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主義”變成了美國咄咄逼人，強硬干涉的霸權代名詞——新自由主義并未給美國與世界帶來承諾中的秩序、安定與繁榮，而是讓其前途變得更加含混與不安。

　　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

　　從某種程度上說，“里根經濟學”曾在新自由主義者總結中制造過奇跡：一掃80年代初籠罩在美國公民心頭的陰霾，GN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2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3.2%的速度增長，通貨膨脹率下降至4%，就業人口從1982年的1.02億增長到1987年的1.142億——“里根經濟”于是被看作“新自由主義經濟奇跡”的同義詞。

　　“新自由主義在美國，這個口號會令人迷惑，因為自由主義通常意味著支持政府的福利計劃，從羅斯福的新政到約翰遜的偉大社會，以及凱恩斯所提倡的政府干預經濟政策。而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提倡把市場從社會、政治和道德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然后控制供求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將會使窮人和富人都從中受益。”北卡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邁克爾·H.韓德在《美利堅獨步天下》中這樣論斷，這是美國戰后最大的一場社會變革與波動，重塑了壟斷跨國公司的統治地位與上層精英對于經濟與財富的掌控，在全球經濟流動過程中重新啟動資本積累的嘗試，進而將尊重個人自由、消費主義與市場開放、自由貿易等抽象原則作為某種放之海內而皆準的主導意識形態投放到全球。

　　1981年9月7日，美國職業航空交通管制工會(PATCO)主席波里(左)與諾瓦克機場工會負責人沃勒特一同參加罷工游行

　　恐慌時代的對策

　　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新自由主義觀念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誕生于1947年，風光旖旎的瑞士朝圣山，包括哈耶克和奧地利學派的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以及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于此年成立了朝圣山學社。協會成立宣言的一開始便憂心忡忡地指出：“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地球廣袤的表面，維系人類自由與尊嚴的必要條件正在消失殆盡，這種嚴重趨勢的根源來自于道德基礎的衰落……來自于對私有財產與市場競爭理念信仰的衰落……國家干預與計劃之所以無法有效地保障緊急增長，在于它無法及時收集足夠的市場信息并做出及時的反饋與應對。”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張簡明扼要：清除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壁壘，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終結造成市場扭曲的政府補貼。對于這些支持市場主導社會的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過分管制的國家是敵人，社會福利計劃是禍根，而公益事業則是圈套，要達到最大數目社會成員的最大福祉，只需要給予每個經濟個體以充分的自由空間，讓他們按照各自的利益訴求進行市場行為，就可以達到最大效率以及最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福祉。

　　對美國而言，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是一段令人憂傷的歲月，美國遍體鱗傷地撤出了越戰泥潭，總額達到1400億美元的高額國防開支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約翰遜“偉大社會”改革方案造成了政府開支的進一步增長，歐佩克產油國宣布聯合限制產量并提高油價，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的新幽靈——滯脹，悄然來臨。

　　“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緣于美國公眾對于兩種巨大威脅的同時恐懼，越南戰爭造就的國家——軍工壟斷綜合體的陰謀與專斷，以及60年代以來黑豹黨、嬉皮士、民權運動等左翼激進街頭政治與形形色色對于傳統美國價值觀造成威脅的破壞性的放任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一書的作者、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著名社會政治學家雷蒙德·普朗特這樣總結道：“于是，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折中式的解決方案出現了，個人自由被嚴格界定為在市場經濟秩序下進行自由消費與選擇雇傭就業方式的自由，而資本則需要擺脫一切桎梏，無論是政府對其進行培植抑或是任何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歧途，并深信其后果是使最大多數社會成員得益。”

　　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一代共和黨政治家們就開始激進尋找使美國重新回復上升趨勢的藥方，而新自由主義這種全新的政治主張應運登堂入室，早期華盛頓國會山中“新自由主義”信徒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理查德·維格利(Richard Viguerie)以及保羅·維利奇(Paul. Wyrich)等。當凱恩斯理論的魔法開始在70年代的滯脹中失效時，新自由主義者們呼吁開始另一次根本的變革：削減政府規模、賦稅，共和黨內部的新自由主義者們開始積極采納一些知名智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等的建議，并聯合了一些保守派人士，最終，促使羅納德·里根入住白宮。

　　1974以及1975年，哈耶克與弗里德曼分別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70年代當弗里德曼擔任加州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時，時任加州州長的里根就對其十分贊賞，稱之為“經濟學界最為敏銳的頭腦”，并號稱通讀了他那本大名鼎鼎的《自由的選擇》，雖然弗里德曼未曾在里根政府任期內擔任任何政府職務，但他對后者的影響卻最為深遠。而在里根宣布參加1980年總統競選時，弗里德曼也盛贊里根是一位真正將個人自由、削弱政府，以及尊重市場原則作為其基本綱領的政治領袖，里根曾在多次競選演說中引用其論點，諸如赤字的來源就是“大政府”自身不可抑制的膨脹所導致的后果，也是拖累經濟增長與造成通脹的元兇。在《自由的選擇》中，弗里德曼通過對戰后英國與西德30年間的經濟增長統計與政府干預、開支變換指出：英國的凱恩斯主義干預政策以及過分強調通過稅賦福利杠桿達到社會平均的指導政策，是英國人均創造GDP值最終落后于西德(從1950年人均1254美元對人均1015美元，1980年人均9110美元對1.345萬美元)的直接肇因，他進一步提出，美國政府開支占據GNP的比例，在戰后30年間已經從10%左右急劇增長至33.1%。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大本營，包括大名鼎鼎的倫敦經濟研究所，以及米爾頓·弗里德曼執教的芝加哥大學，他和其門下弟子形成了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學派”。在尼克松任期內，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如赫伯特·斯特恩，開始在華盛頓內部擁有越來越多的政策發言權，尼克松奉行了一種被稱為“漸進主義”的經濟方針，期望用溫和的貨幣政策逐漸削減通貨膨脹率，并把失業率穩定在4%左右。然而貨幣緊縮政策卻引發了信貸危機，進一步加劇了經濟衰退，使失業率迅速攀升至5.4%，驚慌失措的尼克松政府又轉而求救于傳統的工資與物價管制政策，然而危機并未緩解。到了卡特任期內，CPI與WPI指數都以兩位數百分比狂飆突進，美元在70年代的疲軟與歐佩克石油禁運、伊朗與阿富汗危機增強了這一恐慌趨勢。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吉米·卡特任期內的某些政策已經被看作“里根經濟學”的部分預演，包括一個為期兩年的經濟刺激一攬子計劃：減稅、增加公共事業項目就業等等，總規模310億美元，然而這種半心半意的改革絲毫無濟于事：1980年下半年，基本利率升至史無前例的20%，通貨膨脹使得實際工資下降了至少4.5%，當里根旗幟鮮明地在1980年競選活動中向選民發問“在卡特政府的四年任期結束后，自己的生活狀況是否有所改善”時，沒有人可以理直氣壯地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

　　減稅——皇帝的新衣

　　里根經濟學的頗有爭議的內核，就是假定經濟能夠在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嚴苛的條件下實現增長，一方面貨幣政策將穩定繼而降低通貨膨脹，同時，減稅將創造流動性，刺激投資與儲蓄，從而避免因貨幣供應速度過慢而導致的衰退。

　　減稅即可刺激儲蓄投資與生產，這一被供應主義學派經濟學家奉為圭臬的理論卻基于一個并不完全信服的假說，即減稅后，經濟個體的勞動價值有所上升，勢必鼓勵他進一步投入時間成本與勞動成本換取更多的勞動報酬，這不僅是理性經紀人健康的欲望所驅使，也緣于休息本身的(時間)成本在提高。累進稅制之所以有悖市場原則與常情，在于它以越來越不合理的投入/回報率，抑制了人們在工作中盡自身最大的努力與產出，如果稅率降低，納稅人就會取得更多的新收入，經濟活力增進將保障更多的就業，反過來擴大了政府稅基，從而補償因降低稅率造成的損失，這就是典型的“拉弗曲線”式效應。

　　里根與其經濟顧問以及財政部擬定的最初減稅方案，是在里根任期的頭三年內，每年削減稅收10%，然而眾議院顧慮過分削減會導致政府赤字急劇擴大，最終將年度稅收減免額定為5%左右，1981年8月正式通過的經濟復興稅收法案(ERTA)，給了里根政府以相當大的權力與自由度實施稅收改革，個人所得稅納稅最高比例從70%驟降至28%，投資所得稅最高征收比例從70%降低到了50%，堪稱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減稅政策。

　　1982年6月，全新的一攬子減稅計劃宣布，把年度赤字從450億美元降低到300億，但縮小了削減個人所得稅與工商企業稅減免的幅度，然而在眾議院民主黨人看來，這對于政府赤字與經濟增長減緩是杯水車薪，從而強烈要求增稅，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多爾曾冷嘲：“供應主義經濟學家的汽車掉下了懸崖，車上還有幾個空位置，是留給總統的。”5月5日，里根被迫就范，宣布了達成妥協后的預算計劃，包括增稅650億美元以及削減國防開支320億美元。

　　縱觀整個里根任期內，盡管整體美國公民的絕對收入在緩慢增加，但全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從4.8%降到了4.2%，并且在以每年2.4%的速度減少，而收入最高的20%則從42.7%漲到了45.1%，并以每年4.7%的速度增加：“窮人在滑向更加貧困的深淵，而美國的年輕人也同樣面臨類似的厄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著名英國經濟社會史學家艾瑪·羅斯柴爾德(Emma Rothschild)在其報告《里根經濟奇跡真相》中說，里根任期內，中高收入人群的稅賦顯著減輕，然而卻轉移到了低收入與貧困人口身上，從總體看，1987年，15.08%的平均個人稅率與其上臺伊始之時基本持平，企業利潤稅率曾在1987年高至50.7%，使得卡特任內的35.5%相形見絀。而根據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提供的數字，全美收入最上層10%的納稅額在1984至1988年之間減少了8.6%，次層10%的納稅額減少了2.4%，而收入處于最底層10%以及次層的貧困民眾在同期內稅賦卻增加了3.8%～3.9%，25歲以下青年家庭的年收入在里根的第一個任期內下滑了4.1%，因為社會福利保險在他們的總收入中只占據不到1%的比例，隨著稅賦的加重與社會福利向中老年富裕階層的傾斜，他們變成了被剝奪的一代。

　　里根在1984年競選連任時，面對的最激烈挑戰之一即是，如何在減稅增大貧富差距，使得政府赤字逐漸增加，預期中的經濟刺激卻遲遲未來的窘境下繼續其稅賦改革，實際上，在里根第二任期內，稅收率已經悄然回升，美國收入最高與最低的10%階層的稅賦分別增加了9.5%與20%，根據美國商業部提供的統計數字，《經濟復蘇稅收法案》在1982至1986財政年度造成的稅收減少數字達到7120億美元，然而由此拉動的經濟回報僅660億美元，卻直接造成了聯邦政府的巨額赤字。更令人失望的是，里根時代，美國的人均儲蓄率也沒有按照期望增長，而是跌到了1947年以來的最低點，自“二戰”后至1979年，美國個人儲蓄率占據個人可支配收入的7.9%，而在里根任期內，這個數字卻低至5.5%，根據1982至1987年總統經濟咨詢委員會的年度報告，美國國內居民儲蓄率持續下跌，占據GNP比例從17.1%下跌到12.6%

　　即便加上公司盈余儲蓄率，整體里根時期美國儲蓄率只有3.2%，遠低于50～80年代的8.1%，而國內私人投資也只占據了GNP的15.9%，還要略低于卡特任期內17.5%的表現。

　　原因何在?著名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家杰瑞·豪斯曼說，供應主義經濟學家關于減稅與刺激經濟活力，增長儲蓄之間的變量關系看得太簡單，根據他對美國50～70年代聯邦稅收變化與總體產業工人工作數據的分析，減稅額度達到10%左右時，勞動者平均工作時間大約的變量只有3%左右，背后復雜曲折的社會心理變化很難用簡單的數學方法加以計算。況且80年代前期美元的長期堅挺以及公眾對于通貨膨脹恐懼的延遲效應，都共同促使美國公眾將減稅后得到的收入增加部分用于消費，而非儲蓄。

　　1986年10月，美國前總統里根簽署了稅收改革法案

　　低質就業與“漢堡可樂繁榮”

　　“里根經濟奇跡”的支持者們最為夸耀的成就，就是這位總統在任期內，為美國創造了1200萬個全新的就業機會，大部分新增就業機會為全日制，就業人口從1982年的1.02億增長到1987年的1.142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一直堅持認為，正是由于政府對于經濟干預的減少，政府從公共事務領域的退出，以及一系列市場主導的刺激性私人投資政策，才導致了這一偉大的就業奇跡，政府雇傭與私人服務業，共同貢獻了1981至1986年間新增就業機會的93%，較之卡特總統的最后一個任期上漲了35%。然而根據統計數字，尷尬的事實是，正是里根任期內公共開支與政府機構職能的擴張，才是這波就業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共有3200萬美國人為政府機構，或者教育、健康等社會服務型機構工作，其中增長最快的依舊是“非盈利性公用機構與事業”，包括醫院保健、社會服務業、教育。在1986年，它形成了一個6000億美元規模，工作崗位達到800萬人的龐大經濟體，除此之外，教育與醫療健康領域則貢獻了其中的310萬個工作機會，其次是零售、餐飲、酒店旅游業，在1981至1988年這一領域的就業人數從180萬猛增到300萬人，大部分是非裔與拉丁裔人口，而建筑、交通運輸、物流業貢獻了230萬個新增工作機會，其余2100萬人處于兼職，或者臨時雇傭狀態，970萬人處于個體經營狀態。

　　艾瑪·羅斯柴爾德將里根年代的就業稱為“低質增長”與“漢堡可樂繁榮”——1987年，在全美1460萬16～19歲的青少年中，25%就業于美國龐大的餐飲以及食品加工工業，占據全美就業人口總數的6%，大部分是流水線加工工人、臨時幫廚以及餐廳服務員，而同年消費服務總體從業人員的薪酬福利水平只有其他私營行業水平的58%，這種模式既讓聯邦政府無法擺脫沉重的福利負擔與政府開支，也無助于公民總體生活水平的改善與日后薪酬的增長，更遑論提高美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總體競爭能力。

　　所謂“里根就業奇跡”中的另一亮點，是婦女的就業形勢與地位有了顯著提高：在1981～1988年內，金融與法律咨詢、保險業務、企業管理與醫療服務業中層以上經營管理職位，婦女所占據的比例以每年8.6%的速度增加，而這一階層總體人數的往日年增長率不過2.1%。盡管如此，這些薪酬最高的管理職位，依舊嚴重向白人男性傾斜——他們占據了70%此類職位，非裔與拉美裔雇員人數不到5%，嚴重的貧富分化。1984年，230萬個美國家庭的凈資產數量不足5000美元，這個數字囊括了非裔美國家庭的54%，拉美裔美國家庭的50%，以及白人家庭的20%，美國白人家庭的平均凈資產總值是3.9135萬美元，黑人家庭則只有3397美元。

　　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與匯率后，里根任期內，每個就業勞動者的單位生產價值其實在回落，只相當于1974年水平。美國的衰落，造就了他在經濟上最為強勁的對手日本的崛起——正是在里根時期，日本電子工業利用美元匯率的持續走高，在通產省配合下，利用低價傾銷政策，將美國企業趕出了半導體生產領域。到了1990年，日本在人工智能、生物、新型能源等前沿技術研發的開支比重已經占據了國民生產總值的3.5%，然而美國依舊停滯在2.7%左右，如果再除去美國因“冷戰”需要而投入的國防軍事技術研發，差距更大。

　　在里根任期內，生產率顯著增長的是農業，生產率在8年中年均增長6.4%，然而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迅速增長并非政府“放松管制”，推行市場導向政策的結果——美國聯邦政府對農產品的補貼，在里根的首個四年任期內，增長了200%，而所有農業補貼幾乎是卡特任期內的三倍，對出口大豆、玉米、甘蔗、水果以及肉類加工產品的一攬子補貼方案被華盛頓稱為“豬肉桶”條款，正是這一劑強心針，確保了美國農業在出口方面搖搖欲墜的地位。

　　更糟糕的是，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出口中，傳統的鋼鐵、汽車與機械被金融、保險、工程設計咨詢業務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自1983至1986年，美國整體經濟規模增加了大約3000億美元，然而貿易、服務業、金融保險、房地產業務貢獻了其中的88%，產業空心化，使美國經濟更加依賴于海外需求與投資，抗風險能力急劇下降。1987年，美國的“海外服務出口”貢獻了大約1600億美元，占據了出口總額(4200億)美元的三分之一強，大多是與美國海外投資，工業制成品出口相關的要素服務貿易，而消費性“非要素”服務出口，僅占據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里根任期內，被新自由主義稱為經濟動力之源的私人投資，其內結構也絲毫不令人歡欣鼓舞，大約三分之一流向了房地產建筑與開發，追本溯源，美國“兩房”泡沫丑聞與次貸危機的根源，正在于里根時代。里根的經濟顧問們充滿樂觀地假定，依據外來投資拉升的產能，足夠產生足夠的出口并用收入充抵這部分債務，然而用來建筑擴展美國制造業生產能力的比例，例如建造港口、電站、工廠廠房，或者農業大型溫室——只有很少一部分，更多流向了商用建筑——從酒店、綜合購物中心與大型停車場到度假游樂設施，1982年，兩者投資比例為120億美元與580億美元。

　　198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低收入市民正在國稅局政府官員的幫助下填寫退稅申請表

　　全球化時代的皮同巨蟒

　　芝加哥學派及其弟子不僅充盈了形形色色的政府咨詢機構，智庫與華爾街金融機構，也將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崇拜帶到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他受美國影響的第三世界國家，美國的全球外交政策，亦是里根政府經濟與國內政策的延伸。正如斯蒂格利茨后來所批判的那樣，自里根時代起，不僅發展中國家在制定新經濟發展政策時囫圇選擇了新自由主義，而且在接受其援助時，必須接受它提供的一攬子“自由化休克療法”，放開其外匯與金融市場，大幅度貶值本國貨幣，削減政府預算與本國國民的社會福利開支。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在1973年重新上臺后，就在“芝加哥弟子”的指導下推行了經濟改革，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實現了出口多樣化，降低了關稅保護與政府補貼，并將許多基礎性公用事業私有化。

　　在里根任期內，利率變動導致大批美元流向美國，美元指數從1980年7月的84.75點上升到1981年8月的112點，短短一年時間上升了33%。美元強勁升勢以及大幅提升的利率使以美元為外債的拉美國家償債能力大大下降，這一切最終導致了1982年自墨西哥開始的拉美債務危機，并迅速蔓延，然而受到打擊最大的，恰恰是智利等秉承“新自由主義市場發展策略”最為積極的國家。

　　杰瑞·豪斯曼由此批評說，假如美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需要接受各種資本外援時所附帶的苛刻條件，那么，里根“經濟奇跡”不僅無從發生，而將迅速變成一場嚴重的災難，80年代，個人消費開支占據了美國GDP的65%，而日本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分別是59%與55%

　　“美國對于國際經濟與金融的掌控力，以及其龐大的經濟實體規模，使得它能夠利用這種獨一無二的無痛手段，挽救自身經濟。”艾瑪·羅斯柴爾德說，在1981至1987年間，美國私人投資率只占據年度GNP的大約15.9%，較之70年代下降了1.6%，毋庸諱言，流出的部分轉移向了個人消費與政府采購項目，更大排量的汽車、住宅、購物與旅游度假，乃至里根政府的軍備開支與競賽、B1隱形轟炸機、MX洲際導彈以及被稱為“星球大戰計劃”的戰略導彈防御系統。

　　1981年，里根在白宮辦公室會見新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

　　伴隨著美國吸引對外投資與進口商品的增長，美元在里根任內迅速升值，美國本土儲蓄與投資率的下降，迫使美國經濟復蘇，尤為依賴海外投資。1981至1987年，美國接受的外國凈投資累計達到5310億美元，超過1948至1980年的總和，而同期美國的海外投資總額亦只有950億美元，這一切造成了1988年美國5310億美元的巨額貿易赤字，然而大部分里根政府的經濟與財政顧問認為，權衡得失之后，這是一項“可忍受的代價”，不到美國年度GNP的2%。

　　1982年，美國輸入的投資與商品服務總額相當于冰島全年的GDP，1985年，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整個瑞士全年的GDP。美國對于海外投資、原材料、制成品與服務不斷增長的貪婪需求如同一條“成長中的皮同巨蟒”。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爭辯說，這種“貪婪”是健康的，美國將全球“沉睡”的資金與儲蓄，以及過剩的產能變成了美國經濟增長的助推力，進而通過美國旺盛的經濟活力，對世界進行“反哺”。1987年，僅僅從非OPEC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總額就達到了1220億美元，多虧里根政府為了平衡聯邦政府與貿易赤字所造成的巨大財政缺口，日本在80年代末成為全球最大的凈債權國。然而這種持續增長的輸入無疑不可能永遠上升，最終將在某個時刻迎來臨界點，然后不可避免地下降，屆時美國經濟也許已經沾染了某種程度的“拉美綜合征”(外資依賴)將不可避免地迎來一場堪比30年代大蕭條的災難：伴隨著利率增高與美元強勢帶來的大量海外投資，華爾街股市道-瓊斯指數在1987年8月曾短暫達到了2722.42點的高度，旋即在10月慘跌508.32點。盡管如此，里根和他的智囊班子卻抱著某種“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念頭將問題拋給了白宮的繼任者們——里根只是含混地表示，美國經濟的復蘇將使它在不遠的90年代實現貿易盈余，從而順利償還80年代的債務，美國整體負債的不良狀況，可能在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時結束。新自由主義者們認為，美國經濟被全球充滿信心的投資者所撐起：購買美國公司與不動產的日本人，購買美國國債的歐洲人，將現金存入美國銀行，進口美國汽車與機器的拉丁美洲人……這些正是新自由主義孜孜以求，基于自由選擇，市場導向的“理性經濟行為”，它們保證里根時代的繁榮與穩定延續綿長，直至永遠。

　　2002年9月8日，著名漫畫家戴維·霍西的漫畫“多么不同的一天”發布于當日的《西雅圖郵報》，深刻地抓住了美國人在“9·11”事件后尖銳而痛苦的幻滅感。邁克爾·韓德說，這次災難性的恐怖襲擊事件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洋洋得意的勝利成果(“冷戰”結束與里根—克林頓時期的繁榮)打得粉碎，諸如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的論斷頓時失去了存在基礎。不僅如此，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銷蝕了美國乃至世界對于新自由主義篤信的全球化、資本與市場開放體系所保持的信心，而美國日益對國際政治秩序與經濟公平性承諾產生疑慮，唯恐損害其自由市場原則和資本利潤的傾向，從而使得華盛頓越發陷入了單邊主義傾向，充當國際社會溝通解決問題的旁觀者與阻撓者——“里根經濟奇跡”終究讓美國與世界在新世紀嘗到了其苦澀的副作用，并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最終使得俄羅斯、東亞以及歐洲國家開始對美國以及其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說不”。而“里根主義”變成了美國咄咄逼人、強硬干涉的霸權代名詞——新自由主義并未給美國與世界帶來承諾中的秩序、安定與繁榮，而是讓其前途變得更加含混與不安。

　　〔部分參考文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年度報告》(1982～1988);《美國總統年度經濟報告》(1982～1988);《里根經濟奇跡真相》(英)艾瑪·羅斯柴爾德;《里根時代的經濟》(美)安東尼·S.坎帕格納;《新自由主義國家》(英)雷蒙德·普朗特;《美利堅獨步天下——美國是如何獲得和動用它的世界優勢的》(美)邁克爾·H.韓德;《供應學派革命——華盛頓決策內幕》(美)保羅·克雷·羅伯茨;《并不自由的選擇——弗德里曼與里根的政治經濟學》(美)埃爾頓·雷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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