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民族聯盟的一次暫時性挫折
楊思遠
23日,英國公投結果,52%的人贊成脫歐。這是民族聯盟的一次暫時性挫折,但它改變不了社會存在合類性發展趨勢,相反是這種合類性發展的一種正常表現。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人類發展一開始就以一定的共同體形式表現出來。從氏族到氏族聯合體,再從部族到部族聯盟,由穩定而鞏固的部族聯盟進到民族,這是人類發展的大歷史。從世界范圍來看,民族的形成與資本主義興起聯系在一起,前資本主義階段,人類大概除了中國的漢族之外,還沒有哪個共同體發展到民族這樣的高度。
資本主義發展一開始就處于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資本主義登臺表演,它的活動舞臺就是世界市場;另一方面,建立國內統一市場又要求它選擇民族國家的形式。歐洲近代民族形成,既是封建國家政權框定的結果,又是國內統一市場建設催生的產物。在這個過程中,封建國家重商主義政策的施行,從共同體的發展來說,造就了民族;從階級發展來說,造就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后來,資產階級革命奪取了國家政權,歐洲的各個部族和部族聯盟終于以資本主義民族的形式首次出現在歷史上。
至于中國的漢族卻是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形成的。由于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早在秦統一中國后就建立了,但秦朝歷史短暫,不足以形成一個民族。漢襲秦政,包括西漢和東漢,長達400余年(西漢214年,東漢195年,中插新莽17年),足以形成一個民族。在秦以來的專制中央集權框定下,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軌、統一貨幣,以及農業生產方式的長足進步和經濟繁榮的基礎作用,最終形成漢族,通行漢語,使用漢字,書寫漢文。漢人最初是指漢朝人,就像商朝被人被稱為商人,秦朝人被稱為秦人;后來又有唐人、宋人之稱一樣,但漢族形成于漢代,后來專指漢族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一般不用朝代稱謂,而用族名,如元代蒙古人,清代滿人。漢族是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這與中國歷史的“一大一小”分不開,“一大”是大一統,“一小”是小農經濟,都是前資本主義社會最為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小農經濟以極少量的土地就可以養活一家人,使得漢族有能力養活眾多人口,沒有精耕細作的先進農業,殊難想象。大一統的專制政治使得眾多人口在共同的東亞地域、共同的漢語言、共同的小農經濟生活、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礎上形成共同體。從人口學上講,與中國漢族相比,當今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堪稱“少數民族”。
人的合類性發展并沒有停步于民族,就像氏族進到部族要經過氏族聯合體的中介,部族進到民族要經過部族聯盟的過渡一樣,自從蘇聯和歐盟出現,明顯出現了民族聯盟這一新的合類性發展形勢。蘇聯解體和英國脫歐,這在合類性發展大歷史中極其正常。氏族以血緣為基礎,部族以地緣為基礎,因此,氏族和部族非常穩定,解體較難。但對于過渡形式的氏族聯合體和部族聯盟來說,不穩定是其基本特征,分化聚合是常有的事情。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的許多盟會就是部族聯盟,大多僅是一次聚會而已,沒有不散的筵席。過渡形式本身包含著兩個發展前途,或者進到更大的共同體,或者退回去。英國公投僅是脫歐,甚至連歐盟解體都算不上。
合類性是一切存在共有的屬性。類指的是存在的普遍性,它與單一性一樣,是每一種存在的基本范疇。“任何一種存在物都只能既作為它那個類(普遍性)的個例,同時又作為單一性的對象性(單一性)而實存。”(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第48-49頁)合類性決不是一種能脫離于存在著的對象性的真實本質的思維抽象,而是存在的一種表現。合類性就是普遍性,它與單一性均屬于存在物的客觀屬性,存在物是合類性與單一性的統一。唯心論把合類性確定為思維規定,馬克思認為都是存在規定。
但是存在有不同類型:無機存在、有機存在和社會存在。社會存在是與自然存在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最高水平的存在類型,較高存在類型以較低存在類型為基礎發展而來。三大存在的合類性也各具特點。無機存在只有可以客觀確認的(即無聲的)合類性。盡管每個個例的存在和存在過程都在顯示著同樣的合類性規定,然而類畢竟只是在個例中才是直接存在著的,這個基本范疇的本體論事實表明,即使在無機界,這種范疇(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范疇乃是存在形式、存在規定)關聯也是一種基本存在方式。有機存在的每個有機體都是一個受自身內力推動的整體,生生滅滅是其存在方式的基本規定性。同無機自然相比,有機體的形成乃是一個徹底變化,所有單個有機體的再生產都是在它們的一定的合類性范圍內實現,否則單個有機體就不能作為特定的類的有機體被再生產出來。而有機體不能持續再生產就不能存在。有機存在的合類性無意識、無表達,因而是無聲的合類性,但卻有表現。這種表現,例如同類個體之間在尋找食物、預示危險、追求交配等特定情勢下,總是通過信號作出合類反應。
社會存在合類性是對無聲合類性的克服。這種克服建立在人對周圍世界的積極適應方式即實踐基礎上。每一實踐的目的論設定,都必須以只有在共存中才能存在的主客體二元性的產生為前提和結果。這樣就開始了一種從合類性的立場來看是極其重要的趨勢:單一性轉變轉變成個性。純自然的單一性真正地發展成為總是社會性的個性,雖然是以實踐為準的目的論設定為基礎,但這個過程本身卻沒有任何目的論特征,即使在較高階段,人自己或多或少有意要成為個性,但并沒有揚棄這個過程的無目的特征的事實。勞動以及從勞動中直接產生的所有實踐形式,一開始就對勞動著、實踐著的人產生復雜的反作用,使人的活動變成日益廣泛而又有區別的有意識的活動,使主客體關系日益深刻地成為在人類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范疇。社會的社會性逐漸地現實地形成。由于實踐的結果,日益發展的個人就成為社會的對立面。所以,合類性的客觀體現不僅日益得到發展并在許多方面日益多樣化,而且這種體現還對從事實踐活動的個人提出日益增多、日益細致的要求。正是在這個主客體相互作用中,才產生了特定的存在基礎,使得人的純自然的單一性獲得個性特征。個體之間通過越來越豐富的意識、語言、交換、市場、貨幣等純粹的社會存在形式,而超越了有機體之間“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系起來的共同性”。(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全集》第3卷,第8頁)
三大存在合類性雖然有著本質的區別,但較高存在類型的合類性不過是以新的范疇改造較低存在合類性的結果。無機存在中的光線和空氣振動,在有機物那里變成了可以作為信號傳遞的顏色和聲音,在社會存在中則變成純粹社會存在形式的標志、語言和音樂。不僅如此,有機存在合類性中出現的合類性形式,甚至在無機存在中找不到對應物,同樣,社會存在也有自己特有的合類性形式,在自然界中同樣找不到對應物,如價值、市場、貨幣等范疇。因此,這里的改造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而包含著飛躍,創造出符合新存在類型再生產需要的合類性新形式。這種飛躍可謂既連續又中斷。這種飛躍中包含著兩種東西:一方面是連續性,它在較高級的階段上也表現為對于某些基本結構的保持;另一方面則是連續性的中斷,人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許多嶄新的范疇的產生。從類與個例之間的關系來看,有機體對其周圍世界的消極適應轉變為積極適應,曾經是完成飛躍所依賴的基礎,這樣,社會性才能作為新的合類性形式而產生,并且逐漸克服自己的直接的純生物學特征。
在自然界無聲合類性與社會存在克服了無聲合類性之間,存在著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新差別:在自然界,所涉及的僅僅是類的在與不在;如果把某個類的滅絕同它演變成另一個類聯系起來考察,那么,一個類的滅絕就是另一個類的產生。在社會存在合類性中,則產生了一種在不斷演變中揚棄自我又保持自我的實體。社會存在新合類性已經不再是某種穩定的巋然不動的東西。總之,人的合類性所具有的過程特征較無聲的合類性發生了質的變化。生物的合類性也是歷史性的過程,但只是生物有機體的生滅;人類不單純保持自己為人類,還向更高階段發展。
馬克思自提出“人的類本質”概念之后,從未停止把合類性視為在衡量人類發展過程時本體論上起決定作用的標準。合類性所占的核心地位以及人類在自然界中對無聲的合類性的克服,這些決不是青年馬克思天才的“偶然的想法”。馬克思曾一再強調指出,自然限制的退卻乃是實現社會性的標志。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說明,馬克思把真正實現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稱為人類史前史的終結。
人類還停留在史前時期。共產主義是沒有國家,沒有民族的社會。史前時期的終結,現在看來不是在民族基礎上直接實現的,而需要通過民族聯盟的中介和過渡,其間,階級的消亡具有決定性意義。作為中介和過渡形式的民族聯盟的解體和分裂,改變不了人類合類性發展的歷史大趨勢。
我們已經指出,社會合類性發展本身是一個無目的的客觀過程,但這個過程本身又是對無數目的論設定行為的綜合。在英國脫歐過程中,脫歐派共有17,176,006票,留歐派共有15,952,444票。就是說,英國這些公民無論贊成脫還是留,都有自己的目的論設定。在英國之外,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希臘人等等,都有自己對英國脫留抱持不同的目的。現在是脫歐了,卡梅倫將辭去首相職務,近一千六百萬英國人感到沮喪,這還不包括歐盟其他成員國的挽留派。但是,我們可以斷定,盡管脫歐,曾經在歐盟內部一體化中已經取得合類性發展的成果,英國人絕不會丟棄。同樣,那些贊成脫歐的人,似乎目的已經達到,但是不久他們就會發現,如果已經取得的合類性發展成果面臨喪失危險,或者欲圖獲取新的合類性發展,一定會開始下一輪入歐公投。因此,穩定的民族對于合類性發展會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這絲毫不奇怪,尤其對第一個工業化的精于算計的老牌資本主義民族來說,幾乎就是必然的。合類性發展是充滿矛盾的社會趨勢,趨勢之所以是客觀的,在于它盡管以人的目的論設定為基礎,卻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眼下的結果不依留歐派為轉移,下一輪公投的必然出現,又不依脫歐派為轉移。連蘇聯解體都改變不了合類性發展趨勢,何況英國脫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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