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主義政策推行時期，發達國家的資本利潤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國家一度恢復了短暫的低速經濟增長，世界經濟一體化在不斷加強。然而，這些有限的成績是以加劇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為代價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偟膩砜矗伦杂芍髁x的施行不僅延緩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經濟困境。

　　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新自由主義正式走到臺前，由經濟思潮逐步轉化為一系列的政策主張，進而被作為主導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過去了，新自由主義在各國付諸實踐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向歷史交出了一份怎樣的經濟成績單，這個問題值得認真探究和思索。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及其基本政策主張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作為一種經濟學說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場及其不合時宜的政策主張，在相當時期里不為學界和社會所接受，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直至60年代后期，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局面，戰后一直處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失效。為了解決通貨膨脹以及更為根本的勞資力量對比不利于資本積累的問題，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選擇了新自由主義，并推動了其興起和向全球的傳播。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先后在英美兩國勝選后，開始實施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公共部門企業和服務的私有化，政府放松市場管制，特別是“金融去監管化”，削減稅率、刺激供給，實行貨幣緊縮、抑制通貨膨脹，減少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支出，壓低工資、打擊工會等等。英美進而在西歐推行其治理模式，掀起了20世紀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仍盛行一時。后來西歐諸國藉由“第三條道路”與新自由主義拉開距離，英國也在陷入衰退后疏遠了這一模式。

　　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隨著體現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華盛頓共識”[1]出籠，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具體轉化為以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為核心的政策綱領，迅速向拉美、亞非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廣泛蔓延。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政策最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即被智利采納，在美國培養的一批經濟學者“芝加哥弟子”影響下，皮諾切特實施了以開放市場和減少國家干預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1985年美國趁拉美爆發債務危機強制拉美國家接受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貝克計劃”，要求這些國家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實現價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國政府及其主導下的國際金融機構還更多地利用貸款的附加條件，推銷“華盛頓共識”，強制拉美國家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從20世紀末到本世紀以來，拉美國家汲取了教訓，出現了政壇集體左傾化的趨勢，開始疏遠新自由主義。

　　在蘇聯、東歐地區，蘇聯解體之后，葉利欽、蓋達爾等一批政府領導人主張采用新自由主義學說來指導俄羅斯的經濟轉軌，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向俄羅斯政府推薦了以“華盛頓共識”為基本依據、推行激進的“休克療法”改革模式，其內容包括全面放開物價、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管制，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財政、貨幣雙緊縮政策等。后來東歐國家也大部分采用了類似的經濟政策。隨著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普京的上臺，“休克療法”宣告破產。

　　在亞洲，印度尼西亞早在20世紀60年代即由美國培養扶植的所謂“伯克利黑幫”執掌經濟戰略和政策制定大權，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1991年，美國國會議員和知名學者組成代表團到東亞國家游說，宣稱該地區加快實行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將為該地區創造數千億美元的巨大利益。在其直接推行下，一些亞洲國家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其中尤以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最為積極。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些國家才有所警醒并開始調整經濟政策。

　　在北非，1991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為了免除債務，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項關于經濟結構改革的協議，開始實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計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著重實施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

　　以“華盛頓共識”為典型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可以概括為“三化”，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在此基礎上推行的“經濟全球化”。所謂“市場化”是基于對市場的盲目崇信，主張把生產要素、產品和服務都交給市場去自發調節。所謂“自由化”是指反對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不僅在國內讓市場自由配置各種資源，還要求實現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的自由化。所謂“私有化”是基于對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見，主張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務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經濟全球化”，是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旨在清除其他地區對國際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和資本流動設置的壁壘，使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能夠占據更多的資源、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獲取超額利潤。

　　新自由主義泛濫的經濟后果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推行時期，發達國家的資本利潤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國家一度恢復了短暫的低速經濟增長，世界經濟一體化在不斷加強。然而，這些有限的成績是以加劇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為代價的，也是不可持續的。總的來看，新自由主義的施行不僅延緩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經濟困境。

　　經濟增長顯著減速甚至陷入衰退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提速反而明顯減緩，一些國家甚至陷入嚴重經濟倒退，這已成為公認的事實。在新自由主義政策施行于歐美、拉美、蘇東及俄羅斯、亞洲等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時期(1981-1998年)，世界經濟的年均增長率與前一個時期(1951-1980年)相比，從4.5%下降到了2.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則下降了一半(從2.6%下降到1.3%)。[2]

　　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首要目標是恢復經濟增長，而結果令人失望。20世紀90年代以來，拉美經濟增長呈現一種明顯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態勢：1991-1994年經濟增長率不足4%，1998年后，拉美由于接連發生經濟危機或金融動蕩，1999年和2001年的經濟增長率僅為0.5%和0.3%，2002年又下降了0.5個百分點。這遠遠低于國際金融機構1997年時的估計，基本上重新陷入80年代債務危機后的那種停滯和衰退狀態。[3]據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公布數字，拉美經濟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1960年為8%，到21世紀初僅為4%。

　　在俄羅斯，實行轉型的10年里經濟大幅下滑。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而10年后僅為中國的1/3。前蘇東地區的其他國家也基本采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都沒能取得預想成效，而是迎來了令人沮喪的“轉型蕭條”。到2003年，在26個蘇東國家中，只有7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2003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仍然有5個國家經濟總量沒有恢復到其1990年的水平。[4]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也不得不承認這次的“轉型蕭條”要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大約是相當于發生了一次大規模戰爭。[5]

　　印度尼西亞在亞洲國家中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時間最長，所受傷害也最深重，經濟表現遠不及東亞以及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印尼1985-2007年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4.2%，在亞洲非社會主義國家中處于最下游水平。[6]1997年金融危機時印尼曾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進行干預，而在這一年它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衰退，負增長高達12.8%。[7]泰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家在美國的游說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后，短短幾年后就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蒙受了幾千億美元的重大損失，有些國家的經濟甚至倒退了十多年。1998年，泰國、印尼和韓國都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印尼-13.1%，泰國-10.5%/10.8%，韓國-6.7%。[8]

　　事實上，不僅是發展中國家，即使是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在其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之后也遭遇了嚴重打擊。20世紀90年代初投機泡沫的破滅，使得日本到90年代中期資產價值損失達1000萬億日元，為GDP的2.4倍，和1929年后美國大危機造成的資本損失是其GDP的1.9倍相比，損失更為巨大。[9]

　　作為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踐的始作俑者，英美兩國的經濟也在世紀之交走向衰退?；ヂ摼W泡沫破裂不久，美國走出了經濟低谷，一度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最佳范例。然而，美國經濟增長憑借的是對外推行美元霸權和經濟全球化，為了控制資源和市場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對內則依靠推行金融衍生新工具，這是以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和財政惡化為條件的，特別是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巨大風險和災難，使得這種范例不可重復、不可分享。2008年以來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斷深化，標志著美國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到致命性重創。

　　私有化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經濟主權削弱

　　在拉美國家和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運動，國家因此遭受巨大社會和經濟損失。俄羅斯500家最大的企業在私有化時，有324家的平均出售價格還不到400萬美元，1993-1996年為俄羅斯私有化的高潮時期，這期間國家私有化的收入，只占GDP的0.02%-0.04%，占預算收入的0.13%-0.16%。[10]俄羅斯在私有化期間的損失總計為9500萬億盧布，約合1.7萬億美元，其中經濟損失為一萬億美元，社會損失為0.7萬億美元。這相當于1996年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2倍，相當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損失的2.5倍。[11]

　　更為重要的是，大規模的私有化再加上迅速的自由化、市場化，使這些國家的產業迅速向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國資本集中，為國有資產流失以及外資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大開方便之門，結果并沒有形成原來預想的企業家階層和私有經濟的效率，而是令本國的經濟安全大為削弱，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大大降低。

　　1992年，阿根廷由外資控制的銀行資產僅占12%，到1997年上升到52%，2001年進一步上升到67%，在阿根廷最大的10家銀行中，被外國資本控股的銀行達到8家。伴隨著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阿根廷貨幣的美元化趨勢日益加深，外債迅速增長，金融主權受到削弱，金融動蕩不斷，以致2001年爆發了金融危機。由于貨幣貶值、銀行癱瘓和存款凍結，阿根廷發生了波及全國的社會動亂，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游行抗議，僅在一個月內就更換了5位總統。在外資的控制以及進口商品的沖擊下，拉美國家的民族工業遭到嚴重損害，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20世紀80年代的制造業產值分別占GDP的31%(1989年)、35%(1982年)和26%，2001年時這個比率已經下降到了17%、21%和19%。[12]

　　在中東和北非地區，埃及曾被標榜為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典范，政府在幾年之內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了國外跨國公司或本國少數私人資本，2004年之后又開始出售國有銀行，其中埃及最大的國有銀行之一亞歷山大銀行出售給了外國資本。與此同時，埃及放松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并先后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債券投資利息稅，助長了房地產和證券投機。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民族工業日益衰退，埃及經濟成為名副其實的“依附經濟”，貧困化和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埃及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第三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干脆以“自由主義病毒”來稱呼新自由主義。

　　東歐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尤其是工業和銀行業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喪失了主導權。在匈牙利、波蘭、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這7個國家中，有4個國家外國資本占銀行業的65%以上，在愛沙尼亞居然達到了80%;外資對這些國家的工業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個國家超過了50%，其中克羅地亞甚至達到了85%。外資的涌入并沒有為東歐帶來經濟繁榮，在這方面，匈牙利的例子十分典型。由于國內的新興階級沒有能力購買大中型國有企業，導致最終收購者多是外國資本。在1998年私有化運動結束的時候，原來屬于國有的生產資料80%以上成為私人財產或外國資本的囊中之物，國家保留的國有資產減到社會總資產20%以下。在此期間，經濟不進反退，尤其在1990-1993年間，經濟連年衰退，國內生產總值總共下降了近20%。即便到了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13]

　　失業問題和貧富分化急劇尖銳

　　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措施后，許多國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經濟和市場化為由，限制工會權利，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有意識地提高失業率，迫使工人階級接受低工資。

　　事實上，在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圖1反映的是歐盟委員會提供的歐洲核心15國和美國的平均失業率的情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這些總體的失業率水平是快速上升的，從4%左右上升到了9%左右，之后雖有波動，但總體保持在高位。盡管在2002年之后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但2008年危機之后這個數據又開始上升。

　　圖1歐美平均失業率水平（%）：1960-2009

　　數據來源：歐盟委員會年度宏觀經濟數據庫(MMECO)

　　由于失業率較高而且工人斗爭性減弱，加之新自由主義推行的資本自由流動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納入到國際壟斷資本的雇傭范圍內，大大加強了資方在工人和政府面前的談判地位，因而，在資本利潤率有所提高的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出現了下降趨勢。以拉美國家為例，1980-1991年，玻利維亞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委內瑞拉工人的實際工資分別下降了68%、65%和53%;1980-1994年，阿根廷、烏拉圭工人的實際工資分別下降了14%和21%。[14]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動下，各國內部出現了越來越深的貧富鴻溝。在英國，社會不平等的擴大成了保守黨政府下臺的重要原因;而俄羅斯的經濟轉軌也在短期內把俄羅斯變成了一個極少數人暴富(多為非生產性手段)，絕大多數人赤貧的畸形社會，1997年俄羅斯的基尼系數達到0.5，貧困人口由1988年的2%上升到1995年的50%[15];阿根廷則出現了一個新的、被社會學家稱為“新窮人”的群體。一些前蘇東國家由轉型之前處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陣營，跌入到最不平等的國家行列，最為突出的是亞美尼亞，在1996-1998期間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數高達0.61。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多年來持續擴大，1979-2007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長了51%，而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長了116%，最富的1%家庭收入增長了241%。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近期一項研究顯示，2009-2012年，美國最富的1%人群攫取了美國新增財富的95%。[16]

　　國與國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劇，據世界銀行統計，在新自由主義剛有所抬頭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國家人均收入是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則達到330多倍;高收入國家的10億人口擁有全球財富的60%，中收入國家的15億人口和低收入國家的35億人口各擁有20%。[17]

　　由于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貧富分化極其嚴重。根據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發布的《全球家庭財富分布情況》，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擁有高達40%的全球家庭財富;世界上2%最富有的成年人口則擁有一半以上的全球家庭財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擁有85%全球家庭財富。全球家庭財富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892，相當于如果全球總共只有100個人和1000美元的話，其中一個人擁有900美元，而其余的每個人擁有1美元。

　　全球性兩極分化，經濟增長緩慢，導致了世界貧困問題日趨嚴峻，也成為世界動蕩不安、沖突頻繁、恐怖主義泛濫的重要根源。

　　全球范圍的生產能力過剩和結構失衡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使得許多國家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大量民眾相對和絕對貧困化，導致世界范圍的有效需求增長緩慢甚至減少，從而出現了嚴重的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現象。1999年2月，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曾警告說，世界范圍內出現了計算機芯片、鋼鐵、汽車、紡織以及化工等行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并指出當時世界工業生產能力的實際利用率水平接近于1930年以來的最差水平。[18]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情況更加惡化。以美國為例(見圖2)，其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間平均為82.9%，而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平均只有78.1%。[19]歐洲的情況和美國比較類似，而拉美的產能利用率在上世紀最后20年也在低處徘徊。由于相對過剩的資本在生產領域不能獲利，轉而進入資本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房地產市場等投機領域，吹起了大量資產泡沫。

　　圖2 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1948-2010年

　　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推行的經濟全球化和美元霸權，使世界經濟積累了越來越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從日本、歐洲以及近年來從中國的大量進口，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除了1991年外)其出口一直小于進口，出現了愈演愈烈的貿易逆差。從2003年開始，其經常賬戶赤字超過了5000億美元，并在2006年達到了8000億美元，即便是在危機之后的2010年仍然高達4700億美元。目前，美國已經形成巨額外債，到2011年9月，美國的外債總額已經達到近15萬億美元[1]，超過了其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出現高額順差，積累大量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資金為保值和增值又回投到美國金融市場，推動美國資產價格上漲。

　　隨著全球資本過剩和經濟失衡不斷加劇，金融泡沫也在加速膨脹。新自由主義推行的金融自由化，解除對金融部門的管制，更為各種金融欺詐、投機泡沫鋪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出現了經濟金融化的現象。以美國為例，美國金融業在國內總利潤當中所分割的比重越來越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紀初一度達到45%，而同期制造業的比重則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盡管在一段時間內，金融資本可能依靠吸納更多的資金進入金融部門而獲利，但金融領域利潤畢竟最終來源于實體經濟部門，因此，這一過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頻發

　　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推行的后果之一，是使這些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以拉美為例，繼20世紀80年代爆發債務危機，在90年代初接受新自由主義方案之后的短短十年時間里，又接連出現多次較大危機：1994年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1998-1999年，巴西在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出現嚴重金融危機;2001年底，經濟發展百年不衰、人均年收入曾達到8000美元，又成為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由于連續數年負增長，經濟衰退達到創紀錄的11%，接近崩潰邊緣;2002年，巴西和烏拉圭又陷入金融動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近30年時間里，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出現過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破產。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也不時發生。導致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及其以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為標志的深化，可以說是長期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急轉直下，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業人口總數近2.12億人，失業率為6.6%，比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增加了3400萬人。

　　在危機的發源地美國，美國股市大量財富蒸發，其標準普爾500指數從危機前最高的1562點，之后一度下跌到677點，跌幅高達57%。同時，其經濟總量跌幅也達到了4.2%，失業率從4.4%上升到了10%，失業人口從673萬上升到了1535萬。危機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據估計，從危機爆發到2014年3月，已經有500萬套住房被銀行收回，而且這個數據還在不斷增長。[21]按照美國官方統計，美國貧困人口在2010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4618萬，大約每7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人處于貧困之中。[22]危機迅速向其他發達國家蔓延，金融市場風雨飄搖，經濟迅速陷入衰退，歐洲相當一批國家到現在尚未完全走出經濟衰退的泥潭，并深陷主權債務危機。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業的發展推動經濟繁榮的國家都受到沉重打擊。歐洲小國冰島十多年來由于金融業的超常發展，使經濟迅速增長，人均收入曾排世界首位。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冰島的金融體系遭受沉重打擊，貨幣大幅貶值，外債高筑，國家瀕臨破產。

　　危機還廣泛波及到亞洲、東歐、拉美、非洲，尤其是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后，對外資依賴程度過高、經濟主權受到削弱的國家和地區，受沖擊更為嚴重，例如前蘇東地區，2009年整個地區產出下降近6%，拉脫維亞、烏克蘭、立陶宛、亞美尼亞甚至出現了高于14%的大幅倒退。

　　對新自由主義風潮的反思和矯正

　　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經濟在改革中暴露出重大問題，產生的后果招致批評始終如影隨形，一些曾經將其奉為救世良方的政府不同程度地改變和糾正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新自由主義的原則在實踐中遭遇了批判、抵制和拋棄。

　　在率先啟動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變革的英國，撒切爾主義早已衰落。進入新世紀以來，英國的兩大黨派對新自由主義的熱衷態度明顯發生變化。保守黨領袖鄧肯·史密斯在一次講話中承諾，他的黨不會再繼續撒切爾內閣的“物質主義”的模式，而工黨也同樣急于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劃清界限。[23]2013年撒切爾夫人去世后，英國《衛報》刊文稱：“她留下的遺產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個體的自私和貪婪的物質崇拜。這些東西加起來對人類精神的禁錮，遠多于他們所釋放的自由。”

　　巴西著名理論家多斯桑托斯將里根經濟學稱為“災難政治經濟學”，認為巴西等拉美國家“落入了新自由主義陷阱”[24]。在飽嘗新自由主義的苦果之后，拉美人呼吁探索一條適合拉丁美洲和本國國情的新發展道路的呼聲不斷高漲，查韋斯提出的“21世紀社會主義”就是其中較為激進的選擇。不僅拉美民眾對新自由主義改革存在一種普遍的不滿，一貫支持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美洲開發銀行也承認，拉美結構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許多國家“遭受結構性改革之苦”。[25]

　　正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拉美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明確提出了以強調國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減少經濟改革的“社會成本”、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和衛生事業等為核心內容的“圣地亞哥共識”[26]替代“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從厄瓜多爾(1997年)、秘魯(2000年)、阿根廷(2001年)到玻利維亞(2003年)，大選中獲勝的各國領導人，在競選演說中無一例外地主張反對新自由主義，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獲得人民支持。經過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抵制和糾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經濟自主和成長復蘇。

　　對于“華盛頓共識”，斯蒂格利茨曾評價道，“說得好一些，‘華盛頓共識’是不完整的，說得壞一點，‘華盛頓共識’具有誤導性。”從事轉型經濟學研究的著名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指出，“俄羅斯的經驗基本上可以看做‘華盛頓共識’缺點的證明”。甚至連當年參與主持“休克療法”改革的蓋達爾，后來也不得不承認“改革是失敗的”。普京任總統后，從1999年至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反擊寡頭對經濟的控制。

　　2008年以來，被稱為“百年一遇”的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的蔓延，進一步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當然，以金融資本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仍然壟斷了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新自由主義勢力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例如，美國在利用巨額財政資金挽救大金融資本的同時，又不斷削減中下階層的各種福利以減少赤字。這種挽救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做法，只能使經濟危機進一步惡化并逐漸演變成為社會和政治危機。經歷了這場危機之后，新自由主義可能在全球失去其主流地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內的一批主流經濟學家站出來公開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他直接以“新自由主義的終結”為題撰文指出，新自由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信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撐。曾以提出“歷史終結論”名噪一時的斯坦福大學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在與美國全球發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爾合寫的《后“華盛頓共識”——危機之后的發展》一文中明確宣布，“如果說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一些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中谷巖過去是在日本鼓吹和推廣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在本輪危機爆發不久就出版了名為《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的著作，并在日本社會引起強烈反響。他在書中指出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蒙受了巨大災難，并宣布“我們終于要與主張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訣別了。”[27]

　　西方媒體和社會各界人士在金融危機后，紛紛要求轉變原有的主流經濟治理范式。2008年1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刊發題為《經濟史拐點》的文章，指出世界經濟正在步入一個拐點，即全球主流經濟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轉向政府干預。日本《每日新聞》指出，“危機的元兇”是“里根與撒切爾夫人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即市場至上主義”，是“數十年的自由放任這一過度自由主義”。金融巨鱷索羅斯在接受法國《世界報》采訪時表示，“(華爾街危機)是我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放任市場和讓其自動調節理論的結果。危機并非因為一些外來因素，也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體制給自己造成了損失。”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在2012年達沃斯論壇上提出：“我們必須改造資本主義，使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更加負責任，對于社會的需要負責任。”

　　一些西方政要也在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和危害。在2009年的20國峰會閉幕新聞發布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公開宣布了“華盛頓共識”的終結[28]。2009年2月，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陸克文專門撰文批判新自由主義，指出“本次危機正是過去30年來自由市場理論主宰經濟政策的最終惡果。這種理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原教旨主義、撒切爾新政或華盛頓共識，其理論核心是應限制政府活動，最終由市場力量全面取而代之。”[29]

　　【注釋】：

　　[1]1990年，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起，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會議。會議形成的共識包括十個方面內容：(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4)實施利率市場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放松對外資的限制;(8)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這只是最初意義上的“華盛頓共識”，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真正向發展中國家推行的，也就是人們通常意義上的“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內容更加寬泛并且更加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往往還會包括資本賬戶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打擊工人力量的內容。

　　[2]資料來源：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U.S. Economic Fractures and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Austerity.2003

　　[3]陳平、王軍：《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為什么必然失敗?》，《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

　　[4]TransMONEE 2011 Database, UNICEF Regional Office for CEECIS, Geneva.

　　[5]World Bank,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2002

　　[6]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頁。

　　[7]朱安東：《“伯克利黑幫”與印度尼西亞40年來的經濟發展》，《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11期。

　　[8][俄]坦基揚：《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危機抑或全球美國化?》，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頁。

　　[9][日]伊藤誠：《日本新自由主義評價》，見[英]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等《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頁。

　　[10]唐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別名考》，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頁。

　　[11]褚鳴：《批判的新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批判》，《國外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12]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見[英]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等《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頁。

　　[13]朱安東：《匈牙利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國財富》2007年第11期。

　　[14]Duncan Green, Silent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Appendix A.

　　[15]ISCCIS(獨聯體國家間統計委員會)，The Ma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1-1999,Moscow,1999.

　　[16]http://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

　　[17]《新自由主義與國際金融危機》，《人民日報》2012年6月7日。

　　[18]“Could It Happen Again?”, Economist, 22 February 1999.

　　[19]從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在上世紀60年代是最高的，平均達到了84.9%，70年代下降到81.5%，80年代進一步下降到78.7%，90年代略有回升，達到81.2%，但在過去的十年里下降到了有統計以來最低的74.5%，在本次危機中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了66.2%。

　　[20]見美國財政部網站，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debta2011q3.html

　　[21] http://www.corelogic.com/research/foreclosure-report/national-foreclosure-report-march-2014.pdf

　　[22]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提供數據計算，數據來自http://www.census.gov/hhes/www/poverty/data/historical/people.html

　　[23]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

　　[24][巴西]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義的興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25]美洲開發銀行：《拉美改革的得與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26]“圣地亞哥共識”的含義是：a必須減少經濟改革的“社會成本”，使每一個人都能從改革中受益;b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和衛生事業;c不應該降低國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d健全法制，實現社會穩定;e提高婦女和少數民族群體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f完善和鞏固民主制度。

　　[27][日]中谷巖著，鄭萍譯：《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28]程瑞華，《盤點各國政要觀點解析G20峰會成果》，載《金融時報》2009年4月4日，見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4/n263201156.shtml

　　[29]陸克文，《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與變革》，見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18/content_11030473_1.htm，原文標題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載The Monthly雜志(http://www.themonthly.com.au/monthly-essays-kevin-rudd-global-financial-crisis--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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