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肇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希臘于2009年底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緊接著，主權債務危機在歐元區普遍爆發。在過去的五六年中，國際學術界特別是歐洲學術界對歐元區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大量分析，先后提出了美國次貸危機波及論、美國評級機構推動論、歐元區制度缺陷論、高社會福利論等見解。應該說，這些見解，對于人們從不同角度認識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生的原因是有幫助的。但我認為，學術界包括歐洲學術界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生原因的分析，有兩個方面被忽視了，這就是：“和平演變”蘇東的后遺癥和西式民主制度的功能紊亂癥。

　　所謂“和平演變”蘇東的后遺癥。毫無疑問，超越社會承受力的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續。然而，我們都知道，歐洲大陸諸國的社會經濟模式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是一種改良型的資本主義制度。所謂“改良”，集中體現在經濟的分配領域：主張適度公平，限制資本對勞動者的過度剝削與掠奪，勞動者可分享部分企業剩余。但由于它沒有改變生產資料資本家占有的經濟制度，所以從本質上看，這種社會經濟模式，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既然是資本主義社會，怎么可能建設一個覆蓋全民的“從搖籃到墳墓”的所謂高福利制度呢?回顧一下冷戰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個中原因在于，冷戰期間出于對前蘇東國家“和平演變”的需要。

　　眾所周知，戰后的一二十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期”。但直到六七十年代，歐洲廣大勞動人民并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所以，當時歐洲的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為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質量所進行的斗爭此起彼伏。以法國為例，僅1976年勞資沖突即達4400余次;而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組織之間的對峙局面不斷加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于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并對蘇東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需要，歐洲大陸諸國大致從70年代開始，加大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希冀借此建設一個對蘇東國家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人間天堂”。如法國，60年代剛剛開始在個體經營者中籌建社會保障，70年代開始在不同行業、地區和部門籌建統一的社會保障系統，1978年1月立法規定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普及社會保險，使每個人都能享受醫療和生育保險、退休保險、家庭補助等三大社會保險。也就是說，到70年代末，所謂覆蓋全社會的高福利制度，在法國才初具雛形。歷史已經表明，歐洲這一戰略對于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建設所謂的高福利制度是要錢的。錢從何而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通過提高資本所得稅去籌集，只能靠發行國家債券以借新債還舊債這種“寅吃卯糧”、“吃子孫”的方式去籌集，從而推動歐洲諸國的主權債務持續攀升。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歐洲在冷戰時期對原蘇東國家進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后遺癥，也是歐洲“和平演變”蘇東所應付出的代價!

　　所謂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紊亂癥。通過選票決定執政黨派和執政團隊，本意是為防止專制和獨裁的一種制度設計。但隨著資本主義的日趨腐朽，這種西式民主制度逐步異化為資產階級內部的各利益集團爭權奪利、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另類“敲門磚”：每當換屆選舉時，參選的各利益集團的頭面人物，為撈取選票，紛紛登臺，競相對選民許諾，開出為選民謀福利的“空頭支票”。如此循環往復，將選民對社會福利的胃口越吊越高，社會福利投資越來越多，國家主權債務負擔越積越重，終致不可持續。至2014年初，18個歐元區國家的整體債務率已高達92.6%，有的國家甚至達到180%，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60%的安全線。所以，歐洲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的紊亂，是歐元區諸國主權債務危機的重要推手。

　　由此可見，歐洲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既有美國的以私有化為基礎、以“金融自由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金融模式推動的金融危機波及因素，更有歐洲自身制度缺陷方面的原因。但歐洲各界、主要是決策層對此的認識并不到位，所以推出的反危機措施明顯呈現出不僅反右，而且重在反左的特征：既抵制右的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又著力拋棄社會民主主義中的較為親民(中下層勞動者)的某些價值理念。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主持反危機的“三駕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立法加強金融監管，禁止銀行自營交易、混業經營，將高風險金融交易與相對安全的放貸業務隔離開來，并限制金融高管的高額獎金等，以制約 “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強制歐盟各國實施緊縮財政，大幅削減社會投入，剝奪普通百姓已經獲得的某些經濟社會權益，“劫貧救債”。以希臘、西班牙為例：

　　希臘危機爆發時，主權債務總額4500億歐元，相當于GDP的180%。“三駕馬車”對希臘實施了兩輪救援，第一輪救援于2010年10月啟動，提供貸款1100億歐元，條件是希臘保證在2010—2013年削減赤字300億歐元;第二輪救援于2012年2月啟動，提供1300億歐元貸款，條件較第一輪更為苛刻，希臘保證到2020年將債務率減至120%，到2015年裁減15萬公務員(盡管希臘憲法禁止政府解雇公務員)，將每月751歐元的最低工資水平降低22%，持有希臘主權債務者將債務減記53.5%，同時降低債券利率，債券縮水約70%?？梢姡o縮措施的真正受損者是普通老百姓。

　　西班牙是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2011年債務總額7350億歐元，占GDP的68.5%，盡管也突破了60%的安全線，卻是歐元區債務率較低的。債務危機爆發后，西班牙政府同樣是實施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剝奪廣大民眾已經獲得的經濟社會權益，如：大幅削減社會投入，壓縮社會福利支出，降低包括公務員在內的雇員的工資、凍結養老金、停發失業救濟、取消新生兒童補貼等，以“劫貧救債”。

　　分析歐洲各國治理債務危機措施我們可以看到，通過立法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抵制金融自由化，加強金融監管，明顯具有針對極右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意味;而實行緊縮財政，削減社會建設和福利醫保投資，剝奪普通百姓業已獲得的部分經濟社會權益，又具有告別國際社會黨(工黨)“左”的傳統價值理念如“經濟平等與經濟公平”等、向美英新自由主義理念及實踐模式靠攏的意味。也就是說，歐洲正在按“第三條道路”理念治理債務危機，盡管今天的歐洲政要誰也沒有公開如此申明。

　　所謂“第三條道路”，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美國總統克林頓、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德國社會民主黨總理施羅德等人倡導的帶有一點改革、修正或調整意味的施政理念。在美歐的政治譜系中，國際社會黨(包括工黨、民主黨)被視為左翼政黨，保守黨、共和黨等黨派被視為右翼政黨，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則被視為極左黨派。所謂走“第三條道路”， 就是走一條介乎美英新自由主義模式和歐洲大陸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之間的道路。安東尼·吉登斯稱之為“超越‘左’與‘右’”。

　　然而，“第三條道路”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即已夭折的理念。對于今天深陷債務危機的歐洲來說還管用嗎?答案是否定的。幾年來，歐洲各國大幅度將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等傳統理念向“右”修正，實施緊縮財政，削減社會投入，剝奪廣大中下層群體已經爭得的某些經濟社會保障權益，不僅未能解決歐洲各國制度方面的缺陷，反而激化了經濟社會矛盾，已經在兩個方面造成嚴重后果。其一是自2009年以來連續兩次經濟衰退(至今仍深陷第二次衰退之中);其二是失業率迅速攀升，有的國家，如希臘、西班牙等國的失業率大幅上升到20%左右，西班牙甚至高達24.44%，且失業者60%是青年人，由此導致貧困群體急劇増加，社會動蕩乃至動亂加劇。為反緊縮、反失業、爭生存，工人階級和貧困百姓紛紛走上街頭。2012年2月14日，希臘十萬老百姓上街游行，數千蒙面人發動暴動，引爆希臘大騷亂;2012年9月15日，僅僅1000余萬人口的葡萄牙就有66.9萬人涌上街頭，抗議緊縮政策;西班牙在2011—2012年的一年中，在首都馬德里多次發生萬人以上的游行集會，反對政府的緊縮政策;2012年11月14日，更是發生歐洲23個國家的擁有6000萬以上會員的工會聯合發動罷工、游行，為多年罕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對歐盟的反危機緊縮措施的不滿，已經引發政治地震：在2014年5月底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歐洲各國反歐盟情緒大宣泄。一是抵制選舉，投票率低至43.09%;二是參加投票的選民，特別是大批失業的年輕人，將選票投給了反財政緊縮的政黨，引發“反歐盟”的“極右翼政黨”大獲全勝。應該說，已經發生的這一“政治地震”還是小“地震”，隨著緊縮政策的持續推行，普通百姓特別是貧困群體業已獲得的經濟社會權益的進一步被剝奪，很難排除發生更大的“政治地震” 的可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