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讀當前經濟危機時，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把本次危機看作是一次金融危機，它僅僅只是損害了實體經濟領域。事實上，本次危機是資本的危機，只不過由于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化發展到了極端的程度，資本危機最明顯、最公開的方面在金融領域暴露出來。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一次侵襲到現今資本主義最核心制度的系統性危機，在過去30年里，高級金融機構(high finance，指華爾街大型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這樣的金融寡頭——譯者注)的權力中心控制了資本積累。這不是基于推測的事實，而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Herrera and Nakatani 2008)。

　　過去30年里，反復發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給不同的經濟體造成沉重打擊，實際上，這是同一危機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自從高級金融機構(通過單邊的、冷血地提高利率)制造的“金融政變”( “financial coup d’État”)1979年在美國發生以來，它先后在世界各地發作：1982年的墨西哥、20世紀八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1987年10月的美國本土、1992-1993年的歐盟(包括英國)、1994年的墨西哥、1995年的日本、1997-1998年的所謂亞洲“新興國家”、1998-1999年的巴西、2000年隨著所謂的“新經濟泡沫”的破裂又一次在美國、2001-2002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等等。

　　自從2006-2007年危機從世界體系的霸權中心爆發以來，它廣泛蔓延，不僅發展為社會經濟的、政治的危機，甚至是人道主義的危機，而且牽涉到食品、能源或氣候等問題，當然它一再表現在財政方面，特別是影響到冰島、愛爾蘭以及聽起來很可愛的所謂“歐豬四國”(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最近危機變得越來越嚴重。其結果并非是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的某些顧問們所理解的那樣是“危機結束的開端”。它不是一次普通的信用危機，也不是一次暫時性的流動性危機——通過危機整個體制可以重新組織和得到強化，以便發揮其“正常”功能，從而在現代社會關系的框架內實現生產力的新增長。事實上，它看起來要嚴重得多。

1.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般分析框架

　　正如分析普通的資本主義危機那樣，要分析本次特殊的資本主義危機，對我們而言最根本的是要借助于馬克思。盡管存在著一些困難和不確定性，馬克思主義——包括其與“異端”學者結合的豐富成果(關于這些結合成果的分析，特別是在拉美地區，參見Herrera [2003, 2010c])——給我們提供了進行此類分析的強有力的工具、觀念、方法、理論，包括對其政治后果的分析。馬克思主義不只是對于理解和分析危機而言，更重要的是對于把握資本主義的當代轉型，澄清已經發生并仍在進行的后資本主義轉軌而言，是最強大、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具體原因和條件我將在下面闡述。

　　此時此刻，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是，在占據主流地位的經濟學思想中，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人對危機給出理論分析(Herrera 2006, 2010b)。主流經濟學中的確有研究商業周期的文獻，它關注的是短期波動，但在我們看來，它對于說明當前危機是不適用的(關于對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批評，參見Herrera [2011]，主流經濟學內部對該理論的批評，參見Summers [1986])。更令人吃驚的是，按照正統經濟學的嚴格理論觀點，“危機”作為一種結構性現象是不會發生的，以至于大多數標準的百科全書甚至都沒有關于“危機”的章節或詞條。無論是在理論研究上(對新古典經濟學而言，這是一個數學公式問題)，還是在經驗研究上(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它由計量經濟學解決)，危機這一主題都是很不充分的。在新古典學派中，包括新凱恩斯主義在內，致力于這一問題的有深度的學術著作十分罕見。

　　在主流經濟學中，貨幣并沒有被整合到資本再生產的周期運動中，它把價值等同于價格，利潤率等同于利息率。事實上，在微觀經濟學當中，貨幣根本沒有出現在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理論中;而在宏觀經濟學中，貨幣普遍被認為是中性的，均衡是自動形成的，因而危機在結構上是“被禁止的”。因此，重要的是，從一開始就要牢記，在資本主義的科學意識形態中，壓根沒有危機這樣一個研究主題。正因為如此，它無法理解發生在今天的資本主義危機。1

　　然而，在實踐中要否認經濟危機這一事實是極其困難的，于是新古典經濟學家中一些對此感興趣的學者把危機歸因于市場外的因素，如國家干預、計算機漏洞(由于大多數金融交易訂單是通過計算機傳輸的，其反應時間以10億分之一秒衡量)、或者特定經濟當事人的過火行為(如麥道夫的龐齊騙局)。他們認為這些因素破壞了市場價格的自動矯正機制。

　　然而，投機行為并非是公司治理的“過火行為”或“錯誤行為”，它是對付資本主義結構性缺陷的一付魔幻劑，是對利潤率下降趨勢的一種補救措施，它為大量無法通過投資獲利的資本提供了一個出口。“金融泡沫”的破裂就是為此而付出的代價(當然這一代價由大眾來支付)。正統理論認為，私人所有權的集中和個人利益最大化邏輯在實踐中是沒有問題的。此外，新古典主義把國家看作是一個不受資本利益支配、與經濟活動相分離的實體。它認為工會的存在至少在理論上不是由于階級沖突。但是我們知道，經濟危機在資本擴大再生產的矛盾運動過程中發揮著主要作用，所以上述觀念必須拋棄。

　　讓我們的敘述稍具刺激性。許多非正統學者一接近馬克思就變得更強大。凱恩斯就是這樣(Nakatani and Herrera 2010)。他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家的過程中，從馬克思那里吸取了部分理論資源。他們二人都拒絕薩伊定律，從某種意義上說，凱恩斯回歸到了勞動價值論，盡管他沒有強調這一點，也沒有提及剝削。在他的《貨幣論》(凱恩斯 1930)中，他接受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提出的“再生產圖式”(馬克思 1964)，以便從貨幣的角度處理經濟危機。也許凱恩斯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沒有真正讀過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知道俄國學者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著作《當代英國的工業危機》。依據當時的商業周期理論，他得出了投資不足(不是儲蓄)引發經濟危機的結論。

　　和馬克思一樣，凱恩斯認為，如果資本主義不實行他提出的政策，將以崩潰而終結，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性質。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凱恩斯對經濟危機最終原因的解釋接近于馬克思。按照凱恩斯的解釋，經濟危機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競爭導致的投資不足(這一觀點認為，由于資本的閑置導致其邊際效率下降，而利息率的上升使問題更為嚴重)，而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內部矛盾。而且，凱恩斯使用的利潤定義更接近于馬克思，而不是新古典理論家。根據凱恩斯的觀點，如果利潤遞減，調低的預期將減少投資——卡萊茨基正確地糾正了這一點，他指出預期會降低投資計劃(Osiatynski 1991)，這樣，經濟就會發生危機，其性質是一個非充分就業和市場無法自發地進行結構調整的均衡狀態。

　　因此，我們應該像大多數凱恩斯主義者那樣(無論是不是真的凱恩斯主義者)，有必要跳出對增值的價值在工資和利潤之間的分配問題的研究。

2.馬克思論虛擬資本：一些理論要素

　　當前的危機是肯定會發生的。多年來，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堅持認為資本的貶值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將強制地、大規模地發生。2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此次危機從根本上說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況導致的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資本過度積累導致了利潤率下降的壓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包括新金融工具在內的阻止利潤率下降的各種因素枯竭時，危機就爆發了。資本過度積累通過產品的過剩表現出來，這不是因為人們不需要這些產品或不愿消費這些產品，而是因為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越來越多的人沒有能力購買這些產品。然而，它并沒有表現為一個典型的產品過剩問題。信用制度的擴張使得資本以貨幣資本的方式進行積累成為可能，因為貨幣資本可以采取越來越抽象、越來越不真實、越來越“虛擬”的形式。

　　“虛擬資本”這一概念對于分析經濟危機是十分重要的(Carcanholo and Nakatani 1999; Nakatani and Herrera 2009)。馬克思在他那個時代就闡述了它的基本原理(馬克思 1964)：虛擬資本是基于未來剩余價值收益的資本化;它具有多種形式，如銀行資本、股票交易或公債等。馬克思對虛擬資本的闡述與對生息資本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的研究在一起，主要集中在在《資本論》第3卷第5部分，特別是從第25章以后，尤其是從第29章“銀行資本的組成部分”到第33章。

　　盡管一些重要學者出版過相關論著(在諸多學者中，哈維較為突出)，但關于虛擬資本的理論依然是不完備的，甚至沒有多少進展。很明顯，自從馬克思以來，實際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貨幣改變了形式，變得更加形式化，自從金本位制廢除以來，外匯市場得到了驚人的發展……。盡管如此，在理解資本的虛擬運動時，馬克思的一些關鍵論斷依然是有用的，因為虛擬資本是對信用制度和貨幣資本的整合。對虛擬資本的分析必然引出與資本虛幻形式的過度發展相關的“擴大再生產”問題，像“變魔法”一樣，虛擬資本成為價值自行增值的源泉，似乎與剩余價值或無償勞動越來越分離。馬克思在此講到資本的功能時稱之為“自動機”(automat)(馬克思 1964),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獨裁者”(autocrat)，正如馬克思在其他地方這樣稱呼國家機器。

　　虛擬資本首先是在信用體系內部產生的，它把資本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國家連接在一起，其交叉點是證券交易所、銀行、養老基金，當然還有處于避稅天堂的投機性的對沖基金，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更準確地說，今天虛擬資本最有力的工具是資產證券化，它通過把資產(例如應收賬款)轉換成金融證券，以及各種衍生產品，使虛擬資本形成了“超級權力”。

　　然而，這一點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著復雜而微妙的問題。例如，理論上的問題有：如何根據支持虛擬資本的實體經濟或虛擬資本得以產生的真實基礎，來區分虛擬資本的不同源泉?或者，如何證明虛擬資本的利潤同樣來自實體經濟?甚至，如何證明這些來自實體經濟的“虛擬利潤”可以被歸結為是利潤率下降趨勢的一個起反作用的因素?此外，還有一些經驗問題：如何證明虛擬利潤的來源?或者，如何重新計算利潤率，以便搞清虛擬資本在調節利潤率方面起了多大作用?或者，剩余價值在不同類型的資本家之間是如何分配的?

　　虛擬資本天生就是復雜的、辯證的，它既是真實的，又是不真實的。它的本性決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寄生的，但是這類資本得益于剩余價值的分配——剩余價值的流動性使得它的所有者獲得了不受損失地把它轉換為貨幣的權力，也就是把它變為“超級流動性”(liquidity par excellence)。作為對自己的酬勞，虛擬資本本身為更多虛擬資本積累提供了養分(Carcanholo and Nakatani 1999)。但是從更一般意義上看，關于這一主題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果我們不能對“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各自的范圍做出劃分，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還是其他經濟學家，事實上都不可能對此問題給出準確的答案。而如果我們連機器形式的資本和貨幣形式的資本都無法區分，那么對前者的區分就不會令人滿意。

　　讓我們回到危機的起源問題。

3.危機的起源

　　爆發于美國住房市場次級貸款部門的危機是數十年來虛擬資本過度積累的結果，因此必須在美國霸權主導下的世界體系治理機制長期以來日益加劇的功能失調這一背景下來理解本次經濟危機。至少從1960年代以來就出現了貨幣資本的過度積累，與之相連的是美國內部和外部的赤字(部分是由于越南戰爭)、無法維持的美元體系、以及銀行間市場歐洲美元，然后是石油美元的興盛。

　　在這一過程中，一些事件起了主要作用。其中之一是，在外匯市場，由于美國1971-1973年在尼克松(包括保羅•沃爾克，目前是奧巴馬總統的顧問)當政期間決定放棄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廢止了黃金的通貨地位，導致金本位制的垮塌，進而使得布雷頓森林協議被廢除，在世界范圍內實行浮動匯率制(Herrera and Nakatani 2008)。

　　這是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貨幣和金融市場放松管制、特別是匯率和利率“自由化”這一巨大浪潮的原因。南方國家的債務危機就是美聯儲1979年提高利率，以及高級金融機構，特別是美國的高級金融機構通過“金融政變”重建其對世界經濟主導權的結果。這意味著，當前系統性危機的深刻根源在于所有這些放松管制的行為，以及金融寡頭的重新管制，還有金融市場向全球市場的整合。通過整合，世界權力的引力中心轉移到高級金融機構，從而使其能夠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施加絕對影響。

　　在這個新的“新自由主義”時代，金融市場通過對沖工具的擴張實現了現代化。在逐步被整合為一體的市場上，匯率和利率的彈性化使得這些對沖工具成為必要。這里我們所談論的是所謂的衍生金融工具，也就是一些支持交易的新協議，無論是企業的——有固定條款(期貨)、有相互約定條款(遠期)、還有通過交易流(exchange flows)(掉期)——還是期權的，即把固定的未來金融流(financial flows)作為潛在資產價格函數的變量，它可以是匯率、利率、股票或原材料價格、或者某一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所有這些在技術上都是“對沖”工具，但事實上通過在某一有限投資的基礎上利用其風險玩弄“杠桿效應”，它們經常被當作投機手段。尤為重要的是，當它們是混合型的(hybrid)并且導致出現“賣空”( short sells，是一種風險很大的衍生金融工具——譯者注)時(沒有補償)，在理論上，其最大風險安排在數學上可以導致無窮大的損失(例如看跌期權(“put” options))。

　　結果，虛擬資本創造的交易量很快就趕上了生產性資本。例如，在2006年，世界年出口的價值僅相當于場外交易合同(OTC)3天的交易量。也就是說，通過沒有中介的共同協議而達成的“場外交易”(“off-exchanges”)，或者說是證券交易所之外的交易量，每天大約為4.2萬億美元。這一金額意味著什么?它告訴我們的不是別的，而是說，這4.2萬億美元的交易是數量極其有限的幾個金融寡頭進行的,它們就是美聯儲所說到“主要交易商”——“G15”(指15家全球最有影響的證券公司——譯者注)，包括摩根-斯坦利、高盛以及另外13家大證券公司。

　　最重要的是，正是這些公司設計的金融衍生品出了問題，如非常復雜的信用違約互換安排(CDS),或債務抵押債券(CDO)。衍生金融產品通過改變傳統的信用觀念，發展出多個層級的虛擬資本，如在債務抵押證券(CDO)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合成抵押債務證券(CDOS),或者說是CDO的平方。由于最近的金融創新是對CDO2的再抵押，或者說是CDO的三次方，這些交易發生在證券市場之外，在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錄，幾乎是在沒有任何預防性限制條件下進行的，它造成的問題我們至今無法從中解脫出來。

　　不過，當前經濟危機從根本上說是金融和實體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明白這一點很重要。正是二戰后經濟發展的動力枯竭導致了上述那些復雜的金融操作，本次危機所反映的矛盾長久以來就扎根于實體經濟的問題中。在實體經濟范圍，剩余價值的汲取形式和生產組織形式達到了它們的極限，因而不得不用新方法來替代(例如看板管理(Kanban type))，并通過技術進步(信息技術、機器人技術等)創造新的動力，特別是通過資本替代勞動，它顛覆了生產的社會基礎。經過長期的過度積累，過剩資本以貨幣資本的形式日益向金融領域集中，過度供給增加了利潤率下降的壓力。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這一點都可以觀察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幻想)，美聯儲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來抑制“實體經濟”。它在20世紀70年代末(1970年10月)單方面提高利率，這標志著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的開始。“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意味著階級剝削和現代高級金融機構的壟斷權力，除此之外，它并沒有什么意義。

　　很清楚，本次危機的某些重要因素是“真實的”，并且它實實在在帶來了痛苦：次貸危機使得很多貧困家庭的抵押貸款發生違約，這一點同樣可以用新自由主義政策來解釋，該政策被頑固地推行了30多年，它破壞了工資機制，使工作容易波動，大規模地增加了失業和降低了生活水準。這一政策破壞了需求，引入了使需求易受操縱和不可持續的運行機制。

　　因此，新自由主義制度除了不顧死活地刺激私人消費需求和促使金融領域膨脹到最大化之外，它根本無法維持增長。以當前形式呈現出來的過度積累的危機所終結的，正是信用的這種過度擴張。在一個越來越多的廣大公眾被排斥和處于無權狀態的社會，為那些大資本家提供的出路再多，也頂多只能延遲金融市場過剩資本的貶值，但它肯定無法逃避這一切。

　　危機的爆發是處于美國經濟核心的矛盾和問題的邏輯運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美國統治階級通過利用日漸枯竭的國外可用資本，力圖使失衡的內外經濟重新恢復平衡，從而把世界其他地方的財富吸納到美國;另一方面，美國國內財富的極度集中已經發生了一個世紀。這可以通過統計數字看出來：30年前，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10%，而現在是25%;在1979年，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到2009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一半(參見Atkinson, Piketty and Saez 2011)。通過虛擬資本，統治階級的金融利潤實現了巨大增長，但它嚴重扭曲了整個美國經濟。此外，就在危機之前，美國的儲蓄率變成負數。因此，通過實體經濟領域的震蕩，我們正在經歷當前的大災難。

　　這一大災難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呢?

4.危機的表現

　　本次危機的第一個表現是虛擬資本的無情毀滅。2008年，世界股票交易的資本總額從48.3萬億美元下跌到26.1萬億美元!資產價值螺旋式的下降伴隨著信心的喪失，以及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的停滯……。在一個流動過速的世界，這一現象最可能的后果就是眾多銀行的破產。

　　在復合衍生金融產品的價格以及其所擔負的風險日益被錯誤評估的情況下——因為正確評估是不可能的(當然像穆迪這樣的評級公司對這種異常行為是不會這么說的)，問題從次級住房貸款部門轉移到信用的信用部門(就是說從第一級的虛擬資本轉移到第二級的虛擬資本)，然后轉向有償付能力的貸款(優質貸款)。在與住房抵押貸款相關的金融產品泡沫破裂之前，它已經污染了金融市場的其他部門，乃至于貨幣市場本身。這樣，經濟體的整個金融系統就被阻塞了。

　　通過信用崩潰和信用喪失，特別是消費信貸的信用喪失，資本貶值有了一個真實的限度，這樣經濟從2007年就進入了蕭條階段。而且由于結構性原因，在一個石油等戰略性自然資源已經開發到極限、而新的能源資源開發又面臨客觀限制的世界里，經濟問題會產生戰爭的壓力。結果，經濟指標受到影響：經濟增長率、交易量和住房消費都出現下降、工業公司的發展受損、失業增加、房地產開發受損、儲蓄下降，等等。最后，此次危機的一個十分令人擔心的問題是，公共機構的債務，特別是國家的債務(尤其是私人債務的“國家化”后產生的國家債務)，包括地方政府，尤其是與社會預算有關的債務(教育、衛生、養老金，等等)，給公共財政造成了巨大困難。因此，對主權債務進行重新安排(通過重新購買和重組)是目前需要討論的問題。

　　危機和戰爭十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不僅是由于戰爭作為毀滅資本的極端形式被從經濟上整合到經濟周期中，而且在政治上它還是統治階級的領導層——高級機金融機構重新控制世界體系的手段(Herrera 2010a)。

　　在冷戰時期，通過軍備競賽和相關先進技術開發(信息技術、計算機控制的機器人、因特網……)，美國的軍費開支和軍工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部分地刺激了美國生產力的增長。今天，美國的軍費開支依然很高，它占到美國聯邦預算的五分之一，大約相當于世界軍費開支的45%((Herrera 2013)。美國在全世界有1000多個軍事基地，盡管從此以后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將置于金融寡頭的控制之下，但它依然扮演著關鍵角色(Herrera and Cicchini 2013)。高級金融機構對美國軍工企業的控制力在持續增長，這一點可以通過機構投資者接管這些資本的所有權看出來，而機構投資者本身依附于主要的金融寡頭。21世紀初，機構投資者的控制的資本占比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達到95%，在通用動力公司達到75%，在波音公司達到65%，等等，在私人軍工企業也是如此。隨著美國政府“外部化”它的國防產業，越來越多的軍工企業被高級金融機構所控制，如軍事職業資源公司(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orporate，簡稱MPRI，是美國目前最大的私營軍事企業——譯者注)被L-3通信公司(L-3 Communications)全資收購;維內爾公司(Vinnell，是美國的一家私營跨國軍事企業——譯者注)被凱雷集團收購;德陽集團(Dyncorp，是美國的一家私營跨國防務承包商——譯者注)被Veritas(美國的一家大型軟件公司)收購，等等。

　　高級金融機構把軍事力量作為控制世界的戰略手段，以維持其資本的再生產。在這種情況下，軍費開支就成為資本利潤的一個主要來源，軍事化就成為資本主義的存在方式。(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本質上是為資本服務的，因為正是國家為了資本的利益而發動戰爭，正是政府機構通過院外活動集團，把天文數字的軍事合同分配給跨國軍事企業(如通用電器公司、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等等)。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發生在一個十分微妙的時刻。拿阿富汗戰爭來說，就像1913年和1938年是經濟危機爆發之年一樣，2001年已經處于經濟危機時刻。隨著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美國經濟內外失衡狀況進一步惡化，危機已經顯現。內部失衡加劇部分是由于戰爭融資需要，外部失衡加劇部分是由于對外采購，主要是向中國采購增加。于是，隨著2000年經濟增長的滑坡，美聯儲大幅下調利率，從2000年12月的6.5%下調到2001年12月的1.75，以及2003年中的1%，這一超低利率一直維持到2004年中。正好是在這一時期，“自由伊拉克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從2003年3月轉變為”新黎明行動”(Operation New Dawn))開始實施，緊接著是“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in Afghanistan，于2004年12月發起)。當時實際利率已經變為負數，金融風險隨之越來越大，尤其是在房地產行業，次貸危機的禍根就是在這時種下的。此后隨著戰爭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美聯儲被迫于2004年中(伊拉克戰爭開始后)再次提高利率(還有其他政策，此項最重要)，到2006年中達到5.25%。此后不久，從2006年底開始，發生了大規模的抵押貸款違約現象，由于經濟增長收縮和工資停滯，違約情況進一步加劇。

　　盡管危機的跡象已經很明顯，但一直到2007年中，美聯儲始終維持這樣一個高利率。直到2007年8月，美聯儲才開始在下調利率的同時，對銀行實現量化寬松政策，利率降到接近于零。但是已經太晚了，它無法避免新的金融恐慌的出現(它是“現代恐慌”，嚎叫聲不是來自于金融交易商，而是來自于計算機鼠標)。可見，危機通常爆發于關鍵的債務人集團償貸出現困難之時。而在2006年底，美聯儲通過提高利率來為新帝國主義戰爭導致的不斷膨脹的軍事預算融資之后，這樣的時候到了。

　　到了這種時候，既不會有美國的軍事勝利，也不會有通過戰爭毀滅資本而實現的積累復蘇，而對后者的追求只能使資本主義矛盾進一步惡化。

5.危機的后果

　　首先，危機對北方國家(發達國家——譯者注)產生哪些影響?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大規模的貨幣創造和被固定在稍高于零水平的利率，與之相伴的是大規模的財政赤字(預算赤字接近美國GDP的10%)和不成比例地增長的公共債務，所有這一切造成美元的相對貶值和一場“貨幣戰爭”。這場戰爭目前暫時是美元獲勝——美元從2009年以來相對處于強勢。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使用了一種“大規模毀滅”的特殊武器：由于美元仍然是世界儲備貨幣，美國中央銀行可以無限地創造被其他國家所接受的貨幣。這使得美國能夠強迫世界其他國家接受美國開出的條件，即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同時支持適合于美國統治戰略的匯率，即使這些國家貨幣當局持有的國際儲備因此而大幅貶值。但是這能維持多久呢?

　　美國以為美元貶值將消減其貿易赤字，并且刺激國內生產，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多年來我們一直可以看到，這些變量對美元貶值的反應很小，而且越來越微弱。而由于結構原因，美國的經濟增長明顯地越來越弱，幾乎處于停滯狀態。也許有人會說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的GDP增長已經褪色，這沒錯，但情況惡化卻是由于美國經濟中的整個金融系統出了問題。另一個與此有關的變化發生在原材料市場，特別是石油市場。由于世界能源儲備枯竭，導致當前原材料價格上升。

　　正如我們所知，當前危機的最壞后果是由廣大最貧困階級來承受的。美國盡管按照GDP依然是世界老大，但危機給其造成巨大破壞，這反映在相對于其他北方富裕國家較為落后的各種社會指標上，包括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健康權甚至教育權。在北方國家，危機的破壞還表現在：人們普遍感到陷入“惡魔般的生活”(mal vivre)，或者感到“生存艱難”(bad-being)，特別是勞動者階層(對那些有工作的人而言)。正像許多產業健康專家所觀察到的，很多人遭受心理創傷以至于到了自殺的邊緣。我們這里所說的心理創傷指的是失業的威脅和個人績效考評給勞動者造成的組合壓力，它造成同一生產單元的工人內部的競爭，從而破壞了他們之間的尊重、團結和忠誠。工人之間缺乏信任、相互監督、自動的控制和害怕上班，在這樣的環境中集體思考和行動的空間被壓縮。病理學上的孤獨癥出現了，與之相伴的是道德上出賣自身的感覺、在品德和資格上的撒謊意識、道德感和責任感的喪失、對通過改變工作關系而重新獲得生活意義的需要的喪失。這些挫折不是經濟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不是社會的，而是個人的，即使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最后，在政治層面，我覺得我們不需要特別強調極端權利興起的風險，通過回歸“傳統權利”，它形成多個變種——從宗教極端主義到新法西斯主義。不幸的是，其中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新的戰爭。

　　危機對南方國家(不發達國家——譯者注)有哪些影響呢?首先，通過我們所知道的多個渠道，南方國家的財富正加速向北方國家輸送：外商直接投資或證券投資的利潤的回流、外債的償付、官方儲備轉換為銀行存款(直接饋贈給美國)、不平等交換，而且還有資本外逃，等等。這種向北方的財富流動在未來會加速進行，以便從金融上援助處于中心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為美國霸權支配著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與之相伴的是美國的軍工廠，從而保證了它能夠從世界其他地方攫取帶血的資本。迄今為止美國把它的霸權施加于每一方，從北方地區的帝國主義伙伴到南方地區它的潛在對手(特別是中國)，但是這能維持多久呢?

　　應該注意到，由于南方國家經濟特點的不同，以及它們被整合到資本主義體系的程度不同，經濟危機的后果也有所不同。一些國家被排斥于世界體系之外，陷入匱乏的泥沼或貧困陷阱，當前的經濟危機似乎對它們沒有影響。但是不管是不是“新興”國家，經濟危機遲早都會影響到所有這些國家。例如， 在大多數南方國家中，農業部門是占據優勢的部門，但是農業部門功能紊亂和自相矛盾的問題十分嚴重：盡管農業生產嚴重超過食品需求(至少50%)，這個星球上卻有30億人遭受饑餓或食品不足的痛苦。這表明農業市場也面臨著生產過剩的危機，而遭受饑餓的人中有3/4是農民。此外，與全世界新的耕地不斷被開墾相伴的，是農業人口相對于城市人口的減少，大量的農業人口遷移到城市。越來越多的土地被跨國公司所耕種，它們不是為了食品消費而生產，而是為了工業或能源開發(例如生物燃料)。在被排斥在“全球化”的利益之外的大多數南方國家中，農業部門在為本國提供基本的食品的同時，商業化種植的出口農業在蓬勃發展。在這里，我們甚至可以把最近發生的動搖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事件與長期以來破壞它們的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聯系起來，也可以與這個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在所謂的“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幌子之下的新自由主義形式聯系起來(Herrera 2004a)。當然，我們不會低估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那里的社會暴動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食品價格的急劇上升。

　　除了上述問題，我們將會看到，危機的一個主要后果，是南北對立的加深——盡管有“20國集團”這樣的合作組織，因為使矛盾深化的各種條件正在往一起組合。南北對立發生在雙方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復雜的時候：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有控制著國家的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之間的矛盾，有南方國家自身內部的矛盾，但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以及北方國家與正在崛起的“新興”國家之間的矛盾。

　　在南方國家，統治階級內部的大多數人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以及它是各個變種，但是南方國家絕不可能由此解決資本主義制度制造的矛盾，所以這條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不僅如此，它還導致南方國家與北方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結果，它使南方國家目前的公眾抗爭運動面臨著被統治階級接管、壓制和轉變為親體制力量的危險。南方的統治階級，主要是那些具有堅定的、理性的發展戰略的統治階級將可能因此而無法實現國家進步，因為他們沒有實現內部轉型，從而無法建立有利于大眾階級的權力關系。這種情況在拉丁美洲，例如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確實發生了(Herrera 2010c)。

6.對正統反危機政策的批判

　　第一項反危機政策包括：調整中央銀行的行為，通過創造基礎貨幣、向主要銀行提供特別信用額度，以及下調利率，來向銀行間市場注入流動性。其主要目的是避免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以及通過制止市場收縮限制虛擬資本的貶值，從而保證衍生金融產品以接近票面價值的價格兌付。但這一切根本無法解決制度的矛盾。

　　正如我們所知，這一政策的一個轉折點是，當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下時，美國貨幣當局像新自由主義要求的那樣，采取了不干預的態度。所有跡象表明，沒有人從它加劇了整個體制解體的風險，包括從國家責任角度，對這一不作為的意義進行過評估。

　　此后僅僅幾個小時，美國財政部和央行的態度就發生了180度的轉變：一些面臨破產風險的金融機構(像美國保險集團(AIG))在國家不掌握投票權和沒有任何新的控制措施的情況下被國有化了。“賣空”(short shells)先后在英國和美國被臨時推遲。美聯儲在特殊情況下，以幾乎是零的利率，對主要交易商敞開了貸款最高限額，國家幫助這些機構對破產的集團進行接管和重新資本化。換句話說，國家強力支持金融寡頭成為日益集中的資本所有權結構的“超級中心”：雷曼兄弟被花旗集團接管，美林-林奇被美國銀行接管，華盛頓互惠儲蓄銀行被摩根集團接管，等等。一個 “中止契約”(defeasance)基金專門為“差銀行”(bad banks)而成立，以便國家為“有毒”債券提供擔保。其中的一項關鍵措施是，2008年10月美聯儲擴大了為北方國家和南方大國中央銀行設立的貨幣互換協議(swap lines)組織，或者叫臨時貨幣互惠協議(temporary reciprocal arrangements on currency)組織，使它變得幾乎是“沒有限制的”。

　　接下來是鮑爾森的1號計劃和2號計劃，這些計劃通過改變作為最后手段的美聯儲的資本結構，為美國經濟提供全面的支持(包括通用汽車和其他企業，但不阻止大規模解雇)。最后，在2011年初，美聯儲主席警告財政部(和國會)，聯儲無法繼續為公共赤字融資，因此必須回歸嚴格的赤字政策，同時必須提高利率。然而，提高利率會導致兩個主要風險：對美國而言，公債負擔變得更加沉重;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資本將流回美國，為其赤字融資，使美國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再一次生存下來。這一切發生在公眾的眼皮底下，公眾意識到，不僅政府在推卸公共服務，而且他們自己將為拯救那些控制政府的高級金融機構的行為買單。

　　由于所有這一切，主流思潮中的一個小的，但是很重要的少數派在支持由哈耶克、米塞斯和羅斯巴德倡導的極端新自由主義思潮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激進。他們應對危機的基本態度是，重拾對市場的信心，相信市場自發調節能夠重新恢復均衡(參見Rockwell [2008] 或 Rozeff [2013]，他們來自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很清楚，這是出于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因為這些極端自由主義者堅持的觀點是，危機是由于干預主義的過度行為，國家根本不應該挽救那些陷入困境的銀行和公司。在他們看來，應該做的是，停止限制經濟當事人市場自由的國家管制。例如，當公共住房政策聲稱所有公民 都希望獲得住房所有權時，市場(它本身不是“公眾”)證明不是這樣。因此，這些極端自由主義者反對任何反危機措施，特別是反對中央銀行對利率的任何干預。

　　他們當中最極端的人甚至號召壓縮、凈化和簡化國家機構，包括軍隊，主張貨幣私有化。當然他們也明白，這些措施將把資本主義推到混亂的境地，但是他們認為，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這樣的混亂將對資本有利。比起那些無論如何注定會失敗的對企業進行人為的公共救助的干預行為來，資本主義將更快、更好地重建自己。

　　那么,“改革者”的立場上什么呢?這次危機的吸引力有利于凱恩斯思想的回歸。保羅•克魯格曼(2009)曾說過，凱恩斯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引人注目，而克魯格曼本人是一個新古典經濟學家。即使新凱恩斯主義者反對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他們的觀點實際上來自同一理論陣營，即我們所說的“資產階級”。盡管他們之間的觀點差異是細微的、有變化的、微妙的，他們當中最先進的學者普遍主張為資本主義的功能實現最小限度的變革，以便使其盡可能長地生存。

　　斯蒂格利茨委員會的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應聯合國大會主席的要求而于2009年完成的最后文本并沒有對主流意識形態提出疑問。陳舊的新自由主義信條只是被修正，而并沒有被拋棄：匯率應當是有彈性的;為了對付“貿易保護主義的危險”，自由貿易的優點被再次強調;公司治理的缺陷應當被矯正，但是風險管理繼續委托給金融寡頭，世界體系依然在美元霸權的控制之下……。盡管越來越多的南方國家表達了對全球金融化的拒絕態度，但我們離此還有很遙遠的距離，這一點是事實(Herrera and Nakatani 2008)。當然，南方國家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

7.關于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

　　需要澄清的是：反危機政策并非是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盡管“凱恩斯主義”政策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包括G.W.布什2008年的計劃(對部分稅收實行減免和回扣)，特別是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的施政綱領(基礎設施建設)，但新自由主義依然明顯處于優先地位，以便盡可能地挽救過度積累的虛擬資本。一個更為深入細致的分析表明，奧巴馬當局雖然把一些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要素(刺激計劃)與其他管制主義的政策(對金融的一些重新管制)結合起來，但不并沒打破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北方國家的政府以極端反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突然地改變了通過國家干預援救資本的計劃，這應該不是欺騙我們。反危機政策以及它的創始者至今還沒有從正統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中擺脫出來。

　　美聯儲和其他北方國家的中央銀行繼續大規模地創造基礎貨幣，就在最近，美國推出了第二次量化寬松政策(QE2)。不過，這一明顯帶有“凱恩斯主義”色彩的政策實際上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因為事實表明，壓低實際利率的策略并不能提高資本的邊際效率，也無法把貨幣資本從金融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從2011年初以來，美國的關注點是公共行政的債務問題，包括財政部的債務、聯邦政府的債務、以及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債務。本•伯南克首先強調的是短期貨幣刺激(以及被要求的財政刺激)和長期的削減赤字計劃，他定期就預算赤字問題警告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和美國國會。在這位美聯儲主席看來，到了緊縮預算計劃的時候了。事實上，這些必須要做的事正好與凱恩斯所推薦的相反。“清掃房間”意味著通過增稅，以及通過減少政府雇員和他們的薪水來降低開支來消除赤字，加上健康衛生政策和養老金政策的改革，這樣就把負擔轉嫁給了工人階級。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歐洲。所以，事實上，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根本不存在“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回歸。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觀依然是新自由主義的國家觀，即為資本服務，特別是為金融體系服務。

　　即使真的出現了“凱恩斯的回歸”——當然這可能性很小——它也將會面臨幾個問題。首先是理論問題，凱恩斯根本沒有關于危機的“通論”。凱恩斯有許多相關的理論論述分散在各處，但都是不完整的，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因而經常在一些觀察者中間或他的信徒中間引起混亂或誤解。以“有效需求”這一復雜概念為例，作為預期的銷售價值，它不得不被理解為“供給”(Lavoie,1985)。凱恩斯力圖發現一個克服危機的辦法，以便拯救資本主義。他窺破了“沒有危機的資本主義”的秘密，即資本主義需要被管制，辦法是通過國家這個外生因素來創造有效需求。在經濟收縮階段，國家干預可以使危機的影響降到最小。他和其他學者一樣——其中最著名的是熊彼特(1951)，逐漸認識到歷史發展的趨勢是克服資本主義。但是他的理論在一般地看待貨幣，特別地看待金融體系這一點上遇到了困難。

　　凱恩斯在理解經濟危機上的這些局限——與馬克思相比是局限——被忠實的凱恩斯主義者，如才華橫溢的瓊•羅賓遜所認識到，并且被清楚地表達出來。羅賓遜寫道，凱恩斯主義理論的闡述精巧和復雜是馬克思所沒有的，但是它的實質性內容可以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找到，如投資是“沒有銷售的購買”，儲蓄是“沒有購買的銷售”(羅賓遜，1966)。針對羅賓遜在194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竭力調和他與馬克思的關系，凱恩斯反駁道，試圖無中生有是沒有意義的。

　　不過，馬克思分析發現，貨幣作為資本的功能是貨幣最基本的特點，這一點在凱恩斯的著作中并沒有得到發展(甚至沒有澄清)，當然在正統的貨幣數量論中更沒有。凱恩斯對信用制度的有限分析，以及對國幣和信用貨幣之間區分的欠缺，使得他合乎邏輯地，但卻是不恰當地過分看重貨幣(凱恩斯 1930,1971,1987;參見Vilar 1974)，并且在設定利率方面賦予國家過多的職責。按照他的想法，中央銀行通過創造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給，來壓低利率。根據這一策略，投資因此會增加，一直到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的“不正常因素”(失業、不平等，等等)消失為止(凱恩斯 1936)。然而正如我們所知，現在中央銀行為穩定貨幣和對付通貨膨脹而實行的貨幣政策，與他設想的利率由市場決定的做法完全相反。它們把利率作為主要的政策工具，利用它對金融和實體領域的效應來調節整個經濟。此外，我們知道，中央銀行的利率首先受到每一個碎片市場(特別是衍生產品市場)上主要的金融寡頭所確定的利率的影響，這些寡頭在市場上處于支配地位。

　　因此，問題源于凱恩斯的國家觀——一種政治幻想。凱恩斯主義信仰全能國家(the all-powerful capacity of the State)，這一點與馬克思頗為不同。盡管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也存在局限性，但依然強于凱恩斯(Nakatani and Herrera 2010)。我們今天如何看待國家呢?例如，難道它不是通過公債，靠資本來支撐的嗎?難道貨幣創造本質上不是來自私人嗎?難道美聯儲的利率不依靠那些對此政策有很大決定權的金融寡頭嗎?難道美聯儲本身沒有被金融寡頭的私人利益大規模地滲透嗎?難道國家沒有把軍事合同分配給那樣由高級金融機構所控制的跨國企業嗎?新自由主義國家由于它屈從于高級金融機構而變得更有活力了嗎?總之，凱恩斯主義的國家是一個虛構!它的“改革主義”只能散布幻想和錯誤的希望。

8.結論

　　當前的危機很可能變得更為劇烈，從而成為一個資本的系統性危機，因為所有的條件都具備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金融領域最近發明了對再抵押的債務抵押證券的再抵押，或者說是債務抵押債券的三次方(CDO3)這樣的衍生金融工具，但是這樣的乘方游戲終究會崩潰。在那里，金錢的衡量單位是萬億美元(1012)，在其達到千萬億美元這個量級前，某些東西就會垮掉!資本主義處于危險之中，包括在它的中心。也許你看見過許多次的資本主義危機，這個制度都挺了過來，而且比之前更強壯，財富變得越來越畸形地集中。是的，確實如此，確實發生過很多次前資本主義的危機。我們不打算宣布世界末日的到來(于2012年?)。如果認為資本主義將會因為此次危機而很快崩潰，這是一個幻想，也許是由于缺乏耐心而產生的幻想。這個怪物將繼續生存下去，并且將繼續被殺死。

　　經過了漫長的歷史，特別是在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后，資本已經知道如何創造一些制度和公共干預手段——本質上與中央銀行的政策相關，使得它至少在北方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危機，增強其抵御沖擊的能力。但是，對資本統治秩序的再組織從來也沒有消除它的矛盾。因此，我們將不得不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遭受逐漸老化的資本主義的折磨。在南方國家，資本主義要為“對最貧困人群的無聲屠殺”(silent genocide of the poorest，似乎是指艾滋病——譯者注)負責。當前的形勢不像是危機結束的起點，而是現今的金融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逐步走向崩潰這一較長歷史時期的起點，這一崩潰過程開啟了轉軌的可能性，期間階級斗爭將變得更加激烈和復雜。我們將不得不考慮后資本主義社會轉軌問題，或資本主義的替代形式問題。盡管我們中間存在分歧，但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代替資本主義的，將是社會主義。

　　對資本主義的生存而言，如果結構性的問題是利潤率下降的壓力問題，如果金融化不是解決問題的長久手段，那么它唯一可做的就是加強對勞動的剝削，盡管這是很痛苦的事。虛擬資本要取得報酬，它只能靠生產性資本的剩余的轉移，靠增加對勞動力的剝削。因此要想重啟世界體系中心的增長周期，當前的危機必須要毀滅相當大數量的虛擬資本，因為其中絕大多數是寄生性的。然而，世界體系的矛盾已經過于嚴重和難以解決，大規模的資本貶值有導致其崩潰的危險。一些正統的思想家也開始相信目前的危機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例如，《全球歐洲展望公報》(Global Europe Anticipation Bulletin)的分析家們預測，當前形勢將進一步惡化，導致全球體系在地緣政治意義上斷裂，美元將會崩潰，從而全球金融體系的基礎將不復存在。此外，美國《貨幣與市場》雜志(Money&Markets)的專家預測道，當前的危機將按照非常傳統的次序進一步深化：財政赤字消腫、公共債務猛增、貨幣當局對美元的徒勞捍衛……。

　　那么，誰來替代它呢?對我們而言，是時候重建左翼的激進替代方案了。在這一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最為困難的問題是有關貨幣和金融的問題，這些問題既關系到貨幣政策的外部構成(匯率制度)，也關系到其內部構成(是否應該對中央銀行實行政治控制?)。其他問題涉及到為經濟融資的問題(如何管制金融寡頭?或者最好是，如何對其實行國有化以及如何民主地控制他們?)、控制外國資本以及平衡收支問題、外債的一般對策問題，以及與構建區域化的替代模式相關的問題(與國有化相聯，目的是打破現有制度的邏輯，以人民群眾的社會需求為出發點——事實上這應該是經濟科學的主要目標)。最后，還需要從理論上考慮正在或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轉軌中的計劃的新形式問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決定作為集體的人民群眾的未來時，需要他們參與全部決策過程。

　　(作者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全職研究員，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學索邦經濟中心，還兼任世界選擇論壇(the World Forum of Alternatives)的執行秘書。)

　　譯者：彭五堂，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注釋】

　　1 不幸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新古典分析不如馬克思主義。相反，在某些問題上，正統經濟學家對事情的發展過程理解更為深入，例如，關于金融領域的效應在實體經濟領域的復雜傳導過程的分析。甚至在(數學)金融這一主題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沒有多少成果(Herrera, 2011)。

　　2 我個人于2004年4月寫道：“美國經濟的失衡程度最近達到了它能夠容忍的極限……。強制地以資本貶值的方式對其進行糾正是不可避免的”(Herrera, 2004b)。同時參見Herrer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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