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新自由主義表現活躍，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學界和政界等影響不能低估，要在理論和實踐上旗幟鮮明地予以批駁。本文對新自由主義2014年的三個主要觀點進行批駁，駁“所有領域都由市場決定論”、駁“國企私有化是體制反腐的根本之策論” 、駁“發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搞新一輪的私有化論” 。本文認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仍然面臨艱巨的任務。

　　【關鍵詞】深化改革 新自由主義 清算

　　【中圖分類號】F091.352

　　【文獻標識碼】A

　　2014年新自由主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表現得異常活躍，值得各界進步人士高度關注，并積極消減其負面影響。

　　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以來，世界各地針對“華盛頓共識”和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惡果(跨國資本壟斷、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金融投機勢力的掠奪等等)進行廣泛的反思，形成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但是在我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并沒有得到很大反響，新自由主義未偃旗息鼓，還在頑強地占領理論和政策陣地，繼續影響改革與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內外新自由主義者紛紛粉墨登場，使全面深化改革開局之年的2014年，宣傳私有化的聲浪再次掀起。據《人民論壇》近三年關于十大社會思潮影響排名的問卷調查顯示，新自由主義穩居第一。可見，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學界和政界等影響不能低估，等閑視之，要在理論和實踐上旗幟鮮明地予以批駁。

　　駁“所有領域都由市場決定論”

　　三中全會《決定》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取代原來的“基礎性作用”，其出發點是為了更好地處理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這兩者間的關系，不是要主張完全“由市場說了算”。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是經濟社會活動的一個重要主體，國民經濟的高度社會化和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以及國家具有的職能決定了政府對經濟進行調控的重要性。

　　政府調控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要求通過政府的調控來保持各企業、各部門之間按一定的比例協調發展;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要求通過政府的調控來為經濟發展創造各種基礎條件。

　　政府調控是彌補市場調節缺陷的需要。市場在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的過程中，至少存在著以下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市場不可能對所有的資源配置都起決定性作用,如五大交通方式、地下資源、教育資源、文化資源、醫療衛生資源等，也不可能對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都起決定性的有效調節作用，如產業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國家經濟安全、對經濟發展目標的控制等。二是市場在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的時候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如造成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對于社會問題，市場是無力解決的。

　　政府調控是國家經濟職能的具體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離不開國家對于經濟職能的充分發揮。國家作為社會經濟的管理者，要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目標，選擇經濟發展的重點;國家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主體，手中掌握了巨大的經濟實力，并承擔著為經濟發展創造基礎條件的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①需要將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在發揮市場調節有效功能的同時，用政府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我們要清醒看到，有輿論將“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從一般“資源配置”擴大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經濟領域延伸至意識形態領域、政治領域，一味夸大和泛化市場決定性作用，其實質是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顛覆性錯誤”。

　　駁“國企私有化是體制反腐的根本之策論”

　　有人借近期中石油等中央企業出現的腐敗案件，得出國有企業必然滋生腐敗，這個結論是不正確的。北京師范大學等單位發布的《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2013年463例企業家犯罪案件中，國企企業家犯罪案件110例，占24%，民企企業家犯罪案件352例，占76%。國企、民企涉案有一個共性，就是過半數的案件發生在企業內部財務管理環節。如果管理不善，任何企業都可能出現腐敗問題。

　　國有企業出現少數腐敗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強監管、嚴肅法紀加以解決。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整個國有企業隊伍，更不能因此就得出國有企業必然腐敗、國有企業必然搞不好的結論。事實上，國有企業涌現了一大批先進模范，在國家和社會遭遇危急險重的關鍵時刻，國有企業靠得住、拉得動、打得贏，是維護我國經濟安全的命門，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起支柱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語)。我們就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加強監管，去掉國有企業的弊端，構建起對國企有效的、全方位的、立體式的監督制度體系和主體體系，促進國有企業更加健康地發展和壯大。

　　事實上，恰恰是全盤私有化和唯市場化必然帶來嚴重的腐敗。國企私有化不但不是反腐，恰恰是最大最徹底的連鎖腐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管理學家西蒙教授早就在回答中國記者提問時強調，國有企業性質與腐敗無關，腐敗是公共權力的濫用。腐敗指的是運用國家或企業的公權謀取私人利益的行為，即公權私化、公利私有、化公為私。事實已經證明，上世紀80年代的國企基本無腐敗，而私企和外企頻頻腐敗，而90年代開始以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私有化和唯市場化的方法反腐敗，結果越反越多，非但沒有解決腐敗問題，反而從根本制度上徹底實現化公為私的腐敗目的。為了促進國有企業和全社會的健康發展，新一屆黨中央對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一切領域反腐敗態度鮮明，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高舉反腐重拳，堵住腐敗后門，清理灰色側門，敞開合規前門，對腐敗案件零容忍，保持高壓態勢不動搖。

　　駁“發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搞新一輪的私有化論”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關鍵在控股權。有人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稀釋國有經濟成分，逐步降低國有股權的比例，就是要搞新一輪不能公開說的私有化”。這種理解不符合三中全會《決定》對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定位，是極其危險而有害的。國有資本利用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的，是要壯大國有資本力量，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按照“逐步降低國有股權比例”的思路改下去，很有可能改變國有企業的產權性質，導致國企部分或完全私有化，其結果不是做好國有企業，而是“做掉”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合法合理地深化國有企業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不是簡單數量與比例上的進退，更不能一“混”了之，而是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與運行機制，以做強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為目的，打造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中國經濟脊梁。如果偏離這一方向和底線，我們的改革終將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除了改革的目的分析要正確之外，改革的過程必須公開透明。“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非金融)資產總額91萬億元，所有者權益32萬億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積累的寶貴財富，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是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一個銅板都不容許流失。必須規范國有產權交易，通過上市和產權市場發現價格，通過進場交易、競價交易實現陽光操作、公開透明。要特別重視解決違規進行資產評估、惡意串通低估評估值、把優質資產分離到副業、通過境外殼公司弱化監管等約束管理等問題，最大限度控制自由裁量空間，最大限度消除尋租空間，防止國有資產流失”。②

　　中國經濟發展方針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要讓經濟發展的收益惠及全體人民，要以自主科技創新增強產業在全球的中高端競爭力，要堅持和加強國家對基礎性、支柱性、命脈性行業的控制力。只有明確以上基本目標，才能明確多種經濟成分中國有經濟的最低限度規模，才能根據實際的發展需要明確資源配置和經濟管理等領域中，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邊界，而不受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和破壞。

　　世界范圍內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已造成諸多惡果

　　新自由主義沒有因為被全球公認為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危機的罪魁禍首聲譽掃地退出舞臺，至今仍然是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模式。《求是》今年第16期發表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成績單”》一文，黨中央系統要求各省部級黨委都要集體學習并上報學習情況，因而也值得廣大讀者高度關注。文中列舉了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東歐休克療法等案例，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造成經濟減速或衰退、私有化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經濟主權削弱、失業增加、工會權利受限、勞工地位下降、全球范圍的結構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脹等惡果。問題是，新自由主義破壞經濟乃至破壞世界社會進步的種種“成績單”，還在拉長。我們面臨的不是一個在書齋里坐而論道的、純粹的學術問題，不是一個過去時的問題，而是世界人民活生生的苦難境遇和危及生命的現實問題。

　　2014年1月5日阿根廷南南網站發表《新自由主義八論》，說新自由主義盡管失去信譽，卻仍然在尋求加強“新的”概念和加速內部重構，“使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得以重建”。9月9日，基辛格新作《世界秩序》出版，提出通過“推廣普世原則”、“推廣我們謀求推廣的價值觀”，來構建他的世界新秩序。書未出版，美國當局戰略級的政治家已經就此發出聲音。一個是前國防部副部長約瑟夫·奈，4日在《彭博商業周刊》網站發表《針對一個正在衰落的俄羅斯的西方戰略》，要求西方不要簡單地孤立俄羅斯，而是設法熄滅俄羅斯的“反自由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日《華盛頓郵報》有《希拉里·克林頓評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書，特別強調“美國應領導世界新秩序”，高度評價基辛格關于在亞太地區提高東盟地位應對中國崛起及“推廣普世的準則和價值觀”的見解。這里就透露出新自由主義尋求加強“新的”概念和加速內部重構的某些跡象。因此，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仍然面臨艱巨的任務。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副教授)

　　【注釋】

　　①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11-16。

　　②李予陽：國企改革復雜性前所未有，《經濟日報》，2014-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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