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實事求是地診斷和治療國企，才是對國企最好的愛護

　　德國曾為私有化最堅定的國家。德國統一前的聯邦德國是西歐唯一自始至終追求私有化的國家。然而近年來，德國開始了新一輪國有化浪潮。據報道，2013年11月3日，德國電力行業掀起反私有化風暴，首都柏林全民公投欲將電網收歸國有，以驅逐目前控制柏林電力的外國公司。而10月德國第二大城市漢堡已經以51%的支持率通過了類似的提議。

　　德國為何“再國有化”?

　　上世紀50、60年代，當法、英等國通過國有化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時，德國反其道而行之，通過進一步的私有化來解決問題。大眾汽車公司在1960年60%的資本被變賣，40%資本歸國有。VEBA 化學公司在1965年實行部分私有化，聯邦政府只有25%的股份。1987年，政府的這部分股份也被變賣。漢莎航空公司的股票1966年第一次上市。國有控股比率由此下降為74.31%。80年代，聯邦政府在漢莎航空公司的股份一直在下降，1997年，公司完全私有化。

　　上世紀90年代是德國私有化的又一個激進年代。1991年到2002年，德國聯邦直接參股企業和聯邦特別財產企業的總數由214個減少到120個，重要直接參股企業從136個減少為37個。三大重要公共部門聯邦鐵路、聯邦郵政和聯邦通信的私有化任務基本完成，整個期間私有化總收入為235.74億歐元。

　　一個私有化堅定實行者的德國，何以一改前衷轉而青睞國有化?就電力來說，根源在于高污染和高電價。柏林當前電網提供商瑞典電力公司Vattenfall沒有選擇購買更多的綠色能源。該公司在德國80%的發電量來自高污染的褐煤。柏林的民眾，尤其綠色能源組織要求在柏林建立一個生產可再生能源的公用事業公司。同時，在Vattenfall壟斷下，德國人承受著高電價。據《福布斯》網站報道，面向歐洲23國首都的一項統計顯示，德國首都柏林的稅后電價為全歐最高。德國電網獲得的壟斷利潤卻都轉移到了瑞典核電站與煤老板。

　　中國應汲取德國私有化失敗的教訓

　　德國新一輪國有化與中國國內一些人倡導私有化的吁求形成鮮明對照。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企私有化主張一直甚囂塵上。依據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一些人明知私有化已不可能，仍對《決定》斷章取義，認為從此“國企民企不分老大老二”，并且利用“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及“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一廂情愿地繼續宣揚國企私有化。對于《決定》要求“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則視而不見。

　　德國在上世紀90年代實行電力私有化時，柏林政府承諾，市場運作將導致電價下調、帶來最好的品質以及更有針對性的服務，如今這些承諾統統成了空話。在中國，迷信市場運作，以為私有化和市場化就能消除壟斷，就能帶來高效率，就能保護環境，就能帶來最好的服務，這些私有化的理由與德國當初的私有化承諾毫無二致。

　　私有企業經營的目的不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了增加就業和改善民生，也不是為了保護環境，而只是為了利潤最大化。德國電力私有化后，利用高污染的褐煤發電，成本最低;而城市電網壟斷使外國資本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中國主張國企私有化的人，從來是把國企和壟斷畫等號，殊不知私有企業同樣追求壟斷。2012年，柏林電網獲得的壟斷利潤高達約1.5億歐元。這些利潤到哪里去了，是否用于改善民生和保護環境呢?對于德國來說，都跑到瑞典電力公司手里和生產褐煤的煤老板手里，也就是跑到控股的外資手里，跑到破壞環境的罪魁手里。

　　中國國企在關系國計民生的許多領域具有控制和影響力，要說壟斷那也是代表民眾在壟斷。國有資本獲得的利潤屬于全民，而不是屬于少數人，更不屬于外國人。這一點，三中全會后國人看得更加清楚了，因為《決定》中規定：“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零二零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國有資本不等于官有資本

　　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真正問題不是壟斷，而是代理環節過多和民主監督不力，造成了一些國有企業轉變為官僚資本企業。實事求是地說，部分國企不過是招牌，實際是官僚資本企業。

　　當初鐵道部管轄下的中鐵資產按憲法都是全民所有的，但實際上許多資產已淪為官僚資本。劉志軍是原鐵道部部長。根據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是，從1986年到2011年，劉志軍在擔任鄭州鐵路局分局黨委書記、分局長、鄭州鐵路局副局長、沈陽鐵路局局長、原鐵道部運輸總調度長、副部長、部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邵立平和丁羽心等11人在職務晉升、承攬工程、獲取鐵路貨物運輸計劃等方面提供幫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員給予的財務共計折合人民幣6460萬余元;他擔任部長期間，違反規定，徇私舞弊，為丁羽心及其親屬實際控制的公司獲得鐵路貨運運輸計劃、獲取經營動車組輪對項目公司的股權、運作鐵路工程項目中標、解決企業經營資金困難提供幫助，使丁羽心及其親屬獲得巨額經濟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法院查明的這些事實都鐵證如山。這就是說，在腐敗官員控制下的中國鐵路其實已經不是什么全民財產。

　　國有企業當然是國有的，這沒有任何疑問。而我們的國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屬于人民的，國家所有當然屬于全民所有，這也沒有任何疑問。但這些都是憲法文本上的規定，回到現實這些國有企業都是國家的嗎?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并非如此。部分國企已經成為官有資本。中鐵如此，中石油也是如此。

　　周氏控制下的中石油內部腐敗之嚴重超乎全民想象。“大單子”帶來的招標腐敗，審批權力尋租的“潛規則”，使得中石油這個巨型國企基本上成為蔣潔敏、王永春、李華林、冉新權、王道富和陶玉春等一大批官員牟取私利的工具，成為實際上的官僚資本。此外，像惠生工程、安東油田服務、宏華集團、仁智油服(002629,股吧)、神開股份(002278,股吧)、深圳燃氣(601139,股吧)、陜天然氣(002267,股吧)、百勤油服、明星電纜(603333,股吧)等企業也都卷入中石油腐敗案中。中石油全民資產也部分成為這些公司牟利的工具。

　　國有資本不等于官有資本，但官有資本都打著國有旗號。在大多數善良人的愿望中，以為反對國企私有化就是維護全民所有，事實絕非如此。我們都知道，如果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名副其實是國有的，那么，反對私有化就是維護名副其實的國有;如果國有企業已經名不副實，已經是官有資本，反對私有化實際等于維護官有資本。中國的國有企業到底有多少已經名不副實，到底有多少已經成為官有資本，無人能統計清楚，但從腐敗案中可以窺見，比例并不低。

　　個體腐敗雖然也有嚴重的，但一個人控制數以千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實難做到。不過如果這個人是一個國企的董事長，而他又組團腐敗那就不一樣了，能使整個國企變成官僚資本。近些年來，國企腐敗窩案可謂層出不窮。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曾指斥知名國企古井集團腐敗窩案，其高管幾近“全軍覆沒”。特大國企巨化集團上自董事長、副總，下至二級單位廠長組團腐敗，致使巨化集團完全淪為特大官僚資本。上海市一家國有大型企業，老總、副總、采供經理組團腐敗，竟將一家本來前景很好的國企變成這幾個官員的“提款機”。中石化一家下屬國企腐敗窩案，以李青峰為首的8名高管組團腐敗，李青峰還曾到檢察院撈部下。官僚資本之嚴重，猶如國企染上癌癥，幾乎到了晚期。在這個時候，單純反對私有化主張國有化，不能解決問題。現在需要的是，實事求是地去診斷和治療國企。

　　山西是我國煤炭大省，有許多國有大型企業，幾個月來，中紀委帶走了金道銘、申維辰、令政策、杜善學、聶春玉、陳川平、白云、任潤厚，山西官場大地震，官不聊生。13名省委常委5名被拿下，半年多時間有8名長期在山西工作的省部級高官落馬。詳細案情尚不得知曉，但一批國企成為官僚資本幾乎必然。

　　德國新一輪國有化浪潮證明私有化不是什么靈丹妙藥，但中國也不是簡單國有化的問題。深化國企改革必須遵循憲法，但決不能保護官僚資本。有些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式改革的同志，只從原則出發，脫離現實矛盾;只講法律準繩，不講事實依據;只講本本主義，不講實事求是。對于打著國企旗號的官僚資本企業，簡單認為叫停國企改革就是勝利。近來所有口號都是反對私有化，無視官僚化，國企制度存在怎樣的缺陷，是如何導致官有化的，如何從現實矛盾出發擬定國企改革的正確建議，都落在他們的視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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