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可以理解為一個與資本主義遭遇的過程，不是某種價值理念的體現或理論建構的資本主義，而是歷史形成的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遭遇過程的意涵，既關乎中國本身的發展與不發展，也關乎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范圍的擴展與抵制。因此，要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必須將這個過程放置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演變之中來考察。與此同時，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中又有其獨特地位，前者的變革足以在系統意義上影響到后者的運作和演變方向，對中國與資本主義的遭遇過程的考察因此別具世界范圍的意義。

　　寫作本文的目的，是試圖依據上述的認識和概念框架，簡明地闡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變革的表現、動力、未來方向、以及其在世界范圍的意義。

　　世界范圍后進發展中的當代中國

　　從世界范圍后進發展的角度看，自1970年代末至今的三十多年期間也即所謂全球化年代，中國的優異表現是無可置疑的。這首先表現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無論在這個過程中有多么嚴重的本來應能避免的失誤和問題，諸如收入分配不均、貪污腐敗、人際關系緊張、自然環境破壞等等，總體而言，經濟增長還是構成了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最終反映在人均預期壽命、人口教育程度等指標的良好表現。

　　與此相對照，同一時期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的普遍表現，卻是只能以慘淡甚至失落來形容。中國和東亞地區之外的絕大部分后進發展經濟體，都經歷了長期持續的經濟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從而，在此期間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數甚至超過了整體發展中世界的總和，也就是說中國之外的發展中世界的貧困人口不減反加，這對于全球化的主流信條即新自由主義形成巨大的諷刺。當然，發展失落所反映的，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本變動，也就是戰后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的結束，進入全面的停滯以至衰退階段，這將在下文闡述。

　　就中國本身而言，在此期間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么，展望未來能否持續?對此，相關文獻所能給出的解答非常有限，皆因文獻的主流見解偏于負面判斷中國經驗，大致上可以歸納為是建立在下面三個相互關聯的論題上的：一，中國的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廉價勞動力;二，這種經濟增長路徑導致收入分配愈趨不平均，以及消費增長滯后;三，經濟增長因此必須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擴張，而由于投資擴張具有內在的制約，出口依賴成為結構特性。從這個認識得出結論。一是認為需求不足是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圍的常態、是處于長期停滯的世界經濟所難以克服的，從而，承載著出口依賴特性的中國經濟增長路徑顯然無法維持下去。另一是認為所謂「劉易斯拐點」已經降臨中國，也即廉價勞動力漸趨消減，這同樣意味著經濟增長難以持續。

　　以上既有文獻這種認識，之所以說是具有范式意義，皆因它構成了各種對立意識形態的觀點的共同分析基礎，也就是說它們都認為這三個論題準確地概括了中國現實。在評價層面，作為意識形態一端的新自由主義，曾經大力贊揚中國這樣的經濟增長路徑，宣稱這就是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體現了所謂「自然的發展路徑」，也就是體現了市場原則。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的另一端，國內外的幾乎所有左翼學者都是一致的評價，認為中國這種經濟增長路徑是「有增長，沒發展，甚至反發展」，也即增長是建立在對中國勞工的超剝削的基礎上的，而這又進而損害了全球工人階級的利益。

　　將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歸因于廉價勞動力，這首先就是不符事實。須知，在此期間中國經濟的生產率提升極為快速，全社會就業人員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增長率，在1978–2012年期間達8.33%，這是世界范圍罕見的快速增長。再較為仔細地看，這個長達三十四年的時段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半階段即1978-1992年期間，是消費帶動、勞動密集的經濟增長，廉價勞動力是事實（工資水平確實長期沒有上漲），即使如此，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也還是達到6.72%的高水平。至后半階段即1993﹣2012年期間，投資帶動、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成為主導，工資水平趨于持續上漲，而勞動生產率增長加速，年平均達到9.39%;其中，1993–2004年期間是年平均8.90%，2005–2012年期間更是再加速至10.13%。從這種趨勢看實在無法得出經濟增長不能持續的判斷。

　　而有理由相信，尤其是在這后半階段的生產率愈趨加速提升，其推動力主要是與工業化相關聯的規模效益，以及資本積累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在整個三十四年時段中，工業增長顯著快于整體經濟增長，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更是遠遠高于整體經濟的生產率增長，而且前者透過技術進步效應外溢和產品相對價格變動推動了后者。就世界范圍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集聚，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和產品進出口貿易經濟體，這正是與規模效益和技術進步相關聯的。

　　經濟增長的需求來源方面，既有文獻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路徑承載著出口依賴特性，這個判斷同樣不符事實。須知中國經濟其實具有二元結構，出口依賴的是加工貿易部門，其外貿順差占了整體順差的差不多全部，其增加值卻只占到整體經濟的幾個百分點，可以說是個典型的「飛地」經濟部門。至于中國經濟的主體部分的增長，在1978-2012年期間是消費帶動，在1993-2012年期間則主要是投資帶動。而投資擴張是否具有內在制約，這是現實問題而非理論判斷，國家主導的投資的增長取決于公共財政狀況和政策導向，非國家投資取決于利潤率和金融體制安排?，F實上，在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蕭條的背景中，中國經濟也呈現增長速度節節放緩的勢頭，這確實是因為國內投資增長不足所致;而投資不足應該是由于政策和體制導向，而非經濟狀況，因為公共財政狀況一直相當良好，產業利潤率也是處于上升趨勢，這兩者構成了恢復投資快速增長的基礎。

　　總括而言，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2005年以來作為主導的投資帶動、資本深化經濟增長路徑，達致了生產率和勞動就業同樣快速增長的結果，而且其實還促進了消費同樣快速并且愈趨加速的增長，這應該說是十分理想的經濟發展表現。與此同時，自上世紀末以來，由于社會和政治環境的根本改變，新自由主義日益受到抵制，勞動權益和勞動報酬得以持續大幅度提高，普及全國人口的醫療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也得以重建，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發展的良好趨勢和前景。

　　「中國模式」的結構和體制

　　上文所描述的中國在全球化年代的獨特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不是什么普遍化以至神秘化了的「自然的發展路徑」的體現，而是特定的結構——體制條件的結果。

　　按照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流信條即新自由主義理論，「自然的發展路徑」意味著，中國或其他所有的后進發展經濟體，在每一發展階段中都應該嚴格遵循由資源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原則，也就是說它們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應該完全由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來決定(所謂「無條件融入世界市場」)，而非試圖透過本身的政策和體制來努力塑造有關地位(所謂「策略性融入世界市場」或甚至與世界市場脫鉤)。從左翼傳統的理論角度看，這兩種融入方式的對立，卻正是依附與自主發展的分野。

　　就中國的經驗而言，三十多年來的實際經濟發展進程顯然是與市場原則保持著具有根本意義的距離，也就是并不符合新自由主義以及大部分左翼學者的論斷。在1978-1992年期間，勞動密集的經濟增長路徑確實是向比較優勢原則趨近，然而其基礎是違背市場原則的經濟主體，也即整個經濟幾乎全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另外這條路徑在當時之得以實現還有賴于1980年之前三十年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產業體系，使得經濟增長轉向勞動密集產業時沒有出現嚴重的結構失衡情況;再另外，在那段期間的經濟增長幾乎完全面向內需，即支撐了大規模生產的新興耐用消費品產業勃興的國內大規模消費需求，而在這么低收入的經濟體中能夠有如此規模的消費需求，這是相對于世界范圍而言的中國特例，是以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格局為基礎的。

　　自1993年尤其是自上世紀末以來的資本深化經濟增長路徑無疑是更加與「自然的發展路徑」無涉。無論怎么看，資本深化的速度遠不是市場原則所能解釋的，表現為國內產業升級和出口產品升級都是遠遠超過了資源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原則。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更是如此，中國的出口產品的技術和資本含量遠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經濟體的出口，而且這種趨勢愈來愈加強化，以至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出口產品與主要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構成競爭。正如上文所述，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是生產率提升遠多于符合比較優勢的廉價勞動力，而生產率提升源自規模效益和技術進步，這也不是市場原則所能解釋的。

　　在政策和體制層面，資本深化增長路徑的加速推進，本來是源自1998–2001年期間中國應對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的一系列政策，總括而言就是結束了之前數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轉而實施「透過公共部門擴張推動經濟增長，透過經濟增長擺脫債務危機」策略。在2001年之后，這個策略從作為應對危機沖擊的手段逐漸轉變成常規政策，與重建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勞動權益和報酬等等政策措施，構成了抵制新自由主義、建設社會和諧的發展導向。而這個策略之能夠得以實施，首先是因為公共財政的良好狀況，使得公共部門有可能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而被冠以「國進民退」名目的趨勢即國有企業快速發展和國家控制銀行始終主導整體金融體系的狀況，也是實施這個策略的有力保證。

　　更廣泛而言，自上世紀末以來，中國的經濟狀況包含了三個核心元素，即，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路徑、從福利政策擴展到提高勞動保障和勞動報酬的分配格局、一個具有足夠條件擴展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公共部門。這三個元素的配合意味著，中國大有可能建立起一個類似1950-1970年代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也即相關文獻所概括的「大企業、大勞工、大政府」模式。其中，資本深化的增長路徑與大企業相對應，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也與「國進民退」趨勢對應，皆因大企業主要正是國有企業。而與大勞工對應的，一方面是勞動保障和報酬的改善趨勢，包括集體談判權的加強、勞動法律的實施、全社會勞動者的工會化程度回升，以及實際工資持續上升，另一方面是生產技能積累作為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至于大政府，大規模生產所需要的大規模消費很可能有賴于國家提供社會福利，尤其是普及的公共醫療和教育體系、以及城鎮住房保障和相應的公共設施服務，而作為后進工業化經濟體，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亟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和追趕先進國家的技術進步，國家和整個公共部門應該能在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

　　歷史資本主義面對中國

　　中國經濟在全球化年代的生產率快速提升，其中應該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是從先進國家向中國的產業和技術轉移。就其強調外部條件的首要作用而言，這個判斷與新自由主義的出口導向經濟增長理論相一致，同時也符合左翼批判性文獻的論調，即因為中國接收了過多份額的產業和技術轉移，使得余下的廣大不發達國家難以擺脫非工業化的困境。

　　2012年4月，中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監察部、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下發《企業民主管理規定》?！兑幎ā芬?，不論國有還是私有，所有企業都要實行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推行廠務公開制度，要求公司制企業設立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管理方必須將企業經營的重大事項(包括集體勞動合同)，提請職代會審議、通過、決定。官方宣布，《規定》對企業民主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制度性規定，為制定國家專門的企業民主管理法律法規奠定政策依據和實踐基礎。可以預見，《規定》在各地和全國范圍內的實際內容，將會由階級力量的對比所決定。例如在高度依賴外資勞動密集企業的廣東省，落實《規定》的立法先后因世界經濟危機和廠商(特別是港資)反對而暫緩難產。

　　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在特性看，這種產業和技術轉移并不一定有利于世界發展，甚至不一定對接收產業和技術轉移的經濟體有利。關鍵是，先進國家輸出產業和技術的原因是利潤率下降，更根本是經濟內部需求不足，而產業和技術輸出勢必導致在接收的經濟體中建立起新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在舒緩當期的過度積累矛盾的同時，卻導致同一矛盾在隨后形成更大的規模;在這種情況下，后進國家以接收產業和技術轉移的方式融入世界市場，就勢必面對矛盾爆發即世界經濟急劇波動的沖擊，勢必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所謂全球失衡的形成，正是這種產業和技術轉移的結果。而中國在全球失衡以及相應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所付出的代價，尤其是中美經濟紐帶所體現的中國對美國的雙重補貼，即中國向美國同時提供廉價產品和廉價資金，也正是它以這種方式融入世界市場的結果。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從之前的「黃金時代」過渡到全球化年代，其核心特征是經濟的金融化，也就是金融投機活動愈趨占據主導地位，包括大量的生產性企業參與其中，這其實是產業利潤率趨于下降之下，資本愈來愈不愿意捆綁于產業的結果。經濟金融化因此隱含著一個內在矛盾，即，投機活動愈趨擠占了生產性活動尤其是生產性投資，其結果是愈趨削弱創造利潤的能力，同時導致愈趨惡化的宏觀需求不足。

　　然而事實是經濟金融化得到了持續，至少是直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具有內在不可持續性的金融化卻持續了二十多年。這里的關鍵是「剝奪性積累」概念，意即透過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幅度降低生產性資源的成本，主要是將原先游離于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各種生產性資源以掠奪方式卷入體系之內，華盛頓共識第一代政策信條強調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第二代信條強調公共資產和資源私有化，第三代信條強調國際金融自由化，都是為此服務，構成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題。資本積累之能否持續，于是就取決于這兩個進程的相對速度，即一方面是金融投機活動的破壞作用，另一方面是剝奪性積累活動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化進程就一如所有的投機活動那樣具有加速推進的傾向，要求變本加厲地推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危機本身不會扭轉剝奪性積累進程，先進國家反而會更加強烈地推動這個進程?？梢灶A見，即使金融危機及其造成的經濟衰退持續，諸如「我們需要更多的全球化」之類論調很快又將恢復它們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地位。

　　2007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三季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累計GDP增長率：中國累計增長超過四成，遠遠拋離徘徊在停滯邊緣的美國和歐盟，和下降半成左右的日本。

　　然而沒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國繼續支持這個對世界發展的破壞愈演愈烈的全球化進程，或者說，沒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國勞動者繼續犧牲自己，去讓華爾街投機者及其散布全球各地的代理人或小伙伴坐享暴富，去為投機活動對世界發展的破壞影響善后。沒有道理，也就是說不僅是不公平不公正，同時也是不必要。從前文的論述可以判斷，現實上中國存在著超越繼續支持全球化的可行性，不會出現左翼批判性文獻所認定的前景，即因為結構性依賴而必須為擺脫新自由主義的舉措付出高昂的代價。

　　前景展望

　　上文所刻劃的中國模式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合理性?

　　單就經濟意義看，首先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后進發展經濟體，中國其實時刻面對必須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壓力。這個體系并非新自由主義信條所宣揚的利伯維爾場經濟，而是以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會綜合體為主導的金融化經濟體系，其主導運作邏輯是投機性的金融活動而非生產性的投資活動，并由此引申出對體系外圍的掠奪性積累。對中國來說，無制約地融入這個體系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和危害，就像其他后進或外圍經濟體那樣，既有可能在體系危機降臨時首當其沖受到打擊，又有可能在被掠奪性積累完畢之后被體系拋棄，即使在體系的上升階段也被限定在不平等交換和不平均發展的地位。

　　迄今為止，中國總體上還是能夠抵擋這個體系的壓力，抵制了與這種壓力相聯系的國內外既得利益勢力的主導，并沒有無制約地融入這個體系，反而在不平等交換的境況中仍是逐步發展，以至出現了世界范圍的工業生產能力向中國聚集的局面。這里的關鍵是，迄今中國的金融體系基本上還是守住了兩道最重要的防線。一是資本賬戶的跨境資金流動還是受到嚴格控制，這擋住了系統性的境內資本外逃和境外資本投機性流入。另一是銀行部門與證券市場基本上還是分離的，使得金融體系免于系統性崩潰的危險，也使得國內資本最終還是得回到生產性投資領域，而這正是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路徑的必要基礎。

　　2007年第二季至2014年第二季期間中國和美國的累計GDP增長率：中國78.4%，美國7.7%。

　　然而有什么社會-政治力量足以保證未來中國能夠維持和擴展上述經濟發展模式，能夠繼續抵制新自由主義化?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主要是社會-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導向，這應該可為中國借鑒。上文刻劃的發展模式是否能在未來中國實現，取決于能否應對國內外新自由主義勢力的挑戰，這包括要有足夠的社會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門，使得國家權力和政策導向免于新自由主義化、使得國有經濟體系免于金融化和投機化，當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門的決策階層免于官僚特權化。由此，不僅是在經濟意義上，而且是在社會-政治意義上，以來自農村的勞動者的徹底融入工人隊伍為表征的城鎮化進程，以廣泛的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和社會治理為導向的制度安排，對中國未來將是必不可少的。換言之，未來的中國模式，不僅是經濟發展決策上的國家主導和對新自由主義的抵制，而且是一種越來越具有社會民主、大眾民主意涵的模式，這就不僅包含而且超越了黃金時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

　　如果這種模式得以在中國實現，這勢必會在系統意義上影響到全球化和世界發展的前景。在過往二十多年中，前文所述的剝奪性積累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中國勞動隊伍的大規模卷入世界市場。按照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估算，在1980-2005年期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者總數翻了兩番，其中新增加勞動者的過半數來自中國。中國的勞動者構成了全球勞動隊伍的重要部分，因此，前者的組織化和收入份額的提高，勢必大大強化后者在世界市場上面對資本的談判地位，這意味著之前那種以剝奪性積累為特征的全球化進程將受到趨于強烈的抵抗，不容易持續下去。這將是有利于促進世界范圍的追求更穩健、人道和公平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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