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認清新自由主義的反社會主義本質——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原秘書長何秉孟研究員

　　繼續深入研究、批判新自由主義，對于拓展、豐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確保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就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等相關問題，我們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何秉孟研究員。

　　一、新自由主義核心理念的攻擊矛頭直指社會主義

　　▲(采訪者簡稱▲，下同)：何研究員您好!感謝您能夠接受我的采訪。您過去發表過很多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文章，對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了解新自由主義的來龍去脈。能不能請您先談一談新自由主義產生的經濟社會背景?

　　●(被采訪者簡稱●，下同)：以哈耶克為鼻祖，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比較特殊的經濟社會背景之下。

　　一方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資本主義加速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不適應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從《資本論》中多多少少汲取了一些營養的凱恩斯，較為敏銳地把握住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階段性轉換，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進行了揚棄，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就業、投資、貨幣等的論著，并于1936年出版了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進行了所謂的“凱恩斯革命”，逐步取代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成為主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蘇聯的以公有制為基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蓬勃發展，顯示出社會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的極大優越性和以公有制為基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從根本上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念形成挑戰。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哈耶克相繼發表了《價格與生產》《儲蓄的“悖論”》等文章，對凱恩斯主義進行批判，為以自由競爭、自主經營、自由貿易等為基本理念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辯護。

　　哈耶克在對凱恩斯主義大加撻伐的同時，對社會主義制度所顯示出的巨大優越性熟視無睹，與他的老師馮·米塞斯，挑起了同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等關于經濟計算問題的論戰，借以攻擊社會主義。馮·米塞斯是一個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米塞斯就相繼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和《社會主義》等論著，否認社會主義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他認為，沒有計算就不可能有合乎經濟的活動;市場和它的價格形成功能是經濟計算的必要條件，而市場及其價格形成機制必須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社會主義經濟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也就不可能存在以貨幣表現的價格制度，這就等于是放棄經濟計算。于是，米塞斯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不可能有合乎經濟的活動”，不可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年輕時代的哈耶克，本是一個信仰費邊社會主義的青年。據哈耶克自己說，他就是在讀了米賽斯的《社會主義》這本小冊子之后，背叛了對費邊社會主義的信仰。哈耶克就是在米賽斯這樣一個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老師的熏陶之下、逐步步入學術殿堂并開始反社會主義的生涯的。可見，以他為鼻祖的新自由主義，從其問世之日起便打上了逆歷史潮流、反對社會主義的胎記。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特別是30年代，資本主義陷入無休無止的金融一經濟危機，不僅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使資本主義經濟倒退近30年;而且對人類生存造成巨大災難，導致資本主義國家數以千萬計的勞苦大眾被餓死，僅美國就有800余萬窮人餓死街頭，占當時美國1.2億人口總數的7%。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主義蘇聯經濟欣欣向榮，社會、文化及科學教育等各項事業蓬勃發展。這種強烈對比，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社會主義思潮在英、美、德、法等工業發達國家風靡一時，廣大工人階級和其他中下層勞苦大眾乃至許多知識分子，崇尚社會主義，將“鏟除私有制度”、實行公有制和實行計劃經濟視為理想目標。這一切使哈耶克等人覺察到，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而言，最大威脅是社會主義思潮，而非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雖然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有所背棄，但仍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窠臼，凱恩斯推行其政策主張的目的在于改良資本主義。同時，美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凱恩斯主義主導之下治理危機已初步取得成效，致使哈耶克等將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推向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在這種形勢下，哈耶克等人將主要攻擊矛頭由凱恩斯主義轉向社會主義。

　　▲：哈耶克等人主要攻擊社會主義哪些方面？

　　●：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繁榮形成鮮明對照。面對上述現實，在嗅覺方面較其老師米塞斯更敏銳的哈耶克，沒有像其老師米塞斯那樣，在所謂社會主義能否進行“經濟計算”、能否實行“資源有效配置”問題上胡攪蠻纏，而是將對社會主義的攻擊矛頭集中于不同階級具有不同理解或標準的“自由”議題上。1938年，哈耶克發表《自由與經濟制度》一文;之后，他以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為基礎，撰寫并于1944年出版了專著《通往奴役之路》。在這部所謂“成名作”中，他說，我們的要點與其說是獨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滅了自由，毋寧說是計劃導致獨裁，因為……集中計劃要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可能的話，獨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指導經濟體系的話，可能會和任何專制政體所曾做的一樣，完全破壞個人自由。因為計劃經濟所引起的問題，并不僅僅是我們是否會按照我們所喜歡的方法滿足我們認為是重要的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問題，而是是否會由我們自己來決定什么對我們是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這是否是必須由計劃者加以決定的問題。哈耶克進一步論證道：當指導一切經濟活動的當局控制了用于我們所有目標的手段的配置后，“也就控制了用于我們所有目標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決定哪一種需要予以滿足和哪一種需要不予滿足。這實際上是問題的關鍵。經濟控制不僅只是對人類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開來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對實現我們所有目標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對于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權的人，也就必定決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標，哪些價值應得到較高的估價，哪些應得到較低的估價。總之，就是決定人們應當相信和應當爭取的是什么”，這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將剝奪個人的所有自由。尤其惡毒的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竟然將蘇聯的社會主義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胡說“納粹領袖和法西斯領袖”“開始時都是社會主義者”;近些年來，一個又一個的觀察家，盡管在研究他們的題目時期待迥異，但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下許多方面情況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危言聳聽地警告乃至嚇唬歐美追求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年輕的共產主義者都能比較容易地轉變為納粹分子，不要輕信社會主義關于允諾更大自由的宣傳，倘若允諾給我們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實上被證明是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的話，悲劇豈不更慘。他要求信仰社會主義的年輕知識分子，進一步推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具體含義之外，還必須權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鼻祖哈耶克及他所創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的反社會主義的本質。

　　▲：哈耶克1944年就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才真正顯現出來，這期間他做了什么？

　　●：在他的代表作出版后的30多年中，哈耶克等人沿著這條反社會主義道路，主要干了兩件事：其一，是潛心完善其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先后發表了《自由憲章》等著述;其二，是糾集了一批以復興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論、反社會主義為己任的英、美等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成立了朝圣山學社，宣傳新自由主義核心理念，培植、壯大新自由主義隊伍。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哈耶克為鼻祖，以科斯、米塞斯、弗里德曼和盧卡斯、拉弗和費爾德斯坦等為骨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隊伍初步形成氣候，并以這些骨干為首，形成了諸多學派，其中，主要的學派有：以哈耶克為掌門人的鼓吹徹底私有化、自由化的倫敦學派;以美國的現代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為領袖的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主張完全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的現代貨幣主義學派;以科斯為首的鼓吹完全私有化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以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為首的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經濟、主張應聽任以“理性預期”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理性預期學派;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首的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政策應向資本傾斜，反對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以提振社會有效需求的供給學派。這幾個主要學派的形成，再加上20世紀90年代初出籠的“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全球一體化”即“全球美國化”，表明經過哈耶克一伙半個多世紀的苦心經營，以反對社會主義、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為終極目的，以主張完全私有化、絕對自由化、徹底市場化和全球“一體化”即全球“美國化”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形成。

　　二、20世紀80年代后新自由主義嬗變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扼殺社會主義的理論武器

　　▲：您是否認為正是20世紀70年代末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國家出現了滯脹危機才導致把新自由主義捧上了美英主流經濟學的寶座？

　　●：是的。70年代末的滯脹危機使人們開始批評凱恩斯主義，轉而想借助新自由主義尋找出路。20世紀30年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美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現了較長時期的持續增長，這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至今仍有人津津樂道的所謂近30年的“黃金發展期”。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主導也好，還是后凱恩斯主流派主導也好，均未觸動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因而也就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這一基本矛盾所決定、所引發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世界在經過近30年的持續中速發展進入70年代后，各國先后遭遇以高失業、經濟低增長或停滯(下降)、高通脹即所謂“兩高一低”并存為特征的滯脹危機。這種“兩高一低”同時存在的現象，是此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是導致這場長達10年的“滯脹”危機的重要的直接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凱恩斯主義或后凱恩斯主流派主導之下，經過五六十年代相對平穩的發展，資本積累不斷增長，科學技術日益進步，資本的技術構成從而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同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諸國，出于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并對蘇東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需要，大致從六七十年代開始，加大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而高福利建設需要大量資金，這就勢必提高資本所得稅。正是上述雙重因素的疊加，不可避免地銷蝕了實體產業資本的利潤空間，導致資本利潤率趨于下降;資本利潤率的下降，又導致固定資本投資疲軟;為維持較高資本利潤率，國家壟斷資本利用其壟斷地位，扭曲市場法則，強行推高物價;驅動經濟復蘇的另一只輪子——社會消費，因為勞動者大量失業及高通脹而持續低迷，使資本主義經濟只能在“兩高一低”的“滯脹”隧道中爬行整整10年。

　　實體產業資本利潤率在下降，而金融領域、資本市場雖然風險大，但存在著通過高杠桿投機操作獲取高額回報的機遇。于是，具有冒險天性的資本紛紛離開實體產業向金融領域、資本市場集中，使金融壟斷資本迅速擴張、膨脹，并開始了由“圈地”(辦實體企業)向直接“圈錢”的蛻變，從而也開啟了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過渡的歷史序幕。

　　一直覬覦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寶座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出于偏見，對20世紀70年代發生“滯脹”危機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愿承認，而且渲染什么“滯脹”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國家對經濟實行干預，以及實施寬松財政政策等所致;同時，借機大肆販賣他們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貨色。哈耶克一伙的作為，同“滯脹”期間急劇膨脹的、正急于擺脫國家監控、控制全球經濟、掠奪全世界人民的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一拍即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代表美英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英國保守黨撒切爾和美國共和黨里根先后上臺執政，將凱恩斯主義扔進了歷史博物館，把新自由主義捧上了美英主流經濟學的寶座。

　　▲：我們知道，在20世紀70年代末，撒切爾上臺后就在英國竭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請談談您對撒切爾的看法以及英國當時的情況。

　　●：撒切爾是一個信仰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客。1975年，撒切爾當選為保守黨主席不久，即同哈耶克會面，表達了她對哈耶克的崇拜;1979年她當選為英國首相后，更是把哈耶克視為導師，并給哈耶克寫信說：過去這幾年，我從您那兒學到了很多東西，對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觀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諸實施。并立即以“撒切爾主義”的名義將以哈耶克為掌門人的倫敦學派的核心理念作為保守黨的執政理念，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兩黨達成的“共識政治”(指1945年7月工黨通過大選獲勝組建的艾德禮政府所提出的建設福利國家的執政理念。即以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實施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結合、國有制與私營制相結合，推進企業國有化，扶植工會組織、保護勞工利益，建設福利國家)，推進以國有企業私有化，緊縮財政政策，壓縮社會福利開支，減少政府調控，以及圍剿工會、撲滅社會主義運動為特征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工人階級、工會及工黨為戰勝德國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犧牲、作出了重大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工黨和保守黨歷屆政府基本上踐行了“兩黨共識”，在實行國有化、計劃調節，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扶植工會組織，加大社會保障事業投入，提高勞動者收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貧富差距縮小到二戰以來的最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會力量不斷壯大，至70年代后期，會員人數已經占到全國所有勞動力的57%;工會從組織結構到與政府、資本家討價還價的機制進一步完善，并爭取到了寶貴的法律保護和法律特權，實際上已經成為半政府性質的機構，能夠影響甚至直接參與政府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在英國政治、經濟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工會、保守黨、工黨“三伙伴關系”中的重要一極。

　　撒切爾在英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所謂“改革”遭到廣大工人、工會的強烈抵制與反對。對于這一點，撒切爾和哈耶克一伙是早有預判的。當撒切爾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遇到工會激烈抵制與反抗時，哈耶克終于按捺不住，跳出了他蟄伏多年的研究圈，直接走進政治戰場，充當起了撒切爾向工人、工會開刀的狗頭軍師，用哈耶克自己的話說，--“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政治……投入很多精力，幫助撒切爾向工會組織開戰”。撒切爾按照哈耶克關于對付工會反抗的最有效辦法，就是要從法律上做文章，從1980年開始，從法律的角度，對工會進行鉗制，削弱工會力量，乃至打擊工會。首先，通過1980年、1982年、1988年和1990年4次修改《就業法》，逐步剝奪了工會所享有的所有豁免權;其次，通過上述幾個《就業法》和1984年的《工會法》限制工會組織罷工和工人參加罷工;此外，還通過1980年的《就業法》和1986年的《工資法》縱容資本家可以任意降低工人工資乃至任意解雇參加未經同意的罷工的工人。

　　撒切爾、哈耶克一伙，在一手拿刀砍向工會、工人的同時，另一手舉刀砍向國有企業。根據“兩黨共識”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所建立的“國有企業”中的60%被撒切爾政府或出賣或并購重組折騰掉了。從此，社會主義運動在英國轉入了低潮。撒切爾用這一切為自己換來了一個至今仍為有些人津津樂道的“鐵娘子”這樣一個歧義很大且并不太雅的“雅號”!哈耶克也因此獲得了伊麗莎白二世授予的名譽勛位!

　　就在撒切爾和哈耶克一伙在英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所謂“改革”、扼殺社會主義運動之時，另一個金融帝國--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代理人、共和黨人里根入主白宮后，也在美國推行所謂新自由主義“改革”，擯棄“羅斯福新政”或新古典綜合派實施的政府調控、擴張性財政等社會經濟政策，實施“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以及降低資本所得稅、緊縮財政等政策，目的在于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不受監管地牟取高額利潤進一步擴張服務，以加速美國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過渡。

　　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撒切爾、里根在英美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均已大致實現了他們的預期目的。正因如此，哈耶克于1988年，十分得意地拋出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企圖以勝利者的姿態，用他的這部小冊子為他一輩子同社會主義的戰斗劃上一個滿意的句號，并以勝利者的姿態宣告：不論是以科學、事實還是邏輯為根據，社會主義都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思想在許多實踐領域的應用屢屢遭受失敗，便是這些謬誤的直接后果!以此鼓動他在學界的信徒，以及撒切爾、里根之流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同社會主義戰斗!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哈耶克、撒切爾、里根這三位不同性別甚至年齡差距相當大且職業也根本不沾邊的人，之所以能夠結成“鐵三角”，就是因為他(她)們有著共同的信仰--反社會主義：同社會主義斗爭了一輩子的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的仇視不用多說;撒切爾在1975年2月當選為保守黨領袖后，便嚴厲批評當時一些西方國家對蘇聯的緩和政策，宣稱自己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里根1981年入主白宮后，也多次發表講話，對社會主義的道義合法性進行攻擊，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以此為標準來衡量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將社會主義等同于法西斯，詆毀社會主義是“磨滅人民的自由和尊嚴”的“極權主義”。這個“鐵三角”經過一番密謀、策劃之后，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聯袂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理念，加大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力度，為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控制全球經濟、建立世界金融霸權、榨取和掠奪全人類掃清道路。

　　▲：您前面談到新自由主義具有反社會主義的本質，那么，蘇聯的解體是否與新自由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系？

　　●：是的。正是所謂的戈爾巴喬夫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將社會主義蘇聯帶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在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冷戰格局中，美蘇兩超稱雄。蘇聯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主要障礙，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美英反共同盟的頭號敵人。從已經曝光的材料看，美英反共同盟為搞垮蘇聯，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軍事上，聯合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所擁有的巨大金融實力，推動同蘇聯的惡性軍備競賽，以拖垮蘇聯經濟;政治上，通過分化、拉攏、培植、收買等下流手段，在社會上網羅一批由所謂“公知”組成的“持不同政見者”隊伍，散布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憲政理論等西方資產階級理論，搶占意識形態、思想輿論的制高點，誹謗公有制，消解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

　　尤其狠毒的是，美英聯盟通過在蘇共領導層內分化、拉攏、培植甚至安插特務等手段，拼湊了一支盤踞在蘇聯共產黨領導高層的由戈爾巴喬夫、亞·尼·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以及葉利欽等組成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政治代理人隊伍，按照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旨意推進戈爾巴喬夫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一步一步將社會主義蘇聯帶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戈爾巴喬夫竊取蘇共中央總書記不久，也即1985年12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的亞·尼·雅科夫列夫給戈爾巴喬夫寫信出謀獻策，建議通過“公開性”實現“民主化”，實際上是要以“公開性”為工具，揭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歷史上的所謂“陰暗面”和“消極現象”，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一年后，也即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正式提出所謂“改革”舊體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開性”和社會變革的“民主化”，以進一步策動蘇聯的各種反對派瘋狂聲討蘇共;1990年1月，戈爾巴喬夫發表講話：我認為實行多黨制不會是悲劇，我們不應該像魔鬼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對于戈爾巴喬夫的講話所透露出來的弦外之音，蘇聯國內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見者及所謂“民主派”們心領神會，立即于1990年2月4日蘇共中央全會召開前一天，在莫斯科召開了有20萬人參加的集會游行，喊出了“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審判蘇共”“實行多黨制”等反動口號。2月5日，戈爾巴喬夫在中央全會上對上述猖獗行為不僅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反而說：蘇共的領導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強行合法化”。正是在戈爾巴喬夫和掌握宣傳輿論大權的雅科夫列夫等一伙的操縱與推動下，3月11日，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修改憲法第六條等建議。三天后，第三次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修改憲法的法律。將其中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修改為“蘇聯共產黨、其他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他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法律同時還規定，蘇聯公民有權組織政黨，至此，蘇聯共產黨下臺只能以“日”來計算了!

　　但對于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來說，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使命還沒有完結，他還有必要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位子上再呆那么幾天，因為當時蘇聯強大的國有經濟尚未到傷筋動骨的地步。就是說，蘇聯體制核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沒有被摧毀，戈氏在這方面還有利用價值。1990年8月17日，他在敖德薩軍區發表談話，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說“國家所有制壟斷”是當前蘇聯“經濟危機狀況的主要原因”，主張“通過財產非國有化、取消壟斷、全面改革所有制關系”，“實現所有制私有化”。可見，在撒切爾、里根以及戈氏的戰友雅科夫列夫等幾年的耳提面命之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念，已經深深滲入到戈氏的腦海中了!

　　盤踞在蘇聯領導層內的另一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政治代理人時任俄聯邦總統的葉利欽，當然不甘落于戈氏之后，在戈氏敖德薩講話之前，就推出了由自由派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參與擬定、并經他首肯的主張“在俄聯邦實行廣泛的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的“500天計劃”。戈爾巴喬夫為了不致使“改革”主導權旁落，1990年5月24日，也授意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作了《關于國家經濟狀況和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的報告，提出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政府綱領”，以與“500天計劃”相抗衡。但雷日科夫的關于蘇聯經濟改革的“構想”，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方面，顯然遠不如經葉利欽首肯的“500天計劃”徹底，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自然不會滿意。里根、撒切爾趕忙出面在戈氏和葉氏間進行撮合。7月28日，戈、葉達成協議，決定成立一個以總統顧問委員會成員自由派經濟學家沙塔林為首的所謂專家小組，在俄羅斯“500天計劃”的基礎上，制定全蘇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新的“500天計劃”，即《向市場過渡——構想和綱領》。亞夫林斯基也是這個小組的成員，他的一個特殊使命是隨時向美國方面通報情況和聽取與傳達美國方面的指示。9月上旬，小組提交了“沙塔林一亞夫林斯基500天計劃”。這個“計劃”，規定蘇聯沿著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在17個月里“實現劇烈的改革”，至少70%的國有工業企業要實現私有化，轉變為聯合股份公司;同時鼓勵大規模戰略性外資進入，在私人商業銀行和所謂“市場保障”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金融體制。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之流看來，這個“計劃”似乎仍缺乏“美國味”。于是，1991年4月在戈爾巴喬夫的授意下，亞夫林斯基和美國哈佛大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教授共同制定了一個“純真”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準繩的、名為“哈佛計劃”的蘇聯經濟改革綱領，即所謂“休克療法式”經濟轉軌方案。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此基礎上，1991年7月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于企業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原則法》，制定了國有企業分階段私有化的時間表。這樣一來，蘇聯的“經濟改革”亦步亦趨地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一條新自由主義的“不歸之路”。正是按照這個“休克療法式”轉軌方案，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位并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并將國家權力和核密碼箱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當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官上空緩緩降下!

　　三、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誤導和干擾從未停止過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可以說是西方國家利用新自由主義進行“和平演變”的結果，那么中國是否也面臨同樣的危險呢？

　　●：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用新自由主義，搞垮了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但并沒有就此收手。它們在“和平演變”蘇東的同時，兩只眼睛也在緊緊地盯著社會主義中國。

　　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的，那時，也正是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的重要節點。這種不期而遇或巧合，增加了我國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根本目標的改革開放的難度和風險。因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急于在全球擴張、急于西化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想方設法利用我國改革開放這個機會，將我國的改革開放也納入他們預設的軌道。事實上也是如此。從80年代開始，他們利用各種渠道向我國傳播新自由主義。如，1980年底，新自由主義的頭面人物、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掌門人科斯的弟子張五常回到中國，利用中國改革之機，在中國傳播私有產權理論。1982年張五常到香港大學任職，此后多次竄到內地，在各種講臺上大放厥詞，攻擊馬克思主義，給公有制潑臟水，傳播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在中國大陸培養一個科斯和張五常本人喜歡的“中國經濟學派”誤導中國的改革，在中國重建私有制。科斯本人雖然沒有來過中國，但他的眼睛卻無時無刻不在盯住中國，甚至兩次“慷慨解囊”，分別于2008年和2010年贊助在我國主辦的經濟學學術會議，培植科斯本人“喜歡的中國經濟學派”，傳播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干擾和誤導我國改革。被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譽為“反通貨膨脹旗手”、現代貨幣學派的掌門人弗里德曼，則曾于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到我國，傳播他的經濟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觀點。第二次來華時，我國正面臨通貨膨脹問題的困擾。而弗里德曼一貫認為，根治通貨膨脹的唯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控制貨幣增長;而控制貨幣增長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時候要“公開宣布并長期采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弗里德曼這次來華，雖然并非官方安排，但卻破例受到當時我國的“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競與之長談兩個多小時。據弗里德曼自己說，在這兩個多小時的交流中，他將自己的經濟自由化觀點，非常清晰地傳遞給了我國的這位決策者;這位領導人顯然很快理解了他的關于市場自由的觀點，意識到了這種觀點的重要性。由此看來，也就是在這位“最高領導人”主持工作的80年代末我國發生政治動亂絕非偶然!

　　三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干擾和誤導從未中斷過。每當我國改革開放發展到關鍵節點，或我黨、我國政府推出新的改革措施，國內外的新自由主義分子，都要用新自由主義核心理念進行“解讀”，以圖誤導和干擾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直到2012年初，也就是在我們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夕，美國國務院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就伙同我國體制內的部分“精英”，花費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炮制了一個佐氏版“哈佛方案”即所謂《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2012年2月28日，佐利克在京舉行中外記者會，發布佐氏版“哈佛方案”要點：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尤其是實行國有銀行私有化，建立起所謂“更獨立”、有利于私有企業發展的私有銀行體系，等等。可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和平演變中國”的心情是多么急不可耐喲!但他們再一次錯誤估計了形勢：中國人民不會買他們的賬!

　　▲：確實如您所說，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開放的干擾和誤導從沒斷過，那么，當前我們需要對哪些方面尤其要保持高度警惕呢？

　　●：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不會終結。盡管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成為過街老鼠，但在我國仍陰魂不散。據有關調查：近幾年對我國思想理論界影響最大的幾種錯誤思潮中，新自由主義甚至超越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論、西方“憲政民主觀”等，位居首位!這表明，我們仍須高度警惕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開放進行干擾和誤導。當前尤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保持高度警惕。

　　第一，警惕有人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徹底瓦解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當前，尤其應警惕有人借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名，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之實。

　　“混合經濟”這一概念，并不是我們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者的發明。從這一概念的提出看，它是由美國學者、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新古典綜合派的奠基人阿爾文·漢森和英國的以霍布豪斯、霍布森等創立的新的自由主義學派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加速推動了資本主義由私人壟斷階段向國家壟斷階段轉換。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私有壟斷資本同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相結合，利用國家權力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這里的所謂“干預和調節”，就包括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在國民經濟的重要領域興辦一些國有企業或國有資本控股的股份制企業(公司)。正因如此，西方各國，尤其是歐洲諸國，國有經濟獲得了相當發展。以法國為例，二戰后，在法國社會黨的“產業國有化、享受社會化”口號下，法國政府運用贖買辦法，對基礎產業和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進行重點投資。據統計，到1982年，政府控制的家用和辦公用電子工業、基礎化工、有色金屬工業、軍火工業、航空工業、公用事業的比重分別為44%、54%、63%、75%、84%、100%。國有工業企業營業額在法國工業企業營業總額中的比重達到40%，國家控制的銀行數在注冊銀行總數中的比重達到90%，存款額在全國銀行存款總額中也達到90%。歐洲其他國家如英國及瑞典等北歐國家情況也大致如此。阿爾文·漢森以及英國新的自由主義學派正是總結了這些國家的實踐提出了“混合經濟”或“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概念。漢森認為，二戰后歐美國家的經濟不再是純粹的私人市場經濟，而是同時存在私人經濟與社會化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阿爾文·漢森等人提出的“混合經濟”概念有兩重含義：一是調節機制意義上的“混合”，即既有市場調節，又有政府(計劃)調節;二是企業所有制意義上的“混合”，即既有私人企業，又有公有企業，還有公私資本合股的這種經典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但無論是哪種意義上的“混合制”，從撒切爾在英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在性質上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經濟形態，具有極強的過渡性：既可前進一步向公有制經濟發展，也容易后退蛻變為私有制經濟。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給出了一個價值定位：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一“價值定位”，才是三中全會決定在“混合所有制”問題上的重要理論創新!只有不偏離、緊緊把握這一價值定位，才能保障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確方向。但問題正在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恰恰有人在論及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時，拋開這一價值定位，只提私有資本甚至國外的所謂“戰略性投資”進入國企，只主張國企上市、股份化，而后向外資、私有資本出賣股份，不主張、不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國有資本必須控股;同時也不提倡、甚至抵制公有資本進入私有企業。這種傾向是十分危險的!針對這類傾向，2015年7月習近平主席視察吉林時再次強調：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習近平提出的國企改革必須堅持的“三個有利于”，為進一步推進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確立了價值判斷標準。第二，警惕有人借口金融改革或所謂金融“創新”，實施“金融自由化”。這是當前我國經濟改革面臨的最大風險!

　　據我國媒體報道，近年來，我國金融資本市場問題不斷出現：先是股市接二連三地玩起“過山車”，股民數以十萬億計的積蓄被卷走;繼而中國版“龐氏騙局”曝光，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延續數年瘋狂的圍獵資本后，最終資金鏈斷裂，數十萬投資者的400多億元資金難以討回;不久，E租寶、中晉資產等一批P2P公司或涉嫌高息非法攬儲，或涉嫌集資詐騙，或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用于資本市場炒作而倒下;更有甚者，近期又曝出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兩名員工涉嫌非法套取38億元票據，同時利用非法套取的票據在不建立臺賬的情況下進行回購資金操作，將回購款中相當部分資金違規流入股市，由于股價下跌，出現巨額資金缺口無法兌付;至于地下錢莊更是查了一撥又一撥，涉案動輒數十億、數百億!針對金融資本市場的問題，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去杠桿”同“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并列，作為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主要任務之一。然而要“去杠桿”，就必須去金融自由化。

　　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實施“金融自由化”必然招致金融危機;近百年人類遭遇的兩次金融危機均是由美國實施“金融自由化”惹的禍。第一次國際性金融危機始發于20世紀的20年代后期。當時的背景是，由于主導經濟運作的理念是自由競爭、自主經營等那一套，美聯儲不履行應有的監管職能，這就為極端貪婪的金融資本在金融資本市場違規“圈錢”提供了機遇，眾多商業銀行和投資金融機構為獲得高額回報，紛紛突破業務經營范圍乃至行規，涌向金融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證券市場進行高杠桿操作。例如，商業銀行不滿足于存貸款及支付結算等為客戶服務的業務，違規利用自有資本到資本市場從事證券股票交易;各種投資金融機構則高息攬儲，而后用于證券股票炒作。正是各類金融機構的這種違規操作、投機謀利，營造了20年代美國虛假的“股市繁榮”和股市泡沫。以危機爆發前的五年為例，據有關論著記載，從1925年1月25日-1929年10月，其“上市股票”從44344.9萬股增加到10億股以上，股票買價比票面價格高出3-20倍，成千上萬人無心務正業，日夜想著股市投機，股市證券泡沫越吹越大。正當人們為黃金夢唾手可得而如醉如癡時，晴天霹靂從天而降：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出現空前的拋售股票大風潮，5天之后，人們驚魂未定，一場更大災難發生，大量股票被拋售到市場上，而買者寥寥。一天之中，股市行情下跌12.82%。這就是至今都讓“股迷們”聞而色變的“黑色星期二”!由此拉開了震動世界的包括金融貨幣危機在內的“經濟大蕭條”的序幕!

　　民主黨人羅斯福勝選入主白宮后，推行以凱恩斯主義為主導理念的“新政”。針對美國金融資本市場的亂象，于1933年頒布了《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該法的基本精神是，加強金融監管：規定金融機構必須分業經營，商業銀行除了可以經營由美聯儲批準的債券外，不能包銷和經營任何其他公司證券、債券、股票等業務，避免給商業銀行帶來風險;禁止投資金融機構(即從事股票和其他公司有價證券發行、出售等業務的金融機構)收受存款等業務，以抑制其利用吸納的存款進行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投機活動，保護客戶利益。《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的頒布，使美國瀕臨崩潰的金融資本市場逐步穩定下來，成為治理“經濟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的一柄“撒手锏”。

　　爆發于2007年、同樣肇始于美國的第二次國際性金融危機，發生原因與第一次國際性金融危機極其相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金融資本的經濟角色及其運行環境急劇變化：金融壟斷資本迅速擴張、惡性膨脹，通過借貸、并購、重組等手段，逐步實現了對實體產業的控制，并最終成為整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的主宰。急劇膨脹又極度貪婪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實現其盡快增值的目標，不再滿足于僅僅主宰美國經濟，而且要掌控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實現“全球一體化”即“美國化”。因此，它迫切要求擺脫監管，甚至突破國界，在更廣闊的領域隨心所欲地“圈錢”。80年代初代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共和黨里根執政后，按照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要求，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加快了修改《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相關規定、推動“金融自由化”立法的步伐。1998年，在格林斯潘等的操盤下，商業銀行性質的花旗銀行與從事保險業的旅行者集團合并，意味著《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禁止混業經營的規定被突破。1999年11月，美國會參眾兩院最終通過了認可金融混業經營、標榜為《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格雷姆一里奇一布利雷法》，禁止混業經營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被廢止。2004年，美國政府又進一步推行投資銀行實行自我監管，最終完成了新自由主義主張、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夢寐以求的“金融自由化”立法。正是這一顛覆性的金融立法，使得華爾街的麥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老千”們獲得空前“解放”，可以舉借高于自身資產數十倍、上百倍的貸款和債務在“自由化”的金融資本市場進行豪賭;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各類金融機構也紛紛入場，“舉債”買賣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國金融資本證券市場充斥有毒金融衍生品，金融危機不可避免。

　　兩次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爆發，肇事者都是“金融自由化”。今天，中國要“去杠桿”，確保金融資本市場平穩運行，必須在理論上對新自由主義鼓吹的“金融自由化”有一個清醒認識，在實踐中堅定不移地對金融資本市場實施分業經營等監管措施。

　　第三，警惕有人用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理念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上邪路。

　　為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確定2016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同時，推出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性措施。中央反復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目的是要矯正要素配置扭曲，去過剩產能和落后產能，鼓勵科技創新，發展新興產業，促進傳統產業升級換代，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供給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增強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改善，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然而，有人卻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依據是供給學派經濟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實際上或者說骨子里仍然是主張將國企私有化，其用心極為險惡。我們知道，以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其最基本的理論是，供給可以自動創造需求，資本主義經濟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因此，政策取向應該是向供給側傾斜，政府不應實施擴張性財政，增加社會福利等社會投資，創造就業崗位，提高社會需求;而應實行緊縮性財政預算，減少社會福利投資，同時降低稅收、特別是降低資本所得邊際稅率，以刺激投資。很明顯，供給學派的理論主張，是企圖削弱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調控作用，犧牲勞動者的福利以滿足資本對高額利潤的貪欲的理論，這是典型地“劫貧濟富”。我們如果按照這些人的解讀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可避免地會走偏方向，毀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國有經濟，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甚至導致兩極分化，犯顛覆性錯誤!

　　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嚴正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只有從理論上劃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界限，我們才能排除干擾，順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圓滿完成“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

　　何秉孟，男，1944年生，湖北漢川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院副秘書長、科研局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秘書長等職，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他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美國的經濟理論、經濟政策、經濟走勢，特別是對美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跟蹤分析和研究，是國內最早研究、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參與主持或獨立主持“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百縣市經濟社會追蹤調查”等國家重大課題，出版學術資料性調查專著120余部;獨著、合著及主編學術著作十多部;撰寫論文百余篇。其中，《世界滄桑150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世界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書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入選獎，學術資料性調查專著《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105冊)獲第三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榮譽獎，論文《新自由主義研究》獲第六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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