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斯沃茨生前照片

引言：游擊隊戰士與數字化巫師

　　2013年1月，年僅26歲的程序員，網絡積極行動主義的倡導者阿倫·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對美國聯邦檢察官多達11項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長達35年的監禁，在紐約的寓所中自殺身亡。兩年前，這位年輕而富有理想的網絡專家，帶著信息共享和開放存取的理念，從商業數據庫JSTOR非法下載了大量學術期刊文章，隨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訴。然而，斯沃茨的行動絕不是一起有關盜版的簡單案件，他的行為并非出于私利，也沒有因為公開發放盜取的文章而給商業公司帶來任何損失。斯沃茨的“犯罪舉動”和隨后的自殺身亡更像是以實際行動踐行他在2008年寫下的“開放存取游擊隊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的主旨是號召每一個網民行動起來，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網絡私有化，讓知識和信息被社會公眾所共享：

　　“大公司利欲熏心……它們收買政治家支持它們，通過法案讓它們擁有專屬的權力決定誰可以復制信息……我們要奪回信息，無論它們被存在何處，制作我們的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們要獲得版權到期的東西并將它們歸檔，我們要買下秘密的資料庫并將它們放到網上。我們要下載科學期刊并將它們上傳到文件分享網絡。我們要為游擊隊開放訪問而戰。”　　

　　對于國內的新媒體研究者和傳播學專業學生來說，阿倫·斯沃茨的故事和他關于“著佐權(Copyleft)”和“點共產主義(Dot-Communism)”的理念可能都相當陌生。然而，如果我們要提起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提起凱文·凱利的“失控”，提起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則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些搖滾歌星一般的學術名人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數字化崇拜”的浪潮，他們的“名著”一版再版，紛紛成為時髦的暢銷書，即使在本該嚴肅辯證思考社會問題的高校學者和研究生中也被奉為經典。

　　同樣是希冀憑借互聯網和數字化達成人類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對國家機器的懲罰，走向終結生命的人生悲劇，而那些暢想“賽博空間”美好新時代的未來學家們卻廣受追捧，他們雖然總以挑戰舊制度、舊時代和舊思維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現，然而卻與世界各國政界、商界、學界的精英一拍即合、頻繁互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截然相反的境遇呢?

　　通過斯沃茨撰寫的“宣言”，我們可以看出，他眼中的互聯網并不是一個脫離真實社會權力關系的“賽博空間”。在斯沃茨看來，信息和知識在全社會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術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權藩籬的社會運動。正因為如此，這些宣言和行動常常被學者稱作“點共產主義(Dot-Communism)”。可以說，斯沃茨的觀念并不是數字化時代的新產物，而是現代社會人類為爭取分配正義而挑戰強權的傳統延續。雖然戰斗的場所從原野叢林變成了信息網絡，但斯沃茨還可稱得上是一名實實在在的游擊隊戰士。然而，那些描繪未來信息社會生存美景的數字化巫師們則截然不同，他們有關“賽博空間”的討論，更像是奧古斯都筆下超越塵世的“上帝之城”，似乎信息傳播技術憑借其本身的特性就能夠創造出一個民主平等、互聯互通的美好新世界。本文將這些數字化巫師有關網絡世界政治圖景的暢想稱作“賽博迷思”(Cybermyth)，同時，通過考察“賽博迷思”與全球化時代統治階級和統治策略的關系，我將一種與互聯網技術密切相關的政治方案命名為“點新自由主義”(Dot-Neoliberalism)。本文將考察這些觀念的歷史，并解析它的政治內核與政治影響。

一、 反主流文化與“賽博迷思”的興起

　　“賽博迷思”的基礎，是其構造出來的一個想象的社會政治系統，即“賽博空間(Cyberspace)”。這個詞匯衍生于諾伯特·維納(N. Wiener)提出的“控制論(Cybernetics)”。維納是一名常年為美國軍方服務的科學家，他從事的主要科研項目是設法讓導彈順利地跟蹤和擊落敵機。在這些研究過程中萌生的思想形成了兩部重要著作：《控制論》和《人有人的用處》。它們奠定了維納日后在“賽博迷思”建構者中的精神導師地位。

　　在維納的理論中，控制論系統通過各個組成部分的信息交換和反饋，不斷調整自身的運行方式，完成系統的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從而形成無需外部規劃和干預的自發秩序。在維納看來，這樣的原理不僅存在于防空導彈系統中，而應該構成一種萬事萬物的自然法則：如果將人類社會、生物體和自動化機器都看作一個控制系統，那么它們就不存在本質區別。也就是說，一旦達成了自我調節，人類社會也一樣會出現自動化系統般的和諧、平等和民主的秩序，成為一個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統。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群美國青年學生在反主流運動中緊緊抓住了“控制論”的核心理念，希望憑借創新性的個人化技術和排除了工業化、技術官僚化的點對點社區交往構造一個新的社會系統。這些觀念與近三十年來有關互聯網政治的主流判斷有著明顯的近似性，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很多數字化預言家也都產生于這個反叛青年群體。由此可見，“賽博迷思”的思想基礎早在計算機網絡普及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它是社會發展史的產物，而不是新媒體技術的產物。因此，回到那段風云變幻的歷史，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關于“賽博空間”的一整套政治方案和路線圖。

　　20世紀中期的美國民眾，在二戰和冷戰的交互歷程中，體驗著三種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壓力：首先是冷戰宣傳下的共產主義威懾，其次是對隨時可能爆發的核戰爭的恐懼，最后還有戰后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術官僚主義的束縛。這三種心理威脅在青年群體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種對工業主義時代的等級制、集權、國家體系的整體反感。青年人中一種逃離丑陋現實的烏托邦主義呼之欲出。美國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就是這種文化氛圍和輿論狀況的直接結果。

　　值得說明的是，當時的反主流學生運動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兩種差異顯著的力量：一是常常以“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塞)為精神領袖的“新左翼”運動。他們希望憑借批評理論和社會運動這兩種武器對現實社會權力關系進行整體重建，具有顯著的激進性和現實干預意識;二是試圖擺脫現實社會束縛，通過超驗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園的“自由主義革命”和“新公社運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學、禪宗佛教、迷幻藥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歸田、試圖構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義者。當同齡人在創辦政黨和進行反越戰游行時，這些嬉皮士們則選擇遠離政治，轉而擁抱技術和意識轉變，并將這些作為社會變革的主要來源。在這一群體中產生了日后關于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觀念。

　　從1967年到1970年，數以萬計的年輕人開始在山上和樹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這些返土歸田的嬉皮士們利用無線電、二極管、繼電器、投影儀、鎂光燈和迷幻藥等小規模技術創造一種逃離大都市工業化、商業化和技術官僚化的新型社區，體驗一種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們大量閱讀諾伯特·維納、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馬歇爾·麥克盧漢(M. McLuhan)的著作。這三位學者的共同之處是將人類生活世界與通過媒介技術構造的信息通訊系統進行類比，試圖借用科技發展構造一個互聯互通、自由平等的地球村。參與公社運動的年輕人希望利用這些讀物中提供的愿景，構造一個類似于開放信息系統一樣的新型傳播網絡，并將這種開放網絡的交往狀態看作是自然的和普世的。

　　不久，原本分散的公社運動就有了自己傳播網絡的核心與領袖。通過幾名最為活躍的記者和創業家搭建的交流平臺，各種反主流藝術家、作家、技術群體和波西米亞群體之間形成了頻繁的互動和相互影響。在這些人際關系的橋梁中，反主流文化群體與計算機科學家之間的融合對未來“賽博空間”的建構產生了基礎性的意義。當集納了信息技術發燒友和大量研發人員的“增益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帕羅奧圖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民計算機公司”( 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資源”(Resource One)等科學家群體被日益壯大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所吸引時，受公司和政府資助的計算機技術研究便順理成章地與一種互聯互通的“賽博空間”政治構想結合在一起了。正像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概括的那樣，“互聯網在20世紀最后30年間的創造和發展，是軍事策略、大型科學組織、科技企業，以及反傳統文化的創新所衍生的獨特混合體”。計算機網絡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僅是一種通訊技術方式，而被附著了特別的文化政治內涵。它不僅被當作改造社會的神奇工具，還催生了一套改造社會的政治綱領。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以新公社主義運動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已經漸漸解體。那種在社會系統之外創造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社群的理想已經被看作是不切實際的空想。然而，由于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公社運動者們卻從高山和樹叢中走向了一個虛擬的網絡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棲息地，讓控制論理想和新公社之夢再度復興。

　　隨著“使用者網絡”(Usenet)、“惠多網”(Fidonet)和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等電子交談系統、公告牌系統和其他網絡通訊工具的出現，計算機技術發燒友、反主流文化群體和新聞記者群體在數字社交平臺上深度融合，并不斷展示一種先進的和充滿誘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虛擬社區”、“賽博空間”等關于互聯網政治的主流闡釋逐漸形成了。“平等”、“開放”、“言論自由”、“多樣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創新”、“無國界”和“世界大同”，這些有關互聯網的“賽博迷思”開始成為說明一個新時代和預言未來社會狀態的主流政治語匯。它們不再只是那些逃離大都市的嬉皮士們熱衷的概念，而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政治精英、跨國企業領袖們念茲在茲的時髦辭藻。原本那些迷戀于新公社運動、迷幻藥、控制論和麥克盧漢著作的“垮掉一代”中則產生了一大批穿著考究、腰纏萬貫、引領美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信息產業大亨和數字化預言家。他們帶著嬉皮士反主流運動的烏托邦遺產，似乎沒有一點不適應地就進入了一個由政治經濟精英把持的主流社會，并成為其中光鮮亮麗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的追捧。這種看似不合邏輯的轉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二、“新自由主義”的官方祭祀

　　要理解“賽博迷思”如何能從反主流文化變為一套如此主流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方案，我們必須回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變革邏輯中來尋找答案。這段時間，不僅見證了計算機技術逐漸成熟并開始成為個人聯網工具的技術發展史，更見證了一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變革和意識形態變革。如今被稱為新自由主義轉型或者“里根/撒切爾革命”的“政治經濟改造工程”與一場以數字通訊技術和網絡化為特征的“新經濟”熱潮幾乎同時來臨。這兩場相互關聯的“革命運動”要想說明自身的合法性，就需要構建新的理論體系，而數字互聯網技術的本質特性及其對未來的政治許諾正是這個理論體系中的一項核心命題。

　　實際上，從20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由于低成本的德國和日本生產者加入到全球制造業市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制造業大國就進入了生產過剩導致的利潤率長期下降，經濟增長逐漸衰退的過程中。為了挽救資本力量，20世紀最后的二十年中，歐美的權力精英們開始了一場席卷文化、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的社會改造工程。具體來說，這項改造工程憑借對資本解除管制、國家從社會福利供給中退出、公共部門私有化、挫敗工會等勞工群體的抵抗力量，以及利用高等教育、社會科學研究、政府決策咨詢和大眾媒體宣傳塑造一種有利于以上經濟調整的自由市場理念得以完成。

　　這種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基本內涵是在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制度框架內，將市場交易的頻率和達成率最大化，盡可能解除政府對資本的限制性措施和干預政策，把一切人類行為都納入市場領域，充分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并借此帶來社會自由度的提升和福祉的增加。

　　如果我們仔細審視新自由主義所構筑的市場烏托邦，會發現它與試圖構建數字烏托邦的“賽博迷思”在理念構想上有著眾多吻合之處，例如，脫離社會歷史條件的機會平等主張、去中心化的控制論邏輯、建立在原子化個體基礎上的自由至上主義、社會運行的自發秩序原理、不設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從實際歷史進程來看，推行新自由主義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確實極大地調用了“賽博迷思”的各種理念，并將其包裝成一套誘人的新技術奇觀。在這個意義上，有關新媒體技術政治意義的正面塑造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重要的合法性來源。也因此，本文將其冠以“點新自由主義”之名。

　　這樣的結論當然不能只從觀念體系的相似性中得出。關于“賽博迷思”與“新自由主義”高度契合的另一個重要證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標上距離最為遙遠，彼此蔑視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義者，如今竟然圍繞互聯網政治和新經濟議題成為彼此捧場的親密戰友。

　　這種親密關系的建立，集中體現在兩個推廣新經濟和“賽博迷思”的重要社交/媒體平臺當中。一個是為跨國企業家和政客提供咨詢服務的“全球商業網絡”(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個則是在1990年代聚焦數字化和新經濟變革，蜚聲國際知識界的期刊《連線》雜志(Wired)。

　　《連線》雜志封面

　　20世紀80年代末，在原公社運動領袖的促成下，“全球商業網絡”成立并開始頻繁活動。這個組織的主要參與者包括殼牌公司、沃爾沃、AT&T、施樂、IBM、南方貝爾等跨國企業的高管，服務于美國軍方的頂尖智庫，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的官員，以及一群熱心“賽博迷思”的人類學家、生物學家、新媒體工程技術人員。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不折不扣地把資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導新經濟的知識精英結合在一起的人際網絡。這個組織的主要功能是向企業家和政客提供網絡新經濟的理念，幫助他們開拓和適應后福特主義的經濟變革。

　　在“全球商業網絡”的運作中，“賽博迷思”的制造者們以理論導師的面目出現，這些曾經的反叛青年沒有絲毫遲疑地將反對等級制的烏托邦思想轉換成了促進彈性契約、扁平化管理和生產靈活性的后福特主義經濟理論。在這個過程中，反主流文化有關網絡傳播的各種觀點與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方案達成了高度契合，此時，這群迅速主流化的知識分子已經完全喪失了原本對工業、軍事和保守派力量的反感態度。

　　另一個集納了以上各個群體的有代表性的人際平臺是大膽預言數字化生存的《連線》雜志。這個著名期刊中最重要的幾位編輯作者：尼葛洛龐帝(N. Negroponte)、路易斯·羅塞托(L. Rossetto)、凱文·凱利(K .Kelly)、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等人將數字烏托邦的構想與解除政府管制、經濟自由化和促進全球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方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連線》影響最大的那個年代里，他們不遺余力地將喬治·吉爾德(G. Gilder)、紐特·金里奇(N. Gingrich)等奉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保守派學者、政客和走在后福特主義經濟發展前沿的跨國企業高管、工程師描繪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鋒和未來社會的先驅。

　　尼葛洛龐帝在一篇寫給共和黨領袖金里奇的信中這樣說道：“當我們從一個原子世界轉向比特世界之時，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領袖對歷史做出解釋……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兩黨的通力合作，來幫助(也可以理解為迫使)其他國家放松對他們的電信產業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當你走遍世界去傳播信息時代的福音時，人們會洗耳聆聽”。這種卑躬而懇切的言辭很好地體現了數字化巫師與新自由主義領袖之間相互期盼的密切關系。實際上以《連線》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整個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數字烏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論調，充當著新自由主義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權力精英推動新經濟改革的重要“喉舌”。當然，投資這份雜志和諸如MIT媒體實驗室等相關組織的機構，主要也都是實力雄厚的跨國集團，其中包括眾多在國際電信業呼風喚雨，而又急待政府解除管制門檻的企業。除了電信企業，為“賽博迷思”制造提供有力財務支持的還包括跨國的生物化學企業。正像菲德爾(B.J. Feder)所發現的,孟山都、杜邦、國際紙業、寶潔、聯合利華等重要公司都為制造迷思的培訓和宣傳工作提供了持續支援。

　　如今，當我們面對歐美勞工組織被不斷挫敗、世界范圍內大批工人失業下崗、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體系全面瓦解、發展中國家廣泛的農民破產、主要發達國家貧富分化愈發嚴重、世界范圍內陷入金融危機等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后遺癥時，很難說這其中沒有鼓吹彈性新經濟的“數字化巫師”們的“功勞”。

　　如果回顧整個“賽博迷思”的建構歷程，我們會發現它的命運與信息技術革命的歷程基本相同，即都經歷了一個先是自發出現，而后又被主流征用和馴化的過程。正像曼紐爾·卡斯特所說：于1970年代群集于美國，以及某種程度上群集于加州的信息技術革命，受到復雜的文化、制度、經濟因素的影響，不能被說成是資本權力為應對經濟危機而促成的結果。然而，到了1980年代，也就是“里根/撒切爾革命”真正開始的年代，資本主義則有效地開掘和利用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成果和相關政治理念，并引導和決定了新技術的發展方向。同樣的命運，從反主流青年們被有效地包裝成新自由主義大祭司的過程中展現無遺。本文在這里想要補充的僅僅是，有關“賽博迷思”的各種理念之所以能夠被推崇成為主流，一個重要的條件是誕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本身就已經蘊含了符合新自由主義詭辯術的各種思想基因。

三、網絡新經濟與數字烏托邦

　　曾經的反主流文化斗士憑什么被社會的政治經濟精英所接納和推崇?這些網絡新經濟的代言人如何繼續調用“反主流”的話語配合保守派政客推進改革?要回答這些具體問題，我們就要發掘這個群體將自由市場奇跡和未來信息技術奇觀聯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來說，這些努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上構造一個通過傳播科技達成的全球大同盛世;二是微觀上構造一個分布式、分散化、充滿彈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廠”;三是將數字化的未來塑造成一項巨大的“信用”來支撐信息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型和發展。

　　首先，在全球市場層面，20世紀最后的25年時間里，解除管制和自由化經濟政策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席卷了各個國家，無論這些國家處于經濟發展的何種階段，也無論這些國家的社會大眾是否會成為全球自由市場的受損者，進入一個統一規則的跨國市場體系似乎成為唯一的發展路徑。為了加強這一過程的合法性，從數字烏托邦的角度把“平的世界”敘述成一個必然趨勢，把加入新自由主義全球架構敘述成一個從黑暗走向光明的路徑，就成了很多理論家的歷史使命。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可算是紐約時報的著名評論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 L. Friedman)了。在他所總結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個人電腦的風行、操作系統和瀏覽器的發明、互聯網通訊標準的建立、網絡信息共享平臺的搭建、數字搜索引擎的出現等等這些網絡科技因素與柏林墻的倒塌、離岸經營和銷售網絡的創立、全球物流供應鏈的打造等政治經濟因素成功地匯聚在一起，許諾著一個不可逆轉的全球統一市場圖景。在其中，數字通訊技術既是全球網絡的基礎，也是繼續邁向開放大同世界的依托。而正像這位作家在他的文章中所建議的那樣，一旦有異質于自由市場經濟的政權存在于全球開放網絡之外時，發動戰爭摧毀這些異類看上去是一個十分合理的選擇。

　　實際上，弗里德曼關于信息革命和全球自由市場的召喚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它早在新自由主義革命的初期就已經上演了。上世紀80年代，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 Toffler)和他預言信息革命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就成功地在發展中國家知識界得到普及。在當時的中國，托夫勒的名字甚至頻繁出現在北京街頭書攤小販的吆喝聲中，而這位四處推廣信息技術革命的未來學家還曾經走進中南海，受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親自接見，從而登上了《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由此可見，除了債務危機、貿易制裁、制度改造，甚至發動戰爭這樣的“硬手段”，勾畫一個全球自由市場和網絡信息時代的美好未來已經成為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方案的重要“軟力量”。

　　托馬斯·弗里德曼與其作品《世界是平的》

　　其次，新自由主義的變革工程涉及的不僅是全球市場體系的搭建，還有微觀層面的生產方式變革和企業組織變革。這些變革的總體邏輯是借助信息科技提供的便捷，增加生產、管理和營銷方面的彈性。其具體做法是通過勞動契約的短期化、企業管理層級的扁平化、工作任務的分散化和外包化等手段，將市場的不確定性風險盡量多地從資本一方轉移到勞動力一方。對于占現代社會大多數的雇員群體來說，任務導向的工作、低穩定性的契約、靈活的勞動時間和地點、低福利保障的生存狀態成為信息時代的一種生活常態。當然，我們知道這種結果的實現并不是信息科技和生產方式自發調整的結果，它的前提是“里根/撒切爾時代”以來國家和資本力量對勞工群體抵抗的持續打壓，有時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最終，二戰后形成的“國家-資本-工會”的穩定三角關系被強力破壞，后福特式的網絡化新經濟登上歷史舞臺。

　　在這種生產關系和企業管理方式變革的過程中，數字化巫師們的鼓吹起到了鳴鑼開道的重要作用。他們相關闡述的狡猾之處在于把越來越缺乏穩定性的勞動關系敘述成充滿創新潛力和個人成功機遇，沒有等級制和威權管理的網絡化自由經濟。凱文·凱利的名著《失控》極有代表性。在這本書中，凱利把新公社主義者的鄉村伊甸園之夢變成了對信息科技、后福特主義生產實踐的贊美。凱利詳細闡述了“新興網絡經濟”應該具有的特征，所謂分布式、分散化、靈活制造、協同進化的觀點與后福特主義勞動關系改造的題中之義是完全吻合的。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一種網絡經濟不僅有收益遞增的經濟理性，還被賦予了個人實現和民主參與的積極政治內涵。

　　《失控》作者凱文·凱利

　　幾乎是同樣的邏輯，近些年來頗為流行的“創意產業”研究，也同樣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勞動分工和“去中心化”的、生機勃勃的新型產業形態連結在一起。在這些創意產業研究專家的敘述中，未來理想的知識生產是資本力量構筑一個創意和交易的數字互聯網平臺，個人化的信息生產者成為這個平臺上的主角，他們充分發揮創造性的才能，相互協同，創造出傳統生產方式無法企及的各種信息產品。在他們看來，以數字化為基礎的創意產業實現了在商業世界里將文化生產帶回原始的、個人化的、分散化的創意藝術的轉變。近年來，又有美國的明星學者理查德·佛羅里達(R. Florida)，沿著“創意產業”的思路，帶著“反主流文化”的思想遺產，構造了一個“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的概念。他將那些沒有固定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障的知識勞工形容成新經濟時代放蕩不羈、標新立異、充滿才智和創造力的游吟詩人，認為他們是網絡化經濟時代的新財富創造者和新生活引領者。

　　有關“創意產業”和“創意階層”的論述至少有兩點讓我吃驚不已：一是這些學人居然完全忽視消費社會已經形成的對文化產品進行篩選的市場邏輯，如此輕易地將“自由”、“民主”、“多樣化”的帽子扣在眼球和利潤主導的文化生產鏈條上。二是在世界范圍內遭遇經濟危機，年輕人就業困難，中產階級大量失業，職業階層面臨巨大經濟壓力和社會心理壓力，甚至頻繁出現街頭政治的背景下，這樣的奇談怪論竟然還能堂而皇之地成為各國政策制定者和知識精英不斷推崇的“新知”。例如，佛羅里達《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一經出版立刻吸引了《連線》、《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眾多主流媒體的關注和各國政客、知識界的追捧，被當作預言未來社會經濟形態的扛鼎之作。而互聯網金融泡沫破裂后在美國已經失寵的未來學家們，如今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廣受追捧的文化偶像。

　　最后，數字化巫師們構造的網絡新世界，不僅為新自由主義的權力結構調整鋪平了道路，還為已經松綁的資本在信息技術領域的投機創造了輿論環境。20世紀的最后幾年，見證了一個互聯網投資的狂潮，人們不斷地把賭注壓在與數字網絡業務相關的公司上。1999年，幾位研究生發表了一篇題為《.com的增值效益》的研究報告，發現無論公司的業務是否改變，也無論其業務是否與互聯網業務相關，只要是改變了名稱使之包含“.com”、“.net”或者“Internet”字樣，其股價市值都將有大幅提升。這是一段瘋狂的時期，而投資者的瘋狂離不開“賽博迷思”建構者的鼓噪，他們除了許諾一個互聯互通的網絡信息社會之外，還對互聯網經濟進行直接追捧。《連線》雜志的編輯就曾經預言，由于網絡化新經濟的發展，2020年美國平均家庭收入將超過15萬美元，道瓊斯指數將會在5萬點到10萬點之間。然而，從千禧年開始，推動網絡產業繁榮的股票市場突然暴跌，絕大多數網絡公司一夜之間不復存在。我們由此見證了互聯網經濟泡沫的破裂，這也預示了貨幣主義經濟政策的無解危機。這種經濟運行邏輯只能尋找一個又一個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維持運轉，無論這些新的投機領地是生物科技、新能源還是房地產開發。在這個意義上，“賽博迷思”實際上為1970年代開始的供給學派經濟政策和金融的放開管制尋找了第一個有力支柱，為跨國精英推動的全球經濟轉軌立下了汗馬功勞。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目光轉移到傳播技術發展的歷史上就會很容易地發現，每一次鼓噪新技術的過程，也是資本在這個新興領域投機套利的過程。知識分子給傳播技術賦予的神奇魔力和美好未來，從工業革命開始就起著不斷為資本開疆拓土的功能。正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未來”是被資本許諾永遠不會最終交割的巨大信用。資本不斷裹挾人們的獲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術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術的發展將帶來革命性變化。在傳播領域，從鐵路、航運、海底電纜、無線電報、電話再到今天的互聯網，新媒體技術不僅本身成為資本投機的噱頭，而且承擔著支撐“未來”的重要使命。

四、“賽博迷思”的政治學

　　以上的分析，多集中在“賽博迷思”的建構者們如何直接地為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的方面。然而，本文的闡釋并非暗示這些知識分子在違心地迎合精英群體的意志，以求成為資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訴讀者這些曾經的反叛青年與權力精英一起策劃了一場經濟轉軌的陰謀。正像前文所提及的，“賽博迷思”參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改造，并不是簡單地被脅迫的結果。這套對信息技術和網絡傳播的政治預言早在新自由主義轉軌之前的六十年代學生運動中就已經存在了。他們之所以在20世紀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識形態的邏輯符合了經濟轉型的需要。

　　概括來說，“賽博迷思”的意識形態剛好可以在自然、必然、應然三個重要方面為新自由主義觀念提供有力支持。所謂自然，是將經濟權力調整的人為工程講述成一個符合自然規律的過程;所謂必然，是指除了網絡新經濟和彈性生產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類的經濟發展途徑;所謂應然，是指“賽博空間”具有前文所說的“平等”、“開放”、“言論自由”、“多樣性”等眾多政治正確性，因此應該成為各個社會必須加入的普世共同體。受篇幅限制，我雖然不能完整地展開對這套理念的論述，但是有必要對“賽博迷思”中最重要的幾個特點進行概括，以展現它對新自由主義方案的獨特價值：

　　(一)“生物隱喻”：將新媒體技術、人類社會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進行類比，暗示信息化技術和網絡傳播可以縫合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溝壑，達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存在狀態。這種頗具原始宗教般神秘性的觀念在“點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中占有一個核心地位。作為一名虔誠基督徒的凱文·凱利在他的名著《失控》中最清晰地概括了這種觀念：“造化所生的自然王國和人類建造的人造國度正在融為一體。機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技術人員可以歸納和總結出生命體和機器之間的邏輯規律，并一一應用于建造極度復雜的系統;他們正在如魔法師一般召喚出制造物和生命體并存的新奇裝置”。在隨后的文章中，凱利干脆聲稱“上帝是機器”，“世界不僅像一臺電腦，它就是一臺電腦”。當然，這些論述的目的不簡單地指向機器與生物的近似性，《失控》的主體部分實際上是在闡述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和交往形態如何因為數字化和網絡化的出現而走向與自然的融合。

　　前文已經介紹，將機械系統、生物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相互等同的觀點在幾十年前維納的控制論思想和麥克盧漢關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思想中就已經有了種子。對于新自由主義方案來說，這種“生物隱喻”具有雙重價值，一是創造了一種脫離真實社會的復雜和苦難，充滿科幻魅力的烏托邦世界。它暗示走向網絡新經濟，就意味著重歸自然;二是它可以將一個人為的權力攫取過程美化成一個自然進化過程，把充滿辛酸血淚的自由化經濟改造描繪成在一個文明和諧的“平的世界”中實現“同一個夢想”的過程。

　　不出所料，“生物隱喻”的觀念剛一登臺就立刻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關注和效仿，在《生物經濟學：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一書中，邁克爾·羅斯柴爾德(M. Rothschild)提出“資本主義是人類經濟事務的必然天性。對一個自然現象評頭品足無異于浪費時間和精力”。在另一本名著《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R. Dawkins)利用各種生物現象來佐證“欲望加利潤”的資產階級文化是一種求生和競爭的自然狀態使然。“生物隱喻”對于新自由主義觀念塑造的啟發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歷史終結”：這是一個冷戰結束之后知識分子們耳熟能詳的說法。柏林墻剛剛被拆除，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我們所見證的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和戰后特殊歷史時期的消逝，而是歷史的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結點，西方的自由民主作為人類最終的政治組織方式自此得以普世化”。這樣的論調與資本全球市場開拓的最終目標暗暗吻合，那就是要構建一個沒有政治邊界的、權力結構永遠固定的“帝國”。在文化上，這催生了兩項緊迫的事業：一是將“帝國”狀態敘述成歷史進化到達終點的“必然王國”;二是許諾一個與以往任何時代相互決裂的“光明盛世”。

　　數字烏托邦所能夠提供的技術奇觀和大同愿景自然成為論證“歷史終結”的最佳途徑。這其中最重要的闡述是利用“比特”代替“原子”的想象表明一個社會形態的必然趨勢，以及數字新時代與既往歷史的根本決裂。正像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所講的：“從原子到比特的變化是不可避免也不會被終止的”,“就像一種自然趨勢一樣，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無法被拒絕和阻斷。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諧性和向社會賦權這四個強大的特質一定會讓它取得最終的勝利”。與尼葛洛龐帝一樣，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賽博迷思”闡釋者幾乎都帶有一種宗教般的末世論情節。這些說辭“展示了一種建立在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和無比優越性的基礎上的新歷史(或者是一種非歷史)，并借由傳播和信息的新技術發起了一場進入賽博空間(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間)的無沖突的冒險歷程”。

　　需要補充的是，這種數字末世情節不僅在時間上將新自由主義方案塑造成一個歷史發展的終點，而且在空間上宣稱數字技術將導致“地理終結”和“距離之死”。從數字技術的本質特點來看，這樣的推論很容易理解，“地球村”的比喻也早已為人熟知。然而諷刺的是，當分散在暗黑星球上的全球都市亮點和那些游走在信息網絡上的跨國精英、中產階級知識勞工體驗著時間和空間的雙重消亡時，也正是數字鴻溝、文化認同鴻溝、階級鴻溝和“發達/欠發達”的地理鴻溝越發顯著的時代。在這里，“賽博迷思”的抽象性和空想性剛好可以讓人們盡可能地將全球化的丑陋一面忽視掉，使一個充斥著權力支配和不平等的“帝國”看上去像是“同一個世界”。

　　(三)“法外之地”：“賽博迷思”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構造物就是一個脫離真實社會權力關系，存在于虛擬數字世界中的“賽博空間”。這個詞匯來源于威廉·吉布森(W. Gibson)1984年的數字科幻小說。但是它的思想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運動時期就已經奠定了。當時新公社主義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經提出了一個“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種超越于塵世之外，擺脫了日常生活規則束縛，自由平等、無拘無束的新政治領地。這種想法被反主流的嬉皮士們發揮成了一個充滿超驗主義色彩的烏托邦。例如，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這本名著中，羅扎克(T. Roszak)提出反主流文化運動的首要任務就是宣告一個新天堂和新地球的誕生，在新天地中依靠年輕人的力量對抗工業時代的技術官僚體系。如此一來，政治問題變得極為簡單，那就是社員群體與外部社會的二元對立，用今天的時髦政治語匯來說，就是市民社會與威權力量的二元對立。

　　在數字化時代，計算機網絡所形成的虛擬社會似乎把這些烏托邦設想變成了現實，這讓“賽博迷思”的建構者們圍繞著互聯網的技術本質特征展開了一系列有關網絡社會和公民政治的聯想。這些聯想的核心邏輯是將“賽博空間”視為一個平行于真實社會空間，代表著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領地，它必將由內而外地塑造一個自由平等的世界。

　　“賽博空間”對新自由主義的第一項重要功能在于它將再分配問題系統性地排除在政治運動的視野之外。審視“賽博迷思”建構者們的著述，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多數內容都是抽象的傳播科技特性和未來網絡經濟景觀，在歡愉而簡潔的烏托邦敘述中，幾乎完全沒有關于產業狀況、所有權問題、網民社會經濟背景等真實社會問題的討論。特別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數字化巫師們不僅不反對信息的私有化和壟斷這些直接危害網絡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傳播資源不平等分配的積極推動者。

　　其實，空想烏托邦的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的公社運動中就已經十分明顯。特納曾經指出，當時的新公社主義者與新左翼截然不同，他們往往對越南戰爭、婦女解放、種族平權、貧困現象等真實社會問題系統性地忽視。可以理解，當這一群體已經找到了解決所有問題的新媒體技術這把金鑰匙，也就不必費力關注其他的革命路徑了。更何況，冷戰宣傳早已經將社會主義要求分配正義的方案描繪成了走向集權的道路。問題是，這種只要與開放的“網絡/市場”接駁，無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都可以平等參與的幻象正是新自由主義拓展領地時必備的宣傳理念。它把一個政治經濟意義上十分復雜的平等和正義問題替換成了一個簡單而抽象的機會平等的假象，讓自由自在、溫情脈脈的小資文化徹底占據大眾傳播的主流，將那些質問傳播權力本身分配不公的聲音排除在外。

　　(四)“威權民粹主義”：我在此將“賽博空間”的另一項新自由主義政治功能放在最后單獨論述，是因為它對今日之政治輿論現狀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斯圖亞特·霍爾(S. Hall)在分析英國撒切爾政府推行改革的輿論策略時使用了“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這個詞匯。杰索普(B. Jessop)、博耐特(K. Bonnett)等人后來也對這個概念做了進一步闡釋。他們發現撒切爾的政策雖然明顯是從工人階級群體中攫取權力，損害工人的利益，但她卻總是策略性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說話，和他們一起抱怨官僚主義、鼓動草根的造反活動，并許諾一種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在這種被霍爾稱作霸權性文化實踐的過程中，威權力量被塑造成親民的和有代表性的，權力精英的利益被塑造成公眾的普遍利益，從而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營造了最為有利的輿論氛圍。

　　這種思路對于我們理解“賽博空間”的現實政治意義有著重要的啟發。在“賽博迷思”的政治神話里，內部無差異的“網民群體”一方面構筑了一個平等理性交往的“網上公共領域”;另一方面不斷與外部等級制社會的強權壓制作斗爭。他們往往被塑造成網絡監控和審查制度下受到迫害的悲情英雄，承擔著擊潰外部強權，實現人類社會民主大業，最終打造一個讓歷史終結的“平坦世界”的使命。這套“互聯網公共領域”的說辭反復調用“網民”、“草根”、“民意”這樣的詞匯，實際上掩蓋了網民內部社會經濟地位和傳播資源占有方面的巨大差異，而且將網絡輿論本身可能出現的集權和非理性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在這一點上，它與法西斯主義對“民意”的煽動和調用非常相似。特別有意味的是，“賽博迷思”的建構者們還尤其注重召喚年輕的一代，苦心孤詣地將變革希望寄托在這些“新人”身上。例如，尼葛洛龐帝曾說：“當政客們甩不掉歷史包袱的時候，新的一代人從數字化景觀中脫穎而出，他們不帶陳舊的偏見，擺脫了地理的局限……讓數字技術成為推動人們進入更偉大的世界和諧的一股自然力量”。

　　之所以說以上這些觀念構造具有“威權民粹主義”的特征，是因為塑造“網民群體”民主代表性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帝國”在全球化的地方領地中尋找生機勃勃的代理人的過程。在那些資本并未完全掌權的國家中，當網民被等同于公民，甚至人民的時候，他們就成為對抗“帝國”中這些“另類政治體”的關鍵力量。

　　正因為如此，一種親近年輕網民和政治異見分子的“皮格馬利翁效應”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變得尤其顯著。而承擔“雕刻師”角色的往往是著名學者和都市媒體。例如，有分析中國互聯網民主力量的學者指出：“在當今中國，平凡的網民等于無畏的、有見識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騙的人”，他們最終將發起“文化革命”、“社會革命”等“草根民主實踐”達到改造中國政治的目的。在中國都市知識階層中有很大影響力的《南方都市報》在其“年度綜述”中稱：“網絡公民的崛起，是無數次智力較量的結果……網民的每一次鬧騰、憤怒、哂笑，都在為自己的生活作辯解”，總之，“誰都別想蒙網民”。在知識分子看來，在中國這個“特殊社會”中，“由于互聯網的交互特性，各種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眾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務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此時，對互聯網民主潛力僅有的限制來自于中國政府的網絡監控、互聯網的低普及率和中國社會較低的公民文化素質。這些敘述常常讓我不禁想起哈維爾(V. Havel)關于地下政治團體的鼓噪和一整套顏色革命的文化動員方案。在這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的文化策略實際上基本繼承了文化冷戰的方式，只不過是在新的時代找到了新媒體技術這種更高效的工具。

　　當然，在這場政治動員和主體塑造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絕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和媒體，真正的權力精英也常常親自出場。他們的言行切實讓人體會到“威權民粹主義”這個詞匯表面上的矛盾特質。因為，你很難相信親切接見各國網絡政治異見分子，推崇網民挑戰強權精神的民主旗手，同時也是在世界范圍內追逼斯諾登、阿桑奇和斯沃茨的獵手;你同樣無法相信，走遍世界各地宣傳網絡帶來民主與開放的政治領袖，同時也是搭建了恐怖的全球網絡監控系統的幕后黑手;你可能還無法相信，那些倡導信息高速公路、預言數字化生存的導師，同時也是放開資本束縛，讓商業大亨壟斷信息基礎設施和信息本身的政策推動者。在前南斯拉夫、在委內瑞拉、在古巴、在伊朗、在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烏克蘭等東歐國家，注資顛覆政權的社會運動，甚至直接投放社交媒體養成異見團體，這些事件早已是被媒體不斷報道的公開秘密了。“賽博迷思”的魅影不斷逡巡在這些真實世界里不斷上演的故事中，將數字烏托邦的愿景廉價地傾銷到全球化的邊緣地帶。

　　最后，我們可能禁不住回想起本文開頭關于“游擊隊戰士”和“數字化巫師”的比喻。在一個互聯網和數字化的時代，也許民主的真正希望就寄托在阿倫·斯沃茨們的思想和行動上，只有從空洞的新媒體技術特性和“網民/公民”的教條中返回真實社會，正視那些限制正義實現的權力結構和資源分配問題，找到民主真正的敵人，并用游擊戰的方式奪回民主的陣地，我們才能做自己的主人。為此，我們需要斯沃茨這樣的戰士，我們也需要“點共產主義”這樣的“反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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