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列夫

　　在談到制造輿論的工作以及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的破壞活動對蘇聯解體所起的作用時，不能不使人想起前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一度主管意識形態的雅科夫列夫。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出生于1923年。曾參加過衛國戰爭并在戰爭年代入黨。戰后畢業于雅羅斯拉夫師范學院和蘇共中央社會科學學院。從1953年起在蘇共中央機關工作，1960年曾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歷任視察員、局長、宣傳鼓動部第一副部長等職，1973年調任駐加拿大大使。1983年回國后任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不久（1985年7月），雅科夫列夫被任命為蘇共中央宣傳部長，1986年2月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翌年1月當上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6月升為正式委員。此后還擔任過蘇共中央政治局國際政策委員會主席、平反委員會負責人、總統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戈爾巴喬夫承認，雅科夫列夫是他“在改革年代提拔起來的”（《圖書評論報》1995年11月7日）。他之所以重用雅科夫列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改革”之初主管意識形態的利加喬夫常常與他唱不同的調子，有時甚至唱反調，在這種情況下，他想用雅科夫列夫來取代利加喬夫，這樣就使得雅科夫列夫在短短的時間內連升幾級，一躍而成為黨內第2號人物。

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還承認他與雅科夫列夫“緊密合作過”（《圖書評論報》1995年11月7日）。根據《莫斯科新聞》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的說法，他們的“合作”方式通常是：雅科夫列夫“先在理論上提出先進的思想，然后這些思想成為戈爾巴喬夫發表的言論中的日常口號”（《莫斯科新聞》1990年第26期）。因而有根據認為，“改革”開始后一系列政治口號（例如“民主化”、“公開性”、“新思維”、“全人類價值”、“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等等）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提出，不無雅科夫列夫的積極參與，甚至有的口號的“發明權”可能就是屬于他的，至少他是一個“合作者”和權威的闡釋者。這就確定了他在戈爾巴喬夫的智囊團中的首要地位，有人甚至稱他為“改革”的“設計師”。

　　雅科夫列夫有著學者的頭銜，他是歷史學博士、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后為院士），能說會道，會寫文章，擅長進行理論上的闡釋、論證和概括，因而被稱為蘇共黨內的頭號思想家和理論家。雅科夫列夫掌握了主管意識形態的大權后，到處做報告、發表講話和文章，宣傳他的觀點。

　　首先他鼓吹所謂的“民主化”和“公開性”，把兩者說成是“革新社會主義的保證”。他反對為“公開性”確定某些界限，鼓動人們肆無忌憚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成果。他把民主說成是改革的“發動機”，是社會主義的“最高表現”，是管理社會生活的“最有效的形式”，實際上是宣揚極端民主化思想。這為否定一切的思潮的泛濫和無政府主義狀態的出現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次，他借口反對教條主義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提倡“多元論”和反對“單一思想”的口號下動搖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第三，他提出要“全面地”認識過去，要求揭露出“過去的全部真實情況”，從而為形形色色否定蘇聯人民經歷過的歷史道路和取得的偉大成就的奇談怪論敞開了大門。第四，他強調“革新社會主義”是“徹底的和根本上的改革”而不是“部分的改善”，這就為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依據”。雅科夫列夫的種種說法，在搞亂人們的思想、動搖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從而使他們懷疑過去走過的歷史道路的正確性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雅科夫列夫除了自己出面發表各種蠱惑性的言論外，還授意、鼓動別人出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否定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他在1988年找當時任東歐和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的齊普科談話，有意公開向他表明自己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齊普科為雅科夫列夫《崩塌》一書寫的前言，見該書第7頁）。齊普科摸到這個底后，有恃無恐，連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暴力革命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說什么這些基本原則是不好的，錯誤的；他贊成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對俄國過去“缺少修正主義”表示惋惜；他強調指出，否定列寧和斯大林還不夠，應該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他咒罵布爾什維主義，否定十月革命。他的許多說法與雅科夫列夫后來發表出來的言論同出一轍。

　　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慫恿和鼓勵下出現的種種奇談怪論遭到了許多老黨員、老戰士、正直的學者和普通的工人農民的強烈反對，他們紛紛起來進行批駁。這時雅科夫列夫就宣揚“寬容”，要求人們平心靜氣地進行“對話”，目的是阻止人們進行反擊。可是他自己對他所認為的“異端”絕不寬容。這一點具體表現在他對列寧格勒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我不能放棄原則》的粗暴態度上。根據熟悉內情的人透露，1988年4月5日《真理報》發表的那篇批判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就出自他的手筆（著名評論家杰德科夫推測這篇文章是雅科夫列夫寫的（見《自由思想》1995年第9期第125頁）。而根據切爾尼亞耶夫的說法，它是由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助手們起草的）。他在這篇題為《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的長文中，給安德烈耶娃扣了不少政治帽子，說“她的文章的觀點是與改革的基本方針完全不相容的和對立的”，說這篇文章是“反改革勢力的思想綱領和宣言”，說文章作者“與國外反社會主義的人的立場結合起來了”，說她是“不懂得對死板的說教提出懷疑的盲目的頑固派”，“陷入了驚慌失措的和歇斯底里的境地”，是“在愛國主義概念上進行投機”，是為斯大林辯護，是要“保留斯大林所創造的‘解決’爭論問題的方法、他所建立的社會結構和國家結構以及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準則”。雅科夫列夫不僅批了安德烈耶娃，而且批了刊登這位女教師的信的《蘇維埃俄羅斯報》，說那里工作的共產黨員和編輯們“忘記了自己應負的責任”等等。在這里，雅科夫列夫擺出的完全是一副以勢壓人、掄起大棒打人的架式，用一位學者的話說，他實行的是“思想恐怖手段”。

尼娜·安德烈耶娃

　　雅科夫列夫深知輿論工具的重要性，把它稱為“改革的支柱”。因此他的另一項工作是掌握和控制盡可能多的報刊和其它新聞媒體。他擔任宣傳部長后，就對報刊的領導班子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安排了一些自由派人士擔任某些報刊的主編。例如《星火畫報》自從由他的朋友柯羅季奇接任主編（1986年6月）后，去掉了刊頭的列寧勛章，改變了辦刊方向，成為反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在貫徹“公開性”原則的口號下發表了大量歪曲歷史事實、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蘇聯的歷史發展道路和所取得成就的文章。又如他與當時由他的同姓者葉戈爾·雅科夫列夫任主編的《莫斯科新聞》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這份報紙曾被人們稱為“改革的先鋒”，在宣揚自由化方面很賣力氣。

　　雅科夫列夫還把手伸向文學報刊。在他直接間接的干預和影響下，10種主要大型文學雜志中的7種或主編換了人，或辦刊方向被扭轉，成為自由派的宣傳工具。影響很大的《文學報》在一段時間內雖然暫時由以觀點“保守”著稱的恰科夫斯基任總編，但是政治方向發生了變化。這些報刊根據戈爾巴喬夫提出的“為改革造輿論”的要求，在一場旨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宣傳戰中起了打頭陣的作用。由于文學藝術有其本身的特點，由于它可以進行虛構和夸張而無需嚴格地根據歷史事實說話，敵對勢力利用文學形式和文學陣地進行反社會主義宣傳就有一定的便利之處。

　　因此“改革”年代許多所謂的政論家（例如切爾尼欽科、斯特列里亞內、科斯季科夫、瓦克斯貝格、布爾拉茨基等）、經濟學家（加夫里爾·波波夫、什梅廖夫、謝留寧、利西奇金等）、歷史學家（薩姆索諾夫、阿法納西耶夫、梅德維杰夫、沃爾科戈諾夫、阿夫托爾哈諾夫等）、新聞工作者（拉齊斯等）一齊涌向文學報刊，發表大量所謂的“政論文”以及各種類型的著作，從各個不同方面攻擊和否定社會主義。不少作家不甘落后，拋出了過去未能發表的舊著和趕寫出來的新作，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揭露和批判。過去那些受過批判、遭到禁止，后來流入地下或傳到國外的作品，其中包括許多公開地、赤裸裸地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在貫徹“公開性”、“恢復歷史真相”的幌子下統統發表出來，形成了一股所謂的“回歸文學”的濁浪。

索爾仁尼琴

　　1990年竟成為“索爾仁尼琴年”，在這一年，許多大型文學雜志連篇累牘地刊登這個兇惡的反共分子的各種作品，使得“回歸文學”的浪潮達到了頂點。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下“改革”年代的情況可以發現，再次批判和否定斯大林的惡浪是由文學報刊掀起來的（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沙特羅夫的劇本《前進……前進……前進！》的發表起了重要作用）；把蘇聯的經濟制度稱為“行政命令體制”這一稱謂，是由波波夫根據別克的長篇小說《新的任命》得出來的；60多年來在蘇聯國土上首次發動的對列寧的攻擊，是在文學雜志《十月》上出現的；把蘇聯偉大衛國戰爭說成是兩個極權主義政權之間的斗爭的謬論，也是由文學報刊首次提出的（見《十月》雜志刊登的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人生與命運》）；公開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文章首先是在文學報刊上發表的（例如布爾京的文章《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致命弱點》、特羅斯特尼科夫的《“世界的科學圖景”科學嗎？》、齊普科的《我們的原則好嗎？》等）；把蘇聯的整個社會說成是“古拉格”的說法，是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古拉格群島》“回歸”后開始流行起來的。這些現象的出現，都是與雅科夫列夫的“工作”分不開的。

　　1992年，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第九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發言時這樣說到雅科夫列夫的活動及其造成的后果：“在幾年的時間內，他為了進行破壞，在用一批報刊的編輯以及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人員，經過周密考慮和精心安排撤換和調動一批，規定策略手段，灌輸破壞各種聯系的多元論思想，利用公開性的熱情，也講一點真實情況，講完后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萬人當中煽風點火，毫無顧忌地散布懷疑情緒，破壞對人民的理智，對民族文化、歷史和社會主義的信任。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和劍入侵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裝備，但是缺少一樣東西 — 這就是數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第九次作家代表大會速記記錄》，1992年，第35頁）

　　1993年邦達列夫在致雅科夫列夫的公開信里又說：在雅科夫列夫的鼓勵和支使下，“大眾傳媒和電視在這種可怕的破壞、摧毀和出賣活動中起著主要的作用，因為它像撞擊器一樣，每日每時撞擊著、破壞著和搗毀著強大國家的墻壁，用散發著惡臭的污蔑、虛假的口號、不道德的商人習氣以及用發泄對我們獨一無二的國家歷史的難以排解的仇恨的方式毒害人們的靈魂，嘲笑我國人民的勇敢和所受的痛苦”（《文學俄羅斯報》1993年9月3日）。

　　著名批評家邦達連科還沉痛地說：“為什么在1991年8月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站出來保衛自己的市委和區委？因為他們所有的人搖擺不定，感到失望，不再相信，都過著雙重生活。”（《明天報》1996年第7期）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雅科夫列夫們在思想領域進行的破壞活動造成的。

　　在不少人的眼里，雅科夫列夫是一個變幻莫測的人物。曾在“改革”時期擔任過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部長的卡普托也覺得雅科夫列夫整個人不可捉摸。他說，雅科夫列夫什么人都當過，當過正統的共產黨人，也當過黨內自由派；當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也當過反共分子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擁護者；當過社會主義理論的宣傳者，最后當了社會主義的掘墓人。他問道：在什么情況下這個人顯示的是真面目呢？在什么情況下是用迷彩偽裝起來的呢？如何才能揭示出事實的真相呢？最后，他把雅科夫列夫歷年來的言行作了比較和綜合后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完全是“腐化墮落的產物”，是“毒害人們意識的尸毒”（《真理報》1995年12月2日）。

　　口是心非、說假話似乎已成為雅科夫列夫的第二天性。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承認。1992年他在憲法法院回答傳訊時說過：“我們過去說的是一套，想的是一套，在進行幕后活動時又是一套。我們傳染上了虛偽和其他毛病。”這里說的“我們”，指的應該是雅科夫列夫及其同伙。他們在“改革”時期說盡了假話。1985年底，雅科夫列夫當上宣傳部長后不久，就上書戈爾巴喬夫，建議實行美國的民主的模式，把蘇共分為兩個黨，以便開展競爭（雅科夫列夫：《崩塌》，第127~128頁），可是在公開場合卻大談社會主義民主和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必要性。上面提到過，1988年他私下對人說：“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烏托邦，就是錯誤的”（雅科夫列夫：《崩塌》，第5頁），而且當時已著手寫一本全面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書，可是在講話和文章里卻引經據典，裝出一副馬克思主義信奉者的樣子。他一直處心積慮地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為“自己能夠搬掉舊制度這塊大石頭而自豪”（《獨立報》1994年8月10日），可是幾乎在整個“改革”期間他都在講堅持社會主義思想和價值觀念，講“革新社會主義”，講“多一些社會主義，多一些民主”。總之，他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在時機未到之前決不暴露他的真實意圖的。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可以在講真話的同時撒謊，可以在騙人的同時講真話”（《獨立報》1994年8月10日）。這可以說是對他自己的言行的極妙說明。

　　雅科夫列夫不同于一般的謀士，他老謀深算，既有“理論”，又有“策略思想”。有人曾說，他與當過葉利欽的謀士、過去講授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副教授的布爾布利斯相比，要高出許多。他曾說過這樣一段精彩的話：同布爾什維主義作斗爭，“如果采取簡單的、直截了當的方法，輕視妥協和讓步等等，那就一定要失敗。這樣的做法從表面上看是誠實的，從道德上說是高尚的，但是在與布爾什維主義作斗爭的具體條件下是利己主義的。需要說假話，有的事可采取有意不提的方法，需要耍手腕，施巧計，這樣往往能夠達到通過‘高尚’的斗爭無法達到的目的”（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轉引自1994年12月22日《真理報》）。

　　在“改革”年代，雅科夫列夫熟練地運用了這種策略，他說盡假話，根據形勢和人們思想情緒的變化，不斷改變口號，一步步把人們引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面說過，在“改革”之初，雅科夫列夫在歷次講話中肯定蘇聯人民所作的社會主義選擇是正確的，顯然這是遮人耳目的假話。緊接著他強調今天擺在面前的是把社會主義建成什么樣子的問題，大肆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時他還不敢拋掉手中的社會主義旗幟，但是已對社會主義的內容作了篡改。在蘇聯混亂狀態加劇、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已發生動搖的情況下，他及時改變了說法。他在同一個法國記者談話時，提出不必拘泥于名稱的問題。他說：“我不接受像‘我們正在走向社會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或走向別的什么的提法……首先需要建立這樣一個‘正常的’社會，那里人們有飯吃，每個人能買到想要買到的東西，能給自己選擇住宅，有安全感。然后再坐下來考慮怎么稱呼這個社會。”（雅科夫列夫：《我們愿意看到的蘇聯是什么樣的？》，轉引自1991年5月15日《文學報》）這段話表明，他已打算把社會主義當作無用之物拋棄了。

　　到蘇聯解體前后才圖窮匕首見，雅科夫列夫開始公開地、直截了當地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宣揚私有制，說什么“私有制、市場、民主三者是正常的文明的遺傳代碼”（《真理報》1994年12月22日）。他提出，私有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實行私有制，“才能消除寄生現象”；“人沒有財產就是奴隸”，“道路只有一條：‘勞動與資本的聯盟’”（《文化報》1994年11月19日）等等。雅科夫列夫還否定俄羅斯人們本世紀所經歷的歷史道路，他斷言，本世紀初俄羅斯“在社會道路的選擇上犯了錯誤，看中了瘋狂的革命而沒有選擇自然的進化”。他對自己過去熱情歌頌過的十月革命進行惡毒的攻擊，說它是“俄羅斯一千年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從此“我們的大船在血和淚的海上航行”（《文化報》1994年11月19日）。最近他在一本新作中集中火力猛烈攻擊布爾什維主義，歷數它的16條罪狀，要求宣布這種“宣揚暴力的思想和實踐”為非法，并且向俄羅斯總統、俄羅斯政府、總檢察院和聯邦會議發出呼吁，要求對“法西斯的布爾什維主義思想及其實際的體現者”提起訴訟（雅科夫列夫：《干尸也抹圣油》，轉引自1995年12月9日《文化報》）。

克留奇科夫

　　雅科夫列夫這個人物的厲害之處，還在于他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斗爭中運用了鉆到政黨內部、鉆到領導核心內部進行破壞的策略。他用總結經驗的口氣說：“極權主義制度應當通過極權主義的黨來摧毀它，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只有利用這個黨的那種表現為組織性和紀律的極權主義性質，才可以摧毀極權主義制度。”（雅科夫列夫：《干尸也抹圣油》，轉引自1995年12月9日《文化報》）也就是說，他認為要摧毀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從篡奪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入手，利用黨的組織性和紀律由上而下地進行。具有70余年歷史并且曾是世界社會主義的堅強堡壘的蘇聯最后幾乎在一夜之間迅速解體，可以說是雅科夫列夫所宣揚的策略的成功運用。

　　縱觀雅科夫列夫一生的所作所為，尤其是他在“改革”年代和蘇聯解體后的各種表現，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他反復無常，他的那種隨氣候和環境的變化而迅速改變顏色的本領令人驚訝：他陰一套，陽一套，兩面三刀，為了達到既定目標說假話，施詭計，某些行為可以說出乎常人的想象。這樣一個人物的表現無法用一般的名利思想、追求高官厚祿的處世哲學來解釋。在蘇共二十八大上，許多代表批評他“虛偽”，“不誠實”。看起來確實如此，但是他的表現似乎又不是一般的個人品質問題。他的那種有些反常的活動使人覺得有更深層的原因。

　　1993年2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回憶錄《災難的使者》的片段，揭示了雅科夫列夫的活動的另一方面。克留奇科夫說，80年代下半期，他從幾個可靠的來源獲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為美國特工機關收買并在“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當時克留奇科夫曾把雅科夫列夫“同外國勾結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的情況向戈爾巴喬夫作了匯報，可是后者未表態，也未采取任何措施，這樣事情就被擱置了起來。1995年12月1日，一批曾在國外工作過的情報人員在《俄羅斯真理報》上發表致雅科夫列夫的公開信，宣布他們手中握有雅科夫列夫進行叛國活動的可靠證據，準備到法院控告他。1996年4月11日，《俄羅斯真理報》再次發表了克留奇科夫的回憶錄中有關雅科夫列夫間諜嫌疑的片段。從這些情況來看，說雅科夫列夫是美國間諜，并不完全是捕風捉影。如果情況屬實，那么雅科夫列夫的的種種表現倒是比較容易理解了。原來這個竊據黨內要職，披著學者外衣，引經據典，滔滔不絕地進行說教，發布各種命令和指示的人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此人如同《公開信》所說的那樣，干著“根據美國人的指揮棒從內部，而且不是從別的什么地方，而是從政治局內部破壞蘇維埃制度”的勾當。斗爭真是尖銳復雜，它促使我們進一步從國際階級斗爭的背景上來觀察和認識蘇聯解體的悲劇。看來著名學者和作家季諾維耶夫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他說，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不是由于制度本身內部的原因，它是被相互勾結在一起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人為地破壞的（《真理報》1995年1月12日）。

　　雅科夫列夫在進行他的活動時，表面上似乎顯得比較鎮靜，其實是十分心虛的。1990年他在和《莫斯科新聞》記者談話時指著書架上他的那部全面批判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的手稿說：“我知道，如果發表出去，人們會在第一棵楊樹上吊死我。”（《莫斯科新聞》1990年第28期）確實，人們痛恨他的背叛行為，稱他為俄國歷史上“最令人憎惡的人物”。當他在薩拉托夫出席他的一本書的首發式時，一位女士在大庭廣眾之中賞了他一記耳光。害怕懲罰的陰影一直伴隨著他，使他坐立不安。于是他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不斷寫文章，連續出書，進一步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否定社會主義，攻擊左派力量提出的政治綱領，妄圖阻止左派力量的發展。尤其是在最近，他看到共產黨人得到愈來愈多的支持并有可能重新執政，更是顯得加倍地瘋狂。他還聯合一些人，組織了一個社會民主黨來與共產黨對抗，并且號召“民主派”的各個派別捐棄前嫌，團結起來，把力量集中在“國家的非布爾什維主義化”（雅科夫列夫：《干尸也抹圣油》，轉引自1995年12月9日《文化報》）上。也就是說，要求大家共同努力，徹底搞資本主義。

　　盡管最近雅科夫列夫表演得很賣力氣，但是看來他的戲快要收場了。他像所有的叛徒一樣，不會有好的結局。未來的歷史學家在寫蘇聯解體這段歷史時，大概不會忘記雅科夫列夫其人和他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的破壞活動對蘇聯解體所起的重要作用，將會通過對他的活動的記敘說明意識形態工作對鞏固和捍衛一個政權的極端重要性，提醒人們對雅科夫列夫這樣的“政治怪物”保持高度警惕，及時識破他們的偽裝，防止他們篡奪領導權。

　　1996年4月

　　（原載《俄羅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

　　編者附記：雅科夫列夫于2005年10月18日，在備受病痛折磨后逝世。戈爾巴喬夫說：“這是所有為了自由與民主斗爭的人們的損失”。著名新自由主義斗士丘拜斯則哀嘆：“一個時代終結了”。兔死狐悲，其是之謂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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