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假如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

　　————季諾維耶夫

　　俄羅斯哲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季諾維耶夫從青年時代起就反對斯大林，并對蘇維埃制度不滿，寫了不少批判的書，而且態度非常堅決。他曾經說過：“即使我事先知道我寫我的這些書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停筆不寫的。”（季諾維耶夫：《不抱幻想》，1979年，第118頁）但是世事多變，昔日強大的蘇聯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搞垮了，蘇維埃制度也隨之而覆滅，俄羅斯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季諾維耶夫目睹這一切，非常痛心而后悔，他曾在意大利米蘭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當著眾多與會者說：“我寫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假如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真理報》1994年2月16日）他在這里所說的共產主義，如同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具體指的是蘇聯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他一反過去的做法，開始為這個制度辯護，甚至熱情地頌揚它。季諾維耶夫從蘇維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頌揚者的轉變，對俄羅斯某些知識分子來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探索他所經歷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弄清他思想發展的軌跡，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從中也許能得到某些啟示。

　　一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季諾維耶夫于1922年出生于科斯特羅馬的一個偏僻農村里。父親是一個粉刷工，家庭人口很多，生活貧苦。季諾維耶夫從小聰穎，在上農村小學時就表現出對文學和數學的愛好以及少有的求知精神。1933年他去莫斯科上中學，生活仍像在家鄉時那樣艱苦，住在陰暗潮濕寒冷的地下室里，飽受凍餒之苦。在莫斯科求學期間，逐漸形成了他對待人生的態度和個性。他像當時許多青年一樣，有理想和熱情，富于正義感，渴望做一番事業。當時他崇拜的英雄不是列寧，而是列寧的哥哥，刺殺沙皇的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季諾維耶夫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感到實際的生活與理想相距太遠，從而對現實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正好這時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他便覺得這是一種欺騙，于是開始仇恨斯大林，并和幾個同學一起密謀暗殺斯大林。

　　在這之后，季諾維耶夫的經歷帶有幾分傳奇色彩。他從中學畢業后進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學習。不久因暗殺斯大林的密謀敗露而被捕，可是他在從內務人民委員會大樓被押送到監獄的路上設法逃脫了，在全國各地流浪了將近一年，后隱瞞身份參加了紅軍。不久戰爭爆發，他上了前線，當過騎兵和坦克手，在航空學校接受短期訓練后又成為殲擊機手。他幾乎參加了戰爭的全過程，立有戰功，受過獎賞。在戰斗之余，他還寫詩、歌詞、故事和小說。戰爭結束后，他從前線歸來時帶回一只裝滿手稿的箱子，把其中的一個中篇的手稿交給西蒙諾夫和另一位著名作家征求意見。西蒙諾夫很贊賞，而另一位作者則認為小說有問題，向上作了匯報。季諾維耶夫害怕有人前來搜查，只好把手稿全都毀了，并且暫時打消了當作家的念頭，上了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同時在數學力學系旁聽。這時又發生了一個喜劇性的插曲。恰巧當時擔任學校黨組書記的是他在文史哲學院的同學，此人自然知道他的過去，但是沒有揭發（《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6日）。大學3年級時，有人曾想把他趕出學校，散布了不少關于他的歷史問題的流言，這位老同學又站出來幫他說話，使他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幾十年后，當他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對這位老同學充滿了感激之情。大學畢業后，他又讀研究生，繼續深造，先后取得了副博士和博士學位，曾在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并兼任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某教研室主任。他在邏輯學研究方面頗有建樹，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承認，被譽為世界著名邏輯學家之一。

　　季諾維耶夫自視甚高，思想獨立不羈，在上大學期間，就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原理提出了懷疑。他對許多社會政治問題都有他的一套看法，如同他自己后來所說的那樣，“經常對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各種現象，尤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進行嘲諷”（《明天報》1993年第2期）。他像在少年時代一樣，對現實不滿，并且養成了用說怪話和俏皮話譏刺現實的習慣。季諾維耶夫自認為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或心理上的共產主義者”（《明天報》1993年第2期），他對共產主義有自己的理解和衡量的標準，他之所以對現實進行諷刺和批判，因為他看到的許多現象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這與某些人出于階級仇恨攻擊蘇維埃制度或根據西方的標準否定和丑化蘇聯社會的做法是有區別的。他自己也不承認反共和反蘇，并且反對人們把他劃到持不同政見者的隊伍里去。確實，他和一般的持不同政見者走的不是同一條路。由于這個原因，他的言論不僅觸犯蘇聯當局，被視為異端邪說，而且也常常使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見者感到不快，因而受到他們的排擠。

　　索爾仁尼琴

　　70年代季諾維耶夫重新回到了文學創作上來，并于1974年用半年時間寫出了《黑魆魆的高空》一書。他有自己獨特的文學觀點和審美趣味，非常討厭傳統的和常用的文學形式，因此把《黑魆魆的高空》寫得不同于一般的文學作品。這本書由幾百個長短不等的片段組成，無連貫的情節。它寫的是發生在一個名叫伊班斯克的地方的事，這個地名是虛構的，它是整個蘇聯社會的象征。書中沒有人物沒有姓名，作者根據他們的特點以及職業、地位和作用給以不同的稱呼，例如“工作人員”、“思想家”、“饒舌者”、“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學家”、“兩面派”等等。這些人物一般都不是以具體的人作為藍本摹寫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某個人群的特點的集中表現。由于概括性強，所以作品發表后便有人自動前來對號。不過也有一些人物是有原型的，例如作者曾談到書中的“主人”、“公豬”、“結巴”、“正人君子”、“歌手”、“蹩腳畫家”、“穿褲衩者”的原型分別為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索爾仁尼琴、加利奇、涅伊茲維斯內、葉夫圖申科。作者用較多的筆墨塑造了一個悲劇性人物的形象，此人在不同場合以“精神分裂癥患者”、“誹謗者”、“饒舌者”、“夸夸其談者”的稱呼出現，有時它的特點也在其他人物身上表現出來。這個人物與社會的黑暗勢力和不良現象進行了斗爭，在斗爭中遭到了失敗，最后在辦完各種手續后到火葬場排隊等候火化，而根據那里貼著的一張告示的要求，他在離開時還得把骨灰盒隨身帶走。他最后的一個想法是：天才的毀滅不是這個社會的偶然事件，而是它的本質。就內容而言，這部作品觸及到蘇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者用揶揄諷刺的語氣談論官方的理論政策和它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通過對具體事實和現象的敘述竭力渲染生活的反常和荒誕，對各種人物，尤其是對當權者和知識分子當中的某些人，進行了盡情的嘲笑。可以說，他筆下出現的蘇聯社會生活的畫面是奇特古怪的。

　　作者在他的小說里充分利用了諷刺、夸張、怪誕、象征、各種形式的比喻等藝術手段，而運用得最多的則是諷刺和夸張，這使得這部作品具有諷刺文學的特點。而作者把它稱為社會學小說，這大概是因為他認為書中對各種生活現象的描寫是以他所進行的社會學研究為依據的。

　　葉夫圖申科

　　這部小說在寫作過程中還有這樣的插曲。他寫完其中的一章后扔到一邊，后來完全把它忘記了，一年后才發現丟了這一章，于是根據記憶恢復起來并加以擴大，寫成了另外兩本書，即《守夜人的札記》和《光明的未來》。

　　《黑魆魆的高空》寫成后，作者并不指望能在國內很快出版。不久手稿流傳到國外，于1976年在瑞士洛桑問世，在西方引起了轟動，很快被譯成10來種歐洲語言，成為暢銷書。許多西方人士贊賞這本書，把它的作者稱為俄羅斯的斯威夫特，也有人把他與伏爾泰、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和拉伯雷相比擬。法國劇作家尤內斯庫則稱他為“當代最偉大的作家”。根據一位法國社會學家的提名，季諾維耶夫被授予法國的托克維爾獎。不久《黑魆魆的高空》一書流傳到了蘇聯國內，當局得知后極為惱怒。蘇斯洛夫稱季諾維耶夫為蘇維埃政權的一個比索爾仁尼琴更可怕的敵人，因為在他看來，索爾仁尼琴只揭示了勞改營的內幕，而季諾維耶夫卻把勞改營外的生活寫得與勞改營里一樣。他要求嚴懲季諾維耶夫，給他判刑。但是當時擔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卻不那么認為（根據季諾維耶夫說，安德羅波夫很欣賞這本書，常把它放在手頭），大概是因為蘇聯領導人后來聽取了這位克格勃主席的意見，季諾維耶夫才免于受牢獄之災（《青年近衛軍》1998年第3期第100頁）。1978年8月他應邀到聯邦德國講學，蘇聯當局趁這機會取消了他的國籍，從此他就定居慕尼黑，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活。

　　在僑居國外期間，季諾維耶夫繼續進行他的學術研究，并應邀到各地講學，出版了一些學術著作（例如研究蘇聯社會制度的《作為現實的共產主義》、研究斯大林的《我們青春的飛翔》等）和論文集（例如《不抱幻想》、《我們和西方》等），發表了一些帶有不同程度的文學性的作品（例如《在天堂門口》、《精神病醫院》、《蘇聯人》等），此外還出版了一本詩集（《我的家——我的異鄉》），這些作品基本上保持著在它們之前的作品的思想政治傾向，仍對蘇聯的社會制度進行分析和批判，對他的同胞身上存在的缺點和惡習進行揭露和諷刺。他的觀點和做法受到了某些僑居國外的俄羅斯人的批評，有的人甚至指責他“仇俄”。季諾維耶夫曾這樣解釋道：“我承認我不喜歡俄羅斯人民。但是我也不仇恨他們。我對他們的態度具有另一種性質：我屬于這個人民，并且與他們共命運。我是他們的一部分。我為他們的命運而擔心。因此我在描繪他們時是毫不留情的——我不想欺騙自己和欺騙自己的同胞。只有那些脫離自己的人民或者從第二手和第三手材料了解人民的人，才能有這種被稱為對不是自己的人民的愛的虛偽感情……我出生和成長于俄羅斯人民之中。我這漫長的一生幾乎都是在俄羅斯人民中間度過的。我一直和他們在一起，在他們中間挨餓受凍，工作戰斗。我當過集體農莊莊員、大學生、軍官、挖土工人、教師、裝卸工、實驗員、科學工作者、教授。我了解這個人民，心中想著他們。我為他們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幾乎不要求任何回報。如果我的書能在俄羅斯自由地流傳，那么俄羅斯人民就一刻也不會懷疑，從我的身體和心靈的每個細胞來看，我都是一個地道的俄羅斯人。我根本不相信俄羅斯人民會把那些制造和散布關于我是仇俄者的謠言的人看做自己人。”（季諾維耶夫：《我們和西方》，1981年，第39頁）他的這段自白是想說明，他對俄羅斯人身上的缺點進行揭露和批評，是出于對俄羅斯人民的前途和命運的關心。

　　二

　　1985年戈爾巴喬夫開始實行“改革”。身在異國他鄉、然而密切注視國內政治動向的季諾維耶夫立即作出了反應。他認為，80年代初期蘇聯雖然出現了危機，但是這危機完全可以用蘇聯社會擁有的手段加以克服，在這期間切忌進行改革，切忌采取劇烈的行動。在他看來，改革是需要的，但應在危機過去后社會比較穩定時再進行。他后來談到當時的情況時說，他公開發表意見達50多次，簡直是在戈爾巴喬夫等人的耳朵邊上大聲喊道：“不要進行任何改革，危機就要發生了！……先克服危機吧！”（《真理報》1994年7月1日）但是沒有人聽他的話。到1987年，他經過對蘇聯國內發生的事的周密研究后得出結論說：歷史性大背叛的時代正在開始到來。這時他已看透了戈爾巴喬夫以及與他一起搞“改革”的一代人的本性，明白了他們要達到的目的，認為這些叛徒們會把整個國家出賣掉。在這期間他出版了《戈爾巴喬夫主義》一書，其中收入了分析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及揭露他和他的同伙的圖謀的文章。

　　在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口號的鼓動下，蘇聯國內開始出現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共產主義思想和蘇維埃制度成為某些人集中攻擊的目標。季諾維耶夫不但不參加這合唱，反而站出來進行辯護。他在1989年6月在德國科隆舉行的主題為“今天的蘇聯”的研討會上慷慨陳詞，駁斥了反共言論，說“共產主義從來沒有這樣堅不可摧。即使在共產黨自行解散或者所有黨員交出黨證的情況下，也仍將是這樣”。他宣稱“既不愿同戈爾巴喬夫，也不愿同薩哈羅夫一起參加在莫斯科上演的那場戲的演出”（《文學報》1989年7月5日）。他的發言使許多與會者感到驚訝，他與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分歧進一步擴大。

　　80年代下半期，季諾維耶夫寫了一部反映“改革”的中篇小說，名叫《Κатастройка》。這是作者自己創造的一個詞，它由“災難”（катастрофа）和“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二詞各取一半構成，可譯為“災難性的改革”。從小說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作者對“改革”的態度。

　　《災難性的改革》的副標題為《帕爾特格勒（意為“黨城”）改革的故事》。顧名思義，它寫的是作者虛構的這個俄羅斯城市發生的事。這個內地城市本來不對外開放。戈爾巴喬夫為了讓外國人來看他進行的“革命”，便決定選擇幾座城市作為“改革的燈塔”供他們參觀，帕爾特格勒是被選中的城市之一。“改革”伊始，它是貫徹“公開性”方針的試點。在那里先是掀起揭露陰暗面的高潮，報紙上公開披露了吸毒、賣淫、同性戀等現象，結果吸毒的人未見減少，而許多年輕姑娘讀了關于賣淫的報導后反而決定要當妓女，因為妓女掙的錢比教授、工程師、空中小姐多，甚至比飛行員還要多。隨著自由化政策的進一步貫徹，人們開始使勁地進行自我揭露和自我鞭撻，言辭之激烈，就連最兇惡的反共分子聽了也會感到不知所措。大家都爭著否定過去，給革命后所做的一切抹黑。知識分子隊伍發生了分裂，“愛國者”與“民主派”嚴重對立，開始出現各種“非正式組織”。所謂的“文化復興”，其實是西化和復舊。過去這里的作家自稱為本地的托爾斯泰、契科夫、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等等，現在他們寧愿稱自己為當地的海明威、尤內斯庫、迪倫馬特和斯坦貝克；到處可以聽見別爾嘉也夫、羅扎諾夫、索洛維約夫以及過去的其他“賢哲”的名字，原諒了他們過去在反共和反對蘇維埃政權方面所說和所做的一切，甚至把他們的這些言行吹捧為“美德”。從西方吸取來的，都是那里最壞的東西。人們已不再使用馬列主義的概念和說法，馬克思似乎完全被忘記了，提起列寧時，主要是為了說明“一切都是從他開始的”。哲學、馬列主義和蘇共黨史的教員們以及意識形態部門的工作人員“恥于說出自己的職業”，跟著大家否定過去。小說中尖銳地指出，社會的思想混亂加上居民的道德精神危機，造成了一種只能稱為“普遍發瘋”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很快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主動權已被蠱惑人心的政客、投機取巧的滑頭、最厚顏無恥的野心家、暴徒、流氓、寄生蟲以及其他社會渣滓所掌握”。整個社會貪污賄賂盛行，犯罪率急劇上升，黑手黨活動猖獗，“改革”造成的就是這樣的局面。小說最后以中央派工作組前來幫助進行進一步的“改革”和做好接待工作，第一批外國人于1988年到達帕爾特格勒而告結束。

　　小說也寫到退休職工和老黨員對“改革”的抵制和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反革命行為，是對列寧的事業的背叛。同時書中還提到所謂的“新共產主義者”的出現和他們的活動。作者預見到了這種反“改革”傾向的發展會導致一場政變的發生，不過他沒有想到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會采取這樣的形式和會以失敗而告終。

　　在《災難性的改革》里，季諾維耶夫仍像在《黑魆魆的高空》里那樣用的是諷刺筆調。他在小說開頭就把矛盾直指戈爾巴喬夫，嘲笑他要超過“打開通向西歐的窗戶”的彼得大帝，不僅要把大門完全打開，而且要把墻推倒，把分隔俄羅斯和西歐的萬里長城拆毀。小說把“改革”寫成一場由于“上層不愿按老方法進行管理，下層不能按新的方式生活”而開展的莫名其妙的運動，對它作了全面的否定。

　　80年代到90年代，季諾維耶夫寫了另一部中篇小說《誘惑》，后來作者把它與《災難性的改革》合并出版，冠以《亂世》的書名。《誘惑》發表在《災難性的改革》之后，可是動筆在前，歷時10年始告完成，在寫作過程中曾作過大的改動。這部小說所敘述的故事仍發生在帕爾特格勒（后改名為沙皇格勒），在前一部小說里出現的某些人物仍在這里出現。它從1991年9月21日市長葉爾金娜被殺寫起，接著寫上面派3人小組進行調查，一直寫到基本上弄清這是一個謀財害命的刑事案件并于當月24日安葬死者為止，敘事時間不長，前后只有3天。但是通過回顧和倒敘，擴大了時空，不僅講了葉爾金娜的經歷，而且講了“改革”的全過程。小說在講“改革”時，內容與前一部小說有一定的重疊。不同的是，這部小說還講了“改革”后期的情況，例如實行多黨制，蘇共不再起領導作用，所謂的“民主派”奪了權，采取一系列復舊措施（其中包括城市改名沙皇格勒、街道恢復舊名、炸毀列寧紀念像等），提出要在365天（比500天計劃提前100多天）內完成向資本主義過渡，全社會出現“貪圖金錢的瘟疫”等等。另一方面小說里也寫了始終堅持自己理想的真正的共產黨人（例如講授馬列主義的教授馬卡羅夫）的表現，講了各種反對派組織的出現（其中包括“斯大林主義者聯盟”），敘述了在前一部小說里提到過的“新共產主義者”積極開展活動和制訂《新共產黨宣言》的情況，最后寫到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可見這部小說對“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反映更為全面。

　　從結構上說，小說的主要情節是圍繞葉爾金娜被殺和對這一事件的調查展開的。因此在前一部小說里只簡單涉及的葉爾金娜（在那里叫捷爾金娜）成為作者著力刻畫的重要人物。此人憑自己的幾分姿色以及善于逢迎和欺上瞞下的本領步步高升，當上了州委農業部長，是當時帕爾特格勒州的一個大紅人。“改革”開始后她搖身一變，立即成為“民主派”的首領和反共的急先鋒，篡奪了領導權。作者敘述了這個人物的發跡史，對她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和無情的鞭撻。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公開說這個人物所起的是“帕爾特格勒的葉利欽的作用”，而且特別指出這兩人的姓氏發音上的相似。與此同時，小說用較多筆墨寫年輕的殘疾人切爾諾夫的生活經歷以及他對葉爾金娜的批判。切爾諾夫在“改革”前就看不慣葉爾金娜的丑惡表演，開始調查她的劣跡，并在1985年初就宣判了她的死刑。這個年輕人對葉爾金娜在“改革”開始后的無恥行徑更是感到無比厭惡，便決定要執行判決，除掉她。葉爾金娜被殺后，他看到自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甚至作出了不少犧牲和冒著很大風險來做的事情被刑事犯用最平常的方式完成了，心里不免有失落感，一下子覺得生活失去了意義，同時他的行動也已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再加上他已失去了工作，不知今后如何生活，最后在絕望中跳進爛泥塘自盡。

　　上面所說的是小說的主要情節線索和有關的人物，此外它還寫了不少與這條線索無直接聯系的事件和人物，并且多次談到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例如小說里寫了這樣一個故事。1951年12月安全部門破獲了一個以格羅莫夫為首的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收集了大量揭露斯大林的材料，正在進行分析研究。斯大林接到貝利亞的報告后，下令把被捕的青年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別墅里，叫他們繼續進行工作，并為他們提供一切方便。這些年輕人認真細致地研究了蘇聯歷史的各個階段和斯大林的活動，寫出了300多頁的“起訴書”，其結論是：斯大林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罪犯。接著在他們的主持下進行了“審判”。格羅莫夫宣讀了“起訴書”。斯大林聽得非常認真，然后不照任何稿子，連續不斷地講了6個小時，列舉無數事實和引用大量材料來說明情況，對“起訴書”提出的“罪狀”逐條進行反駁，并且要求“法官”們明確而具體地指出在當時的條件下從國家利益出發哪些行動是正確的。斯大林講完后，暫時休庭，“法官”們進行了討論。他們的意見發生了分歧，經過激烈爭論才取得了一致，最后宣判斯大林無罪。這種寫法與宣判葉爾金娜死刑（實際上是宣判葉利欽死刑）的寫法形成鮮明的對照。除此之外，上面提到過的馬卡羅夫教授也在與切爾諾夫的談話中說到如何看待斯大林的問題。他提出，斯大林主義是一種多方面的和矛盾的現象，要以辯證法的觀點分析它。對革命領袖的言行要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將其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來考察，不能斷章取義。可以說，小說里的這些通過虛構的情節和不同人物之口發表的看法，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和觀點。

　　季諾維耶夫對斯大林的看法有一個轉變過程。上面說過，他在少年時代反對過斯大林，曾想暗殺斯大林。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加深，對斯大林的態度有所改變。這種變化主要發生在斯大林逝世后，當時他看到那些原來大搞個人崇拜的人一下子變成斯大林的批判者，心里很反感，恥與他們為伍，并且開始研究斯大林的活動和考慮重新評價的問題。1983年，在斯大林逝世30周年之際，他出版了一本關于斯大林的專著——《我們青春的飛翔》。這本書出版后，西方某些人士曾把他稱為斯大林分子。后來他在對一家意大利報紙的記者發表談話時稱斯大林為“偉大的國務活動家”（《真理報》1992年10月1日）。90年代他在多次談話中都提到斯大林。作為一個經歷了戰爭全過程的老戰士，他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戰爭勝利方面的作用，他說：“如果不是斯大林，如果不是斯大林領導，我們早在1941年就被打敗了。我完全不想為鎮壓手段和其他事情辯護。但是要考慮到歷史地形成的情況。”（《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6日）作為一個學者，他在研究了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時期的歷史后得出這樣的結論：“考慮到具體歷史條件，考慮到人員等情況，斯大林為首的領導是按最佳方案行動的。環境本身迫使他們采取那樣的行動。”（《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11月22日）他把斯大林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并把20世紀稱為“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6日）。季諾維耶夫的某些說法曾遭到異議，但是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

　　三

　　季諾維耶夫之墓

　　蘇維埃制度的覆滅和蘇聯的解體使季諾維耶夫深感痛惜。他深入研究了蘇聯發生的事情，并且對已成為歷史的蘇維埃時代進行了再認識。從1992年以來，他發表了許多文章和談話，出版了幾本專著和論文集（《俄羅斯的實驗》、《西方》、《后共產主義的俄羅斯》等），詳盡地分析了蘇聯劇變的性質、蘇聯解體的原因、現政權的本質和俄羅斯未來的前景，同時回顧了蘇聯的歷史，對蘇維埃時代作出了新的評價。

　　季諾維耶夫明確地說，蘇聯發生的是一場反革命。根據他的看法，1985年至1991年這幾年是“反革命進行全面準備”的時期，而反革命政變則是在1991年8月公開發動的，到1993年10月完成（《真理報》1995年1月12日）。這里提到了90年代的兩個重大事件，一個是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另一個是1993年10月葉利欽炮轟議會事件。季諾維耶夫認為1991年8月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是合法的，實際上發動政變的是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真理報》1994年9月7日）。他對“十月事件”持明確的反對態度，曾經這樣說，假如我當時在莫斯科，我就要到那些正在屠殺的人那里去（《真理報》1994年7月2日）。他認為這次事件后，反革命取得了勝利。

　　關于蘇維埃制度覆滅的原因，是季諾維耶夫近年來談得最多的題目之一。他在90年代以來發表的文章和談話以及有關專著里一再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滅亡不是由于它已經衰老了，它并不像西方和親西方的宣傳機器所說的那樣已“日暮途窮”，而是被國內外敵對勢力人為地扼殺的（《真理報》1995年6月21日）。最近他在《蘇聯的反革命》一文里又一次集中地談到這個問題。他指出，蘇維埃制度不是由于它內部沒有活力才崩潰的，不是它本身過時了，它的滅亡不是因為蘇聯人民拋棄了它和選擇了資本主義，而是由各種內部和外部的因素，由各種主客觀條件造成的。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制度滅亡的基礎有二：一是社會的分化，二是它像其他各種社會制度一樣也出現了危機。他指出，自從這個制度建立以來，就出現了社會的分化，形成了享有特權的上層。這些人是依靠蘇維埃制度發跡的，是這個制度下的主要受益者。他們本應成為這個制度的支柱，成為它的辯護者和捍衛者，可是他們卻反對這個制度，有時甚至比持不同政見者和西方的反共分子還厲害。為什么？季諾維耶夫認為，蘇聯社會組織內部沒有任何客觀因素可說明這一點，起作用的是外部因素，這就是西方的反蘇宣傳和思想滲透。他的這種說法顯然是把問題簡單化了，是不夠全面的，不過他指出西方在“冷戰”中一直把各種用來對蘇聯人的思想和心理施加影響的手段作為主要武器這一點，則是對的。西方利用蘇聯社會存在的問題和出現的危機進行蠱惑宣傳，取得了很大成效，許多人開始具有親西方的心理，不再相信共產主義，對未來喪失了信心。這個因素成為后來反革命能夠得手的重要條件之一。季諾維耶夫接著談到了蘇聯社會的特點。他認為這個社會具有所謂的“高度的國家性”，其中國家所起的作用特別大，而作為國家的“基礎、核心、主干、骨骼和頭腦”的是黨。根據他的分析，西方敵對勢力在一場旨在破壞蘇聯社會的戰爭中采取從最上層入手，先把黨和國家搞垮的戰略。他們制定的結束這場戰爭的計劃是：設法讓“自己人”占據蘇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以奪取蘇聯的最高權力，通過他毀掉蘇共機關，實行一系列能引起蘇聯社會解體的連鎖反應的改革。季諾維耶夫認為這個“自己人”就是戈爾巴喬夫（《蘇維埃俄羅斯報》1998年9月19日）。他在這里以及其他許多文章和談話里對戈爾巴喬夫進行了嚴厲的譴責，痛斥他和他的同伙“為了金錢、榮譽和獲得支持而完全賣身投靠他人”，說他們“有一個洗刷不掉的頭銜：猶大”。有人問他，假如俄羅斯發生推翻現政府的戰爭的話，應怎樣處理這些人？他回答說：應把他們作為叛徒絞死（《真理報》1994年7月2日）。

　　季諾維耶夫關心中國，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西方在搞垮蘇聯后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他說：“請記住我的話：西方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中國。它在收拾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羅斯徹底打垮后，就要搞中國了。”（《真理報》1994年7月2日）他在另一次談話中又說，21世紀將是西方為搞垮中國而進行斗爭的世紀（《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8日）。

　　季諾維耶夫對蘇聯解體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在今天的俄羅斯根本沒有真正的民主可言，它實行的是一種“殖民地的民主”。他稱今天的制度是一種“仿造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特點是“在政治領域力圖實行獨裁，在經濟領域力圖把西方制度強加給我國，結果形成一種把國家推向災難的社會經濟雜種”（《明天報》1993年第2期）。他用輕蔑的語氣談到今天的當權者，說他們根本沒有新的思想，他們只不過是把西方的東西與革命前的陳貨攪和在一起而已。自然他認為這些人都是低能的，他們所建立的制度是沒有前途的。季諾維耶夫不同意對現在的“犯罪的制度”采取容忍和妥協態度，而主張進行反抗。他首次回國時電視臺記者曾經問他：如果他是一個年輕人的話，他將做些什么？他回答說：“他將建立復仇者的隊伍。”（《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10月28日）他認為對付現在的當權者只有一種辦法，這就是人民的起義、斗爭、戰斗（《真理報》1994年3月22日）。

　　在近年來的談話、文章和著作里，季諾維耶夫談得最多的另一個題目是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時代。他像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一樣，稱十月革命為“我的革命”。他說，“十月革命一直是我的革命，就是在今天我也不擯棄它”，“即使明天我就要被消滅，我仍然擁護它”（《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6日)。他又說：“我接受整個十月革命和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這也是我的革命，這也是我的社會。”他認為蘇聯建成的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的思想原則都得到了實現，“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將作為現實的共產主義的典型樣式而載入史冊”（《文學報》1997年12月3日）。

　　季諾維耶夫在談到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時發表了這樣的看法：他認為這是革命前存在過的制度的“合乎規律的繼續”。他說，由于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俄羅斯實現了躍進，這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事，結果俄羅斯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超級大國。他接著說道：“共產主義不是作為與人民格格不入的東西出現的，而是作為合乎人民本性的社會而出現的。俄羅斯人民覺得自己與新的共產主義制度特別適合，因而支持它，成為這個制度的代表者。這個制度與人民血肉相連，是國家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就說明，為什么破壞共產主義制度不能不同時破壞國家，使人民遭到打擊。”因此，他得出結論說：過去人民“瞄準共產主義，卻打中了俄羅斯”（《文學報》1997年12月3日）。這種看法得到了許多傳統派人士的贊同。

　　上面提到過，從“改革”開始后，季諾維耶夫改變了對蘇維埃制度的激烈批判態度，反過來為它說好話。到蘇聯解體后，他幾乎成了蘇維埃時代的最熱情頌揚者。他在一次談話中說：“我認為蘇維埃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頂峰。我并不為共產主義辯護，然而我認為這個時期真的是非常好的。等到多少個世紀過去后，后代將會懷著驚訝和贊賞的心情研究這個時代，為一個處于極端困難條件下的國家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做了這么多的事情而驚嘆不已。不錯，有過許多不好的東西，有過犯罪行為、錯誤和失望。但是這仍然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現象之一。”他認為這個時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建立了政權和社會管理的新體系，而這個體系交由黨來領導的做法，則是一個“歷史性的新發現”，沒有黨，國家就會經不住風浪。在他看來，第二個成就是建立了計劃指令性經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他認為最大的成就是使居民在就業上有保障，使他們能享有受教育、免費醫療和各種社會保險的權利，并舉自己的家庭為例來說明蘇維埃制度給人們帶來的好處。他說，在蘇維埃制度下，他的一個兄弟成為工程師，當上了廠長，另一個兄弟是上校，他自己成了教授，其余的人也都成了本行的能手，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的（《真理報》1994年7月1日）。他預言，再過幾年，俄羅斯人將會感覺到他們失去了什么。這話是在1994年說的，實際上那時許多人就已經感覺到了，社會上出現的懷舊情緒就說明這一點。

　　季諾維耶夫主張對蘇維埃時代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汲取那時好的東西。他說，假如他年輕一些的話，他將創立一個“蘇維埃時期研究協會”，客觀地研究這個時期，主要研究那時取得的優秀成果，然后在青年中廣泛宣傳研究的結果，因為“俄羅斯的未來將由他們來決定，將由那些今天上中小學或大學的人來決定”（《蘇維埃俄羅斯報》1994年9月16日）。

　　作為一位作家，季諾維耶夫有著熱烈的感情和強烈的愛憎，而作為一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有時能做到保持冷靜的頭腦，尊重事實和客觀規律，清醒地認識到十余年動亂造成的后果的嚴重性，因而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俄羅斯未必能夠恢復原有的制度，重新成為“全球范圍內的劃時代的現象”，因為要實現這一點，需要有“歷史的機遇和條件”。季諾維耶夫對以久加諾夫為首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是支持的，不過他是一位“諍友”，曾不客氣地對俄共發表的《告公民書》提出批評，說其中沒有明確說明社會主義制度是被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顛覆的，沒有說明共產黨是由最高領導帶頭破壞的，沒有指出有千百萬黨員的蘇共“可恥地離開了戰場”、“相當大的一部分黨員跑到敵人陣營里”的事實，他認為“任何想要稱為共產黨的政黨”應該“公開承認這一切”。他希望所有共產黨人“放棄思想上和綱領上的分歧，團結起來，把力量放在解決最主要的問題上，勇于作出犧牲，以身作則，使廣大居民相信共產黨是他們的利益的真正代表”（《真理報》1995年1月12日）。

　　由于對“改革”和蘇聯解體后的現實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季諾維耶夫得罪了前后的當權者，同時也觸犯了擁護“改革”和參與搞垮蘇聯的自由派，自然，他們對他不會有什么好感。據說《誘惑》發表后，新的統治者暴跳如雷。他們遲遲不把過去沒收的房子還給他，使他回國時沒有住處，實際上是不歡迎他。把持學術界的自由派人士排擠他，自由派報刊不刊登他的文章和談話，使他沒有宣傳自己觀點的講壇，他只好把自己的文章送到反對派報刊（《蘇維埃俄羅斯報》、《真理報》、《明天報》、《我們的同時代人》等）去發表。最近一兩年由于學術界的自由派人士開始失勢，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1997年下半年，在他75歲生日之際，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選舉他為院士，并為他舉行了慶祝會。這無疑是對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業績的肯定和對他的一種安慰。

　　季諾維耶夫的一生是不平常的一生。根據他自述，他很早就在“做人”還是“占有”這兩個生活原則之中作了選擇，決心把“做人”放在首位，反對“占有”，甚至痛恨私有財產（《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6日）。他淡泊名利，對物質生活沒有什么要求，甚至在當上教授后仍身無長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能把自己的全部財產隨身帶走。最近他在俄羅斯先后出版了6本書和發表了許多文章，都不要稿費。正因為不追名逐利，他才能做到不投機取巧，不隨波逐流；正因為他無私，才能做到無畏，不怕威脅，不受利誘，認為自己正確時，敢于堅持自己的看法。據他自己說，在“改革”年代曾有人示意，只要他說一句贊成“改革”的話，他就能得到待遇豐厚的教席和創辦自己的刊物的資金，可是他毫不動搖。而他一旦發現自己錯了，又敢于大膽承認錯誤，本文開頭就提到了這一點。季諾維耶夫思想發展演變的脈絡應該說是清楚的。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當他看到現實生活中某些現象與理想相悖時，便對這些現象進行猛烈的抨擊，有時往往態度偏激，過甚其詞，使人覺得他似乎是在反對整個制度本身；而當有人從否定他的理想出發企圖完全否定這個制度時，他便站出來捍衛它，而且同樣充滿著激情。在他身上作為文學家的主觀熱情和容易沖動的特點有時蓋過了作為學者的客觀和冷靜，使得他過去在批判蘇維埃制度的缺陷時過了頭，曾為敵對勢力所利用。這是他應該吸取的主要教訓。季諾維耶夫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邏輯學和社會學研究方面以及在文學創作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本文著重講了他的文學創作，沒有能對他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成就作具體介紹。應該說，他是一位思想敏銳和有獨特見解的學者，例如他對西方社會就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為這個社會不是全面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既保留著前資本主義的東西，也汲取了社會主義的成分，因此他用“西方主義”（западнизм）一詞來形容它。猶如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全球人蟻群》（《Γлобальныйчеловейник》）里也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當然他的一些觀點是大可商榷的，例如他在區分“科學”和“思想體系”這兩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是思想體系而不是科學的論斷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又如他關于蘇聯社會的某些看法也不一定符合實際。總而言之，季諾維耶夫的活動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既是豐富的，又是復雜的，應該而且值得進一步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1998年12月

　　季諾維耶夫于1999年夏結束了長達20余年的僑居生活，從德國慕尼黑回到了他的祖國。回國前后，他發表了多次談話，暢談了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在這些談話中，他講得比較多的是對西方的看法和對所謂“全球化”的理解問題。

　　多年來他生活在國外，到過世界上許多國家，對西方社會有了更多的和更具體的了解。他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把西方社會與蘇聯社會相對照，對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對西方的獨特看法。他在1994年發表的一篇題為《人類歷史上的偉大轉折》的文章里敘述了西方社會發生的變化，指出那里出現了一種既包含著資本主義和民主，也包含共產主義成分的新的社會制度，他把這種制度稱為“西方主義”。他還談到已經開始的西方國家一體化和所謂“全球社會”（глобальноеобщество）形成的過程。接著他寫了上面提到過的《全球人蟻群》和《西方》（《Запад》）這兩本書，并發表多次談話，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在《西方》一書的序言中說，西方在搞垮東方的共產主義后，“竊取了俄羅斯共產主義的全部巨大的社會經驗以及俄羅斯對人類社會進化所作的巨大的創造性貢獻”，現在西方的社會制度“既包含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成分，同時也吸收了共產主義的成分”，而隨著蘇聯的滅亡，到來的不單是“后共產主義時代”（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эпоха），而且也是“后民主時代”（пост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эпоха），現在正在形成的全球制度是“比不久前埋葬的制度要殘酷無情得多的極權主義制度”（《青年近衛軍》1998年第3期第205頁）。在這兩本書里，季諾維耶夫還對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即“西方人”（западоид）和“公社人”（коммуноид）進行了比較，指出前者是一種“半機器人”，他們的習性已傳染給了相當多的俄羅斯人，現在正在傳染給更多的人，“這是一場在全世界流行很廣的瘟疫”（《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8日）。據作者說，《全球人蟻群》一書里由于它對西方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出版上曾遇到困難。本來已與他簽訂了合同的出版社撕毀了合同。后來因為一個偶然的機遇才在意大利出版（《真理報》1999年10月8~11日）。這本書和《西方》一起于1997年“回歸”俄羅斯，受到了輿論界的重視。

　　季諾維耶夫在回國前不久發表的一篇題為《還不是黃昏》的文章里，著重講了所謂的“全球社會”。他說：“‘全球社會’一詞在關于社會問題的文章和講話中已成為常用語。全球社會往往被理解為全人類聯合成為類似通常的社會（它們嘗嘗被稱為民族國家）的統一整體，它具有統一的世界性政府和當代國家的機構，只不過它們具有全世界的規模罷了。這種理解與其說是理論上的胡鬧，不如說是按照特定的思想故意制造的、與現實毫無關系的謊言。”他接著說：“‘全球社會’的思想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提出倡議并推動人類進行這樣的聯合的是西方。作為其基礎的不是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各族人民實現聯合的愿望（這樣的愿望很少表現出來），而是西方的某些勢力想在世界上占據統治地位以及根據自己的利益、絕不是為了某種抽象人類利益把全人類組織起來的意圖。世界經濟首先是西方跨國公司對全球的占領，這首先符合這些公司的利益，而對地球上其他民族沒有好處。非商業性國際組織絕大多數是西方勢力控制的西方組織，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這些勢力的扶植和利用。世界信息網是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建立的網絡。美國的公司和政府對全球通信實行控制。西方媒體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世界文化首先是全球各族人民的文化的美國化。總而言之，‘全球社會’的思想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種在意識形態上經過偽裝的方針，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對其他所有人的統治。”（《蘇維埃俄羅斯報》1998年12月31日）他在這里明確地說明了所謂的“全球社會”和“全球化”的實質。

　　他在這篇文章里還說：“現在世界上的形勢是這樣的：人類全球化的西方型式正在慶祝對共產主義型式的勝利。但是歷史尚未作出定論。有許多人說‘不’，他們還可以對那些為了私利專橫地搞人類全球化的人的意圖和行動行使否決權。西方本身的各‘民族國家’和各國人民仍然存在，它們與全球超級社會的利益是沖突的。仍然有分立的傾向。西方并不能永遠繁榮。西方已進入了危機前的狀態。有理由認為西方進入的時代是后民主時代，而不僅僅是后共產主義時代。西方國家的居民可分為擁護和反對全球化的兩部分。不應對西方國家之間、主要是美國與西歐之間的矛盾視為不見。西方世界反對美國化的浪潮正在增長。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中國還存在并正在日益強大起來。全球超級社會想要像搞垮蘇聯和俄羅斯那樣搞垮中國，可不是那么簡單。還不能保證在前蘇聯的各個國家里反對西方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不會高漲起來。隨著共產主義失敗而出現的歡樂情緒已經消失。人們開始懂得，強加給他們的道路對俄羅斯及其絕大多數居民來說是一條毀滅的道路。一句話，全球超級社會的主人們按自己的想法把人類組織起來的設想和意圖與實現這些意圖之間，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里季諾維耶夫在列舉事實后指出，西方世界內部仍然矛盾重重，整個世界上還存在著反抗“全球化”即美國化的力量，其中包括我們中國，因此在他看來，歷史尚未對所謂“全球化”作出結論（《蘇維埃俄羅斯報》1998年12月31日）。

　　在回國前夕發表的題為《回家，回俄羅斯》的談話中，季諾維耶夫除了敘述他回國的迫切心情和爭取回國過程中出現的波折外，主要說他自己對蘇維埃時代的看法的變化，肯定蘇維埃制度對俄羅斯來說是“最理想的制度”，蘇維埃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頂峰。這些話在他以前的歷次談話中已經說過，這里也不再重復。回國后季諾維耶夫同法國《費加羅雜志》記者進行了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他又把重點轉回到對西方的看法上來。他說，“冷戰時期”是西方歷史上頂點，但是西方也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當時發達國家開始“一體化”，這實際上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經濟和權力全球化的開端”，這種“一體化”“從一開始就受到一種超國家權力的支配”。他接著說，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使得西方“得以建立一種全球性的權力”，然而“共產主義的結束也標志著民主制度的結束”。他又一次重復說，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不僅是后共產主義時期，而且也是后民主時期”。他認為現在正在建立一種“民主極權制或極權民主制”。他解釋說，民主意味著多元化，多元化意味著至少有兩種比較對等的力量的相互對立、相互斗爭，同時也相互影響；冷戰時期的狀況是“世界性的民主，全球性的多元化”。而現在的世界則是一個“由單一的力量、單一的意識形態和單一的‘世界主義黨’支配的世界”，各種“貿易的、金融的和政治的超國家組織的總裁們領導著世界政府”，他們奉行的是極權主義的政策。總的說來，季諾維耶夫認為自由主義社會在西方已不復存在，極權主義在蔓延。

　　在這次談話之后不久，季諾維耶夫又接受了俄羅斯《圖書評論報》記者的采訪。他談到了過去對蘇維埃制度持批判態度的作家，說他們實際上充當了“冷戰”的工具，執行了宣揚西方思想的功能。他也承認自己的作品也曾為“冷戰”的組織者所利用。他對現在國內鼓勵那些“可納入全球化和美國化的東西”的做法表示不滿，認為這只能使那些要操縱俄羅斯的人感到高興。與此同時，他又反對用俄羅斯宗教哲學家伊林、索洛維約夫、弗洛連斯基等人的著作塞滿人們的頭腦，并且尖銳地指出，這是“一種企圖把人拉向過去的詭計”（《圖書評論報》1999年8月30日）。1999年10月，他在參觀莫斯科國際書市時與《真理報》記者科日米亞科進行了交談，再次指出西方正在走向“非常殘酷的極權主義”。他說，絕大多數俄羅斯人對西方根本不了解。他們知道的只是它的“按照特定的思想臆造出來的形象”。在談到俄羅斯的現狀時他說，現在強加給俄羅斯的甚至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資本化”，而是“殖民制度”。他強調指出，“俄羅斯只有在恢復蘇維埃政權的情況下才能復興”（《真理報》1999年10月8~11日）。

　　季諾維耶夫回國后，俄羅斯的一家名叫“星期日”的出版社決定出版他的10卷集。第1卷已于不久前問世。收入這一卷的是上面提到過的他的小說《黑魆魆的高空》。20多年后季諾維耶夫在談到他的這部舊作時說：“我在寫《黑魆魆的高空》時，并不想要毀掉國家和蘇聯社會。我深信這個制度是穩固的。”（《圖書評論報》1999年8月30日）也就是說，他的本意只限于揭露蘇聯社會的陰暗面和缺點。后來他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時間后發現，他所揭露的問題和缺點在西方社會生活里也都存在。因此他認為現在出版這本書仍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根據季諾維耶夫透露，他除了出版他的文集外，還將出版兩本新作，一本是《在通往超級社會的道路上》，另一本是《俄羅斯的命運，或一個背叛者的自白》，后者實際上是他的回憶錄的第一卷。此外他還在寫一本書，這本書中文版定名為《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

　　季諾維耶夫現已78歲高齡。回國后除了進行研究和寫作以及參加社會活動外，還到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和高爾基文學院兼課，可見精力還相當充沛。他作為一位學者，清醒地看到俄羅斯遇到困難的嚴重性，并且認為她在短期內沒有復興的希望。他說：“我的態度是這樣的：局勢難以改變，我們注定要遭到滅亡，正因為如此，我將戰斗到底。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對我說：季諾維耶夫，你的看法不對，現在發生的事是好事，我也將起來反對他們。”（《圖書評論報》1999年8月30日）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這位老人深信自己是正確的，并且可以預測，他將利用各種機會繼續宣傳他的看法。

　　2000年1月

　　（注：此文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寫于1998年12月，后一部分寫于2000年1月，原載《俄羅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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