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后，資本主義復辟勢力一方面向西看，照搬西方的模式，在政治上建立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實行三權分立和總統制;在經濟上實行全面私有化，恢復了私有制，迅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渡。而在文化上大量引進西方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們向后看，大搞復舊，恢復沙皇時代的許多舊東西，結果使得他們建立的資本主義帶有不少舊俄的特點，可以稱之為俄羅斯特色的資本主義。本文著重講社會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復舊的某些表現。

　　新的當權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給他們實行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專政抹上一層“合法”的色彩，便顛倒歷史，把自己的行動稱為“革命”，全盤否定十月革命，把它說成布爾什維克策劃的陰謀和政變，說成俄羅斯歷史上的悲劇性錯誤，把十月革命后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稱為極權主義政權，有人甚至把它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等同起來。由于這次復辟是在十月革命后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實現的，當年的革命者早己去世，因此新的當權者已無可能像歷史上的復辟勢力一樣對他們進行肉體上的懲罰，于是采取精神上判處死刑的做法。他們首先把矛頭對準列寧和斯大林以及其他革命領袖，推倒他們的紀念像，否定他們的思想和全部活動，對他們進行惡毒的攻擊和咒罵，甚至把其中有的人(尤其是斯大林)妖魔化。這一陣否定一切的惡風甚至殃及許多革命志士以及在衛國戰爭中為國捐軀的英雄們。例如，有人肆意歪曲國內戰爭時期紅軍師長恰巴耶夫(過去譯為夏伯陽)的英雄形象，給他編了許多神話，使得他變得面目全非;有人用惡毒的語言攻擊奧斯特洛夫斯基，罵他是“瞎眼的狂熱信徒”，說他寫了一本“歌頌精神上的瞎眼和道德上的癱瘓”的書;有人說什么著名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發起人礦工斯達哈諾夫的掘煤記錄是偽造的。衛國戰爭時期出現的許多英雄人物，例如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青年近衛軍政委柯舍沃伊和女英雄卓婭等，都未能避免受歪曲和遭誣蔑的命運。在極不正常的氣氛中，共產黨人遭到蔑視，被稱為“共黨分子”(“коммуняка”)。過去蘇聯人曾自豪地自稱為“蘇維埃人”，現在卻獲得了“蘇聯佬”(совок)這個帶侮辱性的稱謂[1]。

　　與此同時，刮起一陣陣翻案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描繪成英明的君主，對他的被處死寄予無限的同情，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譴責布爾什維克的暴行。他的遺屬在有影響的人物的支持下向法庭提起訴訟，要求給他“恢復名譽”。當年曾殘酷鎮壓革命、殺害了大批革命群眾的沙皇政府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被稱為有遠見的政治家而受到贊揚，甚至設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獎章，授予“在解決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任務方面作出貢獻的人”。十月革命后的國內戰爭被說成一場兄弟之間的殘殺，當年的白軍將領鄧尼金、高爾察克等人得到了肯定。2005年鄧尼金的遺骸被迎回國內安葬，許多政府高級官員和各界知名人士參加了隆重的安葬儀式，有人發表了熱情贊揚的講話。2007年 鄂木斯克行政長官簽署了在當地為高爾察克樹立紀念碑的決定，2008年還拍攝和放映了影片《海軍上將》，對他的反革命活動作了全面的肯定。有人甚至為衛國戰爭期間叛國投敵、充當偽軍首領的弗拉索夫開脫罪責，并加以美化。他們這樣做，是要把歷史完全顛倒過來。

　　記得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說過這樣一段話：“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滅的時代，而為了消除這方面的一切疑問，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為古董的舊的日期、舊的紀年、舊的名稱、舊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舊憲兵復活起來。”[2]今天的俄羅斯當權者也這樣做。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機構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名稱――杜馬。改變了代表國家的標志，重新使用沙皇時代的三色旗作為國旗和雙頭鷹作為國徽。在蘇維埃時代，爆發十月革命的11月7日一直是蘇聯的國慶節，每年都要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葉利欽當政時期把這節日改名為“和諧與和解日”。后來把節日挪到11月4日，又把它改名為“人民團結日”。這樣做，顯然是為了否定十月革命，并且讓廣大群眾忘掉它，忘掉昔日的崢嶸歲月和革命傳統。同時，各種舊有的節日，其中包括許多宗教節日，紛紛恢復，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過去蘇維埃國家為了獎勵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貢獻的人員，設立過許多獎章和勛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寧勛章和勞動紅旗勛章。如今這些獎章和勛章早已被取消，恢復了沙皇時代的一些東西，例如，1997年葉利欽簽署命令，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圣安德烈勛章，2000年普京又決定恢復圣喬治十字章。蘇聯劇變前后掀起了一股恢復舊地名熱，很多以革命領袖和蘇維埃時代的著名活動家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和其他地點，紛紛改回原名。例如，列寧格勒仍像過去一樣稱為圣彼得堡，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恢復舊名葉卡捷琳堡，卡里寧恢復舊名特維爾，高爾基市恢復舊名下諾夫哥羅德，莫斯科的高爾基大街恢復舊名特維爾大街，原蘇聯作家協會所在地沃羅夫斯基大街恢復舊名波瓦爾大街等等。宗教活動和舊的習俗己全面恢復。

　　在意識形態領域，復辟勢力在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成果的同時，也否定一直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反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論斷，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宣揚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接受西方的各種政治經濟學說和價值觀念，將其作為指導思想。同時他們把過去批判過的各種錯誤的、甚至反動的思想和理論及其代表人物重新翻騰出來，尤其是把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一些政論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請了出來并推崇備至。在這些人當中最受他們重視的有宗教哲學家、詩人和政論家索洛維約夫，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哲學家別爾嘉也夫，經濟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布爾加柯夫，宗教哲學家、學者和工程師弗洛連斯基，作家、政論家和文學批評家列昂季耶夫，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論家司徒盧威，宗教哲學家伊林，宗教哲學家和烏托邦主義者費多羅夫，哲學家、政論家和批評家羅扎諾夫等。蘇聯劇變后，大量出版了他們的遺著。尤其是那位自己承認改變信念像換手套一樣的羅扎諾夫的著作更是受到歡迎并持續熱銷。不僅學界人士經常用贊揚的語氣提到他們，而且有的政界人士對他們也很重視。

　　“改革”年代發掘出了一本名叫《路標》的集子。這本書的作者除了上面提到過的別爾嘉也夫、布爾加柯夫、司徒盧威外，還有格爾申宗、伊茲哥耶夫、基斯嘉科夫斯基和弗蘭克等，共七人。其中的多數人(別爾嘉也夫、布爾加柯夫、伊茲哥耶夫、司徒盧威等)曾是所謂的“合法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列寧在談到這一類知識分子時說，他們“在25～30歲時‘搞馬克思主義’，在35～40歲時搞自由主義，之后就當了黑幫”。[3]其余的人的思想前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路標》是在1909年出版的，這正值斯托雷平反動時期。這位沙皇政府大臣會議主席兼內務大臣于1907年發動“六三政變”，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殘酷鎮壓革命群眾運動，大規模實行死刑，使得大批革命者慘遭殺害。而《路標》的作者之一格爾申宗在他的文章里居然這樣說：“我們是什么樣的人，我們不僅不能幻想與人民融合，——我們應當比害怕當局判處的所有死刑更害怕他們，應當為這個政權祝福，因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獄為我們擋開了人民的狂暴。”[4]這一段話很能說明這些知識分子精英們反人民政治態度和他們的這本集子反動的政治傾向。當年《路標》文集出版后，在短時間內一版再版，反動報刊為之喝彩叫好，但是它也遭到革命者的嚴正批判，當時曾發生過一場熱烈的爭論。列寧專門寫了《論<路標>》一文，對它痛加批判。列寧指出：“《路標》是俄國立憲民主主義和整個俄國自由主義同俄國解放運動及其一切基本任務和一切根本傳統實行徹底決裂的道路上的最醒目的路標。”[5]他稱這個文集為“自由派叛變活動的百科全書”，說它“包含三個主題：(1)反對俄國(和國際)民主派整個世界觀的思想基礎;(2)宣布同近年來的解放運動決裂，并對它大肆誣蔑;(3)公開宣布自己對十月黨人資產階級、對舊政權、對整個舊俄國懷有‘奴仆’感情(和宣布實行相應的‘奴仆’政策)”。[6]《路標》的作者們明目張膽地攻擊唯物主義和用唯物主義解釋的實證論，恢復主觀唯心主義和宗教神秘主義的世界觀;他們詆毀俄國解放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傳統，竭力貶低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觀點和活動;他們反對1905年的革命，最后表示要投向沙皇政府的懷抱。這表明這些曾經在不同程度上與俄國解放運動有過聯系的人已實行了徹底的背叛。《路標》也可以說是這些叛徒的自白書。他們的背叛行為當時起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十月革命后，《路標》的作者們除了格爾申宗和1920年去世的基斯嘉科夫斯基外，都于1922年被驅逐出國，這個文集也被封存了起來，在蘇聯國內未得到進一步的流傳。它在“改革”后期被發掘出來后大量重印，廣泛流傳開來，受到知識界比較普遍的贊揚。這并不奇怪。在今天的俄羅斯，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社會意識發生了根本變化，革命遭到全面否定，背叛成為某些人生活的準則。因此相當多的人全盤接受《路標》這部列寧所說的“自由派叛變活動的百科全書”，內心里將其奉為經典。有人認為《路標》包含著能幫助人們思考俄羅斯及其知識分子的命運的深刻內容和豐富養料，這是毫無根據的。應該說，《路標》是一份極好的反面教材，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知識界自由派反復無常的惡習和敵視人民的本性，識破他們的真面目。列寧當年曾說過：“徹底、清楚、公開地劃清民主派和叛徒之間的界限，對于爭取民主事業勝利是最有益、最必要的事情。應當利用《路標》來進行這項必要的工作。”[7]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應當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做。

　　下面講一下復舊在文學領域的主要表現。大家都知道，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藝思想，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文學觀點，揭露了宣揚創作的“絕對自由”的觀點的本質，強調文學的階級性，提出無產階級文學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無產階級文學應當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服務。同時他根據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觀點，強調“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為正確理解和說明作為特殊的意識形態的文學的本質、文學的源泉、文學創作的復雜過程和社會作用等奠定了基礎。列寧的論述為蘇聯文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斯大林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的思想，在他的領導下制定了發展社會主義文學的方針以及指導文學創作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蘇聯解體后，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文學是特殊的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的思想遭到否定，能動的反映論的觀點被棄置一旁。所謂的“純文學”論、“自我表現”論以及“神的啟示”論等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觀點的影響愈來愈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占有主導地位的觀點。而隨著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引進，它所宣揚的那個顛倒了文學創作的“源”與“流”的關系的“世界如文本”論也為許多人所接受。文學界某些人宣揚“文學私有化”的觀點，強調作家只具有“私人身份”，反對文學“完成非文學的任務”，要求它“回到自身”等等。他們反對文學發揮社會作用和教育作用，把它當作一種娛樂和游戲。至于說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它更是遭到完全的否定，受盡了嘲笑。這就是說，列寧當年批判過的名位主義、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原則復活了，重新成為占有主導地位的思想，文學重新落到了列寧所說的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地位。

　　在這一陣復舊風中，過去的各種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理論和文學觀點也重新受到重視。在這方面，某些象征派詩人和小說家，例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別雷等人的論著得到了普遍的關注。我們記得，在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所謂的形式主義學派曾一度走紅。這個流派有兩個分支，一是彼得格勒的詩語研究會，主要成員有什克洛夫斯基、艾亨巴烏姆、蒂尼亞諾夫、日爾蒙斯基等人，二是莫斯科小組，主要成員有雅各布森、維諾庫爾、托馬舍夫斯基等。到二十年代末詩語研究會的成員逐步放棄了形式主義觀點，這個團體也就解體了。而雅各布森于1921年到捷克斯洛伐克定居，莫斯科小組的活動也大為減少，這樣一來形式主義學派在蘇聯國內已無多大影響。而雅各布森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為布拉格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活動，俄國形式主義的許多原則為該學派所運用。它的詩學和敘事學成為西方結構主義和“新批評”的源頭之一。不過在蘇聯國內形式主義理論也沒有完全被遺忘，到蘇聯解體后重新受到關注。此外，六十年代“發現”的巴赫金的理論和創立的塔爾圖學派的理論在蘇聯解體前后也都成為熱門貨，得到廣泛的流傳和高度的贊揚。就這樣，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和觀點開始占有主導地位。而在過去幾十年間作為主流的馬克思文藝觀點遭到了排擠，它的代表人物，例如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以及盧那察爾斯基、沃羅夫斯基、葉爾米洛夫、赫拉普欽科等人，受到了冷落，有的人簡直被遺忘了。這一熱一冷，說明時代發生了巨變。

　　再說一說文學創作。過去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指導下蘇聯文學取得了重大的創作成就，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可是到蘇聯解體前后，文學界的自由派對蘇聯文學大張撻伐，說它充滿著謊言，認為它缺乏“全人類價值”，有人把它稱為“臨時代用文化”，有人則稱之為“偽文學”和“污水垃圾文學”，說它是“靠預算撥款養活的文學”等等。蘇聯解體前夕，有一個名叫葉羅菲耶夫的人拋出了一篇題為《悼念蘇聯文學》的文章，迫不及待地為它“送終”。不少學者提出重編文學史的要求，實際上是要把蘇聯文學逐出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與此同時，在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恢復歷史真相”和“填補歷史空白點”的口號下，進行了所謂的“發掘”工作，把過去發表后主要因政治原因未得到重版機會而未能廣泛流傳以及沒有能夠發表的和流往國外的作品統統發掘出來發表，形成了一股“回歸文學”的大潮。在各種“回歸”的作品中，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時期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

　　應該說，這個時期是俄國歷史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而又復雜的時期。在這時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入俄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了它，走上了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道路，從而把俄國的解放運動推進到第三個時期——無產階級時期。與此同時，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從西方搬來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維尼的唯靈論、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尼采的超人哲學和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另一方面，也有人對俄羅斯的舊思想和舊文化情有獨鐘，致力于它的發掘。因此當時知識界思想比較活躍，同時又顯得比較混亂。從文學創作來看，批判現實主義的雄風猶在，隨著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和革命運動的發展，社會主義文學開始興起。與此同時，在西方的文學思潮的影響下，現代主義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詩歌的崛起成為特別引人注目的現象。現代主義詩歌分為象征派、未來派和阿克梅派等三個主要派別，各派都擁有一批著名詩人，這些人各自在創作中都有所建樹。后來有人把這個時期的現代主義詩歌稱為俄羅斯詩歌發展史上的“白銀時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十月革命后，“白銀時代”的詩歌作為一種面向精英的文學，一方面由于它本身思想傾向存在著嚴重問題以及藝術表現過分追求奇巧和朦朧晦澀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審美習慣，另一方面由于不少詩人對蘇維埃政權采取敵視態度，其中相當多的人后來僑居國外，繼續采取反蘇維埃政權的立場，因而一度受到冷落和排斥。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后情況逐步有所變化。某些詩人的作品開始重新出版。 “改革”開始后，對“白銀時代”的發掘立刻形成了空前的規模。除了報刊上發表當年的大量作品外，開始出版一些詩人的文集和回憶錄，出現了所謂的“白銀時代熱”。到蘇聯解體后，“白銀時代熱”繼續升溫。有的出版社陸續推出了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詩人的專集和全集，同時出現了一批研究他們的生平和創作的著作。

　　這里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隨著“白銀時代熱”的升溫，對它的創作的評價也愈來愈高。有人引用別爾嘉也夫的話，稱白銀時代為“俄羅斯的文化復興”。文集《俄羅斯的白銀時代》(1993)的編者在其中看到了“精神驚人地再度爆發”以及“奇才和雄才的充分展示”等等。一頂頂“大文豪”、“經典作家”、“詩歌巨匠”、“藝術大師”的桂冠扣到這些“奇才”和“雄才”頭上。這樣不僅否定了在它之前的時期，而且否定了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化。有的人為了突出現代主義詩歌的重要地位和否定其他文學的成就，用本來表示現代主義詩歌的“白銀時代”這一術語來表示這整個時期。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尼瓦、意大利威尼斯大學教授斯特拉達以及僑居國外的俄羅斯學者謝爾曼和埃特金德四人編寫的七卷集《俄羅斯文學史》第四卷《白銀時代》就是這樣做的。這一卷重點介紹各個現代主義流派的創作，根本不提這個時期出現的傳統的和新的現實主義文學，根本沒有新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的地位。這一卷于1995年譯成俄文出版后，受到了一些俄羅斯學者的批評。

　　以上簡要地講了蘇聯解體后出現的一些復舊現象。那些熱衷于這樣做的人打著恢復歷史真相以及繼承和發揚歷史文化傳統的旗號，頗能迷惑一些人。如果真是要恢復歷史真相的話，那么他們首先應該尊重歷史事實，認清歷史發展的方向，在這前提下對各種歷史現象作出符合實際的說明，這樣才能描繪出歷史發展的真實圖景。可是他們受階級偏見和反動的歷史觀的支配，全盤否定在人類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時代的偉大的十月革命及其成果，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把顛覆這個制度和恢復早已過時的舊制度的行動稱為“革命”并大加宣揚，這根本談不上“恢復歷史真相”，而是對二十世紀俄羅斯歷史的極大歪曲。如果他們真的要繼承和發揚歷史文化傳統，那么他們就應該以真正的歷史主義的態度對待歷史文化遺產，分清其中的精華和糟粕，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也就是說，應該批判地繼承和吸收。可是他們對舊的東西有一種特殊的癖好，把各種各樣的唯心主義的、甚至宗教神秘主義的理論觀點發掘出來奉為圭臬，把這些思想和觀點的代表人物尊為賢哲，竭力抬高這些人并加以效法。他們在排斥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同時，完全肯定各種舊的文化現象，甚至給各種陳規陋習貼上文化的標簽加以兜售。在文學領域也是如此。他們竭力糟蹋社會主義文學，不加分析地肯定舊的非社會主義的文學，將其奉為正宗和主流。這樣做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完全錯誤的。

　　蘇聯解體后復舊的傾向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復辟而產生的一種歷史現象。這種傾向既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產物，又反過來為其服務。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倒退現象。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它進行分析，認清其實質，對它采取堅決批判和反對的態度。

　　【注釋】

　　[1] 俄文“совок”與收垃圾的簸箕是同音詞。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05頁

　　[3] 《列寧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1頁。

　　[4] 《路標》，1909年版本的翻印版，莫斯科，1990年，第89頁。

　　[5] 《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8頁。

　　[6] 《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8頁。

　　[7] 《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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