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萬字、666頁的《資本主義大變形》,跟“溫良恭儉讓”是不搭界的。美國經濟學家、(前)政客、政治學家出版作品,很少有像戴維·斯托克曼這樣把話說絕,把人得罪完的。在書作者的筆下,美國20世紀至今的歷任總統,除了艾森豪威爾,不僅是騙子,而且更是罪犯,對美國經濟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過。而成為歷任總統智囊的經濟學家,從凱恩斯再到弗里德曼,再到薩默斯,都是從犯。什么凱恩斯主義者,什么原教旨市場經濟論者,都被一竿子打下船去,還被加上了“蠢人”、“犯罪”、“惡魔”、“恬不知恥”等很難在經濟圖書中出現的標簽。
《資本主義大變形》的主要觀點就是,美國,特別是作為央行的美聯儲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占領了,美國經濟蛻變成了投機賭博資本主義。說到這,順帶提一下此前在歐美世界引起過巨大反響的《21世紀資本論》,但托馬斯·皮克迪也沒有否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活力與成果,只是提醒人們,21世紀有重新滑向19世紀“拼爹資本主義”的危險。與之相比,《資本主義大變形》不知要激越了多少倍,在戴維·斯托克曼筆下,羅斯福新政是錯的,戰后重建的“偉大社會”計劃是錯的,從里根到克林頓到小布什推行的經濟政策也是錯的,至于奧巴馬主持下的救市和振興政策,更是大錯特錯。
既然,里根政府時期的經濟政策被說成是犯罪行為,那經濟團隊顯然就是犯罪團伙。有意思的是,《資本主義大變形》書作者戴維·斯托克曼恰恰就出自他所說的該團伙。他1976年當選為美國密歇根州國會議員,1981年加入里根政府,出任預算和管理辦公室主任,后來加入所羅門兄弟公司(該公司曾卷入操縱政府債券的丑聞,并因此衰落,后被并購),隨后成為黑石集團的合伙人,長期作為私募股權投資家活躍在金融界。說白了,戴維·斯托克曼是投機賭博資本主義的受益者,邪惡經濟秩序的(協助)構建者,其批判痛斥的姿態,怎么看,都有點美國“公知”的味道。
美國公知如何批評政府救市
全書第一部分談的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期間,小布什政府任期末期的應對和救市。戴維·斯托克曼認為,在當時,美國經濟并沒有面臨伯南克(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爾森(時任美國財長)及華爾街鼓搗的系統性危機,“大而不倒”(當代經濟體系中,超大型投資銀行、實體經濟因其混業經營的規模,如果倒閉,可能造成多個行業連帶掀起多米諾骨牌般的崩潰)的風險也是不存在的。
飯不可亂吃,話也不能胡說。戴維·斯托克曼現在發表怎樣的觀點,當然都可以,反正金融危機應對和救市都已經結束了,當個“嘴炮黨”是沒有任何壓力的。1920年代的德國就曾出現過經濟的系統性危機,眾所周知,這是魏瑪共和國滑向納粹德國的根本原因。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應對之所以變得困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全面危機拉開之前,伯南克與保爾森拒絕救助雷曼兄弟,大而不倒風險從一個“狼來了”的傳說,變成令金融業聞風喪膽的現實風險。
為什么拒絕救助雷曼兄弟?雷曼兄弟倒閉前的老大迪克·富爾德,行事風格很另類,嘴欠,很有點戴維·斯托克曼的味道,曾經挑釁過格林斯潘時期的美聯儲,以及曾在高盛任職的保爾森。保爾森于公于私討厭富爾德,這是必然的,而且,在雷曼兄弟出現問題時,美國就有戴維·斯托克曼這樣的預言家,篤定美聯儲是華爾街的馬仔而肯定將出手接盤,伯南克和保爾森因此作出了拒絕救助的決策——此舉也被另一些經濟學家和投行人士抨擊為最大昏招。
戴維·斯托克曼在書中引用了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的一些調查發現,來說明那些接受美國政府借助的投行其實有著很豐厚的資產,意在證明救市是不必要的。如果讀者未曾了解過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很容易因此受到戴維·斯托克曼的忽悠。2011年,由美國國會授權成立的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發布了《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美聯儲、美國財政部等監管部門,以及長期積極開展抵押貸款、抵押證券化業務、場外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機構,需為金融危機的發生擔負責任;與之同時,也強調正是因為美國監管部門的長期放縱,才使得風險被放大到危險地步。也就是說,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認可救市應對的必要性,戴維·斯托克曼選擇性拼接引用該委員會的調查,再得出與報告截然相反的結論,對此做法的誤導性避而不談,這種手法在我國常被網絡營銷賬號使用。
里根幕僚如何非議里根改革
戴維·斯托克曼是里根政府第一屆任內的預算和管理辦公室主任。里根政府被美國保守主義政客和原教旨市場論者包裝為史上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不僅源于里根發起了對蘇的主動軍備競賽,起到了拖垮蘇聯經濟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里根將減稅議程納入到美國政府政綱,終結了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大政府”。
實際上,一直以來,里根改革的局限性就一直受到非議,減稅特別是減掉富人稅收,受到了作為共和黨票倉的富人群體的熱衷歡迎,也的確可能起到刺激經濟增長(雖然這種增長會帶來《21世紀資本論》所說的貧富分化的負效應)。但終結福利社會,在民選政治框架并不具備可行性,而終結“大政府”則會影響美國的國家軍事和政治行動能力,事實證明,里根和小布什均在減稅的同時,大大增加了軍備開銷。里根改革的真實惡果就是,不斷推高美國的政府赤字,埋下了幾十年后引爆的債務炸彈。
戴維·斯托克曼炮轟里根的改革,加大了政府支出,甚至不如1960年代急劇加大社會福利開支的約翰遜總統。他更是宣稱里根除了“財政放蕩”之外,經濟政策上一無是處。這種評價不甚公允,里根任期內美國計算機和互聯網產業的勃興,不能稱為假象。至于同期美國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上出現的虛熱,嚴格意義上講是市場邏輯的延續,是當時美國政商兩界篤信弗里德曼學說的必然結果。戴維·斯托克曼的批判邏輯甚至發展到近乎蠻橫的簡單:里根、老布什是錯的,因為他們是凱恩斯主義者(這跟其他經濟學家的評價差異甚大)。
《資本主義大變形》對里根改革展開的批判,要數對戰爭狂人里根啟動的軍備擴張的批判最為犀利。前蘇聯入侵阿富汗并陷入占領困境后,已經出現了戰略頹勢。美國完全可以在不大量增加軍備開支的情況下起到更好遏制前蘇聯的作用。但里根選擇的是,不斷強調甚至夸大、無中生有捏造蘇聯帶給美國的軍事威脅,以將更多的國家資源投入到軍備擴張上。按照一些歷史學家的觀點,“星球大戰”計劃就是里根政府編造出來,忽悠前蘇聯上當的騙子計劃,但演戲總難避免入戲,入戲太深就導致自己相信了自己編造出來的謊言。大量擴張的軍備,事實上毫無用處,這也是冷戰結束后,美國迫切要找到新的對手,編織新的威脅謊言的原因。
騙局一個接著一個,來說說羅斯福新政
羅斯福新政之前的進步主義時期改革,就已經促成了美國政府的職能擴張,而在新政期間,擴張加速,美國政府一度變成了職能、規模趕超同期蘇聯同行的全能政府。
戴維·斯托克曼批評羅斯福新政擴大了美國政府規模,這個看法倒是對的;他批評羅斯福新政用經濟民族主義誘發世界對立和沖突,也是成立的,事實上,當時的美國在貿易上閉關鎖國,確實延長了蕭條。“國際貿易陷于停頓、貨幣系統和外匯交易市場陷入混亂,這才是真正的危機”,嗯,好像他在說起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候,并不承認有系統性危機這回事?
《資本主義大變形》對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的最嚴厲控訴,是宣稱這名帶領美國打贏了二戰的總統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守護神”。理由是羅斯福創建了房利美,這個機構會在70年后造成次貸危機——這種批判的反射弧也太長了,依此邏輯,美國財政和貨幣的奠基人漢密爾頓也可以戴上戴維·斯托克曼授予的“榮譽稱號”。類似的批判還出現在對新政期間出臺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評價,該法案建立起金融業分業經營等監管體系,在尼克松至克林頓時期陸續受到沖擊,并在后者任期內遭到廢除,金融衍生品災難由此被揭開面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沖擊、被廢除后的金融亂象,怎么能夠推導出這個法案本身不合理的結論呢?
艾森豪威爾及其任內的美聯儲主席馬丁,是《資本主義大變形》書中難得一見的正面政客形象。艾森豪威爾意識到美國軍工復合體劫持美國國家利益的危險性,利用自己二戰盟軍總司令的威望克制了軍方軍備擴張的沖動,奉行平衡預算、反周期而行的財稅政策。而在他之后的歷任總統,都不具備這樣的威望,對于迎合軍工復合體和社會福利利益集團甚至表現得相當主動,美國國家財政、布雷頓森林體系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坍塌的方向。
罕見的謾罵,弗里德曼被說成凱恩斯之后經濟學界的最大傻瓜
米爾頓·弗里德曼是哈耶克之后,獲得自由市場論者最多支持,聲望最高的經濟學家。他與其弟子攜手幫助依靠政變起家的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展“純粹的市場經濟”,是1970年代至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幾十年內,對歐美世界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也曾經積極為中國改革開放出謀劃策——他在1988年訪華期間提出建議,中國應立即放開外匯管制,放開價格管制。后一項建議被很快付諸實施,結果造成中國國內的價格大混亂。有意思的是,國內有多名經濟學家爭搶價格改革建議的發明權,但從價格改革的決策實施情況來看,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對于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的影響力,肯定要遠遠大于幾個書生。
弗里德曼因其學說引發的爭議,并不少于凱恩斯和哈耶克,但之前很少有人說弗里德曼學說純屬一派胡言,直接將之定名為蠢人。在戴維·斯托克曼的筆下,弗里德曼的愚蠢,就在于支持自由民主的同時,用其發明的一套貨幣供應政策工具,成功的達到了為華爾街輸血、促成美聯儲擴權的反民主目的。書中第四部分詳細列舉了作者給出的弗里德曼學說被美國政府采納后,金融市場投機加劇的諸多亂象,指出由此導致了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偏向,從富人到窮人都陷入了一夜暴富的幻覺,美聯儲及其幕后的華爾街投行也因此組成了他所稱的“貨幣政策政治局”。
在弗里德曼的旗幟下,美國金融資本主義自1980年代初期起,就展開了一趟危險的旅程,從房地產金融的冒險路線、到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豪賭、到巨獸型的杠桿收購肆虐、到“貨幣政策政治局”無知無畏濫發貨幣、再到思科和埃克森美孚等產業巨頭無恥回購股票。戴維·斯托克曼認為美國金融市場上的金融暴徒越來越多,市場變成賭場,大量的市場主體變成了債務僵尸,不走向崩潰和危機,簡直老天無眼。
奧巴馬發展綠色能源,也是騙局?
奧巴馬的撒錢計劃,及其2012年的競選對手羅姆尼提出的變革思路,都被批評為愚蠢之舉。戴維·斯托克曼稱,向消費者派錢,完全是無目的侵占未來納稅人利益的行為,所謂的乘數效應純屬空想;而羅姆尼在競選時宣稱將對社保開支而不是政府其他開支動刀,也是昏招。
《資本主義大變形》第二十九章明白無誤的宣稱,奧巴馬重振美國制造業、新興綠色能源產業的一攬子計劃,也是騙子勾當。說到這個問題,倒是回到了戴維·斯托克曼的主場,他自己也從事風險投資,對1980年代以來的風險投資操作熟悉得很,指出如果奧巴馬青睞的綠色能源項目很有前景,風險資本早就屁顛屁顛跑去投錢了,根本用不著政府花錢。
這個話,聽上去有點道理。事實上,奧巴馬打造的綠色能源產業不少政績項目,也確實在提出并撥款后的一兩年時間內,紛紛陷入困境。當然,奧巴馬政府投錢,也不是都投錯了項目。奧巴馬政府資助的特斯拉公司,行情就逐漸走好,問題是,既然豐田等競爭公司都可以自己花錢發展新能源汽車,為什么美國政府要莫名扮演一個慈父,用中國經濟學家最不恥的方式,給市場主體注資?市場公平何在?我國的商務部應該考慮一下,向特斯拉進口汽車加倍征稅,以抵償該企業獲得的美國政府補貼。
中國媒體抨擊中國發展高鐵的邏輯,在戴維·斯托克曼的書中也可見到,美國政府支持鐵路等公共項目投資建設的努力,受到了書作者的猛烈抨擊……民生如此糟糕,政府居然還要花那么多錢去搞無謂的鐵路建設,看著看著,當然會醉了……
附文:《資本主義大變形》前言
在本書出版前不到兩周時,華盛頓的權貴們艱難地達成了一項“協議”。他們聲稱,協議將成功阻止美國掉下財政懸崖,可事實上,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提高了債務上限,允許美國政府在未來10年里無限期地增加約5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但華盛頓的統治注定不堪巨額債務,必定因致命的癱瘓而轟然倒下。
事實上,財政懸崖是美國永遠不能克服的難題。懸崖下面的萬丈深淵是未來10年20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這還是保守估算,是基于對經濟前景進行冷靜設想的前提,并假設共和黨、民主黨兩黨在稅收和支出等方面依然涇渭分明,固守傳統陣線。盡管政府稅收減免體系早已漏洞百出,預算也越發龐大,但在兩黨背后進行游說的權傾一方的權貴利益集團,為了爭取每一條稅收減免政策,為了獲得每一項支出項目,仍會竭盡全力地爭斗到底。
眾所周知,財政懸崖是大變形所引發的不幸結果。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是,美國這個國家,特別是作為央行的美聯儲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勢力徹底占領了,它們極其敵視自由市場和民主價值觀。
我撰寫本書就是一個探尋答案的旅程,在寫作中,深入剖析美國為什么會深陷無法自拔的泥潭。我寫書的沖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9月,當共和黨政府宣布對華爾街實施7 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的時候,我驚呆了。在隨后眾議院的投票中,雖然共和黨議員一度勇敢地對救助計劃投了反對票,但最終不得不違背自己的立場,在第二輪投票中妥協了。對此,我的懷疑變成了極大的憤怒。同樣,我非常震驚地發現,一個個厚顏無恥、公然行賄、進行權錢交易、蠻橫的超級銀行間的交易方案,都是在財政部部長的辦公室里密謀誕生的。財政部好像變成了高盛集團的并購部門。
同樣非常重要的是,我本人還是一位業余歷史學者,一直在研究20世紀財政和貨幣政策歷史。這或許源于當年我曾在美國國會和里根政府內任職的經歷,當年,我常常被卷入財政和貨幣問題。事實上,在進入美國政壇之前,在1968~1970年,為躲避兵役,我曾就讀于哈佛神學院,跟隨偉大的歷史學家弗蘭克·弗萊德爾研究羅斯福新政。自那時起,我沒有放棄過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因此,當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開始在華盛頓東奔西跑,聲嘶力竭地宣稱大蕭條2.0時代即將到來時,我就感到大事不妙了。
隨后,美聯儲開始盲目地鼓吹貨幣流動性。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上,前94年累積的總債務約為8 500億美元,但在短短的13周內,總債務快速增加到13 000億美元的水平。因此,我相信當時美聯儲完全是在依靠直覺做決定,目的很明顯是盡快澆滅華爾街的怒火。而其鼓吹大蕭條2.0時代這一威脅,無非是為瘋狂印發貨幣找一個借口而已。這絕對是前所未有的瘋狂舉動。
最終,汗流浹背的時任財政部部長保爾森又一次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這一次他是來宣布華盛頓的決定的:財政部開出130億美元的巨額支票拯救通用汽車公司。我正是在那上面栽了跟頭。當年,我離開白宮去華爾街闖蕩,從事了20年杠桿融資收購業務。正是在那個時期,我在底特律遭遇了非常倒霉的變故而名列“傷員名單”。我曾經組建和部分擁有一家價值約40億美元的汽車零配件供應廠,也曾為其融資,并且不慎欠下了巨額債務,最后被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公司)那些狂妄自大的領導者徹底搞垮了,現在他們自己反而“緊急迫降”成功了。
在底特律的那段經歷,使我當時深陷法律糾紛,竭力向檢察官證明,公司的倒閉是因為杠桿和(我的)愚蠢所致,并非由于欺詐。我全身心與官司纏斗了3年,我確認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底特律的汽車工業早已債務纏身、羸弱不堪,它變成了華爾街“游樂場”里的“紙牌屋” ,充斥著公司間的交易、杠桿融資收購。這同樣包括我自己的公司,也已經淪落為別人手中的一張牌。但它真正需要的僅僅是洗個自由市場經濟下清理門戶式的“冷水澡”,與此同時,對于那些受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控制的就業崗位,應該大幅度降低每年高達10萬美元的薪資、福利支出。
保爾森宣稱,一旦汽車工業崩潰將導致數百萬工人失業。對此,我啞然失笑。當年我公司旗下有40家北美工廠,為此我跑遍了美國整個汽車工業地帶。在北部,我親眼所見那些受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控制的幾十家工廠破敗不堪;而在南部,幾十家由外國汽車廠商投資興建的工廠,廠房簇新、運行高效、設備先進,它們隨時準備發力,再次拉緊行業發展的韁繩。如果沒有汽車救助計劃,汽車市場也不會縮小,工人也不會失業,恰恰相反,一旦遵循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則,汽車工業將會從北部搬遷至南部。
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共和黨人掌控的白宮行政當局漠視傳統財政準則而恣意妄為,其主事者便是政治新星保爾森,和由他率領的、野心勃勃的高盛銀行家團隊。當年我曾在早期里根政府中謀事,同樣深陷激烈的現代財政斗爭之中。從斗爭中,我學到一些與事實大相徑庭的東西,即國會是由435個小王國的代表組成的,他們決策的首要思維方式就是先例推論。所以,一旦開此先例,華爾街、AIG(美國國際集團)和通用汽車將被放出牢籠,這個國家的財政運行便沒有了邊界,公共財政成了所有人追逐攫取的對象。
多年前,里根在預算斗爭中最終以黯然失敗告終,那時我就發現了這個令人擔憂的景象。盡管幾十年里,共和黨人發表各種演講,為里根辯解,化解人們對“大政府”的指責,但他們從來沒有把這種反思付諸行動。因此,在這期間,盡管共和黨政府對外宣傳的口號是“更小的政府”,實際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會讓“大政府”更加臃腫。到了2008年,政府已經龐大到了沒有任何財政“回旋余地”的地步,美國不得不進入“救助國家”的名單中。
1985年,在我離開白宮時,我曾撰寫過一本朝氣蓬勃的作品《政治的勝利》,譴責共和黨在揭露赤字財政邪惡上的虛偽。但我也試圖傳遞某種更積極的觀點:既然里根沒有提出要對預算支出進行系統性縮減,那么也就證明了沒人愿意去削減那些構成“大政府”的核心支出了。
因此,巨額的聯邦醫療保險和社會最低保障計劃從來沒有被劃掉過。對于經過經濟情況調查的福利補貼,僅僅做了溫和的改良,而且被保留的改良措施少之又少。原因十分簡單,因為這里面牽涉太多“福利女王” ;農業補貼和退伍軍人福利也沒有被砍掉,因為這些補貼的受益人是共和黨的選民;由于中產階級家庭強烈要求增加學生貸款和獎學金,教育部門的預算變得十分龐大。總之,在里根身后,留下一個“福利國家”,其福利支出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僅比卡特政府時代低了0.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又增加了龐大的結構性赤字。
這是25年前的事。如果說那時候在國會的共和黨老人多多少少還保留了一些財政公正的話,現在這些財政公正的痕跡早已蕩然無存。在小布什執政的8年間,共和黨的財政政策從減支轉換成增支,這是自約翰遜總統以來難得一見的情形。通過了醫療保險中的處方藥福利,大量增加教育支出,設立惡魔般的國土安全部,發放巨額農業補貼,到處是過剩的“豬肉桶”。更糟的是國防預算成倍增加,而且,共和黨的所謂招牌已經淪落為:無論何種原因皆可減稅,無論游說集團在白宮前街采取何種形式,都可以獲取其影響力。
因此,當小布什離開白宮時,留下了空前龐大的救助計劃和財政赤字,金額高達12 000億美元,占到了GDP的10%。這還是奧巴馬推出經濟刺激計劃前的水平。但真正讓人感到擔憂的是,那些占據著財政部大樓三層的華爾街主管們成功地說服了倒霉的小布什,實施一次性1 500億美元退稅政策以刺激經濟發展。
我與供給經濟學說之流早已分道揚鑣。在我離開白宮時,我還非常尊敬里根,因為他固守已經失控的國防建設。我還佩服他拒絕承認是他造成了20世紀80年代的巨額財政赤字,他認為卡特才是罪魁禍首。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保爾森的退稅方案如同扇了里根一個大耳光,因為里根當年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埋葬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觀點:華盛頓通過借錢給消費者購買皮鞋和蘇打水,可以創造經濟繁榮和社會財富。
現在,保爾森把這塊遮羞布也扔掉了。這些來自高盛的腦子不清醒的“托缽僧” 們難道不知道,當年在里根“遠征軍團”中有許多年輕人,特別是“供給學說之父”杰克·肯普曾經嘲笑過卡特,說卡特實施每戶家庭50美元退稅計劃是一件愚蠢透頂的行為。而在2008年2月,保爾森兜售給南希·佩洛西的所謂退稅方案,與當年50美元退稅的蠢事如出一轍。
最終在穩健財政上,我看到了一絲曙光,但這與保爾森毫無關系,他依舊對穩健財政政策的清規戒律無知無畏。共和黨政府推出了無數救助方案,美聯儲也在瘋狂印發貨幣,這表明共和黨人開始信奉凱恩斯主義稅收刺激的初級理論,并達到令人生畏的程度。這事實上是華爾街發動的一場政變,其結果是華盛頓會接受任何權宜之計以維持金融泡沫,而不顧這些措施是不是對自由市場、穩健貨幣和財政公正等歷史原則的背叛。小布什剛剛搬離白宮,奧巴馬便迫不及待地推出了8 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把人們對凱恩斯主義回歸的疑云一掃而光。白宮與華爾街狼狽為奸,很快便開動了印鈔機,重新開始制造經濟泡沫。這是一杯自釀的毒酒,因為這意味著最終推動華盛頓的政策行為是華爾街那些快錢投機者和無人值守交易機器人,而不是白宮。特別是就第一輪問題資產救助計劃投票時,人們悲哀地發現事實果真如此。這同樣意味著那些大手大腳花錢的人、在白宮前街游說的掮客們、揮刀自宮的共和黨減稅派們,都臣服于股市這個偉大的救世主。而正是他們共同推動了國家財政赤字,如海嘯般地洶涌而來,達到了在和平時期不可想象的規模。
奧巴馬上任才21天,就毫不遲疑地批準了8 000億美元的救助方案。這個救助百寶箱包羅萬象,有消費者退稅宣講手冊、商業救助計劃,聯邦和地方政府從中也獲得了充足資金,其中包括高速公路“豬肉桶”項目和綠色能源計劃等額外項目。批準之前,在白宮前街的掮客們中間進行了一場壯觀的“大魚吃小魚”的吞食游戲。毫不夸張地說,參議員皮特·多梅尼西和肯特·康拉德等財政公平的堅定守護者,其數十年來不斷削弱聯邦預算怪獸的努力,在一眨眼的工夫就被沖刷得無影無蹤。
我追根溯源,歸納了一些令人崩潰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到底為什么美聯儲在13周內印發的貨幣數量是原先一個世紀的貨幣發行量的兩倍?在短短的140天內,國會批準了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和奧巴馬刺激計劃,總額高達15 000億美元,其政策依據甚至不曾在國會立法文件中出現過,更不要提這些政策依據是否被仔細研究和分析過。財政謹慎的原則是如何被徹底拋到腦后的?為什么股市指數從2007年10月的1 560點在15個月內跌到670點的坑底?華爾街前十大銀行,其估值在2007年年中超過了1萬億美元,但為什么在隨后短短的12個月內就瀕臨破產,需要接受政府救助了呢?為什么沒有人預測到次貸危機?為什么龐大的華盛頓房屋金融中介代理商會突然陷入烈火中?為什么擔保債務憑證、信用違約掉期等有毒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會突然分崩離析?最無解的問題是,AIG為何令人震驚地突然就解體了呢?
我的理解是,AIG就像是“柴火堆里的臭鼬”。我闖蕩華爾街20多年的經歷讓我讀懂了這個跨國巨頭及其傳奇創始人莫里斯·格林伯格。他不僅被看作金融行業的黃金標準,而且被視為金融界全能上帝的左右手。那為什么AIG突然間就需要1 800億美元的政府救助才能繼續維持其業務呢?更糟的是,這樣一筆數額驚人的救助款,相當于美國商務部、勞工部、能源部、教育部和內務部的全部預算支出金額,卻被伯南克當作圣誕節的潘趣酒,在虛擬數字貨幣機器上輕輕地按下了“發送”鍵,就這么輕率地分掉了。
我的探尋旅程最終成就了本書。我總是在想,在這些重大的、莫名其妙的、有征兆的事件背后,一定是有其必然的規律和歷史原因。而我在華盛頓和華爾街工作了將近40年,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人都想象不到,這種天方夜譚式的事情有一天會發生。零利率?財政赤字占GDP的10%?6萬億美元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大廈頃刻倒塌?伯南克本人前腳剛宣布“大穩健”時代已經到來,后腳就馬上宣布美國進入大蕭條2.0時代,為什么?
的確,這才是事情的本質,直抵本書精髓。伯南克曾在2004年宣稱,美國的繁榮將永續,因為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在調節經濟周期,舒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盛衰起伏方面,已經深得要領,技藝出神入化。本書卻得出完全相悖的結論:美國已陷入大變形。自由市場經濟和繁榮已經危在旦夕,美國政府和美聯儲由于太貪婪、臃腫和外部競爭,而悲慘地失敗了。它們已經墮落為某種權貴資本主義和金錢政治的工具,依然被當今集權政策的觀念所束縛著。而華盛頓經濟的三駕馬車: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供給經濟主義都有著相同的集權政策的觀念。
我們面對的是20萬億美元財政赤字這個悲慘的現實,因此似乎很難想象還會發生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但事實上貨幣膨脹更加兇險。本書的核心就是美聯儲胡作非為的故事,控訴它如何徹底放棄了穩健的貨幣政策。正是它的所作所為,才使政客們對巨額公共債務實行貨幣化,盡享財政赤字帶來的快感,卻不用承受赤字所帶來的痛苦。
利率機制作為金融市場可靠價格信號也已經失效。國債收益率曲線被扭曲,成為投機領先者的天堂;套利交易的杠桿被急劇放大,1%的市場波動都會給投機者帶來意外橫財,而一旦崩盤,這些杠桿交易又急需政府的救助;華爾街搖身一變,成為一個魯莽、危險和貪婪的賭場。與此同時,美聯儲實施零利率政策,無情地壓榨儲戶的血汗,導致全球大宗商品泡沫越吹越大。而這泡沫衍生出來的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又無情地打壓普羅大眾的生活質量。為了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穩定,美聯儲又無恥地把食品和能源價格從CPI中剔除。
不用說,美國并非是在一夜之間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地步的,而是前后花了將近100年的時間。這正是我現在搜尋的當代修正主義的歷史。它將揭示出,即將到來的“國家廢墟”景象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羅斯福,正是他拋棄了堅持穩健貨幣的兩黨傳統,我們可以在羅斯福新政的權貴資本主義中找到蛛絲馬跡。本書也簡要回顧了20世紀中期,國家回歸穩健貨幣和財政公正的黃金年代。在那一時期,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小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任美聯儲主席。
自此以后,國家廢墟的早期景象又再次復活了。1971年8月,“狡猾的尼克松”背信棄義,在馬里蘭州戴維營公然宣布,美國不承擔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債權義務。把美國帶離金本位是一個危險的開端,自那以后,游資泛濫、巨額債務纏身、全球超發貨幣都導致了極其危險的動蕩。尼克松的罪行從來沒有被清算過,到了里根時期,罪惡繼續延續,直至最終摧毀財政公正,促使“戰爭國家”和“福利國家”繼續膨脹,而對普通民眾并不加以任何稅賦約束。在美國最終滑向泡沫金融的時代,對于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掌舵下的美聯儲,金融操控變成了常態機制,加上財富效應和縱容華爾街的政策,所有這些就像是扣下了扳機,危機隨即發生。
本書并非按時間排序。它首先像剝洋蔥般地揭開了人們的困惑,由華爾街、救助方案的辯護者和華盛頓經濟學家一起演唱的三重奏,他們皆假設國家可以拯救失敗的經濟。而在現實中,是失敗的國家正在摧毀蕓蕓眾生的福祉。
本書的第一部分講述了“黑莓恐慌” ,是特指在2008年9月那個歷史時刻,華盛頓如何動用援助資金來拯救華爾街。這部分也對所謂的都市謠言進行了澄清,展示這些虛構傳聞是如何誕生的。據悉,當年美聯儲和財政部就是用這些所謂的都市謠言來刺激國會,讓國會在恐慌中匆忙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同時,美聯儲也不惜將謠言當作借口,為資產負債表上激增的債務尋找理由。所謂的金融危機其實只發生在華爾街,是華爾街自我毀滅給投機者造成了損失。與此對應,市場上其他銀行系統并沒有受到嚴重危害,ATM(自動柜員機)沒有關閉,貨幣市場也沒有崩盤,而所謂的大蕭條2.0時代也沒有到來。
這個觀察很重要,因為它表明在2008年9月發生的華爾街危機,并不像來自深邃太空的彗星一樣,突然神秘到訪太陽系,從而需要使用“緊急隔熱罩”,如采取超發貨幣、財政赤字和救助方案等破壞財政法則和紀律的做法。相反,危機是在過去幾十年里,華盛頓不斷違背準則和紀律所慢慢累積的。它用未經國會撥款的戰爭、減稅和“福利國家”的擴張,腐蝕了國家的金融傳統;它允許權貴們瘋狂掠奪國庫,在美聯儲總部舉辦了一場場金融賭場的盛宴。
第二部分又揭開了歷史的另一層面紗,更加清楚地看見比現實更遠一點兒的大變形歷史。我將會戳穿共和黨的懷舊老調:盡管這幾年美國患上了一些神秘的小毛病,造成了金融危機,只要我們回歸到原汁原味的里根主義,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美國的早晨” 的情形從來沒有在現實中發生過,財政災難卻正在發生。
同樣,本書第三部分掃清了其他一些思想上的困惑,來理解目前危機的歷史深度。即現今凱恩斯主義“大主教”宣稱,羅斯福新政早已經寫下神圣的誓言,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緊緊跟隨,準備隨時戰斗;而事實是,除了一些歷史書還在對羅斯福新政大吹大擂之外,所謂的新政就是一場政治秀,它根本沒有解決當年的經濟大蕭條。同時,大蕭條是由全球貿易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崩潰所引起的,因此,與造成目前美國經濟創傷的原因相去甚遠。
本書講述了自“一戰”以來不斷演進的故事,是對歷史事實的簡要描述,是對那些錯誤行為的批判。本書以那些政策反叛人物為主角,他們是非穩健財政的最主要成員。這些人物包括羅斯福、尼克松、阿瑟·伯恩斯、沃爾特·海勒、米爾頓·弗里德曼、約翰·康納利、喬治·舒爾茨、阿瑟·拉弗、卡斯帕·溫伯格、格林斯潘、紐特·金里奇、羅伯特·魯賓、小布什、亨利·保爾森、蒂姆·蓋特納、杰夫·伊梅爾特、麥晉桁、保羅·克魯格曼、勞倫斯·薩默斯和奧巴馬,特別還有伯南克。
對應著這些反叛角色,還有一批政策英雄們,包括早期的卡特·格拉斯、H·帕克·威利斯、柯立芝、胡佛、劉易斯·道格拉斯和詹姆斯·沃伯格,以及后期的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喬治·漢弗萊、小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道格拉斯·狄龍、比爾·西蒙、保羅·沃爾克、霍華德·貝克、皮特·多梅尼西、克林頓、保羅·奧尼爾、羅恩·保羅、理查德·謝爾比,以及希拉·拜爾。
反叛人物和英雄之間的戰爭,其結局并不公平。當故事結束時,我們會得出清晰的結論:權貴資本主義如何最終贏得了勝利,為什么說財政懸崖是不可逾越的,以及我們將面臨一個怎樣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廢墟。在本書的最后章節,我嘗試指出另一條可以選擇的道路。基于大變形根深葉茂,盡管那條道路所通往的前景催人奮進,但道路本身將極其崎嶇險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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