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修墻撥款申請被國會抵制導致美國政府停擺，之后又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特朗普將美國政黨政治極化推向新高潮，也使西方“自由民主”否決性政體的弊病暴露無遺。
2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白宮發表講話。 美國總統特朗普15日簽署公告，宣布美國南部邊境出現“國家緊急狀態”。新華社 發
第三波民主化以來，西方學者花了大量精力探討為何“自由民主”在發展中國家的運行并不成功，很多人將此歸結為發展中國家精英缺乏民主精神、大眾缺乏妥協意識，忽視了所謂的民主精神、妥協意識只有在并不具有根本性沖突的國家中才可能存在，如果一個國家存在顯而易見的階級矛盾和族群沖突，部分或地區人口缺乏基本的國家認同，那么“自由民主”的推行不僅不會使一個國家走向善治，反而會使一個國家走向危機甚至失敗。
西方學者長期以來存在著一個重大誤解，他們認為“自由民主”的良好運行是國家治理成功的原因。事實正相反，“自由民主”的良好運行需要非常苛刻的社會結構性條件，缺乏必要的條件，它可能成為國家治理失敗甚至解體的動因。
新華社 發
“自由民主”從本質看是自由+民主的一個組合，它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在這個組合中，民主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規制，而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也接受了大眾民主力量的約束。這個組合的穩定運行有一個條件，就是勞資之間力量對比的平衡，好的國家治理正是建立在妥善處理勞資關系的基礎之上。
從歷史上看，自由民主直到二戰之后才真正在發達國家穩定下來，這是因為二戰之后社會主義力量的成長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資產階級在勞方力量不斷滋長的條件下為了避免被顛覆的命運不得不接受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革方案，在西方建立了福利國家。
福利國家將資本的收益通過財富再分配的形式轉移給勞方，這種財富再分配第一次在西方歷史上創造了大量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從社會分層來說屬于中間階層，中間階層不太認同代表下層利益的社會主義，也無法認同代表上層利益的資本主義，所以他們支持自由民主，也成為自由民主制度穩定運行的基礎。
然而，作為自由(資本)和民主(勞動)之間的組合，自由民主的良好運行是勞資之間暫時處于力量對比平衡的結果。
從階級利益而言，資產階級并不愿長久接受這種平衡，因為在這種平衡中他們失去了大量的利潤，他們一直在尋求改變這種力量對比的時機，并為資方重新壓制勞方創造條件。
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為此做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建構自由民主的概念和理論。在概念和理論建構過程中，他們掩蓋了自由民主發展的歷史，把自由民主運行背后的社會結構性條件和民主內含的平等價值和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相關性去除掉，將其描述為一種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以多黨競爭性選舉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體模式，并且宣稱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否定資本主義和多黨競爭性選舉的政治制度都不能被稱為民主制度。
這一理論建構將社會主義無論從價值還是制度層面都置于了民主的對立面，掩蓋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穩定背后的社會主義因素，也將民主內含的平等價值和多數利益壓制到了最小的程度。
一旦人們接受了這種民主觀，民主就變成了一種與社會結構無關的政治制度，似乎這一制度存在，民主就存在。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通過經濟全球化解除了民族國家政府對資本的管制，當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世界上任何國家，代表勞方利益的政黨也就失去了可以節制資本的條件。
雖然西方到現在還存在著代表勞方利益的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等傳統型政黨，但這些政黨事實上已經很難履行維護勞工利益的職能，因為他們如果拒絕接受資本提出的減少稅收、壓低工資、削減福利的條件，資本就用腳投票離開自己的祖國，資本的離開意味著就業機會的減少和經濟的衰退，發達國家的勞工不得不在降低工資、削減福利和沒有工作之間做選擇。
通過建構反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概念和全球化，資本成功逆轉了二戰之后勞資力量對比平衡的局面，勞資博弈的天平壓倒性地偏向了資本的一方。
于是，我們見證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直到今天的荒誕劇情，一方面自由民主以民主代名詞的形式擴展到全球，世界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一方面社會財富出現了反民主性流動，大量的金錢聚集到少數人手中，中產階級占多數的橄欖型社會逐漸瓦解，發達國家出現了大量失業工人和對全球化不滿的力量，政治極化重新出現，自由民主制度陷入結構性危機。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警察與示威者發生沖突。 新華社/巴西通訊社
在極化政治重新出現的條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內含的邏輯悖論充分暴露出來
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在發達國家都陷入了結構性危機，還能指望發展中國家通過簡單地移植“自由民主”制度就解決國內本來就存在的大量階級和族群沖突嗎?
在極化政治重新出現的條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內含的邏輯悖論充分暴露出來。
這種邏輯悖論是，“自由民主”一方面鼓勵多黨競爭和政治多元化，一方面又必須以社會共識的存在為前提，這意味著在不存在社會共識基礎的國家，多黨競爭和政治多元必然會撕裂社會，使國家陷入到各種階級、族群和黨派沖突中無法自拔。
要想改變這種局面，恰恰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或者政黨重新整合陷入分裂的各方力量，并有能力克服各種阻力回應多數民眾的最基本需求，自由民主面對這種需求陷入了更大的政治正確危機。
我們看到，在自由民主價值觀越被接受的國家，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政治分歧就越嚴重。因為自由民主是一種由知識精英建構的理論，所以越是受教育程度高和社會地位高的人對這一制度的優越性越是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全球化對社會上層和知識精英的沖擊相對于中下層勞工而言要小得多，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后，美國和歐洲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精英與底層的斷裂，底層要安全、要工作、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精英要自由、要多元、要保護移民、要全球化。
傳統的左翼政黨在這一政治極化中拋棄了自己的基本盤即底層勞工，紛紛站到政治正確的自由民主一邊，這就為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右翼政黨上臺創造了機會。
2016年美國大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新華社 發
中下層白人對民主黨失去自己經濟左翼的特征轉向政治和文化多元主義表示不滿，紛紛站到了高揚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旗幟的特朗普一邊。
而共和黨事實上是代表上層資本利益的政黨，特朗普的上臺意味著美國即將發生的變革不是上層向中下層的利益讓渡，而是中下層之間的財富再分配，特朗普把勞資之間的矛盾掩蓋起來，轉化為了白人和少數族裔的矛盾，他的執政盡管通過減稅為美國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減稅獲得最大收益的無疑是資方而不是勞方。
與此同時，美國對資本的優待如果導致大量資本流動到美國，會造成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大的經濟危機和全球勞動力就業機會的減少，未來的世界無疑會是一個更加危機四伏的世界。
政治的本質是利益的分配，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條件下，各種利益矛盾會轉化為族群矛盾、種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自由民主”危機呼喚新的社會主義時代。因為面對各種矛盾，不反思“自由民主”，不深究我們今天現實的歷史起點，不批判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不復歸民主的平等和多數特征，人類就很難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原標題《西方自由民主政制運行所依賴的社會條件已發生大變化——自由民主制度結構性弊端暴露無遺》
作者：張飛岸(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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