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的壟斷資本理論對于戰后資本主義的基本趨勢的預見基本是正確的，但是這些基本趨勢通過一個自然歷史進程發展出了新的表現形式。戰后資本主義的諸多新的重要現象，比如戰后繁榮、滯脹危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以及當前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以馬克思主義的壟斷資本理論為基礎來分析，可以獲得比較貫通統一的解釋。戰后壟斷資本實質上已演變成一種金字塔式世界超級壟斷結構，它的頂層是比戰前壟斷資本控制能力更高的超級壟斷資本;它的上層和中層壟斷資本之間比戰前具有了更多的國際性，因此避免了列強戰爭;它的統治方式更多采用了金融、經濟和文化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暴力手段，因此是一種更深入更精致的壟斷：將超級壟斷和弱肉強食式的過度競爭、個人主義結合在一起。這種新型壟斷未來在停滯、不平衡和社會政治危機等趨勢上也具有和戰前壟斷資本不同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戰后壟斷資本;新變化;危機;趨勢

　　當前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持續深化,導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獲得了更多的重視，并使馬克思主義者更有信心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資本主義。

　　本文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的壟斷資本理論解釋戰后資本主義。歐內斯特• 曼德爾是不被戰后繁榮所迷惑而能夠以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戰后資本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重要著作《晚期資本主義》中這樣表達他的分析方法，他說：“正如列寧只能在《資本論》的基礎上來發展他對帝國主義的論述，以證明控制著馬克思所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過程的一般規律。因此，我們在今天也只能在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的基礎上來試對晚期資本主義提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時期。它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進一步發展。”[1]筆者所秉持的立場和方法與曼德爾是一致的，就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對于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趨勢的判斷是對的，但是這些基本趨勢通過一個自然歷史進程發展出了新的表現形式，通過分析，當代壟斷資本的變與不變能夠統一起來。

　　壟斷資本與戰后繁榮、滯脹危機

　　一、列寧的壟斷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

　　壟斷資本理論由馬克思恩格斯奠基，他們論述了資本集中的必然趨勢，同時指出，在資本集中過程中出現的國有企業和股份公司，既有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積極進步作用，但是它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

　　列寧建立了完整成熟的壟斷資本理論。在二戰前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中，壟斷資本理論包括如下要點：一、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越來越集中化，對行業的全國性壟斷形成;二、大銀行資本和工業壟斷資本融合，形成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控制一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三、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對全社會的壟斷控制，不僅沒有使資本主義變得更有組織和計劃，反而加深了危機;四、金融資本都力圖占有更多的殖民地，以輸出資本、控制原料產地和輸出商品;五、由于金融寡頭控制各大國的政治，因此金融寡頭之爭變成列強之爭，爭奪的后果是世界領土瓜分完備;六、由于列強之間斗爭關系的法則是完全取決于實力，而列強之間發展不平衡又是絕對的規律，所以列強之間會不斷掀起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戰爭;七、這樣的戰爭規模極大，導致無產階級陷入絕境，無產階級革命可能在帝國主義的薄弱鏈條爆發并取得成功。

　　二、戰后壟斷資本在國際和國內層面調節力量的加強

　　二戰結束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以蘇聯官方為代表的不少人仍然堅持戰前的觀點，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仍處在總危機階段，不可能長期穩定發展，其矛盾將日益尖銳，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在不斷增長。但是事實是，資本主義卻迎來了歷史上最長的平穩快速發展期之一，列強之間也沒有戰爭，這就是所說的“黃金時代”。

　　這種觀點的問題是，沒有看到戰后資本主義在積累條件上的幾個重大變化，如戰爭對既有過剩生產能力的銷毀，壟斷資本更加國際主義和國家調控化，以及汽車等技術帶動的大規模建設，為資本長期積累創造了條件。

　　1.戰后壟斷資本在國際層面調節力量的加強

　　戰后壟斷資本由于國際調節力量的加強導致更加國際主義而不是民族國家化是它最重大的一個變化。一戰前后列寧認為各國金融寡頭之爭必然變成劇烈的列強之爭，而考茨基則認為，壟斷和帝國主義并不是一個必然要發生的階段，而只是一個為了解決國內經濟不平衡而采取的偶然特殊方法。在經過了戰爭慘痛教訓之后，列強在戰后將放棄戰爭政策，相互之間將實現聯合，世界經濟將采取統一的、有組織的形式，國際卡特爾就是這一趨勢的先兆。這就是一般所說的超帝國主義論。這種觀點在二戰前明顯帶有唯心空想性質。列寧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范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以其他的根據。”[2]可見列寧堅持金融寡頭之間的關系是的是由實力決定的，當時各國金融寡頭之間舊的實力格局已經打破，因此重新瓜分利益的戰爭必然爆發，因為正如列寧所說，列強之間關系除了由實力決定一切外，沒有別的法則。列寧分析有兩個要點，就是實力原則和不平衡發展原則，這兩個要點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即民族國家框架下，——金融寡頭和民族國家高度融合，并以民族國家為平臺相互爭霸。

　　戰后列強戰爭沒有再爆發，那么列寧的基本分析是不是錯了呢?

　　在實力格局上，戰后出現了兩大新情況：首先，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比其他西方國家都強大很多，而后者飽受大戰蹂躪，各方面處于崩潰狀態，國際資本第一次有了美國這樣一個一極超強的力量來調節國際危機，這為資本的國際調節奠定了物質基礎。其次，蘇聯力量更為強大，在“二戰”后把其控制力延伸到了西方帝國主義的臥榻之側——中歐。由于世界大戰的苦難，許多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都極有可能奪取政權，這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壟斷資本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這使資本的國際調節成為迫切的需要。由于這兩點，美國極力膨脹自己國家力量，削弱戰前列強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從而根本性地改變了戰前較平等的以民族國家為主角的列強格局。美國對最反抗英美國家的德國和日本，直至今日還保持著軍事占領和控制狀態。因此，戰后“西歐和日本變成了被布熱津斯基‘逼真地’稱作的美國的‘附庸’。事實上，用封建的宗主國和附庸國模式來描述西方世界體系內的美國及其盟友的關系最為恰當。”[3]這種格局導致了戰后的和平，以及戰后西方資本之間國際主義。有人因此認為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是對的。其實考茨基的根據是錯的，壟斷資本并不是出自善良愿望聯合的，而是遵循列寧提出的壟斷和實力原則，只是以一種超級壟斷和超級實力來遏制金融寡頭之間的惡性競爭的。當然這就瓦解了列寧的民族國家分析框架。

　　這種超級壟斷下的資本國際主義是戰后壟斷資本最大一個新特點，它導致壟斷資本現在更主要地是依靠經濟關系來實現利潤最大化，而不是像戰前那樣經常訴諸政治和軍事方式。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掠奪一般都是通過軍事、政治強制實現的。到資本主義時代，大英帝國既通過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剝削，同時通過暴力控制殖民地直接進行超經濟掠奪。二戰后在美國統治下,經濟法則逐漸取代超經濟的政治和軍事手段成為壟斷資本剝削的基礎性方式。

　　因此，二戰后資本主義結束了列強戰爭和資本惡性競爭。美國對歐洲和日本擴大信貸支持(在歐洲是通過馬歇爾計劃貸款，對日本在朝鮮沖突期間給予資助)，啟動這兩地的經濟。 同時美國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采取強硬的態度，以保證自己和這兩個地區能夠持續得到廉價的能源和原材料。

　　另外在資本之間關系上，建立布雷頓森林經濟體系，主要是通過建立美元和黃金的穩定平價、各國貨幣又和美元維持穩定平價來穩定全球金融秩序，結束以鄰為壑式的金融戰爭。同時鼓勵各國資本之間互相滲透,其中主要是美國資本主導他國資本。各國國內的資本日益國際化，就很難有獨立統一的民族資本，這樣就很難形成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列強沖突。

　　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也基本不實行傳統的殖民地化, 而是一定程度上容忍它們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獲得更廣大的發展空間。

　　2.戰后壟斷資本在國內層面調節力量的加強

　　戰后壟斷資本積累條件還有另一個新的變化，這就是各個國家內部的調節作用也大為加強。這是由于如下因素產生的：第一,生產能力巨大增長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狹小之間的矛盾加劇;第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壟斷資本主義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加劇;第三,社會化大生產所需要的巨額投資和私人壟斷資本積累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加劇;第四,科學研究社會化和個別壟斷資本局限性之間的矛盾產生和發展了。為了克服這些矛盾，國家除了獨自或者與私人資本合資開辦企業直接控制經濟外，還通過如下方式與私人壟斷資本發生緊密聯系：在剩余價值生產方面,國家通過各種形式直接地或變相地向私人壟斷企業提供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在剩余價值的實現方面,國家除了積極為壟斷組織開辟國內外市場外,還有意識地擴大國家消費,增加國家采購,創造出一個國家市場;在剩余價值分割方面,私人壟斷組織的利潤總額中有將近一半通過利潤稅的形式轉入國家手里。[4]在勞資關系上，既限制工人反抗資本同時又通過福特主義(大批量生產同時提高工人工資促進大眾消費) , 工人階級成為社會消費從而成為實現資本家剩余價值的社會基礎。[5]

　　3.破除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可以調節階段的觀點

　　美國超級國家和各國國家的重大調節作用使戰后壟斷資本能夠擺脫長期歷史性嚴重危機并重新獲得穩定，但是僅此并不能開啟一個長波上升期。因為資本主義的基本運行是依靠私人資本而不是外在性的國家，即使這是一個超級國家。[6]

　　有人會說，也許汽車這一重大技術才是戰后繁榮關鍵因素。事實是，單單技術也是不行的，否則信息技術這樣涉及整個社會重建的重大發明在冷戰結束后并沒有給全球帶來像戰后那樣的平穩大發展。這種觀點影響并不是很大。但是很多人持第一種看法，他們看到戰后資本主義平穩發展，又看到其間國家的調節作用，就認為資本主義進入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調節能力已經足夠使自己擺脫危機。所以這里只對第一種觀點的錯誤進行重點說明。

　　持戰后資本主義可以自行調節觀點的人的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們錯誤地分析了戰后繁榮的根本性原因，比姆斯很好地批評了這種錯誤，他說：“這種觀點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戰后繁榮并不是因為凱恩斯主義而興起，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繁榮與二戰期間的暴力破壞所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結構的巨大變化相聯系。隨著這一戰后繁榮的結束(這是一個客觀過程的結果)，凱恩斯主義的各種調節措施并沒有能夠減輕隨之而來的危機。相反，在某些方面這些調節措施反而加重了危機，并產生了中產階級對工人運動發動攻勢的社會基礎。”[7]在帝國主義階段，戰后繁榮只是大破壞后的大建設。資本主義國家調節措施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美國羅斯福新政實施后幾年，也只是使美國經濟維持了不崩潰，但是失業率仍然極高，經濟增長率卻很低。只是在美國參戰后，戰爭提供的巨大規模的刺激以及戰爭破壞后的重建才使美國擺脫了危機。

　　戰后繁榮具有三大因素。比姆斯的觀點看到了世界大戰這一重要因素，但是他沒有看到戰后資本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國際和國內調節能力。戰后資本主義可調節論者看到了戰后資本具有調節能力這一變化，但是他們沒有看到這種能力是有限的并且依賴兩大條件，即美國一極獨大的力量，以及國際國內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力量。

　　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戰爭導致的戰后景氣結束，加上美國一極獨大的力量以及國際國內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力量都受到削弱，戰后壟斷資本的格局將進入重大調整期。

　　由于堅持國家可以調節資本主義，所以很多左翼學者對于滯脹的產生以及后來的新自由主義就完全沒有預見，——這是使馬克思主義失去可信度的又一事件。由于錯認了戰后的繁榮，導致這些學者錯認了國家和私人壟斷資本之間的關系。事實上，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的發展,都沒有達到能夠壓過大私人壟斷資本和市場經濟的程度，甚至制約作用都有限，只是幫助和補充了私人壟斷資本和市場經濟。國家所有制本質上是集團的資本家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同股份公司一樣,“這是資本作為私人所有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限界以內的揚棄。”

　　正是由于錯認國家已經成為主導者，所以左翼學者和凱恩斯主義者沒有預見到戰后繁榮會出現危機，并且以為通過國家更深更精致地調節，就可以擺脫危機。他們沒有預見到，這樣的調節將導致滯脹。滯脹簡單的的正確解釋應該是，壟斷資本的停滯趨勢在一個很特殊條件下被暫時掩蓋后又重新浮出水面，而凱恩斯主義不能推動以私人資本為主的社會的投資，只是能夠帶來通貨膨脹。

　　在國際上，到20世紀60年代末，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德國和日本經濟實力接近美國，華盛頓開始檢討自己經濟外交中的國際主義，轉而對歐洲和日本采取破壞性而非以前的扶持政策。

　　現在看來，滯脹危機以及凱恩斯主義在國際和國內的調節機制對此應對失效，美國、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和日本實力格局和戰后前期相比已經有巨大變化，所有這些都基本符合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危機和不平衡發展規律的判斷。

　　壟斷資本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

　　一、壟斷資本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其中沒有根本性斷裂

　　調節論者沒有認識到，國有化等調節措施的建立和取消都服從于各私人壟斷組織的利益和要求。“例如,許多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都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在一定的時候和條件下,為了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國家要對某些部門或企業實行‘國有化’,或者要由國家直接投資建立一部分企業;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時候和條件下,同樣是為了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國家又要通過所謂‘非國有化’,把國家投資建立的企業或設備廉價出售給壟斷資本家。”[8]

　　正是由于大的條件變化了，滯脹長期無解后，凱恩斯主義不再符合私人壟斷組織的利益和要求，壟斷資本于是拋棄了它，選擇了以私有化市場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戰后，壟斷資本選擇凱恩斯主義是因為當時這樣的安排對自己有利并有被迫因素，現在它選擇新自由主義，也是出于自利和被迫，這其中并沒有斷裂。調節論者認為在經濟社會化必然性要求下國家調控體系已經是社會的主導力量，但是它們很難解釋昨天還很強大的國家，為什么面對這么大的反自己的變革，卻總的來說沒有太大的反抗事件。

　　新自由主義產生有如下原因：

　　首先，在1948-1973年間，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增強，國際競爭也日益增強，例如，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公司彼此侵入對方的市場。企業為了生存問題，就想一切辦法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逃避監管和放棄之前與工人達成的一些妥協。其次，擔心大蕭條再次發生曾是迫使大資本支持二戰后調控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因素，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大蕭條開始被視為一次特殊的、不大可能再次發生的歷史事件。再次，20世紀40年代末期世界性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成功的威脅曾是迫使大資本支持二戰后調控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因素，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由于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蛻化和西方左翼政黨右轉，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也開始被視為不存在。在20世紀70年代末，上述因素綜合出現，新自由主義就應時而生了。[9]

　　二、壟斷資本推動全球化

　　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的情況下，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爆發，被迫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措施。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解體，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推行，戰后建立的反國際壟斷資本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邊界都拆除了，這時又開始流行一個新詞，就是全球化。那么這一時期盛行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實質內容到底是什么呢?實質是，“從1978年到1992年，70多個國家執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的566個結構調整方案。這些方案改變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把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完全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10]

　　但是這一次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大擴張和戰后那次有巨大的不同，因為導致擴張的客觀條件很不相同。 首先，由于二戰巨大破壞，戰后相當時期沒有生產能力過剩問題。但是，世界市場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一直面臨持續的產能過剩。在世界制造業市場上，涌進來的角色先是德國和日本，然后是東亞的新興工業國，亞洲四小龍，最后是中國這個龐然大物。這些后來進入的國家提供和先進入國家一模一樣的產品，只是更加廉價。這導致世界市場上一個產業接著一個產業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這樣就導致世界資本投資回報率一直處于深度的、持續的下滑。[11]

　　其次，面對德日實力的緊逼，美國開始從一個資本主義的建設性超級調解者，變成破壞性力量。比如，基辛格在1982年撰寫的傳記《動亂年代》中明確指出，石油危機主要是美國推動的，美國估計在對付石油價格猛升的問題上，日本和西歐都會遇到比美國更大的困難。

　　再次，最重要的是蘇東劇變，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進步運動極度低潮，原來逼迫資本主義改善的力量沒有了。

　　這些導致美國為首的壟斷資本，不可能扶持蘇東崩潰后那些新進入資本主義的國家順利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消除它們原來的工業化成就(因為世界市場已經太飽和了)，將這些地方改造成提供原料、廉價勞動力的場所。

　　赫德森這樣描述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他說，西方資本需要購買最能帶來長期穩定收益的資產，它們最看好的是能夠帶來租金的壟斷的公共服務部門和資源部門，如土地和建筑、公共設施、煤礦、石油和天然氣。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導致公有的壟斷部門的資產轉為私人所有是自五百年前歐洲占領美洲新大陸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財產轉移。[12]所以他們在所到之處將工廠買來后拆除掉作為地產，整個俄羅斯工業被拆毀，最后改造成一個有導彈的海灣型的石油國家。這個時期導致“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和東歐大部分地區以及前蘇聯絕對倒退。

　　三、壟斷資本推動金融化

　　20世紀90年代末雖然是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但是壟斷資本的局限性卻使這一技術沒有發揮出其巨大潛力，很快美國的新經濟泡沫破裂了，格林斯潘向經濟注入流動性，而且以后每次遇到經濟形勢不明朗時，都一律注入流動性，于是又吹起了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和金融保險等部門泡沫互動，使美國經濟高度金融化。

　　金融化的原因很多，從直接原因來說，新自由主義是根本，它導致居民收入增長長期停滯，市場監管和國家干預的放松或缺位，不合理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等。[13]而深層次原因是，壟斷資本的超級壟斷導致的經濟停滯趨勢。

　　關于“金融化”的定義很多，有人認為，“金融化”意味著作為公司治理模式之一的“股東價值”取得了支配地位;有人認為“金融化”是資本市場型金融體系越來越主導銀行主體型金融體系;希法亭衣缽的繼承者則認為，“金融化”意味著食利者這一特定階層的政治、經濟勢力不斷增強;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化”是使用無數的新金融工具進行的金融交易的爆炸性增長，還有人認為，金融化是“日益通過金融途徑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途徑獲取利潤的積累模式”。所有這些定義均涉及了“金融化現象”的部分內容，對金融化較全面的界定是：“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14] 金融化嚴重危害世界經濟。泛金融部門(金融、保險、房地產等)的膨脹使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被金融化、泡沫化，使全世界工人和產業資本的生活和生產成本越來越高，這其實又是壟斷資本的設租和收租行為。[15]

　　超級壟斷與極度自由化和個人主義化的并存

　　一、超級壟斷的出現：美國金融霸權下的金融資本的膨脹

　　至此可以對戰后壟斷發展概括出一些總的特點，就是出現了超級壟斷資本主導的金字塔層級壟斷結構。戰后壟斷資本總的來說是一個接近毛澤東三個世界式的金字塔結構：美國壟斷資本處于金字塔頂尖，享有超級金融壟斷、軍事壟斷、高科技壟斷和資源、糧食壟斷力量，塔中間的是歐洲和日本壟斷資本，它們對美國只是在民用科技上有部分抗衡力量，但是其他方面也是被壟斷，但是在面對第三世界時，它們在制造業上享有常規壟斷，并分享美國超級壟斷的很大部分好處。而第三世界基本處于被壟斷地位，只是從事惡性競爭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出口工作。[16]二戰后的美國政府擁有強大的戰略策劃和實施力量，致力于維護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乃至全球壟斷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在國際上，美國享有超級壟斷地位。這種壟斷的基礎性壟斷是金融壟斷，壟斷金融就是萬能壟斷，可以保證壟斷者最全面、深入以及最快速、不間斷地控制和汲取全球商品和服務。金融壟斷的核心安排是美元霸權和全球央行體制。美元霸權形成的第一步是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不僅穩定了歐洲，使美國強大的生產能力有了廣闊的歐洲市場，而且也擴大了美元的國際使用，從而為美元霸權奠定了基礎。美元霸權形成的第二步是尼克松政府1971年8月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在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情況下，美國維持龐大的國際收支赤字而同時美元仍然作為國際主要的儲備和結算貨幣，這種情況對國際經濟的長期平衡發展不利，但是對美國經濟霸權的恢復卻極為有利。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美國還必須配套地做好其他安排，其中就是使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計價，這是美元霸權的第三步。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美國接受了新的石油價格體制，但迫使石油生產國以美元標價石油。石油以美元計價的基礎是美國地緣政治力量所保證的美元的強勢和穩定。石油交易的美元化使美元的國際使用進一步大規模擴大。而且當時石油輸出國所獲得的大量過剩的石油美元流向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以高于美國國內利息的借款利息借入這些石油美元，再由出口掙得的美元來償還。這又進一步放大了石油美元的使用，正是憑借這種石油美元的國際放貸，花旗銀行那時成為世界最大的銀行。美元霸權的第四步是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由于美元債務危機，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將國家經濟向外貿傾斜，以賺取美元清償外債。外貿從作為國家經濟的補充開始變成國家經濟的目的。美國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不僅依靠債務危機，它還實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價勞動力和低環境標準的戰略，外包低報酬的工作位子，以之與歐洲和日本有利于勞工的強大社會福利傳統展開競爭。這樣不僅美國跨國公司所投資的地區成為美國廉價商品的供給區，而且歐洲和日本也不得不減少自己經濟的內需性，而加大對外國特別是美國的廉價商品的出口，以彌補勞工地位下降后國內需求的不足。以美國為中心的外貿進一步擴大了美元的使用。

　　而美元霸權建立的更關鍵的步驟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最關鍵的一步是1991年冷戰結束后，全球金融市場全面解除管制。這使跨國界的大規模的投機性的資本流動成為常態，這迫使各國為了穩定本國貨幣，不得不都大幅增加美元儲備。

　　美國金融霸權的另一安排就是在全球推行獨立的央行制度。央行制度的核心目標是維持一國貨幣幣值的穩定，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一般的配套安排是：采取反勞工的經濟社會政策以降低工資壓低通脹，增加美元儲備以穩定貨幣，采取緊縮從緊的財政政策(減少一國政府為該國長遠發展所進行的投入，如對教育、醫療和科技和軍事等的投入)。正是這些安排導致一國對外資和外貿的持續依賴。[17]

　　美元霸權使美國壟斷了世界貨幣，有無限的美元量;而央行制度則使一國自己喪失金融主權，自縛手腳，只能拼命去賺取很有限的美元。美國因此事實上就達到了壟斷貨幣這一萬能壟斷工具的目的。只要壟斷了貨幣，那么美國壟斷資本可以輕松贏得一切已經金融化的商品和服務，而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永遠不會贏。

　　為了保證自己的金融壟斷，美國還需要用軍事壟斷來壓服那些反對這一秩序的力量。另外，美國還控制關鍵的高科技、資源和糧食，以和金融、軍事壟斷配合交叉使用。[18]

　　正是由于美國享有這些超級壟斷，所以美國就經常不按照經濟規則行事，壓迫其他國家。比如，美國經常逼迫國際收支赤字過大的國家必須在國內減少政府開支，甚至變賣國家的核心產業來清償債務。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美國對自己的日益增大的國際收支赤字，卻完全執行另一標準。一方面，不但不壓縮政府開支，反而是加大了包括軍費在內的政府開支;另一方面，以國家安全為由不允許外國債權國購買美國真正有價值的資產。對于第二世界國家，美國也經常強制它們，比如強迫日本簽署1985年的《廣場協定》，迫使日本央行降低利率，吹大日本的經濟泡沫，這些泡沫破滅后留給日本一場金融災難，日本自此再也不能像簽約前美國所擔心的那樣對美國構成挑戰。對第三世界的控制和掠奪更是大規模和經常性的。戰后美國從反對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到經濟殖民、引爆債務危機、強加新自由主義方案等，都是為了實施對第三世界的掠奪。

　　美國國家的超級壟斷是代表國內超級壟斷集團。這個統治集團是一個網絡，其中心是經營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人以及能源、軍事外交集團。

　　二、戰后私人壟斷勢力的發展

　　戰后私人壟斷勢力以新的形式一直在發展[19]。以美國為例，壟斷在各行各業都在增長，但是尤其是金融機構和零售業壟斷增長程度最大。美國經濟中制造部門越來越多的行業是以可觀的壟斷程度為特征的牢固的寡頭或準壟斷的市場。而金融和零售業的集中最值得關注。1995年,六家最大的銀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高盛投資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擁有的資產相當于美國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到55%， 2010年(第三季度)則到了64%。一般商店(以沃爾瑪為代表)中積聚也在大規模增長,最大四家商店積聚率從1992年的47•3%增加到2007年的73•2%。在信息商品上,書店最大四家積聚率從1992年的41•3%增長到2007年的71%,電腦和軟件相應數據從1992年的26•2%上升到2007年的73•1%。由于壟斷企業已經發展為跨多個行業的混合企業，因此壟斷企業對整個社會的控制程度也在上升。相關證據有：美國最大的200家公司的收入不斷上升,占全部收入的比率從1950年的21%上升到2008年的大約30%;它們總利潤占全美經濟的總營業利潤的百分比,從1950年的13%上升到了2007年的30%。而且，越是危機時期，壟斷公司利用自己的壟斷力量反而可以更加嚴重地掠奪失業者、工人和小企業。2010年4月15日，《財富》雜志報道，它所列500強企業的收益在2009年增加了335%,這是財富500強企業在過去的56年當中第二大增長。[20]

　　三、經濟的關鍵調節部門：從財政部到美聯儲

　　凱恩斯主義時期，美國經濟的核心調節部門是財政部。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亦公亦私的美聯儲成為核心調節部門，它是美國國家壟斷和私人壟斷結合的樞紐。美聯儲為了應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所謂新經濟的危機，通過注入流動性吹起房地產泡沫。面對2007年有房地產泡沫導致的金融危機，美聯儲以防止流動性枯竭和“太大而不能倒”為名，對面臨破產的很多大型金融機構慷慨拯救。這些金融機構通過追逐風險獲利，投機成功時它們獲得巨額回報，現在投機失敗，卻得到國家拯救。這其實是將收益私有化，損失社會化。現在美國金融機構陷入長期危機，這就需要財政部給予更多的錢，財政部最終只能通過向美聯儲出售國庫券籌集更多的錢，美聯儲具備創造貨幣的無限權力，現在它拋棄了此前面對拯救工人和社會時堅持自由市場的謊言，準備給予金融資本無限的支持。

　　為了支持金融資本，美聯儲具有極權主義特點：它不受國會的限制，也不受美國總統的制約，——美國總統任期只有4年，美聯儲主席任期則長達14年。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貨幣政策代替財政政策成為政府經濟調節的核心，但是對于社會來說生死攸關的這個部門的管理完全沒有民主可言，這反映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本質。

　　四、金融資本壟斷性加強在政治上的表現

　　金融資本壟斷的最高表現就是金融寡頭控制政治。它們直接控制金融政策和管制部門。奧巴馬政府的金融管理人員往往都是大金融公司的前高官們。因此，當政府召集大金融利益集團的代表開會時，這些代表就會發現自己桌子對面坐著的就是以前的同事或主管(有時是競爭對手)。金融利益集團在在財政部的影響最為最顯著：美國第三富人、銀行家安德魯•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國財政部長，近期來說，比爾•克林頓挑選高盛集團聯合董事長羅伯特•魯賓為其第一任財政部長，喬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則選擇高盛集團董事長亨利•保爾森為其第三任財政部長。[21]

　　金融資本還通過金錢全面控制政府。美國總統選舉耗資越來越大，現任總統奧巴馬第一屆競選耗資6億多美元，破了美國總統選舉的紀錄。美國前不久進一步還廢除了對公司向總統選舉捐贈的數量限制。美國金融資本還控制全世界的政府。比如，最近歐盟發現自己央行行長，以及多國政府的總理等竟然都是原來高盛在歐洲的高官。[22]

　　金融資本控制政治導致政治越來越反動和專制:“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到處都帶有統治的趨向而不是自由的趨向。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23]新自由主義導致金融化后，美國政府在國內攻擊人民和在國外攻擊弱小民族越來越強硬，總統也日益擅權。“小布什任內，總統幾乎說一不二，例如以反恐的名義迅速通過《愛國者法案》大肆侵犯公民的隱私，輕易地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順利推行各種能源政策和金融救市計劃等等。”[24]

　　五、超級壟斷與極度自由化和個人主義化的并存

　　經濟的壟斷和政治的專制加強趨勢看起來和近些年來存在的過度競爭和美國式的個人自由主義全球流行的現象有矛盾。其實，二者是不矛盾的。列寧說：“從自由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壟斷并不消除競爭，而是凌駕于競爭之上，與之并存，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25]

　　列寧曾經說過，國家政權同壟斷資本的溶合越密切,壟斷資本對國家機器的控制就更加直接和全面，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奴役就更深,因此,列寧曾多次指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勞動者的軍事苦役營。由于對些內容的片面理解，因此有些人就認為壟斷資本統治下將會有赤裸裸的專制和暴力。其實這段話只能從整體的角度來理解，就是壟斷資本的控制在加強，人民的痛苦在加深，但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方式完全可以很精致，不一定動不動就采取暴力。

　　壟斷資本一方面擴大自己的壟斷力量，另一方面加強自由化，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都可以加強自己的統治力量。

　　戰后一段時間以來中小企業數量沒有大規模下降，甚至有些地區還有增長。[26] 新的壟斷并不刻意消滅中小企業，而是將它們納入自己的生產鏈，以減少自己的成本，危機的時候又可以轉嫁危機。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出現全球產業鏈，壟斷企業一般控制產業鏈的頂端，或者銷售終端，而讓比較難控制的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處于過度競爭狀態，使自己利潤最大化。“研究顯示，一部售價為549美元的iPhone，蘋果公司獲得其中的58.5%也即321美元的利潤，包括美國、韓國、日本、中國臺灣、歐洲和其他地區供應商在內的企業分享了其他14.5%的利潤份額，而中國工人所得僅占1.8%，為10美元;而對于一部售價為499美元的低端iPad，蘋果公司則獲得了其中32%的利潤，中國工人的勞動所得僅占1.6%為8美元。”[27]蘋果公司賣硬件，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捆綁的各種應用程序。在美國有成千上萬的中小公司和個人為蘋果開發應用程序，其中2012年愿意支付99 美元年費在蘋果公司注冊的美國開發人員的數量上漲了10%，增至27.5 萬人。這其中的一些注冊開發人員從事其他全職工作，他們在業余時間編寫應用程序。四分之一的受訪者獲得了超過三萬美元的收入，所獲收益超過100 萬美元的只占4%。[28]

　　除了通過全球化，資本還通過金融手段，在推進社會化的同時其實在推動使工人分列的個人化和自由化。資本很久以來就擴大社會持股和員工持股，使整個社會中持有股票的人的比例越來越大。后來通過金融化，資本對工人的統治就更加深入而精致了。由于信息化和金融全球化，銀行能夠準確及時地24小時地處理全球信息，而且銀行業務越來越多樣化全能化，原來沒有被納入金融剝削的領域，例如工人的消費、養老金等，都金融化了，甚至居民的債務也被打包作為證券出賣。通過這樣的新安排，工人的整個生活，無論哪個方面，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被卷入資本的邏輯。正是由于工人未來收入被納入金融剝削，所以無產階級現在負債大量增多，從 “無產階級”變成“負產階級”了。

　　美國金融化的本質是將更多的人卷入金融游戲，使金融社會化，但是社會化中的收益由壟斷資本獲得，而將風險轉嫁給社會。被卷入的民眾大多不可能理解金融操縱內幕，危機發生后，那些大資本及其代理人早已經賺得盆滿缽滿，而大量的普通人卻失去了家園、工作和養老金。這樣看來，主流媒體對所謂工人也能得到資本性收入的贊揚就只是一個諷刺了。

　　六、新型壟斷在文化上的反映

　　正是由于工人被徹底卷入資本，《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作者杰姆遜認為，當前時代每一個人都化約到資本的總體性中，以至于人們無法想象一個非資本主義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出現同一化即美國化，就是經濟上普遍和徹底的商品化，以及文化上相應的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化。

　　哈特和內格里在《帝國》中很好地描述了壟斷資本的這種將壟斷化和自由化結合的新統治方式，他們說，原來比較固定的帶有集體性的個人，現在成為流動的、彈性的和永恒分化的個人，原來外在的壓制性的帶有集體性的控制變成了內在化的個人化的差異化的控制。后者這種控制更靈活更精致更深入，因此也從總體來說也帶來更多的痛苦。

　　可見在金字塔式世界超級壟斷結構中，雖然已經很少有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赤裸裸的對個人的暴力控制，也很少列強之間的戰爭，但是以美國超級壟斷資本為核心的超穩定超精致的統治，其實是超級壟斷資本為基礎的1%富人對99%窮人的國際性戰爭，是一種較精細的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的普遍化和深入化。在這里人類雖然表面不是動物世界，但是實質上是更深程度上的動物社會，人類史還沒有開始。

　　長期停滯、不平衡加劇與社會政治危機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結論是，資本越來越寡頭壟斷化后，發展會越來越停滯，越來越不平衡，最終導致全面危機。

　　當前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雖然受到打擊,但既得利益集團依舊在頑強地走老路。世界經濟的金融化后一直伴隨著嚴重的不穩定和危機：日本從1990年至今的危機，墨西哥危機(1994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8年)，巴西危機(1999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機(2001年)，以及2007年至今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

　　當前世界危機的性質最接近1990年以來的日本危機。由于危機爆發后政府及時干預，所以沒有出現大蕭條式的崩潰，但是危機并沒有徹底解決，所以日本這一世界上第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用了近20年時間也沒有擺脫困境。當前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也是日本性質的那種危機，但規模還要大得多，因此全球陷入長期慢性蕭條的可能性極大。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原來的日本和現在的美國，在危機后都拯救大銀行。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很多大銀行實際上必然會破產。但是它們太大而不能倒，如果政府不救，經濟就會出現大蕭條一樣的局面。可是政府救了以后，這些銀行又可以繼續窩藏著自己的有毒資產，甚至繼續擴大經營有毒資產，因為它們的股票的價格主要來自有毒資產市值的波動。這樣其實就意味著下一次的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就會到來。而且金融化還帶來如下復雜情況：包括銀行投資工具(諸如結構性投資工具)、回購債券協議、信用違約掉期等影子銀行系統本來就是建立在不透明和對風險的追逐之上，如果對它們實施任何限制都會威脅、動搖整個金融化進程。政府現在通過支撐大銀行來穩定金融，但是影子銀行系統的規模很大并與大銀行密切聯系，這也意味著新的更大規模的危機必然到來，而且由于金融全球化，危機將以光電速度在全球傳播。

　　有人指望新的大規模技術創新，比如新能源或者新信息技術可以將世界帶出蕭條。事實是，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由于生產關系沒有條件而沒有起到作用。新的技術出現又能怎么樣呢?根本原因是，由于資本可以通過全球化和跨國公司將業務外包到發展中國家，利用世界廉價勞工，又基本不向本國和外國交稅，公司一直利潤豐厚，在危機時期也如此，因此他們不再愿意技術創新，或者沒有動力利用這些創新。曼德爾說，晚期資本主義生來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術革命或者說自動化的廣泛可能性加以推廣普及。

　　有人又指望通過新凱恩斯主義來走出危機。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凱恩斯主義是 建立在如下基礎上：民族國家政府享有經濟主權,勞動與資本之間能夠妥協,實體經濟優先于金融，——這些基礎現在都不存在了。

　　那么唯一存在的方式就是，中心國家力圖將損失通過種種手段轉嫁到外圍弱小國家。和轉嫁經濟損失相配合，美國還將在國外加強對有戰略地位的國家在意識形態和軍事方面的進攻。如上所述，由于中心國家之間資本已經在美國控制之下相互融合，所以經濟戰政治戰軍事戰將主要在中心和外圍國家之間展開。而外圍國家中被納入金字塔結構中的窮國的以無產階級的反抗為代表的斗爭，又和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還多少保留了民族國家主權的國家的以民族主義放抗為代表的斗爭很不相同。

　　而列寧說到的不平衡性是帝國主義的絕對規律，這在當前也是有道理的。雖然中心資本實現了有限的統一，但是它們之間的實力還是在不平衡地發展，美國正在相對衰落，德國在興起。而且這些國家內部不同階級和地區之間也在更嚴重地分化。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甚至也有人說正在出現第三世界。比如在金融業上地位僅次于美國紐約的英國倫敦，在國際金融城不遠處就是嚴重的敗落狀況。而且英國整個國家也在分裂為兩半：南部是倫敦大都市，北部和西部在人口、社會和經濟上似乎是正緩緩沉沒的城市孤島。在英國其他國際化城市如曼徹斯特、利茲、利物浦和愛丁堡中，也同樣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和兩極分化的情況。如利物浦的多克蘭(Docklands)像倫敦一樣充斥著昂貴的公寓、高級商店和酒吧，但是這個城市光鮮的外表背后，卻是充斥著大量從事清潔、餐飲、保安和搬運工作的低收入工人。這些城市的極端的貧窮和巨富之間的兩極分化，正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縮影。[29]

　　而且發達國家由于已經現代化，整個社會運轉建立在日益復雜且延長的設施鏈條上，這雖然帶來了運轉效率更高，但是其脆弱性也日益加劇，在這個鏈條上，即使一個小單元被破壞,整個鏈條可能都會崩潰，9.11恐怖襲擊和次貸危機等都只是起源于很小局部受到破壞，但是卻引起全國甚至全球性破壞。

　　從整個世界來說，第三世界之外，出現了徹底停滯的失敗國家，被稱為第四世界。另外，新自由主義時代還出現大規模的永久性失業和非正式就業，這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

　　邁克•戴維斯在《新左派評論》2004年3-4月號專刊長文《貧民窟的星球》中討論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造成去工業化的后果。戴維斯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第三世界的強制推行導致工業和農業都倒退，導致大量農民流向城市，加上城市本來的工人失業，使第三世界國家的非正式就業人口占到總就業人口的2/3以上，他們大都居住在城市貧民窟中，并形成宗教原教旨主義等運動。例如在肯尼亞，1989年以后的10年里，85%的新增人口進入了內羅畢和蒙巴薩的貧民區。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實際上變成了大規模的貧民窟。2003年，在乍得和埃塞俄比亞，99.4%的人口是貧民窟居民。

　　新自由主義實施以來，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數以10億計的大量的非正式就業者特別是年輕人被社會完全排斥，即使在繁榮時期也沒有就業的增長，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這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大量排斥活勞動，已經反人類從而已經過時。

　　在日益擴大的城市貧民窟中聚居的人，隨著時間的延長日益對美國主導的壟斷資本秩序產生失望和反抗。 布熱津斯基今年2月出版了新著《戰略憧憬——美國和全球實力的危機》，在該書中他說，美國實力的衰落被如下因素放大了：出現了一種極易被引爆的現象：世界各地曾經在政治上采取消極態度的被壓制住的民眾開始在政治上覺醒。早在幾年前他還說過，我們首次生活在一個全球民眾在政治上普遍覺醒的世界，新覺醒的政治大眾很可能成為各種反抗的基礎。這幾年全球反美運動愈演愈烈證明了這些判斷。

　　除了民眾的反抗，還有民族的反抗。和戰前很大不一樣的是，冷戰末期雖然出現了日本的強大和德國的統一，但是未來很長時間內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不太可能出現戰前那樣的政治軍事對抗。未來可能反對美國超級壟斷資本的可能是那些沒有被完全納入美國體系、多少保留了民族國家主權、擁有強大軍事資源、人口眾多、自然資源豐富的一些國家，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隨著全球發展不平衡越來越嚴重，上述兩種反抗將會愈演愈烈。這兩種反抗和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列強戰爭或者無產階級革命都有所不同，但是實質還是很一致的，因為反抗的原因和反抗所指向的目標都是壟斷資本，不過現在是超級壟斷資本。

　　(作者：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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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07-808頁。

　　[26] 邱海平 ：《中小企業的新發展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大歷史影響》，《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2期。

　　[27]潘毅 鄧韻雪：《美國蘋果與中國工人：全球產業鏈下的工人抗爭》，《中國工人》2012年第9期。

　　[28]參見《蘋果經濟: 蘋果App 催生新經濟》，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 年11 月18 日。

　　[29] Jane Hardy.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Economy[J],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pri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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