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深刻理解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對于了解政府處理當前經濟危機的政策極為重要。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克里斯•哈曼(1942—2009)在本文中分析了新自由主義的現實，討論了左派中存在的一些觀念，如關于國家的經濟作用的下降、設想的生產與金融的分離，以及戴維•哈維提出的“通過劫掠積累”的觀點等。在哈曼的分析中很清楚的思想是，雖然“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對資產階級帶來好處，但對確保高利潤率和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樣是不夠的。

　　將任何意識形態的要求和具有這種意識形態的人在實踐中所做的事情加以區別是很重要的。兩者很少一致。盡管這樣，不論是在左派或是右派當中許多人繼續斷言新自由主義與最近30年的實踐經驗并不協調。

　　首先，正在擴散的信仰是新自由主義意味著一種國家的倒退。這在觀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支出的指數時是自我矛盾的。

　　跨國公司繼續扎根各國。它們中的大多數集中在唯一一個來源國，擁有一半以上的的資金、市場和勞動力，以便保護它們的利益。國家的干預被用來打擊男女勞動者，比如用反對工會的法律或是利用警察反對罷工。但是也不斷被用來保護受到危機后果影響的資本。美國政府幫助拯救克萊斯勒公司，當它在1979年臨近破產的時候，在80年代政府負責談判以便避免因拉丁美洲國家無力支付的債務而垮臺。最近通過聯邦儲備中央銀行試圖限制因次級貸款危機對金融系統造成的損失。事實上，從70年代起，國家干預危機比50或60年代更多了，簡單的理由是后來的危機更加嚴重。

　　采用“凱恩斯主義的”舊技術確實沒有能夠阻止危機，這導致試圖讓市場控制，相信“創造性的破壞”將使“有效的”資本因“無效的”資本的削弱或消滅而獲益。這是70年代末在美國試圖實現的提高利率的“波爾克休克療法”。但是，每一次這些意圖的幸存者又再次依靠國家。

　　美國可能是“先進的”國家，在那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扎根更深。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大多數時期采用要求貸款的“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資助了國家的支出，超過了凱恩主義時代所做的事情。對美國的統治階級來說，新自由主義被理解為允許市場擺脫已經建立的資本-是強加給較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某種東西以便對美國的資本有利，而不是在美國應當允許沒有限制地做某些事情。

　　在西歐、日本和中國同樣的邏輯在繼續，在俄羅斯出現了葉利欽的破壞浪潮。更自覺的意圖是將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強加給地球南部的窮國。在戰后“發展主義的”年代加強了權力的當地統治階級天真地擁抱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措施，希望變成在其他國家運作的資本的伙伴。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社會緊張，導致重新肯定國家的作用。某些拉丁美洲國家出現了“新發展主義的”轉向，將“凱恩斯主義的”實踐與“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混雜在一起，這是破壞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結果。

　　由于這個原因，“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今天資本運作恰如其分的描述。并不存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的倒退。代替它的是一個試圖通過在國際范圍內重組20世紀出現的機構來解決它的問題的制度，馬克思主義曾將這些機構稱之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發揮一種中心的作用，作為供給者或調控者，即使是在全球化使其比在戰后頭幾十年更難做到的時候。

　　關于金融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認為存在資本兩個部分(金融或工業)分離的斷言是可以駁斥的。許多金融機構在以貸款者和借貸者之間的中介卷入時，不僅提供資金， 而且接受貸款。對它們來說重要的不是利率的絕對水平，而是不同利率之間出現的差額，特別是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之間的差額，對工業提供轉讓和得到貸款，在投資中間積累因利息的變化而得來的順差。

　　最近25年期間一個重要的現象是進行新投資的順差比例慢慢被破壞，因為利潤率沒有完全恢復到它在70年代初的水平。資本的儲蓄多于生產性的投資，工業資本家開始進行金融冒險，其意圖是以獲利更多的方式利用他們的順差。如果說資本的大部分集中在金融部門，這是因為工業資本企圖通過“金融化”恢復他們的利潤率。這是一條死胡同，因為只有生產性的勞動能夠創造新的持久的價值。并不是華爾街征服了緬因街，正如哈維所說的那樣，而是兩者對戰后最近幾十年并不存在的問題互相對立。

　　“劫掠的積累”

　　戴維•哈維關于新自由主義集中在對它的特征的論證導致一種新的資本積累的模式，即“劫掠的積累”。這是“與擴大的再生產相關的占統治地位的積累方式”，它采取很廣泛的形式：

　　“土地的私有化和對農民人口的強制遷移”;

　　“普通的、集體的和國家的所有權等轉換成專門的權利”;

　　“勞動力的商品化和取消生產和消費的選擇方式”;

　　“交換的貨幣化和特別的土地評價”;

　　減少“因為債務而完全被剝奪的居民”;

　　“通過信貸和操縱庫存掠奪商品”;

　　“遺傳材料的專利和許可，原生質種子和所有類型的產品”;

　　在危機期間以“拍賣價”“購買”減價的商品，“策劃、引導和控制危機是為了使制度合理化”，為了“使劫掠的積累發生而不發生總危機”;

　　“減少為了保護勞動而設計的調控框架”。

　　哈維的單子包括了當代資本主義令人不愉快各種特性。但是只說明這些特性如何“劫掠”，不能解釋現在的國家制度。當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在19世紀使用“所有權是一種盜竊”這句話時，他發出了能夠表達居民憤怒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戰爭呼喊;與哈維所說的“劫掠的積累”的話是同樣的。但是喊口號反對偷盜和進行嚴肅的分析不是同一回事，如同馬克思1847年批評普魯東那樣。

　　哈維分析的問題是更為嚴肅的，它包括總是陪伴著資本主義積累的特性，如在衰退-繁榮-再衰退的周期里某些資本被其他的資本“劫掠”，或如同對工資和勞動條件的打擊。還包括一些資本家為了以其他人為代價擴大自己的利潤采用的方法，“通過信貸和操縱囤積劫掠商品”，不能允許資本家階級在全球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資本家階級從其整體考慮不能作為階級而致富，不能增加他們的總資本，或生產一種順差的價值，因為一個資本家賺取的是另一個資本家損失的。作為整體的階級不可能欺騙自己。

　　對某些資本家被另外一些資本家“劫掠”的做法也以某種劫掠的方式對居民中非資本家的階層采用。比如，窮國內地城市的窮人被驅趕的現象，目的是讓那里的企業發財，這意味著對最貧窮的居民更嚴重的壓迫。但是這本身對全球的資本家階級并不創造一種順差的價值。豪華樓層或辦公樓的租金由富裕家庭口袋里已有的順差支付或是由公司支付。

　　“原始的”積累

　　哈維的根據是“劫掠”意味著“原始的積累”，這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初期提出的理論，這繼續是(資本主義)制度一個集中的特征，甚至是比通過剝削勞動力的積累更加重要的特征。但是對馬克思來說，原始積累不是僅僅因第一批資本家通過盜竊創造財富。具體地說，那是盜竊農民的土地，使他們被迫尋找領取工資的勞動。在剝削階級如何通過武力(這在所有類型的階級社會都發生過)增加他們的財富中沒有找到他們的特征，而是在如何允許以特有的資本主義方式發展而增加財富才找到他們的特征，這創造了一個“自由的”工人階級，他們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沒有別的選擇。

　　這種“原始的”積累方式如今還在繼續。埃及的老地主，巴西的農村資本家，中國的地方負責人和在印度最近建立的資本主義農場經常企圖占有當地農民的土地。但是，哈維在論證這只是最近幾十年的特征時搞錯了。如同特里•拜爾斯指出的，在戰后的幾十年原始的積累發生在殖民帝國，盡管在它使生產者與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時是很不成功的，西歐的原始積累曾經是這樣，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擁有土地的貧窮的農民階層。

　　盡管最近幾十年人們看到更粗暴的原始積累的方式，“說資本主義的改革是成功的”并不明顯，在東亞的情況除外。

　　任何對原始積累的解釋都不應當處于20世紀最重要的原始積累之外：在前蘇聯從1929年起斯大林推行的農業“集體化”之后，數百萬個農民家庭被征用。哈維所指的是這一點，但是沒有包括在他對新自由主義之前對資本主義的講述中，他將資本主義類型的制度看作是在那些國家實施現代化計劃的意圖，那些國家沒有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

　　對哈維來說，馬克思的“原始積累”的思想不如羅薩•盧森堡的另一個思想重要。盧森堡解釋說，對資本主義的產品需求的缺乏造成這個制度只能通過呑食它周圍的前資本主義世界才能擴張。哈維寫道，“‘外部的’某種類型對穩定資本主義是必要的想法是中肯的”。對他來說，資本主義的問題是“超額積累”，它決定吞噬“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或還沒有無產階級化的某個資本主義的階層”。

　　但是，為了允許“通過劫掠積累”必要的數量，在資本主義之外還有什么呢?哈維的回答是國家構成這個“外部的”東西，不論是國家，“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大部分第三世界發展主義的國家，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部門，對他來說所有的都是“非資本主義的”。因此，改變它們的財產為私人掌握，會為資本主義的積累提供新的資金。在使用這個論據時，哈維利用了大部分國際左派的“共同的判斷力”，但那是一種錯誤的共同判斷力。

　　早在1870年代，恩格斯就理解國有化本身并不創造資本主義之外某種外部的東西：

　　現代國家的形式并不重要，從本質上說是一臺資本主義的機器……整個國家資本人格化的理想。在更多地采用生產力時，就更多地變成全國的資本家，剝削更多的公民。勞動者繼續是領取工資的工人，無產者。資本主義的關系沒有消滅，以另一副面孔出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嚴肅的分析必須考慮到國家的干預不僅作為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支持，而且作為資本本身的積累者。比如，德國馬克思主義者華欽•希爾奇說：這樣，由于生產力的進步，保持積累的進程要求具有規模的個人的資本和形式，到這個程度資本在它的再生產進程中還不能提供這種規模，只能靠國家機器的干預才能獲得。

　　讀哈維的書時，可以相信存在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部門在戰后的幾十年里使積累加速。但是在那個時代積累率比現在高，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如本•菲內指出的，“繁榮是由哈維看作現代積累的工具相反的因素支持的，如國有化工業的擴大和一般國家的經濟的作用”。

　　私有化的真正意義

　　在過去的25年里在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一個將國有工業私有化的趨勢，如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曾存方向相反的趨勢。這怎么解釋呢?存在不同的相關因素。

　　80年代走向國有工業私有化的最初步驟是對“國家財政危機”一種實用的回答;當衰退影響稅收和失業時，對國家財政的壓力迫使支付補貼和社會保險。出售國有資產帶來很多資金，在短期內減緩了政府的問題。

　　此外，存在著被競爭減輕的國家壟斷沒有向它的勞動者施加足夠壓力的信念。這種視角的邏輯是打破國家的壟斷和將其向市場開放將迫使它們的經理對他們的勞動者更加強硬，恐嚇工人讓他們接受更壞的條件。私有化的進程確實鼓勵經理們引入提高生產率的方法。一旦私有化以后，公司將將其他的活動分包，很簡單，這樣將軟弱的勞動者的團體與其他潛在的更強大的團體混雜在一起。本•菲內認為“私有化是一種重要的方式，使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得以重組”，與所謂“勞工靈活性的市場”相聯系。

　　但是這種私有化的動機可能與將其用來在短期內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相沖突。為了讓國家能夠靠私有化掙錢，接受私有化的人應當有一份壟斷利潤的說明書。解散企業是為了鼓勵經理，恐嚇工人，消滅上述壟斷。在實踐中許多國有企業被原封不動地出售，處在有權確定資本其他部分壟斷價格的地位。國家不得不任命“調控機構”，通過法令使市場做它應當做的事情。

　　同時，私有化不是唯一能夠造成市場自動起作用的幻想的辦法。將國家經營的機構分解為競爭性的單位(比如英國國家衛生服務的“信托基金”)能夠達到同樣的目的：在某些機構內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市場的見證”。或由于旨在本國企業之間創造競爭，經常是國家所有制的企業。這就是歐盟企圖對廣泛的工業部門做的事情，如電力和郵政服務部門。在一個國家如英國私有化的最后結果，廣大的服務部門被私有化，如電力、水務和鐵路，可以由國家所有制的外國公司控制。

　　最后這些例子否認了哈維關于私有化穿越“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生產之間魔術般的路線。請記住他所說的新自由主義關注“階級的權力”，盡管將其說成是一種階級的權力的“修復”-而不說成是創造-這是廣泛地夸大在新自由主義之前的時期資本家階級的軟弱性。關于私有化的實際效果也存在著重要的辯論。凱恩斯主義的分析人士對因并不存在的或很少的私有化的效果出現的利潤進行研究，與諸如在國有化的范圍內引入新技術同樣的或更大效果發生的變化進行比較。

　　階級的權力以另外的方式介入私有化。一個有力的意識形態的神話是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之下支持資本主義權力的是代表全體居民的國家。為了支持這種神話，領導階級必須對國家影響力的范圍通過選舉向居民讓步。當總的利潤允許對現實的改革做出讓步時，這不是一個問題。國家擁有工業有助于支持關于階級的力量國家是中立的神話。但是，當從30年前資本主義進入一個很長的危機時期時，出現了居民希望國有的工業保護他們免受這些危機的沖擊。將國有的工業分離，讓其服從于市場可能將對遭受危機的勞動者的打擊非政治化，將罪過轉移給市場“自主的”和“自然的”力量。

　　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加布里爾•波波夫在1989年至1992年騷動的幾年里曾是莫斯科市的市長，他說：“如果我們不很快將所有制非國有化和私有化，我們將受到為自己的利益而斗爭的勞動者的浪潮的打擊”。

　　俄羅斯的這個例子挑戰了哈維認為1989至1991年期間“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將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以有利于全球世界的制度的思想。這個思想遠沒有“創造”一個新的階級，大多數國家繼續控制著工業。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它們尋求找到一條重組在自己控制之下的經濟的出路，以私有化的方式保護自己，私有化使部分居民造成一種所有制的幻想，(比如通過向工業家和共產黨的官僚分配證券進行私有化，他們可以低價購買)。一些舊的統治者賺了錢，另外一些人賠了錢。但是認為結果是對積累的巨大推動很難成立，不論是在前蘇聯還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如此;90年代在全球范圍內積累率下降，以至低于80年代。

　　80年代英國的私有化幾乎是“贈送的”，當時企業和它的存貨以低于其實際價值出售，這具有補充的意識形態優勢，贏得中產階級和某些勞動者的支持。但是，這股力量并不像80年代中期某些人所斷言的“專制的民粹主義”那么強有力。比如，80年代的一項研究斷定購買了官方保護的住房的勞動者沒有對不這樣做的托利黨人投更多的票。當哈維說在撒切爾統治下“中產階級的價值廣泛擴大以至包括過去被堅定地確定為工人階級的人”，這是夸大了。

　　私有化的傾向中另外有兩個介入的因素。許多分析認為私有化使通過在國界之外兼并或收購的重組更簡單。如本•菲內所說的，在國際上重組對國家限制本國所有權的工業意味著一個問題。對介入這些活動的資本家來說，存在的疑問是國家所有制的一個伙伴將減少稅賦和本國政府的補貼，扭曲它的結算。如果合并的公司面臨經濟困難，政府將在政治上受到負擔外國伙伴死亡的壓力。

　　在私有化的邏輯中這個因素對那些能夠從中獲利的人特別有吸引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將私有化強加給窮國以換取延期支付債務為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帶來巨額利潤。哈維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但是他提出“通過劫掠積累”的方式作為創造利潤的中心則是錯誤的。

　　資本從何處獲得更多的利潤的一個指證是外國直接投資在全球流動提供的。三分之二的外國直接投資投向發達國家，其余的投資最大的一塊唯一的目的地是中國。有財政順差的非西方國家(中國、海灣石油國等)用這些資金收購西方的公司，表明它們知道最大的利潤在哪里。

　　最后，對某些資本家來說私有化是非常有利的。它本身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只是能夠做到增加對工人或農民的剝削。相反，只是意味著順差從一個資本家分流給另一個資本家。

　　但是這對資本家個人是有利的。他們的物質利益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聯系非常密切，他們準備吸引、賄賂和恐嚇政治家們以便使私有化走得更遠。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80期，摘譯自2014年9月1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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