構最大程度地保留現有資本主義的制度成果。

　　在1942年初版序言中，熊彼特非常直接地表達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的創作背景和創作意圖。然而這一點卻被學術界普遍地忽視，這導致人們習慣于從純學術的層面看待這本書，而無視本書創作背后的意識形態動機和作者所秉承的價值理念。熊彼特在初版序言中坦言，在當時的歷史時期，關于“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從同樣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中出現”這一觀點“甚至在保守主義中間也是普遍意見的結論”[18]。而他研究這一問題的目的卻在于，盡管“大多數人都同意社會主義最終會在資本主義瓦解中產生這一結論，但對于正在殺死資本主義的這個過程的性質”是各執己見的，他想向大家證明的是資本主義并不像馬克思所言是死于它的問題，相反，資本主義“是被它的成就消滅的”。[19]首先，資本主義為生產力發展提供了創新機制，這種創新機制不斷推動生產的社會化和自動化，最終使技術進步和科學管理成為一種專家和官僚的日常行為，這使企業家和資本主義機制本身變得多余。其次，資本主義發展破壞了封建社會的制度安排，消蝕掉了它的保護階層，使資產階級不得不獨自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攻擊力量。最后，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批判的心理結構，還培養了大批具有這種批判心理的知識分子，這個結構在毀壞許許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權威后，掉過頭來反對它自己。

　　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成就和制度機制的認可，盡管熊彼特和馬克思一樣認為資本主義的瓦解不可避免，但他卻并不像馬克思那樣期待資本主義的消逝。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出版后，來自某些反社會主義人士對他“鼓吹外國集體主義”和贊同資本主義失敗論的指責，熊彼特在1946年第二版序言中這樣回應道：“關于某一條船正在下沉的報告不是失敗主義的。只有收到這個報告時的精神狀態才能是失敗主義的：水手們可以坐下來飲酒，但也可以沖向水泵。如果有人否定這個報告，那么他就是逃跑主義者”。[20]“失敗主義者是對基督教和對我們文明的一切價值說了許多好聽話卻拒絕起來保衛它們的人。”[21]“哪個正常的人僅僅因為他深信早晚總要死去而拒絕保護他的生命?”[22]在一種資本主義處于不利局面的形勢下，“樂觀主義只不過是背叛的一種形式罷了”[23]。從這些非常真誠的回應中，我們可以看到熊彼特對在他看來處于危急之中的資本主義文明充滿了深厚的感情，他撰寫這份資本主義即將沉船的報告無疑是希望做那個“沖向水泵”的人，從而盡最大可能“保護它的生命”。

　　與哈耶克同屬奧地利學派，并幾乎在相同的時期(社會主義處于強勢的時期)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捍衛資本主義)的熊彼特并不像哈耶克那么鋒芒畢露，他采取了一種去意識形態化的經驗研究路徑，從而使自己捍衛資本主義的努力更加潛移默化，也更具“客觀性”。熊彼特在書中對他所要闡述的三個主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都進行了概念上的重構。他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都看做一種與價值無關制度安排。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只是組織生產的方式不同，而民主也僅僅是一種選擇統治者的手段。“民主本身不能是目的，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24]“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25]“民主政治的原則因此僅僅意味著，政府的執政權應交給那些比任何競選的個人或集團獲得更多支持的人”。[26]

　　熊彼特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進行概念重構是為了解構這三者原有概念中包含的價值理性因素。在熊彼特看來，資產階級在反封建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價值理性主義創造了“一種批判的心理結構”，“這結構在毀壞許許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權威之后，最后掉過頭來反對它自己;資產階級人士驚異地發現，理性主義態度在得到國王和教皇信任狀后沒有停步，而是繼續攻擊私有資產和資產階級價值的整個體制”。[27]價值理性的擴張使“資產階級堡壘變得在政治上沒有防御能力” [28]。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用資產階級反封建過程中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民主權”等口號反過來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這種來自價值領域的批判很難通過價值理性的回應得以平息。面對普遍存在的敵視情緒，資產階級只能通過“收買的辦法”進行緩解，然而，一旦“侵略者發現他們能占有一切時，這種收買的策略也就是失效了”[29]。

　　針對當時資產主義面對的這種無計可施的不利形勢，熊彼特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不可能通過高舉價值理性的旗幟通過考驗，“正如人們從不懷著可能接到滿意答復的公正心態向國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證書一樣，資本主義站在口袋里裝著死刑判決書的法官面前受審。不管法官可能聽到什么樣的辯護詞，他們只準備傳達這個判決，被告有可能取得勝利的唯一辦法是改變起訴書”。[30]對“民主”概念的修正無疑是熊彼特“改變起訴書”的舉動。熊彼特深知“現存的社會主義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31]因而如何在一個民主已經發展成為人民評判政權合法性標準的時代使民主在概念上遠離社會主義而親近資本主義，成了熊彼特重構民主概念的深層意識形態動機。一旦“民主”由“民治”變為“選擇統治者”，那“民主”就變成了一個與現實資本主義制度現狀符合的“保守”概念，它不僅不再成為“大眾”批判“精英”的武器，反而成為“精英”防范“大眾”的工具。

　　熊彼特對“民主”概念的重構

　　美國學者勞倫斯·邁耶和約翰·伯內特在對比較政治中的民主理論進行細化研究時特別強調過西方主流學者建構民主概念時的一個標準：“如果要使民主這個術語的定義能夠用來根據我們的意思進行實踐分類，它必須能夠毫不含糊地用于我們認為應該歸入民主一類的，以此與那些我們認為不應該歸入民主一類的國家相區別。一個所設置的標準卻沒有西方國家能夠滿足是沒有意義的，同樣，一個既能運用于西方國家，又能運用于一黨制國家的民主定義也是沒有意義的。[32]

　　從這個概念建構標準中，人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西方比較政治學者運用民主概念時的反共動機。而熊彼特建構的以“競爭式選舉”作為“民主”評價核心準則的“精英民主”概念之所以能夠成為冷戰時期至今“自由民主”的主流概念，無疑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標準，將我們認為民主的國家與非民主的國家相區別。如果將民主定義為在社會或經濟上的平等程度，或者政府對人民的回應程度，那非民主國家可能符合甚至超過了我們認為的民主國家在這些屬性上的程度”，[33]以至于“那些被歸于民主范疇之外的政治體系也可以拿來自我肯定”。[34]熊彼特把民主定義為以西方代議制經驗為摹本的“選擇統治者”的“制度安排”，就在理論上完成了“改變起訴書”的任務。民主不再是現實由之被予以衡量的一個規范或原則;西方社會現實本身就是民主本身。[35]從此，民主的批判矛頭主要由對內轉向對外，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學術關注點也逐漸從如何突破“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擴展民主轉變為如何幫助非民主國家實踐“自由民主”。

　　福柯曾在《知識考古學》中告訴我們，話語不是自然生成，而是某種建構的結果。而話語建構本身是為了維護某種既定的權力。熊彼特重構民主概念的動機非常明確，就是試圖與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爭奪民主的話語權。在他看來，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一直致力于證明社會主義與民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他們的理論指向于民主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他們認為“只要存在私人控制生產資料的權力，就不可能有民主，那種單純政治民主的說法不過是欺人之談，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帶來人民的統治”[36]。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資本主義本身面臨更加不利的局勢，“由于當前這場戰爭的后果，社會主義可能變成立即實踐的命題”。[37]在這個時刻修正民主的概念，即使不可能起到挽救資本主義命運的作用，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資本主義的制度成果，將民主盡量地去價值化，使其與社會主義內含的擴大平等的動機遠離。

　　社會主義民主理論是建立在“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的基礎之上的，以“人民主權”為根基的“古典民主理論”在終極目標上很容易與社會主義形成價值共識。試圖將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熊彼特在重構民主概念時自然首先要批判“古典民主理論”中內含的“人民主權”的邏輯起點。

　　熊彼特對“民主”概念的重構主要通過兩個步驟完成的。首先，他對以“人民主權”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論”進行了解構和批判;在解構“古典民主”概念的基礎上，熊彼特以現行西方代議制民主為模板建構了一個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以精英主義為指向的經驗主義的“民主”概念。

　　1.對古典民主理論的批判

　　熊彼特所指的古典民主理論，是指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以“人民主權”為核心的民主理論。近代資產階級以自然法、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為理論武器，向“君權神授”的封建政治發起了進攻，創建了以“人民主權”為核心的民主理論。該理論強調民主是一種以實現人民共同利益為目的的政治制度。人民是國家權力的來源者，國家是人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訂立契約的產物，因此，人民自然而然是國家的主權者，是國家權力服務的對象。國家的主權和治權都屬于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的官僚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國家事務，因此，必須維護人民的共同利益。

　　熊彼特非常準確地抓住了古典民主理論的核心內容：“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此外，他特別強調了功能指向而不是目的指向的民主觀。無論是他所反對的古典民主觀還是他所建構的精英民主觀，他都不是把民主作為目的，而是作為實現某種目的的方法。“民主本身不能是目的，任何人要為民主下定義必須以此為出發點”。[38]在熊彼特看來，古典民主理論是一種以實現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為目的的方法。“18世紀的民主哲學可以用下面的定義來表達：民主方法就是為實現共同福利作出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過選舉選出一些人，讓他們集合在一起來執行它的意志，決定重大問題”。[39]

　　熊彼特所闡釋的古典民主并不是以人民自治為表現、以古希臘民主為模板的直接民主，而是已經發展出選舉和代議制的間接民主。他所批判的古典民主與其所建構的精英民主其實并沒有形式上的差別，他所要批判的是以實現人民主權為目的和價值取向的古典民主的定義，這一定義把代議制民主作為實現“人民意志”和“公共福利”的方法。在這一定義中，“選舉代表對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標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標是把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力授予全體選民”。[40]在熊彼特看來，這一定義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它人為制造了民主概念與現實政治制度之間的緊張關系，尚未獲得實際權利的群體或者對私有財產制度不滿的知識分子則可以非常自然地利用這其中的緊張關系追問現實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這種“政治性的批評很難以合理的論證予以有效的滿足”。[41]結果，支持古典民主制度的人們會發現，任何以民主方法解決問題的企圖最可能的結果將是引起越來越大憤怒的僵局或無休止的斗爭。

　　為解構古典民主的定義，熊彼特首先否定了“共同福利”的存在，進而又論證沒有“共同福利”作為基礎的所謂的“人民意志”也是沒有現實根據的。他具體分析如下：首先，不存在全體人民能夠同意或者用合理論證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獨一無二地決定的共同福利。這主要不是因為某些人可能需要不同于共同福利的東西，而是由于對于不同的個人和集團而言，共同的福利必然指向不同的東西。其次，即使存在一種共同福利——比如功利主義者提出的最大經濟滿足——證明能為所有人接受，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各個問題都能有同等明確的答案。再次，作為前兩個命題的結果，功利主義者據為己有的人民意志的概念就煙消云散了，因為這個概念必須以存在人人認辨得出的獨一無二地決定的共同福利為先決條件。功利主義的重力中心一方面統一個人意志，以理性討論的方法將它們融入人民意志，另一方面授予它們以古典民主信條具有的獨有的倫理尊嚴。這個信條不僅僅在于崇拜人民意志本身，而且依賴對意志的“自然”目的的某些假設，這個目的得到功利主義理論根據的批準。這種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尊嚴一到我們不相信共同福利這個概念時也就不存在了。古典學說的兩根支柱不可避免地崩潰了。[42]

　　在否認了古典學術的“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后，熊彼特又從群眾心理學的角度對人民的政治決策能力提出質疑。他認為，一般人一旦離開與個人利益直接相關的領域進入國家與國際事務時，“他的精神狀態就會跌落到較低水平上”。[43]由于沒有直接的責任感，因此對于政治參與只有持續的冷淡。這樣一來，“公共意識往往會被一些別有用心的集團利用和引導，這些集團能夠在很大限度內改變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不會是政治過程的動力，只能是它的產物”。[44]因此，他認為古典民主學說是沒有經驗支撐的虛構假設，“人民實際上從未統治過，但他們總是能被定義弄得像在進行統治”[45]。

　　2.重構民主：選擇統治者

　　在批判古典民主理論的基礎上，熊彼特建構了他的競爭性精英民主理論。

　　他認為民主并不是指人民的統治，而只是通過競爭性選舉賦予人民選擇統治者的機會。“根據我們所持的觀點，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統治——就‘人民’和‘統治’兩詞的任何明顯意義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要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但是，因為人民也能用全然不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接受或拒絕，我們不得不增加另一個識別民主方法的標準，來縮小我們的定義，那就是由未來領導人自由競爭選民的選票。”[46]

　　古典民主理論認為人民對每一個問題持有明確而合理的主張，在民主政體中，人民以挑選能保證他們意見得以貫徹的“代表”來實現這個主張。在古典民主理論中，選舉代表對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標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標是把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力授予全體選民。熊彼特認為更忠實于現實的民主定義應該把這兩個要素的作用倒轉過來，把選民決定政治問題放在第二位，把選舉作出政治決定的人作為最初目標。換言之，人民的任務是產生政府，或產生用以建立全國執行委員會或政府的一種中介體。民主應該定義為一種選擇統治者的方法，“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47]

　　在熊彼特看來，他對民主的重新定義實現了他的兩個目標：首先，它提供了相當有效的標準，可以用來辨別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這一標準“使我們的地位有所改善”，古典民主理論很容易使“那些我們認為不民主的國家政府能同樣或更好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幸福”[48]。其次，這個定義所體現的理論能突出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古典民主理論認為選民具有完全不現實的高度首創精神，實際上等于抹煞領導權。[49]

　　正因為熊彼特將民主理論和精英理論進行了很好地接合，很多人把他與馬克斯·韋伯一起看作是“精英民主論”的創始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論基本上認同精英理論對人類歷史和現實政治的分析。精英理論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兩大對立的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憑借組織優勢管理國家事務，掌管國家權力，獨占各種榮譽，而作為多數的群眾則處于無組織狀態，因此有組織的少數對無組織的多數的支配是不可避免的。[50]精英理論不僅認為精英統治不可避免，而且認為民主本身是不可欲的，因為在他們眼中大眾是非理性和缺乏政治判斷能力的。精英理論的這些觀點，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都有過相似地論述，他與同時代精英主義者的區別在于，精英主義者否認西方現代國家是民主的，而他則試圖通過修正民主的定義來證明現代西方制度是民主的。在精英主義者眼中，代議制民主的一切政治程序不過是政治精英們通過各種神話、謊言和意識形態利用、操縱和控制民眾的過程。帕累托坦言“當我們說選民們選出他們的代表的時候，真實的情況是，代表們是讓選民們或者說他的朋友們把他選出來的。” [51]米歇爾斯也認為，“在現代政黨活動中，貴族制往往以民主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52]，“領導人走馬燈式地更替，使那些幼稚的人們看不到民主國家政治權威的本質所在。”[53]

　　熊彼特并不否認代議制民主本身也是精英統治，但如果僅僅滿足于承認這個真相，他也可以像帕累托、莫斯卡和米歇爾斯一樣成為一個否定民主可行性的徹底的“精英主義”者。然而，熊彼特的志向更為高遠，他認為即使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民主，但因為民主已經占據了人民的頭腦，充斥了人民的想象，所以“精英政治”保持“民主政治”的假象還是必要的，因為這可以增強精英統治的合法性。正是基于這個原因，熊彼特一方面批判“人民主權”，一方面又不否定“民主”，在他看來，最符合實際的辦法就是按照經驗中已經存在的現實秩序修正“民主”的定義，于是“民主”便被定義為一種選擇統治者的方式，“民主”從此變成了“選主”[54]。

　　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及其危害

　　麥克弗森在《民主的現實世界》中談到近代民主在西方的發展可以看做是一個自由國家民主化和民主自由主義化同步發生的過程，這個過程改變了民主的性質。[55]自由國家民主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妥協的過程。民主作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口號從19世紀中葉開始就不斷沖擊著近代興起的自由國家的政治結構，這個政治結構的大多數支持者都把民主看做暴民政治對社會秩序的威脅并極盡攻擊之能事。在19世紀前半期，作為民主實踐途徑的普選權處處受到攻擊。自由派精英把它揭露為一種通過迷戀多數來顛覆政治的威脅，保守分子擔心它會導致一場大的社會動亂，共和派經常認為它僅是底層人民的信仰，[56]然而，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面前，“原先盛行的資產階級社會和政治體系以及他們所信奉的自由哲學逐漸被新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形式所取代”，[57]建立在“財富和智慧”基礎上代議制度不得不回應“團結起來的多數”，在普選權問題上做盡可能的讓步。普選權的實現在某處程度上是代議制度由貴族制變民主制的過程，也就是麥克弗森所謂的自由國家民主化的過程。然而，對于自由國家而言，其資產階級所有權的本質決定了它對民主的妥協是一種權宜之計，它期望民主能夠安然無事地和財產所有權和平共處，所以在自由國家民主化的同時，資產階級一直在尋求著將民主自由主義化的有效途徑，這種民主自由主義化的過程是經過將民主去社會主義化得以實現的。

　　熊彼特對民主概念的重構正是自由主義學者將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初步嘗試，從熊彼特開始，民主變成了一個與實質平等無關的程序性概念，這是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第一步。冷戰開始之后，自由主義學者在繼承熊彼特程序民主觀的基礎上，開始發展一種具有類型學區分意義的民主觀，這一民主觀將以平等為追求的社會主義置于了民主的對立面，用自由取代平等作為民主的核心價值，并聲稱只有“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唯一可行的現代模式。自由民主的代表人物薩托利在其為自由主義民主正名的經典著作《民主新論》里對此做過最清晰的表述，“要么是自由主義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中的自由主義成分繼續遭到侵蝕，等待我們將是‘極權主義的民主’。只要自由主義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58]然而，民主真的如薩托利所言是與自由主義共存并與社會主義對立的嗎?研究民主與自由主義關系演進的過程可以幫我們看清楚歷史的真相。

　　約翰•鄧恩(John Dunn)在其講述民主歷史的《讓人民自由》一書中提醒人們在進行民主理論研究時要盡量揭示每一次概念演變背后的歷史背景，因為民主理論的演變史是非常具有價值傾向的。“講述民主理論的演變史，其實是在講述一個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詞匯的極為政治化的歷史”[59]。關于自由主義民主的研究，從世界范圍內而言，興起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自由主義民主基本上可以說是冷戰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很少把理論關注點集中于民主這一具有大眾立場的價值理念之上。相反，從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開始，自由主義理論家強調最多的就是民主與自由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在此關系基礎上的自由對民主的防范，唯恐“多數的暴政”侵犯了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在大多數自由主義學者眼中，民主是一種親大眾、遠精英的力量，而大眾政治從根本上而言就是群氓政治，民主發展的極致就是假以民主名義的“專制”。然而，正如自由主義經典理論家托克維爾所言，盡管他對民主的到來甚為恐懼，但他相信“身份平等的逐漸發展是事所必至，以為已經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國王的民主會在資產者和有錢人面前退卻，絕對是一種臆想”。[60]

　　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民主在20世紀初期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與這股潮流相對應的歷史事實是社會主義的興盛和自由主義的衰落。從這個歷史事實可以看出，民主從根本而言具有社會主義的屬性，民主與社會主義同進同退、榮辱與共，“改變近代以來民主發展史的，最主要的不是民主的理念，而是貧民的行動”。[61]對此，湯姆·博托黙爾在為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作序時曾一語中的地評論說，“熊彼特的程序民主觀忽視了民主的歷史發展過程，他根本無視民主擴大問題是社會主義運動理論和實踐發展中的根本要素”。[62]事實上，對于這一歷史事實的無視不是自由主義民主無意為之，而是刻意而為的。

　　自由主義對民主運動所做的反應是階段性的。作為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基于與社會主義力量對比的變化，自由主義應對民主的策略經歷了一個從抵制到順應再到規范的過程。

　　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世紀中葉，自由主義理論家對民主運動的反應是抵制和詆毀，他們的著作表現最多地是對民主的恐懼，他們一再重申要保護富人的利益，必須將選舉權限于財產所有者，讓富有、出身好的人在政府中享有獨特的比重，可以制約民主的輕率和多數的暴政，現在被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家津津樂道的分權理論，在最初設計時主要是作為一種防范民主制之危險的安全措施，對于這一點，美國建國之父們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表達的一清二楚。

　　隨著社會主義運動也即民主運動的深入，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眾民主已經形成一股不可逆轉的歷史力量，自由主義理論家此時的反應是向社會主義靠攏，“新自由主義”因此應運而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事實上是自由主義衰落的表現。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敢于堅決捍衛自由放任經濟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自由主義作家聊聊無幾，在這一階段，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時髦的學術話語，很多冷戰期間著名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理論家在20世紀30年代都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與二戰后人們對極權共產主義的認識相反，在20世紀30年代，基于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與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鮮明對比，“整整一代知識分子都有過接近共產主義的經歷”。“他們認為蘇聯制度比西方制度更民主”。[63]而在當時人們眼中，民主首先“意味著減少貧窮和經濟平等”。美國冷戰期間著名的反共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在30年代就是一個親社會主義者，他的博士論文題為《紐約市的富豪統治與政治學》，聲稱“基于富裕階級過度的政治影響，說美國政治體制是民主的，這是一個錯誤”。[64]對于這段自由主義學者普遍親社會主義的經歷，如果僅僅像后來很多向右轉的自由主義學者解釋的那樣是對斯大林主義的深刻誤解，無疑是一種簡單化的、非歷史的、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辯解。這種選擇性失憶既無益于人們理解自由主義民主化的歷史，也無益于人們理解民主自由主義化的歷史。

　　隨著冷戰的興起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弊病的顯露，自由主義抓住歷史契機開始了其重構民主概念的歷程。二戰后隨著冷戰興起而重新興盛的自由主義被稱為冷戰自由主義。冷戰自由主義由于其特定的反共產主義的動機，表現出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如果說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表現為逐漸左傾的親社會主義特征，那么從冷戰開始，自由主義在政治光譜中開始了一個向右移動的過程。從1945年到1947年，自由主義在短短兩年內即完成從向左轉到向右轉的突變不是毫無緣由的。從主觀而言，美國主動承擔了一項拯救資本主義的行動，馬歇爾計劃并不是美國樂善好施，而是其對希臘革命的反應，希臘革命使美國意識到整個歐洲有轉向共產主義的危險，因而復興歐洲成為拯救資本主義必須付諸的行動。而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和歐洲經濟的復蘇使人們重新樹立起對資本主義的信心，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自然擔當起反對共產主義的先鋒使命;從客觀而言，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暴露的問題為自由主義反攻提供了契機，通過對大清洗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宣傳，自由主義學者在蘇聯模式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建立了聯系，并建構了一個將二者統一化的新概念——極權主義。在冷戰期間，自由主義重構民主和建構極權是一個統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自由主義將民主發展成為一個親近自由而遠離平等的概念，與此同時，通過一系列學術論證，在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極權專制與社會主義之間劃上了等號，在批判極權主義的過程中，自由主義日益右傾，其對激進民主政治的反對和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宣傳表現出與保守主義極為相似的安于現狀和反烏托邦政治的特征。這種自由主義的右傾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遂在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保守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與這種右翼政治一統天下的局面相對應不僅是社會主義的衰落，更是民主力量的衰落。

　　亨廷頓把開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發展中國家的議會民主制改革稱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這一波以自由主義民主為樣本的民主浪潮的實踐結果事實上是相當失敗的，因為標榜自由優先的自由主義民主觀不僅無法幫助發展中國家塑造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意識形態，而且也因為其忽視平等的價值在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普遍的社會危機。長期以來被現代化理論忽視的一個問題是發達國家的民主化運動是先于或者與民主理論建構同步的，而民主的后發國家卻正好相反。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民主理論的去社會主義化發生于社會主義運動和民主運動之后，在發達國家是先有民主對多數利益的擴張，后發生自由對多數權力的限制，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精英民主論侵蝕大眾利益的能力。但對于后發民主化國家而言，由于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運動而直接移植了自由民主，這使本來就傾向于精英利益的自由民主更容易被統治精英所操控，從而無法真正實現民主對大眾利益維護的價值。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民主實踐的效果不僅僅取決于是否實現了政治民主，也取決于怎樣使政治民主擁有社會平等的內涵。民主的本質是弱者反抗強者的權利，其從根本而言追求的是平等不是自由。自由主義民主彰顯自由的價值而淡化平等的意識，其在將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過程中，捍衛的不是勞工而是資本的利益。在自由主義民主掌握話語霸權的時代，富人的自由被發揮到極致，而窮人的民主淪為空談，其表現出來的最大時代悖論莫過于民主話語的強勢和民主力量的衰竭。隨著社會主義的衰落，弱者反抗強者的空間不僅在縮小，而且其反抗的合法性也被消極自由觀所侵蝕，在社會主義民主被當作烏托邦丟盡歷史垃圾堆的同時，自由放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打著民主的旗號大行其道，締造了一個貧富日益懸殊、資本回歸野蠻的世界。人類歷史在2008年似乎循環到了1929年，唯一不同的是，在1929年，人們還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相信通過告別資本主義可以解決時代的危機，而在今天，人們只能在別無選擇的犬儒主義潮流中集體無意識的徘徊。

　　自由主義民主作為一種冷戰時期興起的去社會主義化的民主觀，其首要的功能不是推動民主，而是將民主與社會主義剝離，并為資本主義正名。在否定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的過程中，民主不僅變的與經濟平等無關，其推動社會進步的功能也逐漸喪失，告別了社會主義的民主聲稱捍衛競爭性選舉，但它卻只提供給人們一種選擇方案，它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政治選擇性的局限還有政治想象力的衰竭，無論是意識形態終結論還是歷史終結論都是自由民主制度專制的表現。馬爾庫塞把自由主義民主一統天下的社會稱為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可謂是恰如其分。因為自由主義民主在高喊民主口號的同時，卻成功地壓制了社會中的反對派和反對意見，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思維。在單向度社會生活的單向度的人不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與現實世界不同的另一種世界，因為人們被告之任何試圖超越自由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踐最終都只能釀出極權主義的苦果。

　　“自由民主”成為主流是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結果，它僅僅意味著民主被精英所馴服，并不意味著民主的勝利。對于這一點，戴維•赫爾德在《民主的模式》中指出“精英民主”的確立實際上是民主主義相對于精英主義的失敗，從“古典民主”到“精英民主”的退變，民主理論基本上經過了一個完整的回路：從為一系列能夠證明民主正當性的堅實基礎做辯護到主張對民主反對者作出全面讓步。熊彼特對民主的看法，只是證明了資產階級精英統治的合法性，卻把政治參與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65]以熊彼特精英民主觀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則使“民主由難以駕馭的、思想多變的主人，轉變為馴服的、可靠的奴仆。民主被閹割了——被改變了本性、被剝奪了它自己的、所有的、有生命力的精神和力量”。[66]。正因為自由民主閹割了民主的生命力，因而從其在學術界確立主流地位開始，自由民主也在不斷地接受各方挑戰，無論是參與民主論還是協商民主論，都從自由民主對大眾參與權利傷害的角度批判了其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指向，這些批判無疑對重新換發民主的生命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其在實踐中并沒有構成對自由民主的挑戰。究其原因在于這些批判都是從共和主義的角度去呼喚公民意識的覺醒，它們只是在微觀層面強調對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進行調整，而民主力量的復興需要的卻是一個宏觀的背景，一個可以改變大眾和精英力量對比關系的歷史性運動，這一歷史性運動無疑需要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因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賦予了民主社會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內涵，賦予了人類超越資本主義世界觀的精神力量。熊彼特“精英民主”觀的建構開啟了一個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時代，而人們要想把民主重新變成大眾反對資本的武器，需要再次找到將民主與社會主義結合的力量。由2008年金融危機引爆的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無疑為我們將二者結合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社會主義者如果能為新近蔓延西方世界的人民民主運動注入更多地反資本主義元素，完成齊澤克提出的將民主與資本主義脫鉤的任務，那未來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必將指日可待。

　　本期編輯：吉先生

　　本文來源：《政治學研究》2011年04期 ，編輯時對注釋進行了刪減。

　　作者簡介：

　　張飛岸，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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