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社會科學而言，貧困常常是一種周期性地被“再發現”、帶有某種令人吃驚的特質的社會現象。在社會科學界廣為人知的一個事實是，當阿拜•斯密斯與彼得•湯森熱情地謳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那些繁榮的福利國家的時候，其中的英國卻被發現殘存著嚴重的貧困現象。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去維岡碼頭之路》中所描述的戰爭爆發前所發現的英國國內的階級貧困狀況，也是一段廣為人知的故事(BrianAbel-SmithandPeterTownsend,ThePoorandthePoorest:ANewAnalysisoftheMinistryofLaboursFamilyExpenditureSurveysof1953-54and1960,London:G.Bell,1965;GeorgeOrwell,TheRoadtoWiganPier,London:VictorGollanczLtd,1937.)。從布思到彼得•湯森，英國人持續不斷地展開著調查貧困的活動，對于貧困問題的關注從未中斷過。當然日本也是如此，拋開輿論層面的關注，從橫山源之助到江口英一持續編寫的《社會調查的源流》也都不斷發現，明治以后，日本社會底層一直存在著一個數量龐大的貧困層(江口英一編：『日本社會調査の水脈-そのパイオニアたちを求めて』、京都：法律文化社、1990年。)。無論是在高速發展時期還是在泡沫經濟時代，即便是按照傳統意義上的標準來看，我們依然可以再次確認，日本社會也從未消除過貧困(高速發展時期的情況可以參見江口英一：『現代の「低所得層」-「貧困」研究の方法』(上•中•下)、東京：未來社、1979年;泡沫時期的狀況可以參見水島宏明：『母さんが死んだ-しあわせ幻想の時代に』、東京：社會思想社、1994年。)。

　　然而，這些學者揭示的貧困“再發現”卻依然令我們吃驚，也引發人們的質疑，這是為什么呢?筆者認為，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貧困現象被刻意掩蓋而無法讓人們真正看到。當人們看到了被掩蓋的現實的時候，自然會表現出吃驚和抵觸。那么，為什么看不到呢?試想，如果人們受到一種刻意否認貧困存在的勢力的操控和影響的話，就會產生這樣一些誤解：第一，我們會認定富裕和貧困是無法共存的對立物,即單純地以為社會富裕之后，貧困就會自然消失。這是對于貧困認識的最根本的誤解。第二，我們會認為貧困是由于個人的努力不夠，將其完全歸結為個人的過錯。這一想法是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會存在的、阻礙人們對貧困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陷阱。特別是在公然主張將個人能力主義作為社會的組成原理的現代社會，這是一種極為容易被接受的觀點。一旦持有這樣一種觀點的話，貧困就變成了個人的責任，而它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就在問題意識上被斬斷了。第三，我們頭腦中所固有的對于貧困的印象往往是：饑餓的孩子、無法蔽體的衣服、難擋風雨的房屋等，如果以這樣絕對貧困的印象去環視四周的話，貧困似乎確實是看不見了。然而，即便如此，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總是能夠目睹到無家可歸者展現給我們的貧困現象，依然無法否認貧困的客觀存在(巖田正美：『ホームレス/現代社會/福祉國家』、東京：明石書店、2000年。)。下面，筆者將從揭示上述這些誤解入手，深入探尋對于貧困問題的正確認識。

　　一、關于貧困問題的三種誤解

　　1.關于“富裕與貧困無法共存”的誤解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曾有一段著名的關于貧困與富裕的關系的論述：“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于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硬說由于所有勞動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產品和從事更復雜的生產，那就是撇開階級對抗，顛倒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不然也可以這樣說：因為在羅馬皇帝時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養鰻魚，所以說全體羅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當時羅馬人民連必要的糧食也買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卻并不缺少充當鰻魚飼料的奴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頁。)

　　馬克思一語道破了其中的奧秘：因為存在著貧困與富裕的對立，才會有進步。階級社會的活力并非源于所有人的富裕，而是源于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的日益貧困與一部分人日益富裕所形成的對立結構。繁榮與富裕的時代正是衰退與貧困凸顯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6-568頁。)。因此，絕不能說社會迎來了繁榮，人們享受了富裕，就一定能夠保證自動地消除衰退和貧困，現實也正是如此。

　　那么，如果不能對社會的繁榮和富裕抱有天真的期待的話，貧困和衰退到底要如何解決呢?我們說，在階級社會尚存的殘酷現實面前，要徹底消除貧困，恐怕只能是癡人說夢了。同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這個直接處于人類社會實行自覺改造以前的歷史時期，人類本身的發展實際上只是通過極大地浪費個人發展的辦法來保證和實現的。”(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3頁。)這段話寓意深刻，因為它提示我們：正是“人類社會的自覺改造”才是避免“極大地浪費個人發展”、從而“保證和實現人類本身的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要實現沒有貧困的富裕，除了有意識地應對貧困問題之外，別無他法。如果不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采取消除貧困的方法，世界的富裕就無法實現“人類本身的發展”。這也從深層次說明了為什么只是單方面地實現富裕無法保證自動消除貧困的原因所在。

　　2.關于“貧困源于自身過錯”的誤解

　　英國對于貧困問題的研究歷史悠久。步入近代社會之際，面對已經凸顯的貧困問題，英國先后出現了采取措施取締貧困的伊麗莎白濟貧法時代、通過工資補助實現濟貧法的人道主義化的斯皮納姆蘭法時代、19世紀嘗試將之前的濟貧對策制度化的新濟貧法時代、維多利亞王朝時代發展起來的在中產階級之間盛行的自欺欺人的慈善運動時代等。伴隨這些時代的相繼出現，早期的貧困問題研究也一直持續著。然而，這樣的時代卻也是人們受著一貫的、強烈的貧困觀支配的時代，產生這種貧困觀的原因是將貧困視為由于個人懶惰、命運不佳、不道德、沒能力等引發的問題的個人主義傳統。對此，布思和朗特利通過社會調查，不僅揭示了當時的貧困狀況，而且極大地動搖了一直以來將貧困歸結為個人責任的貧困觀，他們向世人提出：貧困并非個人的過錯，而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布思于1886年-1902年期間在倫敦、朗特利于1899年-1950年期間在紐約，分別進行了3次貧困調查。)。社會科學的貧困觀由此開始確立。

　　如果是社會結構導致一定時期內一定數量的生活貧困者以社會階層的形式出現，抑或是成為社會問題的話，那么重要的就不是什么樣的個人才會跌入生活貧困者的池塘這樣的個性問題了，而首要的應該是社會性問題，即準備了貧困的池塘等著接收個人的社會結構的問題。我們以搶椅子游戲為例進行說明就比較好理解了，只將少于定額人數的座位準備在房間里，再將人們趕進去，讓他們相互沖突、相互競爭、搶奪椅子時，搶椅子的游戲就開始了。如果按人數準備椅子的話，所有的人都會有椅子坐，但是如果房間(社會)的空間有限、椅子(資源)也有限的話，椅子的位置、大小、優劣等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差別，占據高于一定標準的椅子的人出現的同時，只得坐上無法滿足一定標準的椅子的人，或是無法坐上椅子的人也會出現，這是必然出現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最大的問題不是誰坐在哪里，而是產生椅子差別的自然結構。社會科學的立場當然應該明確，采取其他任何立場也應該如此，即絕不能將個人作為各種關系中負責任的一方，因為“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

　　3.關于“貧困現象的認識”的誤解

　　上述兩種誤解以社會科學的視角判斷的話，其實只是極為單純的誤解而已，因此消除這些誤解也并非難事。可是，這第三種誤解的情況就有些不同了，因為這種誤解中包含著極為本質的問題，諸如究竟應該怎樣認識貧困問題就包含著：貧困是什么、生活貧困者是一些什么樣的人等問題。這樣就使我們必須正視關于貧困問題的最棘手的討論。

　　在此，我們需要為貧困這一古老的概念注入新的視角，在20世紀90年代再次發現貧困的事實正說明這一需要的重要性。在“貧困的再發現”的很長的一段歷史中，這次的再發現具有獨特性，那就是它與至今為止的“再發現”既不同，又與全球化進程相適應，是在全球化視角下展開的“再發現”，并經常表現為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等國際性機構在解決貧困問題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同時必須承認，它們對于這一古老問題的解決帶來了新的期望和解決辦法。下面筆者將就貧困問題在新時期所具有的特征提出自己的兩種新見解：第一，從人類發展的視角認識貧困。第二，通過調查發現全球化導致貧困的不斷擴大。

　　二、對于新時期貧困問題認識的新見解

　　1.從全球化的本質認識貧困問題

　　1990年是國際機構在貧困方面開展創新性工作的開局之年，這一年世界銀行在其《世界發展報告》中將“貧困”作為主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也開始出版發行《人類發展報告》(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UNDP),HumanDevelopmentReport 1990，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1990年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機構發展路線的范式轉換之年，其實是有跡可循的。20世紀80年代是新古典主義研究(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結構調整方案)發揮壓倒性影響力的時期，當時世界經濟陷入衰退，拉丁美洲各國深陷巨大的累積債務之中無法自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國及南亞各國貧困問題十分嚴重。只有亞洲新興工業國(NIES)表現出良好的經濟狀況，這使新古典派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說服力。然而，也是在這些國家瀕臨金融財政破產的這段短暫時間，國際機構逐步推進了范式的轉換。1987年，聯合國兒童基金組織的文件中對于“結構調整”提出了“人性化的調整”，提出對于全球的弱者給予保護的必要性，這些提法體現出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發展給世界帶來的災禍已經到了無法忽視的地步(G.A.Cornia,RichardJolly,andFrancesStewward,eds.,AdjustmentwithaHumanFace:Vol.〖STBX〗1〖STBZ〗,ProtectingtheVulnerableandPromotingGrowth,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世界銀行也承認這樣的批判，認為在結構調整的進程中需要采取應對貧困的對策(以《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貧困》為開端，直到《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與貧困作斗爭》，“根絕世界的貧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課題”(世界銀行總裁詹姆斯•沃爾芬森的話)的課題認識貫穿世界銀行整個20世紀90年代。)。

　　與這一動向相呼應，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出版發行的《人類發展報告》中，以阿瑪蒂亞•森倡導的“潛在能力”概念為依據，首次將“人類發展”的改善確定為發展經濟的目標(的確，森的潛在能力概念針對于主流經濟學派的價值論——效用論而言，是以人類發展為主體作為基礎的價值理論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正如西川潤所指出的：“由于森的經濟學是建立在個人人權基礎上的，因此無法與民眾、社會運動相關聯”，不能忘記這一點(西川潤：《為了人類的經濟學：發展與貧困的思考》，東京：巖波書店，2000年，第289頁)。正是這一點，在森與湯森的論戰中(1983年-1985年在《牛津經濟研究(OxfordEconomicPaper)》雜志上進行)，成為湯森對森展開“個人主義”批判的核心。)。認為所謂人類發展就是擴大人們的選擇，為了把握人類發展的狀態，需要將“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即“壽命、知識、生活水平”指標化。壽命是指“平均壽命”，知識是指“成人識字率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入學率的合計”，生活水平(一般人的生活)是指關注“人均實際國內總產值(購買力平價換算)”，并將三者合成指數，制成人類發展指數(HDI)。在此基礎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以后每年發布世界各國的數值和排序，而在1997年的《貧困與人類發展》報告書中，更首次提出以人類發展指數為基礎的貧困認識具有重大意義(國連開発計畫：『貧困と人間開発』、國際協力出版會(滋賀県：古今書房)、1997年、第1章。)，由此出現“人類貧困”與“人類貧困指數(HPI)”的概念。所謂貧困不只是指物質上的匱乏，從剝奪對于人類發展而言最為基本的機會與選擇而言，也不只是收入貧困與糧食貧困，更為重要的是必須以“人類貧困”為出發點去考察。此外，衡量這種貧困滲透程度的綜合尺度則必須是反映人類發展的三個指標被剝奪的狀況，即必須考察符合壽命的剝奪(不滿40歲死亡人數的比例)、知識的剝奪(成人的文盲率)、一般生活水平的剝奪(三個變數的組合)三個主要指標的人口比例(HPI-1)。之后，在1998年的《消費模式與人類發展》報告書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又提出考察發達國家貧困狀況的新指標(HPI-2)(國連開発計畫：『消費パターンと人間開発』、國際協力出版會(滋賀県：古今書房)、1998年、第1章。)，并將三個組合指數的衡量標準做出調整，分別改為：壽命上預期不滿60歲死亡人數的比例、知識上功能性識字能力(讀懂藥瓶標識、能夠為孩子閱讀)不足的人口比例、生活水平上個人可支配收入低于中間值50%的人口比例，并且加入一個新的變數——“社會性排擠”(一兩個月以上長期失業人口的比例)。這樣一來，第一次確立了覆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綜合性的對于貧困的認識。

　　立足于人類發展視角的這一對貧困的理解實際上是一種具有思考人類到底應該如何的人類觀背景的、并繼承了以此為依據的貧困認識的傳統的觀點。說到底，具有怎樣的人類觀是對于貧困認識的前提，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河上肇在《貧困物語》的一開始就這樣寫道：“想來對于我們人類來說重要的東西大概有三個，一是肉體(body)、二是精神(mind)、三是靈魂(spirit)。因此，人類的理想生活只能是維系這三種東西的健全，并促其發展……如果存在著連保證肉體(body)、精神(mind)和靈魂(spirit)這三種東西的自然發育所必需的物資也無法得到的人的話，那么這些人都應被稱為貧困者。”(河上肇：『貧乏物語』、東京：巖波文庫、1947年、12頁。)

　　河上的這種闡釋，只是為了把“第三種貧困”與從比較的含義上談及的貧困(“相對于有錢人所說的貧困者”)以及身為被救濟者的貧困(“依靠接受其他救助人的慈善維持生活的人”)相區分，并將其作為問題的核心來探討而已。他接著又這樣解釋：“所謂人類的理想生活就是，既要衡量并推進我們自身的肉體生活、精神生活(mentallife)以及道德生活(morallife)的發展——換言之，就是我們自身要維系自己肉體、精神(mind)以及靈魂(spirit)的健康，并促進其發育——又要衡量自身以外的其他人的肉體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發展、提高的狀況，并對這些做出分析的一種生活。”(河上肇：『貧乏物語』、東京：巖波文庫、1947年、134-135頁。)這里揭示了從人類發展的視角對貧困理解的共同認識。

　　2.對于貧困狀況的全球性調查

　　雖然同樣是國際性機構，世界銀行對于貧困的理解卻是有點機械了。世界銀行是從我們前面提到的收入貧困的觀點來認識貧困的，即設定國際貧困線，并分別將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線設定為收入(或支出)水平一天在1美元(購買力評價=PPP美元)以下、拉丁美洲一天是2美元、獨聯體各國一天4美元、以美國為標準的發達國家一天是1440美元，而且將發達國家的國內貧困線設定為個人可支配收入的中間值的50%。這的確是一種容易把握貧困的方法，但是這里必須強調的是，隨著世界銀行的全球性貧困狀況調查報告的發表，人們卻發現了不曾了解的重要證據。

　　世界銀行為了制作《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與貧困作斗爭》，對全球60個國家的6萬貧困者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調查，聽取了這些人的想法、經歷和希望，并出版發行了題為《窮人的呼聲》的報告書，形成包括第一卷《誰傾聽我們的聲音?》(2000年3月)、第二卷《呼喚變革》(2000年9月)、第三卷《在廣袤的土地上》(2002年1月)共三卷本的系列叢書(VoicesofthePoorVol.1,CanAnyoneHearUs?,Vol.2,CryingOutforChange,Vol.3,FromManyLands,WorldBank,2000-2.)。

　　通過這一調查得以確認的最大的事實是，不斷在全球蔓延的貧困體驗是極為相似的，其共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第一，貧困是多方面的;第二，國家提供的服務無法惠及普通的貧困者;第三，在貧困者的生活中，非政府組織(NGO)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第四，家庭在貧困的重壓下不斷解體;第五，貧困者們唯一的“保障”——社會聯系也瀕臨崩潰的邊緣。當然，生活在發達國家的貧困者們也或多或少地有著這樣的貧困體驗(了解日本現狀，需要關注的文獻有西尾祐吾：『貧困の世代間継承に関する研究』、東京：相川書房、1999年;青木紀編著：『現代日本の「見えない」貧困-生活保護受給母子世帯の現実』、東京：明石書房、2003年;巖田正美、岡部卓、清水浩一編：『貧困問題とソーシャルワーク:公的扶助論』、東京：有斐閣、2003年。)。

　　三、正確認識“窮忙族”現象

　　最后要談談近年來引發關注的“窮忙族”(Workingpoor，指終日辛苦工作，卻依然貧窮的一族)問題。本文所討論的人類貧困既不僅僅是指差別上(河上所說的第一種貧困)，也不是指被救濟的貧民(河上所說的第二種貧困)。然而，這些貧困卻無法與人類貧困完全割裂開來，這些貧困相互關聯并共同作用，導致了“窮忙族”問題的出現，這才是本文所要提出的問題。

　　“窮忙族”問題的背后雖然是勞動市場中工資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但若以社會結構的視角審視的話，就不難發現現在的勞動市場有著必然產生“窮忙族”的結構。例如，比較一下日本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額和最低生活保障支付額，就可以一探究竟。現在，日本在法律上按地區不同、產業不同規定了最低工資額，每年這些金額還會變動。例如，東京2013年的最低工資是全國最高的，每小時869日元，最低的是沖繩和長崎等9個縣，每小時是664日元(參見日本厚生勞動省:“不同地區最低工資全國一覽表”，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minimumichiran/。)。一方面，生活保障費在計算最低生活費的基礎上支付，例如，如果是居住在東京的20歲-40歲的夫婦帶有一個10歲左右的孩子的家庭，一個月的生活保障費大約需要20萬日元，再加上居住保障費用(假設住在公租房的房租是4萬日元)，即使不計入教育費、醫療費，最低生活費也需要24萬日元(關于生活保障問題，可參照“生活保護110”的網站(http://www.seiho110.org)。)。最低工資能夠負擔得起這樣的最低生活費嗎?不用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窮忙族”之所以成為問題，也是因為人們設想了“忙就不窮(workingnopoor)”的狀況。然而，如果想一下官方計算的最低生活費與官方保證的最低工資之間的差距的話，“忙就不窮”的狀況就只能是一種特殊情況或是某種歷史偶然了吧。因為勞動市場準備的是制造“窮忙族”的椅子，并一直在旋轉著。

　　以社會科學的視角來看，“窮忙族”的增加意味著有越來越多的勞動人口不斷跌入相對過剩人口的行列。馬克思曾經指出：“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完全失業的時期，都屬于相對過剩人口。”(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8頁。)他同時說明，相對過剩人口具有三種形式，即“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其中第三種形式——“停滯的過剩人口”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窮忙族”，即“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是就業極不規則”的這一類工人階級。馬克思接著這樣闡述道：“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0頁。)正因為如此，“工人階級中的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頁。)。

　　可見，關注“窮忙族”問題就更需要將“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作為研究問題的對象，敢于對這個一般規律的推行發起挑戰，予以斗爭，而想要消滅貧困取決于是否能夠真正有勇氣邁出開展這一斗爭的腳步(在2000年9月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世界140個國家元首達成2015年之前努力消除貧困的共識(參見“千年發展目標”)。要想落實這一共識，關鍵在于國際社會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對于“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采取對抗行動的覺悟。)。

　　(本文翻譯于渡邊雅男的著作『市民社會と福祉國家——現代を読み解く社會科學の方法』、京都：昭和堂、2007年、第6章、170-185頁。經作者同意，有所刪改。作者簡介：渡邊雅男，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譯者：譚曉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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